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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黄钟家的胜利，只是他们的侥幸和运气，但中国社会需要法律的方式常态固定处理因为征收而形成的问题。
如果要评选2010年最热门网络事件，“宜黄拆迁案”无疑是热门中的热门。这出因强拆引发的自焚悲剧，因为网络的力量而被迅速升级传播。而其后宜黄县政府有关人士机场围堵钟氏姐妹，双方在厕所内外长时间的对峙更是被以“微博直播”的形式牵动了千万网民的心。随着事发后不久，江西省抚州市委对宜黄县相关领导迅速做出的处理，微博第一次让人真正认识到了所谓“围观的力量”。
邓飞，《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正是他对昌北机场这场“女厕攻防战”的全程直播，引起了整个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集体讨论，也促成了官方处理结果的高效出台。1月5日，记者在长沙湘江边的某茶馆，与这位土生土长的湖南人进行了一番对话，内容当然离不开微博、拆迁和土地制度。
作为《凤凰周刊》的首席记者，邓飞近年来有着一系列影响较大的深度报道，如《沈阳蚂蚁梦》、《湘西州长的北京一夜》、《南中国贩童链》、《周庄肺病》等。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真正让他赢得迄今为止最大声誉的，还是这场微博直播。
微博：民意表达新机制
导刊（ 下同）：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你现在却通过网络微博成为了“红人”。这是否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邓飞（下同）：确实如此。我做深度报道也有好几年了，但真正让我赢得迄今为止最大声誉的，还是这次的宜黄事件，确切地说是这次的微博直播。
：为什么会选择用微博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次信息传递？
：机场那一幕发生前，很多媒体已经开始撤离宜黄了。因为作为传统媒体，事情的报道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感觉事情还没完，我希望继续向大家公布事情的进展。微博已经有六七千万注册用户，而且聚集了大量的中产精英，公民意识较强的人，所以我选择了微博。
：然后就正好碰上了事发突然的机场事件？
：嗯，当时是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刘长接到宜黄拆迁事件当事人钟如翠的电话。钟如翠和妹妹钟如九要去北京接受采访，可却被宜黄的干部们堵在了机场。无奈加害怕之下，钟家姐妹只得把自己反锁在女卫生间里面，并求助媒体。通过刘长传递的消息，我在微博上发出了这样一条消息：“【昌北机场直播一】被县委书记带队的40多名官员围住，自焚家属们插翅难飞，航班耽搁。钟如九心力交瘁刚才晕倒，幸而医生现场抢救，现在已无大碍。”接下来就是第二、第三……直到第八、第九。
：有没有想到会引起网络上的轩然大波？
：其实没想到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只是希望把事情的进展以更快更广的方式传播出去。只是后来该微博的一名管理员对我说，当天整个网站微博都被这个“女厕门”搅动起来，大多带V的用户（实名认证用户）都在转发、评论，满屏幕都是女厕攻防战。而后来，著名媒体人钱钢老师在微博里写道：香港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提出要重视微博的作用，她当天在上海开报纸设计会，看见会场上许多人都在手机上看我的直播。
：你现在怎么看待正越来越热的微博？
：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微博是他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一个表达工具。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帮助民众得到了这个工具，一个能够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意见表达机制已然成形。中国网民形成了一个“新意见阶层”和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按照政治学定义，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是指致力于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策方向的社会组织或非组织的利益群体——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避免悲剧惟有制度变革
：回头说说宜黄吧。你基本经历了完整的宜黄拆迁案，怎么看待事件中的另一方——以前县委书记邱建国为代表的宜黄政府人士？有评论说邱书记在当地的风评很好，被认为是能干事的代表。
：在我看来，邱建国更像是一个制度囚徒，一个牺牲品。在现行体制下，一个县委书记拥有巨大的权力，他的职责是在任期里做出看得见的成绩来发展宜黄。著名法律专家斯伟江曾撰文称，中国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的计划管制，政府从一个全能中央经济政府，转变为大量地方政府无限责任超级公司，形成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独特格局。而GDP增速则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行政绩效和竞争升迁的一个主要指标。
在这个意义上，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同时也是“宜黄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董事长。更大问题是：他既有市场，又有比普通公司不可能具备的行政、司法、媒体等公权力，宜黄政府变成一个无人能敌的市场怪物。
：正是这种缺少约束的权力决定了悲剧。
：是的，决定了悲剧的必然性！2010年，宜黄县统计局副局长李昌金在《中国乡村发现》曾经发表文章称：近年来，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经济工作，各地兴起的全民招商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招商引资在成为地方经济快速前进的发动机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其中由征地引发的农民维权抗争最突出。
他特别提到，征地引发的矛盾中，“违法的主体往往是地方政府”。
：那又该如何看待这次网络民意带来的“抗强拆胜利”呢?对中国的恶性拆迁事件能起到多少作用？
：很遗憾，虽然这次宜黄事件看上去有了一个让大家相对满意的结果，但对这一案例，现在的共识基本是——宜黄钟家的胜利，只是他们的侥幸和运气，只是媒体、网络舆论的胜利。微博新媒体能推动共识形成，但中国社会需要法律的方式常态固定处理因为征收而形成的问题。
：新的征收条例目前已经结束了第二次征集民意，你对新条例有哪方面的期待？
：2010年的10月，在北京香山举行了一次数十位法学家共议中国拆迁法律制度变革的会议。会上，已故的中国最著名宪政学者之一蔡定剑教授认为，拆迁问题的源头是规划，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规划和规划许可阶段，纳入公众参与，把相关的利益博弈和权衡都前移。“如果不在规划阶段理顺关系，后面发生的推土机前面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老百姓没有参与前两个过程，即使最后拿到许可（怎么拿到况且不论），只有政府和开发商在前两个阶段谈，这是不对的。在规划阶段我强调，一是要有规划，第二，公众参与应贯穿规划过程始终。”我认为，蔡教授的观点很好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如果要评选2010年最热门网络事件，“宜黄拆迁案”无疑是热门中的热门。这出因强拆引发的自焚悲剧，因为网络的力量而被迅速升级传播。而其后宜黄县政府有关人士机场围堵钟氏姐妹，双方在厕所内外长时间的对峙更是被以“微博直播”的形式牵动了千万网民的心。随着事发后不久，江西省抚州市委对宜黄县相关领导迅速做出的处理，微博第一次让人真正认识到了所谓“围观的力量”。
邓飞，《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正是他对昌北机场这场“女厕攻防战”的全程直播，引起了整个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集体讨论，也促成了官方处理结果的高效出台。1月5日，记者在长沙湘江边的某茶馆，与这位土生土长的湖南人进行了一番对话，内容当然离不开微博、拆迁和土地制度。
作为《凤凰周刊》的首席记者，邓飞近年来有着一系列影响较大的深度报道，如《沈阳蚂蚁梦》、《湘西州长的北京一夜》、《南中国贩童链》、《周庄肺病》等。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真正让他赢得迄今为止最大声誉的，还是这场微博直播。
微博：民意表达新机制
导刊（ 下同）：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你现在却通过网络微博成为了“红人”。这是否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邓飞（下同）：确实如此。我做深度报道也有好几年了，但真正让我赢得迄今为止最大声誉的，还是这次的宜黄事件，确切地说是这次的微博直播。
：为什么会选择用微博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次信息传递？
：机场那一幕发生前，很多媒体已经开始撤离宜黄了。因为作为传统媒体，事情的报道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感觉事情还没完，我希望继续向大家公布事情的进展。微博已经有六七千万注册用户，而且聚集了大量的中产精英，公民意识较强的人，所以我选择了微博。
：然后就正好碰上了事发突然的机场事件？
：嗯，当时是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刘长接到宜黄拆迁事件当事人钟如翠的电话。钟如翠和妹妹钟如九要去北京接受采访，可却被宜黄的干部们堵在了机场。无奈加害怕之下，钟家姐妹只得把自己反锁在女卫生间里面，并求助媒体。通过刘长传递的消息，我在微博上发出了这样一条消息：“【昌北机场直播一】被县委书记带队的40多名官员围住，自焚家属们插翅难飞，航班耽搁。钟如九心力交瘁刚才晕倒，幸而医生现场抢救，现在已无大碍。”接下来就是第二、第三……直到第八、第九。
：有没有想到会引起网络上的轩然大波？
：其实没想到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只是希望把事情的进展以更快更广的方式传播出去。只是后来该微博的一名管理员对我说，当天整个网站微博都被这个“女厕门”搅动起来，大多带V的用户（实名认证用户）都在转发、评论，满屏幕都是女厕攻防战。而后来，著名媒体人钱钢老师在微博里写道：香港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提出要重视微博的作用，她当天在上海开报纸设计会，看见会场上许多人都在手机上看我的直播。
：你现在怎么看待正越来越热的微博？
：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微博是他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一个表达工具。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帮助民众得到了这个工具，一个能够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意见表达机制已然成形。中国网民形成了一个“新意见阶层”和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按照政治学定义，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是指致力于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策方向的社会组织或非组织的利益群体——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避免悲剧惟有制度变革
：回头说说宜黄吧。你基本经历了完整的宜黄拆迁案，怎么看待事件中的另一方——以前县委书记邱建国为代表的宜黄政府人士？有评论说邱书记在当地的风评很好，被认为是能干事的代表。
：在我看来，邱建国更像是一个制度囚徒，一个牺牲品。在现行体制下，一个县委书记拥有巨大的权力，他的职责是在任期里做出看得见的成绩来发展宜黄。著名法律专家斯伟江曾撰文称，中国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的计划管制，政府从一个全能中央经济政府，转变为大量地方政府无限责任超级公司，形成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独特格局。而GDP增速则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行政绩效和竞争升迁的一个主要指标。
在这个意义上，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同时也是“宜黄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董事长。更大问题是：他既有市场，又有比普通公司不可能具备的行政、司法、媒体等公权力，宜黄政府变成一个无人能敌的市场怪物。
：正是这种缺少约束的权力决定了悲剧。
：是的，决定了悲剧的必然性！2010年，宜黄县统计局副局长李昌金在《中国乡村发现》曾经发表文章称：近年来，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经济工作，各地兴起的全民招商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招商引资在成为地方经济快速前进的发动机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其中由征地引发的农民维权抗争最突出。
他特别提到，征地引发的矛盾中，“违法的主体往往是地方政府”。
：那又该如何看待这次网络民意带来的“抗强拆胜利”呢?对中国的恶性拆迁事件能起到多少作用？
：很遗憾，虽然这次宜黄事件看上去有了一个让大家相对满意的结果，但对这一案例，现在的共识基本是——宜黄钟家的胜利，只是他们的侥幸和运气，只是媒体、网络舆论的胜利。微博新媒体能推动共识形成，但中国社会需要法律的方式常态固定处理因为征收而形成的问题。
：新的征收条例目前已经结束了第二次征集民意，你对新条例有哪方面的期待？
：2010年的10月，在北京香山举行了一次数十位法学家共议中国拆迁法律制度变革的会议。会上，已故的中国最著名宪政学者之一蔡定剑教授认为，拆迁问题的源头是规划，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规划和规划许可阶段，纳入公众参与，把相关的利益博弈和权衡都前移。“如果不在规划阶段理顺关系，后面发生的推土机前面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老百姓没有参与前两个过程，即使最后拿到许可（怎么拿到况且不论），只有政府和开发商在前两个阶段谈，这是不对的。在规划阶段我强调，一是要有规划，第二，公众参与应贯穿规划过程始终。”我认为，蔡教授的观点很好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