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一个19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收入达万元的户，或是家里有万元积蓄的户。在当时的农村，谁家能称得上“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巨额财富的代名词，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李锦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汝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山东“万元户”的消息，赵汝兰也成了山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
　　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万元户”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赵汝兰老人已于2004年去世，他的老伴王立芬回忆：“那时候他爹领着几个孩子，一天到晚扑在棉花田里。年底卖了棉花，家里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从那时起，不但全家人的吃穿不愁了，而且当年就用卖棉花的钱，先后添置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两块手表、1台座钟和两部收音机。”
　　赵汝兰的大儿子赵光泽回忆，“当上面有人来问我们家当年的收入时，我父亲又‘害怕’了，吞吞吐吐只说没收几个钱。”（参考《成了“万元户”都不敢跟人说》，2008年10月16日《齐鲁晚报》）
　　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有几年，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大队放电影、演戏……都要他家管饭。这些人大都吃完嘴一抹，不给钱也不给粮。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表示不愿意再承包果园了。
　　“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先富的苦恼：干部揩油群众眼红》，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但有些地方却没有这类“红眼病”。据曾任广东省南海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南海富起来了。有一年春节，县里开着一溜车队，敲锣打鼓进入那些先富起来的村，下车后干部们抬着6头重达百斤的烧猪，还有自己酿造的10坛酒请社员吃饭。
　　1982年，谁也不敢露富的时候，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他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给世界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一大批“万元户”，甚至“暴发户”出现，刮起了“发财致富”的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