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即之是南宋后期重要的书法家，他鼎故革新、力挽狂澜，以一己之力改变南宋衰落书风，称雄一时，有『宋书殿军』之誉。
　　一种艺术形式总会随着社会的兴衰而起落，书法也不例外。
　　南宋末年，随着国势衰微，书法艺术也人才凋零，日渐低迷。张即之（1186—1266年）的出现犹如一颗启明星，为即将没落的南宋书坛带来一线曙光，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独传家学宗晋唐
　　张即之，字温夫，号樗寮（音chūliáo），原籍历阳（今安徽和县），出生于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他的出身非同一般，一出生骨子里便已经有书法家的基因。
　　张氏家族为名门显宦，世代善书。唐代著名诗人张籍不仅诗写得好，书法也非常棒，《宣和书谱》评张籍书法云“观夫字画凛然，其典雅斡旋处，当自与文章相表里”。张即之就是张籍的八世孙，他的父亲张孝伯为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亦善书法，有《辇下帖》存世。他还有个厉害的伯父张孝祥，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被宋高宗钦点状元，官至显谟阁直学士，是南宋前期著名书法家，其书法“笔力雄健，骨相奇伟，风格飘逸，气质清劲，并能自出新意”，盛行于时，备受推崇，可惜英年早逝，在张即之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受家庭熏陶，张即之自幼便学习书法，并能“独传家学”，继承伯父张孝祥遗风，能作擘窠大字，而且字愈大效果愈佳。他以张孝祥书法为基，初学欧阳询、褚遂良和颜真卿，继而转师米芾，进而参悟晋唐法帖，在继承前人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而后大胆创新，在书法中参以禅宗哲学思想，最终自成一家体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书法风貌。尤其在楷书方面，他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虽然不能与欧、颜、柳等大家相比肩，但在宋代尚意书风盛行、以“二王”行草为主流的书法环境中，能写好楷书继承晋唐之风的人寥寥无几，因而显得尤为突出。
　　小楷端严写佛经
　　张即之以父荫官两浙转运使，后举进士，进入官场，史书说其“政绩茂著”，官至直秘阁学士，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无心仕禄，50岁左右便致仕归隐，自适园池之乐。张即之交游广阔，朋友中不乏当世高僧如笑翁、释道璨、大歇等，受这些人的影响，他整日以翰墨为佛事，抄写了大量佛经。在抄写之前，他必然精选最佳版本。抄写过程中，对经卷内的生僻字予以鉴别注音。抄写完毕，还会用剩余的纸写一段“读后感”，以表达对佛法的虔诚，俨然如遁入空门的佛家弟子。他参透了世俗，亦参透了书法，其书超然颖悟，神动天随，达到了至高境界。
　　张即之的楷书作品分为小楷和榜书两种，小楷以佛经为主，且传世作品颇多，代表作有《佛遗教经》《金刚经》《度人经》《华严经》等10余种，其中年代最早者为淳祐元年（1241年）56岁时所书经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最晚者为宝祐三年（1255年）70岁时所作《佛遗教经》。14年间虽然书风没有大的变化，但《佛遗教经》运笔技巧相对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更加娴熟老辣，个性突出，堪称其晚年写经精品。
　　《佛遗教经》为纸本长卷，纵29厘米，横867.9厘米，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佛遺教经》是禅宗初学者入门必读“佛祖三经”之一，内容为释迦牟尼涅槃前最后一次说法的记录。从书写技巧来看，张即之的写经小楷有别于前代写经作品，最明显的是笔画上的变化。张即之融合多种技巧对小楷书写技法进行了大胆改造，笔画短促有力，加强线条粗细变化，强调主笔的厚重，即便在一个字中，笔画粗细也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从而在保持小楷隽秀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分粗放和端严。在书写时其行笔往往逆入平出，中锋为主，兼以侧锋，结体有颜体笔意，方正开阔，而笔画往往短促有力，初放即收，点到为止，没有太多舒展。这固然是受界格的限制，为了保持字势的统一和整齐，却因字的笔画对比和内部空间的调整而增强了整体效果的变化，摆脱了以往经文书写的模块化和单调性，呈现出精致端严又富于变化的艺术特征。
　　张即之的小楷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独特的书法理解和刻意变革是分不开的。有人评其书写过于刻意，甚至以“恶札”称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刻意才使得其书法与众不同，如果一味模仿前人，不能出新，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张即之所追求的正是在刻意之中生发自然意趣，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境界。
　　榜书雄强八面锋
　　综观宋代书法作品，多以小字书札为主，能写大字者也就黄庭坚、赵佶等寥寥几人，而能写大楷榜书者，唯张即之一人而已。
　　张即之大字楷书代表作有《待漏院记》《双松图歌》《杜甫诗卷》等，与其小楷风格迥然不同。写大楷与小楷在结体、运笔及书写过程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有些人小楷写得好，但是一写大字就会变得松散无力;有些人大字写得好，一写小字就会拘谨纠结。两者能兼顾的人不多，能各具特色的更少，而张即之做到了两全其美。《待漏院记》是其大字楷书的代表。此卷每字大如碗口，每行只有三字，字体取颜字之宽博方整，笔画粗壮雄健，粗细对比强烈，行笔一改楷书的平直，时呈波折，流畅跌宕。
　　张即之大字楷书善用秃笔与飞白，往往融合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米芾等数家用笔特点，呈现出古雅雄强的特征。比如其竖画有时如颜体粗厚有力，有时如柳体纤细挺健;转折有时如柳体方正瘦硬，有时如颜体圆润饱满;结体有时如颜体开阔，却又有欧体的险绝;出锋有时如颜体稳健厚重，有时如米芾八面出锋。张即之大楷保留了小楷笔画对比强烈的特征，运笔果断迅速，以破笔之法呈现飞白效果，笔意欲断还连。每个字都出现枯笔，飞白恰到好处，突出了筋骨的力量感和书写的速度感。他的大楷是以颜体为依托变化而来，骨力遒劲，字字分明，下笔清爽而不落俗套，不讲求平正统一、端严整齐，而是让秃笔自然顿挫，飞白斜掠，形同浪子，不修边幅，又如米芾之“刷”字，八面出锋，气势雄强，苍茫老辣，别具一格。
　　张即之大字榜书因其独特的风格“刷”出了高度，“刷”出了存在感，很多人求其题写碑铭，刻石多散布于江左一带。他为家乡题写了不少匾额，如《资寿山》《庆源》《清虚世界》等。开庆元年（1259年），他书《重建逸老堂碑并阴》立于鄞县贺知章祠堂，现在这通石碑被移至宁波天一阁内，这是迄今发现的其唯一一件刻石作品。 　　张即之的字还传到了日本，日本京都东福寺藏有匾额五方，即为其所题，这些榜书题字老笔纷披、清逸遒健，醇厚中隐藏着禅机，其中《方丈》被誉为匾额题字的代表作。这些字是由被誉为“南宋佛教泰斗”的无准师范禅师在其弟子圣一国师回日本后寄赠给他的。京都禅宗寺院所悬《方丈》匾额，即是依据张即之的题字摹刻下来的。
　　张即之虽然被称为“宋书殿军”，但是仅就他的楷书来说，无论是抄经小楷还是大字榜书，宋之一代，足可称冠。无怪乎他与苏、黄、米、蔡及赵佶一起被列入《中国书法发展史》，被视为南宋书坛首要人物。
　　行书古雅亦风流
　　与楷书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张即之的行书风格算不上十分突出，但依然有其独到之处。在被“二王”书风笼罩的南宋书坛，他试图突破固有的风格，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一方面，他继承“二王”书法的潇洒灵动，并参以苏轼、黄庭坚的结体方式予以变化;另一方面，他结合自身的理解与实践，脱开人们一直尊崇的含蓄流美，追求古雅自然、雄健磅礴的特征，以求最终摆脱“二王”书风的束缚。
　　从张即之的传世作品看，其行书改革并不彻底，仍然保留了很多“二王”书风的痕迹，只不过点画上更加精致，笔画流美之外，增强了笔势变化。整體面貌依然倾向于清俊飘逸，气势上并没有达到楷书那样的雄强，但其古雅自然之风流态度，又自与“二王”不同，流露出一些个性化的特征。如其行书手札《上问帖》（亦称《与尊堂书》或《札上问尊堂》）结字强调茂密疏宕的虚实变化，行笔中锋侧锋相结合，锋势凌厉，有奇纵之姿。全篇秀逸清远，极有韵致，布白不拘一恪，行列错落有致，行气贯通，欹正相间，深得自然之妙。
　　另一幅行书手札《台慈帖》变化更为丰富。此帖为张即之晚年致仕之后所书，从内容来看，是一封回应索字者的书札。当时，他的字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索字者众多，甚至连金人都花重金来求。信札中，他以年老体衰为由婉拒了索字人想要小字的请求。行文中运笔提顿明显，结字严整奇伟，布白舒朗清新，点画虚实相应，线条变化一如楷书中粗细对比强烈，正如文徵明所言“老笔健劲”，与张孝祥书风相类。
　　张即之在书法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赢得时人的普遍认可，他对晋唐书风的探讨与回归对后世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对于他的书法评价也有一些不同声音，但是并不能抹杀他对南宋书坛乃至中国书法史的贡献。客观地说，张即之当得起“宋书殿军”四字，亦足可以其雄强的姿态傲视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