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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一本书，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子兵法》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外对它的重视甚至超过我们自己。把《孙子兵法》用于企业管理，也不是中国人先搞起来的，而是日本的大桥武夫。无论是用于军事教育还是企业管理，《孙子兵法》这本军事著作中闪耀的哲学思维，至今对人们仍有启迪。
领导人最重要的素质是“智”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孙子兵法》考虑所有问题都出于系统性、全局性。对于将帅，儒家一般是首先强调“德”，或者是仁义道德的“仁”，但孙子不是。孙子认为打仗和治国不一样，治国可以走弯路，可以重新出发，而打仗是一锤子买卖，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机会是不多的。
所以将帅领导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孙子认为是“智”，就是聪明。如果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忠厚、最仁义也根本没有用。
第二条，孙子认为要做一个信者。有一个词是“威信”，你要树立威望，你首先建立诚信，有信才有威，“威信”才能连在一起。
第三个是“仁”。孙子也讲“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比较低层次的含义，就是关心士卒，爱护民众。但是孙子讲仁最大的特点，和儒家高层次的仁是一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英雄往往会成为孤家寡人，因为他太高了，而且要求人家都按他的标准来做。历史上我们看到大量君子斗不过小人，贵族斗不过无赖，好人打不过坏人的故事。像项羽，他最后被刘邦打败，都源于他自己手下的人。比如说韩信，项羽知道他受过胯下之辱，不管用兵水平多么高明，就是不肯任用。陈平的能力很强，项羽知道，但不喜欢。因为陈平生活作风不好，历史上有“陈平盗嫂”的典故，项羽就不用他了。当时楚汉相争，韩信、陈平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刘邦是无赖，无赖对无赖，有同情之理解。最后项羽就吃足了他的苦头，这就是“仁”的包容性。
第四，孙子认为领导者应该“勇”。勇也是两个层面，表面的层面，意思就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视死如归，以身作则，这是勇。但是孙子这里讲的勇，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这条非常重要。有的领导威信不高，往往是所有谈成绩、评功摆好的时候都是他的，一旦有问题的时候，他都往下推。
最后一条就是“严”，严于律己，同时要严格治军。“慈不掌兵”，对一个将帅来说，生命就是个数字概念，死一万人还是两万人就是一个数字；对普通人来说，生命就是活生生的百分之百，对一个家庭来说，儿子死了，那就是父母的百分之百，丈夫死了，那就是妻子失去了自己的百分之百。而身为统帅者，则需要“冷血”。换言之，将帅要有铁石心肠，也要有菩萨心肠，但同时更要用霹雳的手段，这就是一致的。
看问题必须观照全局，但是做事情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孙子强调，看问题必须观照全局，但是做事情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抓重点，抓关键，然后中心突破，以点带面，不能面面俱到。比如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就是重点意识。
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当中为什么这么快被打败，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一开始的战略就是错误的。他是全面进攻，全面进攻就意味着要打华中、要打东北、要打西北、要打山东，这种全面进攻战略在毛泽东高明的战术面前会很被动。等到蒋介石发现全面进攻失效的时候，变成了重点进攻，进攻陕北和山东，但这时候最佳的战略时机已经过去了。我们说求全责备，在战略上是最大的忌讳，可以理想上追求全，但是在操作上绝对不能求全，因为求全意味着考虑问题时一定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必定会投鼠忌器，优柔寡断，而战略时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要委曲求全，永远都跟不上。
《孙子兵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原来兵法的一种革命。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他要成列而鼓，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等。但孙子说“兵以诈立，兵者诡道”，没有虚套的东西。就是说孙子是创新的，对于原来的陈规的战法，他敢于突破。
孙子强调不能守株待兔，要善于抓机遇，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隐瞒真相，伪装假象，引诱敌人来上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对机遇意识的强调。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所以毛主席说了，一上战场，枪声一响，什么兵法都忘了。《孙子兵法》要求大家学兵法，但是，孙子的最大愿望是，大家学了兵法后，最终的宗旨是“忘掉”兵法。这才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优势意识也就是“实力至上”意识。“胜可知，而不可为”，讲的就是这层道理。要立于不败之地，方能“不失敌之败也”。要战胜敌人，前提是做大、做强自己。所谓“胜兵以镒称铢，败兵以铢称镒”。这样，方可“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把握战争中的主动权。
好品德推到极端也走向反面了
一个战略家成熟不成熟往往是通过偏锋意识，也就是反向意识体现出来的。《孙子兵法》说“将有五危”，可以使将帅身败名裂，是国家灭亡、军队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哪五种危险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将帅不怕死，第二是这个将帅在战争当中善于保全自己，第三是这个将帅打仗富有激情，第四个是将帅廉洁奉公，第五是将帅爱民如子。谈到这个问题，兵家和儒家的确不一样，在儒家看来，仁义道德肯定是正面的，是需要肯定的。但在孙子看来，好的品德大家都会去效仿，都会去学习，最后把它推到极端，就走向反面了。另外孙子看问题是这样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即使最好的品德也有它的弱点。廉洁之人当然是正派，但是也有一个人性当中很大的弱点，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在乎外界的评价，在乎自己的名声。
敌人往往是你越怕什么他就用什么来整你，你廉洁，作风正派，可人家给你造谣，说你的所作所为全是假的，是道貌岸然，全是装出来的。不廉洁的人无所谓，哈哈一笑，我这是“风流”而你没有，你别妒忌，就过去了。可廉洁的人心里就很压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得有板有眼的，那心情就很恶劣，心情恶劣就坐卧不安，寝食不宁，这就容易使你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时候“廉洁”反而就成了累赘了。
有利时要考虑可能不利的因素
“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患而患可解也”，在有利的情况下，在顺境的情况下，在主动的情况下，一定要考虑到可能不利的因素。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避免忘乎所以，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在阴沟里翻船。
我觉得这一条太重要了。一个人的失败，一个团体的挫折，一个政党的危机，不在于逆境当中，而往往在于顺境当中。历史上的治世才是真正好的时期，而盛世一定出问题。文景之治是好的，到汉武帝的盛世就出问题了，无休无止打匈奴的结果，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还是很穷，整个国力才是隋朝的三分之一，但是老百姓心情愉快，精神振奋，上下一致。唐代的盛世是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就要来了，因为他动不动就对外战争，动不动就找杨贵妃，“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结果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接踵而至，整个唐朝从此走向中衰，乃至灭亡。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3年9月2日）
领导人最重要的素质是“智”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孙子兵法》考虑所有问题都出于系统性、全局性。对于将帅，儒家一般是首先强调“德”，或者是仁义道德的“仁”，但孙子不是。孙子认为打仗和治国不一样，治国可以走弯路，可以重新出发，而打仗是一锤子买卖，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机会是不多的。
所以将帅领导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孙子认为是“智”，就是聪明。如果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忠厚、最仁义也根本没有用。
第二条，孙子认为要做一个信者。有一个词是“威信”，你要树立威望，你首先建立诚信，有信才有威，“威信”才能连在一起。
第三个是“仁”。孙子也讲“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比较低层次的含义，就是关心士卒，爱护民众。但是孙子讲仁最大的特点，和儒家高层次的仁是一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英雄往往会成为孤家寡人，因为他太高了，而且要求人家都按他的标准来做。历史上我们看到大量君子斗不过小人，贵族斗不过无赖，好人打不过坏人的故事。像项羽，他最后被刘邦打败，都源于他自己手下的人。比如说韩信，项羽知道他受过胯下之辱，不管用兵水平多么高明，就是不肯任用。陈平的能力很强，项羽知道，但不喜欢。因为陈平生活作风不好，历史上有“陈平盗嫂”的典故，项羽就不用他了。当时楚汉相争，韩信、陈平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刘邦是无赖，无赖对无赖，有同情之理解。最后项羽就吃足了他的苦头，这就是“仁”的包容性。
第四，孙子认为领导者应该“勇”。勇也是两个层面，表面的层面，意思就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视死如归，以身作则，这是勇。但是孙子这里讲的勇，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这条非常重要。有的领导威信不高，往往是所有谈成绩、评功摆好的时候都是他的，一旦有问题的时候，他都往下推。
最后一条就是“严”，严于律己，同时要严格治军。“慈不掌兵”，对一个将帅来说，生命就是个数字概念，死一万人还是两万人就是一个数字；对普通人来说，生命就是活生生的百分之百，对一个家庭来说，儿子死了，那就是父母的百分之百，丈夫死了，那就是妻子失去了自己的百分之百。而身为统帅者，则需要“冷血”。换言之，将帅要有铁石心肠，也要有菩萨心肠，但同时更要用霹雳的手段，这就是一致的。
看问题必须观照全局，但是做事情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孙子强调，看问题必须观照全局，但是做事情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抓重点，抓关键，然后中心突破，以点带面，不能面面俱到。比如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就是重点意识。
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当中为什么这么快被打败，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一开始的战略就是错误的。他是全面进攻，全面进攻就意味着要打华中、要打东北、要打西北、要打山东，这种全面进攻战略在毛泽东高明的战术面前会很被动。等到蒋介石发现全面进攻失效的时候，变成了重点进攻，进攻陕北和山东，但这时候最佳的战略时机已经过去了。我们说求全责备，在战略上是最大的忌讳，可以理想上追求全，但是在操作上绝对不能求全，因为求全意味着考虑问题时一定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必定会投鼠忌器，优柔寡断，而战略时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要委曲求全，永远都跟不上。
《孙子兵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原来兵法的一种革命。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他要成列而鼓，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等。但孙子说“兵以诈立，兵者诡道”，没有虚套的东西。就是说孙子是创新的，对于原来的陈规的战法，他敢于突破。
孙子强调不能守株待兔，要善于抓机遇，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隐瞒真相，伪装假象，引诱敌人来上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对机遇意识的强调。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所以毛主席说了，一上战场，枪声一响，什么兵法都忘了。《孙子兵法》要求大家学兵法，但是，孙子的最大愿望是，大家学了兵法后，最终的宗旨是“忘掉”兵法。这才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优势意识也就是“实力至上”意识。“胜可知，而不可为”，讲的就是这层道理。要立于不败之地，方能“不失敌之败也”。要战胜敌人，前提是做大、做强自己。所谓“胜兵以镒称铢，败兵以铢称镒”。这样，方可“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把握战争中的主动权。
好品德推到极端也走向反面了
一个战略家成熟不成熟往往是通过偏锋意识，也就是反向意识体现出来的。《孙子兵法》说“将有五危”，可以使将帅身败名裂，是国家灭亡、军队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哪五种危险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将帅不怕死，第二是这个将帅在战争当中善于保全自己，第三是这个将帅打仗富有激情，第四个是将帅廉洁奉公，第五是将帅爱民如子。谈到这个问题，兵家和儒家的确不一样，在儒家看来，仁义道德肯定是正面的，是需要肯定的。但在孙子看来，好的品德大家都会去效仿，都会去学习，最后把它推到极端，就走向反面了。另外孙子看问题是这样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即使最好的品德也有它的弱点。廉洁之人当然是正派，但是也有一个人性当中很大的弱点，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在乎外界的评价，在乎自己的名声。
敌人往往是你越怕什么他就用什么来整你，你廉洁，作风正派，可人家给你造谣，说你的所作所为全是假的，是道貌岸然，全是装出来的。不廉洁的人无所谓，哈哈一笑，我这是“风流”而你没有，你别妒忌，就过去了。可廉洁的人心里就很压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得有板有眼的，那心情就很恶劣，心情恶劣就坐卧不安，寝食不宁，这就容易使你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时候“廉洁”反而就成了累赘了。
有利时要考虑可能不利的因素
“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患而患可解也”，在有利的情况下，在顺境的情况下，在主动的情况下，一定要考虑到可能不利的因素。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避免忘乎所以，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在阴沟里翻船。
我觉得这一条太重要了。一个人的失败，一个团体的挫折，一个政党的危机，不在于逆境当中，而往往在于顺境当中。历史上的治世才是真正好的时期，而盛世一定出问题。文景之治是好的，到汉武帝的盛世就出问题了，无休无止打匈奴的结果，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还是很穷，整个国力才是隋朝的三分之一，但是老百姓心情愉快，精神振奋，上下一致。唐代的盛世是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就要来了，因为他动不动就对外战争，动不动就找杨贵妃，“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结果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接踵而至，整个唐朝从此走向中衰，乃至灭亡。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3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