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既然这可怜的创作生涯一直如此漂浮不定，干脆就走个极致吧，建立50个工作室，50个有时限的乌托邦，渐渐习惯于盛放和幻灭不停交替，直至不再因此而伤悲，不再有倦意，我也就可以在“工作室”这件事情上真正超脱了吧。
“工作室”这个词，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是没有听到过的，这也是个从港台舶来的词汇吧，读美院那会儿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是“画室”，后来我工作之后和几个小哥们儿筹划着自己创业，搞个画广告插画的小团体，印名片的时候第一次用了“工作室”这个名称，那时可是个时髦的词，很少有人用。十多年后我开始搞创作的时候，四处找房子，后来终于定下一间，门口不远处，就有一个发型工作室、两个婚庆工作室，好像还有一个纹身工作室，总之顿时有些亲切，都是江湖上想要自圆其说却又实在拿不出个什么说法的人，凑在一处工作了，自然就算一个“工作室”了。
废话半天还是回到“我的工作室”这个话题吧，就是上面说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是在上海旧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估计是曾经辉煌过的，住过一些大户人家，后来颓败了，本来就狭窄的巷子里停了好多自行车，汽车是肯定进不去的，走路都有些难。但是那栋小巷深处的房子实在是漂亮，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洋房，陈旧不堪但非常安静沉稳的样子。20多平方米的一间采光明亮的房间，价格很便宜，我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借了下来。后来几天的时间里，每天都在福州路文化街，大批地进各种美术用品，画架画布、一捆捆的笔和整箱的颜料。似乎觉得拥有了工作室，再坐拥满满一房间的画具，就离成为艺术家不远了吧。几天之后一切便初具规模了，特别是下午坐在窗口的阳光里，面对一张空白画布的时候，心里真的美极了，完美的气氛，眼前未知的一片空白，是如此崭新而充满魅惑，以至于一笔都不舍得画，经常就什么事情也没干，一天就沉浸在这种 “艺术”的氛围里荒废掉了。这是我长大后拥有的第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很美，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是这样。
可惜，这事儿开始得完美，之后就真不怎么样了。后来渐渐觉得不对劲，那栋洋房里有种很不吉祥的气味，一进楼道就有一股子不正常的尿臊气，如果不开空调，这气味会从门缝里不停涌进来，让人非常心神不安，有一种行将就木的死亡气息。后来在那里也真是没有画成什么好作品，我总想归罪于那股子气味，当然是有些耍赖，画画的人要的是视觉完美，那房子至少看上去无可挑剔。后来我向邻居打听，才知道那栋建筑本来属于一个有钱人，“文革”时候房子被闲人占去了大半，只留了一层楼面，我闻到的气味就来自于这位垂垂老矣的主人，他常年卧病在床，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一个游手好闲也已经人过中年的儿子，嫌脏不愿照顾老人，只请了一个护工草草照料，自己搬了出去，房子便租给了我。回想起来，那个和我签约的房东果然是有一张什么都无所谓的痞子脸。知道了这个故事，我心里更是不舒服，画也更是画不出来了。这样将就了大约半年多，突然有一天这气味就没了，这老人死了，楼道里放了几个简陋的花圈，看得我心里竟有些歉意。再往后的事情更不可思议了，几周以后房东过来找我，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3个月的房租，他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是赌博把房子输掉了，他情愿按照租赁合同违约赔钱，叫我赶快搬走。我的第一个“工作室”就这样在半年之后草草落幕了。
之后我又找了一所老房子，还是上海的旧式洋房，视觉上还是无可挑剔，邻居们也还是几位老人，只是他们都还健康，每次看到我都满脸警惕、终有一战的样子。我和他们主动微笑搭话了几次都被白眼相向，后来也就索性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再不和邻居交流了。那时我已经开始做摄影的创作，每天会在路上捡一些别人丢弃的东西，扛回去自己修修补补做成拍摄用的道具。房间很小，画画的空间不够，我便越来越多做些手工的事情，东西堆得越来越多，我也闷头玩得越来越开心。这样工作了将近一年，突然一天房门被急急地敲响，我正拿着电烙铁在鼓捣一个东西，慌张去开门，竟是几位弄堂老阿姨带了一位片警，语气很客气但身形强悍，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一下子挤了进来，把我团团围住。阿姨们四处打量，各种问题急速涌来，“你是做什么的？”“你的暂住证有伐？”我正疑惑这阵势，民警开口用很不标准的本帮普通话向我解释原因，原来是有邻居去居委会报案，说有个样貌怪异的人每日关在房间里，不知做些什么，怀疑是地下工厂之类。唉，我听了不知该作何解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气氛稍稍缓和后，我用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巧妙地回答了我不需要暂住证，也拿出刚出版的画册，向阿姨大妈们解释了我神秘的工作。他们相互使着眼色，胡乱夸了几句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人之类的话，怏怏退了出去。回身关门重重坐在沙发里，突然就觉得该搬家了，这个房间实在是不适合我的工作，每天都不敢动用大声的工具，大白天敲钉子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搅扰了老人们的午觉，这样憋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之后几天我满大街骑着自行车四处找房子。竟然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市中心发现了一个旧厂区，也是没几天就决定搬了过去。之后通知了很多的朋友，渐渐把那里变成了一个自发的“艺术园区”，那儿的确是一个适合创作者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我做了自己创作生涯里最重要的几件作品，在2010年，甚至把工作室都搬去了上海双年展，原样复制了一个工作室的样貌。展览的那几个月里，工作室都搬空了，我四处游荡如同丧家之犬，因为同时也接到了政府拆迁令，这个完美的工作室，在屹立了五年半之后终于不敌这个国家的建设狂热，和上海这个商业都市对文化艺术的冷漠无情。唉，拆就拆掉吧，总也算在美术馆里做了个告别仪式，几万人随我一起凭吊了过往的这几年岁月，这个我建立的完美的小宇宙（美术馆里的工作室，见照片）。
第四个工作室，是在上海远郊的一栋别墅里。房子很大，租金也便宜，就是离市中心太远了，我只好把家也搬了进去。租赁合同上，房东只肯签为期三年的期限。他说，现在什么都变化那么快，三年已经很长了啊。想想他说的也没错，的确，给我三年的安定，也该满足了。
几次动荡，让我渐渐不再愿意花时间营造自己的工作室了。毕竟工作室只是一个工作的空间而已，重要的还是在其中创造的作品吧，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比工作室本身能存在得更久远。觉得可以不再依赖那个能给我某种安全感和身份确认的“工作室”了，其实也是一种解脱。最近一年我正在做一个叫“移动照相馆”的作品，是一辆装满摄影器材和道具的卡车，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驾驶着它到中国的各地，免费为陌生人也是有缘人拍摄类似老照相馆形式的照片。每到一处，都是临时找个场地就立即搭建一个工作空间，真正的拍摄只一天时间，拍完之后拆散了搬上车就走。一路下来，我至少拥有过50个临时的工作室。既然这可怜的创作生涯一直如此漂浮不定，干脆就走个极致吧，建立50个工作室，50个有时限的乌托邦，渐渐习惯于盛放和幻灭不停交替，直至不再因此而伤悲，不再有倦意，我也就可以在“工作室”这件事情上真正超脱了吧。
这篇文章就是我在路上，在青岛的一个招待所里写的，已经走了好多个城市，建立也拆毁了许多个临时工作室，心中的确已经渐渐安静了下来。换个角度看，人生也只是一程旅行罢了，所谓 “工作室”不过是临时停靠的驿站，既然是一份有关心灵的工作，任何一处可以让灵魂歇脚的地方，也都算是我的“工作室”吧，旅行者既然不避风雨四处漂泊，随遇而安是必修的功课。好在“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吾心安处便是家，离开家也算是回家，如此如此，走就走罢。
“工作室”这个词，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是没有听到过的，这也是个从港台舶来的词汇吧，读美院那会儿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是“画室”，后来我工作之后和几个小哥们儿筹划着自己创业，搞个画广告插画的小团体，印名片的时候第一次用了“工作室”这个名称，那时可是个时髦的词，很少有人用。十多年后我开始搞创作的时候，四处找房子，后来终于定下一间，门口不远处，就有一个发型工作室、两个婚庆工作室，好像还有一个纹身工作室，总之顿时有些亲切，都是江湖上想要自圆其说却又实在拿不出个什么说法的人，凑在一处工作了，自然就算一个“工作室”了。
废话半天还是回到“我的工作室”这个话题吧，就是上面说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是在上海旧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估计是曾经辉煌过的，住过一些大户人家，后来颓败了，本来就狭窄的巷子里停了好多自行车，汽车是肯定进不去的，走路都有些难。但是那栋小巷深处的房子实在是漂亮，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洋房，陈旧不堪但非常安静沉稳的样子。20多平方米的一间采光明亮的房间，价格很便宜，我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借了下来。后来几天的时间里，每天都在福州路文化街，大批地进各种美术用品，画架画布、一捆捆的笔和整箱的颜料。似乎觉得拥有了工作室，再坐拥满满一房间的画具，就离成为艺术家不远了吧。几天之后一切便初具规模了，特别是下午坐在窗口的阳光里，面对一张空白画布的时候，心里真的美极了，完美的气氛，眼前未知的一片空白，是如此崭新而充满魅惑，以至于一笔都不舍得画，经常就什么事情也没干，一天就沉浸在这种 “艺术”的氛围里荒废掉了。这是我长大后拥有的第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很美，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是这样。
可惜，这事儿开始得完美，之后就真不怎么样了。后来渐渐觉得不对劲，那栋洋房里有种很不吉祥的气味，一进楼道就有一股子不正常的尿臊气，如果不开空调，这气味会从门缝里不停涌进来，让人非常心神不安，有一种行将就木的死亡气息。后来在那里也真是没有画成什么好作品，我总想归罪于那股子气味，当然是有些耍赖，画画的人要的是视觉完美，那房子至少看上去无可挑剔。后来我向邻居打听，才知道那栋建筑本来属于一个有钱人，“文革”时候房子被闲人占去了大半，只留了一层楼面，我闻到的气味就来自于这位垂垂老矣的主人，他常年卧病在床，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一个游手好闲也已经人过中年的儿子，嫌脏不愿照顾老人，只请了一个护工草草照料，自己搬了出去，房子便租给了我。回想起来，那个和我签约的房东果然是有一张什么都无所谓的痞子脸。知道了这个故事，我心里更是不舒服，画也更是画不出来了。这样将就了大约半年多，突然有一天这气味就没了，这老人死了，楼道里放了几个简陋的花圈，看得我心里竟有些歉意。再往后的事情更不可思议了，几周以后房东过来找我，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3个月的房租，他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是赌博把房子输掉了，他情愿按照租赁合同违约赔钱，叫我赶快搬走。我的第一个“工作室”就这样在半年之后草草落幕了。
之后我又找了一所老房子，还是上海的旧式洋房，视觉上还是无可挑剔，邻居们也还是几位老人，只是他们都还健康，每次看到我都满脸警惕、终有一战的样子。我和他们主动微笑搭话了几次都被白眼相向，后来也就索性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再不和邻居交流了。那时我已经开始做摄影的创作，每天会在路上捡一些别人丢弃的东西，扛回去自己修修补补做成拍摄用的道具。房间很小，画画的空间不够，我便越来越多做些手工的事情，东西堆得越来越多，我也闷头玩得越来越开心。这样工作了将近一年，突然一天房门被急急地敲响，我正拿着电烙铁在鼓捣一个东西，慌张去开门，竟是几位弄堂老阿姨带了一位片警，语气很客气但身形强悍，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一下子挤了进来，把我团团围住。阿姨们四处打量，各种问题急速涌来，“你是做什么的？”“你的暂住证有伐？”我正疑惑这阵势，民警开口用很不标准的本帮普通话向我解释原因，原来是有邻居去居委会报案，说有个样貌怪异的人每日关在房间里，不知做些什么，怀疑是地下工厂之类。唉，我听了不知该作何解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气氛稍稍缓和后，我用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巧妙地回答了我不需要暂住证，也拿出刚出版的画册，向阿姨大妈们解释了我神秘的工作。他们相互使着眼色，胡乱夸了几句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人之类的话，怏怏退了出去。回身关门重重坐在沙发里，突然就觉得该搬家了，这个房间实在是不适合我的工作，每天都不敢动用大声的工具，大白天敲钉子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搅扰了老人们的午觉，这样憋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之后几天我满大街骑着自行车四处找房子。竟然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市中心发现了一个旧厂区，也是没几天就决定搬了过去。之后通知了很多的朋友，渐渐把那里变成了一个自发的“艺术园区”，那儿的确是一个适合创作者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我做了自己创作生涯里最重要的几件作品，在2010年，甚至把工作室都搬去了上海双年展，原样复制了一个工作室的样貌。展览的那几个月里，工作室都搬空了，我四处游荡如同丧家之犬，因为同时也接到了政府拆迁令，这个完美的工作室，在屹立了五年半之后终于不敌这个国家的建设狂热，和上海这个商业都市对文化艺术的冷漠无情。唉，拆就拆掉吧，总也算在美术馆里做了个告别仪式，几万人随我一起凭吊了过往的这几年岁月，这个我建立的完美的小宇宙（美术馆里的工作室，见照片）。
第四个工作室，是在上海远郊的一栋别墅里。房子很大，租金也便宜，就是离市中心太远了，我只好把家也搬了进去。租赁合同上，房东只肯签为期三年的期限。他说，现在什么都变化那么快，三年已经很长了啊。想想他说的也没错，的确，给我三年的安定，也该满足了。
几次动荡，让我渐渐不再愿意花时间营造自己的工作室了。毕竟工作室只是一个工作的空间而已，重要的还是在其中创造的作品吧，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比工作室本身能存在得更久远。觉得可以不再依赖那个能给我某种安全感和身份确认的“工作室”了，其实也是一种解脱。最近一年我正在做一个叫“移动照相馆”的作品，是一辆装满摄影器材和道具的卡车，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驾驶着它到中国的各地，免费为陌生人也是有缘人拍摄类似老照相馆形式的照片。每到一处，都是临时找个场地就立即搭建一个工作空间，真正的拍摄只一天时间，拍完之后拆散了搬上车就走。一路下来，我至少拥有过50个临时的工作室。既然这可怜的创作生涯一直如此漂浮不定，干脆就走个极致吧，建立50个工作室，50个有时限的乌托邦，渐渐习惯于盛放和幻灭不停交替，直至不再因此而伤悲，不再有倦意，我也就可以在“工作室”这件事情上真正超脱了吧。
这篇文章就是我在路上，在青岛的一个招待所里写的，已经走了好多个城市，建立也拆毁了许多个临时工作室，心中的确已经渐渐安静了下来。换个角度看，人生也只是一程旅行罢了，所谓 “工作室”不过是临时停靠的驿站，既然是一份有关心灵的工作，任何一处可以让灵魂歇脚的地方，也都算是我的“工作室”吧，旅行者既然不避风雨四处漂泊，随遇而安是必修的功课。好在“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吾心安处便是家，离开家也算是回家，如此如此，走就走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