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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革命斗争史上，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毛泽东早年读的新书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
进步书籍与报刊，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上海联系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但是，毛泽东此前早已与上海发生关联，受到上海这座城市重要的影响。
1907-1908年，毛泽东已经阅读到上海学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思想很受刺激，非常喜欢。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道：“我常常夜里很晚，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1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宣传变法图强、振兴中华的书籍，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部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2，读了很多遍。
毛泽东在阅读《盛世危言》的同时，还读了另外一本与《盛世危言》类似的书籍，即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他阅读《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的时间，1907-1908年已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正在实行新政，在发展工商、改革教育等方面，已有不小起色，立宪运动正在积极推动。这个时候，《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所主张的那些变法图强主张，已经不那么时新了。那么，毛泽东读了这些书籍，为什么还会很受刺激、“非常喜欢”呢？这与区域发展差异性与信息流动不同步性有关。毛泽东所生活的湖南韶山，那时还没通汽车，更没有火车，人员流动、商品流通、信息传播都很缓慢，社会相当闭塞，经济发展程度较长沙落后一大截，较上海等地落后更多。人们能够接触到的时新读物极为稀少。毛泽东此前所接触的读物，除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与四书，就是《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之类，总之，都是中国传统读物。可以说，毛泽东那时所生活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与上海等地相比，至少相差十年。正因如此，在上海等地已经不那么时新的读物，在韶山一带，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他要把窗户掩盖起来，不让他父亲发现，如饥似渴地阅读。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都是在上海，这不是偶然的。1860-1890年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国新型文化人集聚之地，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中心。郑、冯之外，洋务运动时期其他领导思想潮流的人物，王韬、薛福成、马相伯、马建忠等，也都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那时所读到的鼓吹变法图强的书，是《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而不是其他同类书籍，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还有一个原因，即《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百官阅读的变法参考书。这样，《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便较其他主张变法的书籍流传更为广泛，以至于湘乡、韶山那些比较闭塞的地方，也能读到。
毛泽东读《警世钟》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另一部书，也与上海有关。
毛泽东在17岁的时候，有时到离家几华里的李家屋场上，向一个叫李漱清的先生讨教读书。李漱清是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一次，李漱清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毛泽东读了以后，很受刺激。他日后回忆：“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本小册子是什么书呢？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将其定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称此书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后来介绍毛泽东青少年读书生活的文章、书籍，多沿此说。查清末所出此类书籍，并没有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或《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那么，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呢？
其实，这就是陈天华的名著《警世钟》。1984年，已有学者指出这点。3最内在的证据，就是上述毛泽东对这本书开头的记诵与内容的描述。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充当翻译的是吴亮平。吴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呈现的与斯诺《西行漫记》说法完全一致，即“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于此书开头一句话，吴亮平用文言表述为“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毛泽东当时讲话，无疑是用白话文表述的，吴亮平以为此书是文言，所以，转为文言。殊不知，《警世钟》是道地的白话文。《西行漫记》英文版的表述是：Alas， China will be subjugated。Alas与《警世钟》正文开头“嗳呀！嗳呀！”的意思、语调等符合。
毛泽东读上海翻译的西书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一些翻译书籍，也与上海有关。
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读到一本关于世界名人的书。他对斯诺说：“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喀德邻女皇、大彼得、卫灵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4
毛泽东的同学萧子暲（后来成为著名诗人萧三）回忆此事，说毛泽东是从他手里借阅这本书的（萧将书名记为《世界英雄豪杰传》），阅读以后，深深地被書中描写的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与林肯等人的事迹所感染，在书上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还书时表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查1911年以前中国所出书籍，甚至直到1919年以前，似没有一本题为《世界英雄豪杰传》或《世界英雄传》《世界英杰传》的书6。那么，毛泽东所读的是本什么书呢？笔者考订，很可能是《世界名人传略》。
《世界名人传略）（ Chambers '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封面标“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版权页标“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出版;原著者英国张伯尔，译述者英国窦乐安、同安黄鼎、上海张在新、蓬莱郭凤翰，校订者上虞许家惺;发行者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寄售者广学会、美华书馆、华美书局、群学会;印刷者商务印书馆”。
1912年，毛泽东19岁，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毛泽东述及的这些书，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其中，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均为严复所译，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7。卢梭《民约论》，全称《路索民约论》，杨廷栋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出版。清末民初上海是西学传播中心，所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多由上海出版。
这些翻译书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相当深刻的。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对此有具体分析。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他读《群学肄言》之后的感受，说是读了此书《缮性》篇后，“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逻辑学专书。作者穆勒在逻辑学史上有崇高地位，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爱读逻辑学书，便是从阅读《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与写作的逻辑性。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丛书之中，便包括这部《穆勒名学》，还有一部是耶方斯的《名学浅说》。
毛泽东读上海报纸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也是上海出版的8。毛泽东用三个第一，表述他读到这份报纸的感受与影响，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他说：1911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死难。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的领导下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很厉害地影响着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动人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国民党一个有名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到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的第一次发表” 9。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观念、世界观念、知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关节点，几乎都与上海知识产品的影响有关：读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知道了改良派变法图强的思想;读了《警世钟》，知道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危险;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书，知道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读了《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套用一句话，那时毛泽东尽管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作为中国报刊书籍出版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其辐射力已经波及毛泽东所生活的区域，毛泽东已经与上海发生了重要的关联。
毛泽东用这类文句来表述自己的感受：“非常喜欢”“极有价值”“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我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上海，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自述：“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海的报刊与书籍，一直是他获得外界信息、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1917年，他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就经老师杨昌济推荐，阅读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创刊于上海，曾一度迁址北京），深受影响。毛泽东曾对友人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毛泽东投稿《新青年》
其实，他不光阅读上海报刊，还向上海刊物投稿。1917年4月1日，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
《体育之研究》，是近代难得的一篇用近代科学眼光深刻论述体育意义的宏文。文中极其正确且富含学理地阐述了体育之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并认为在德智体中，“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
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中，此前两年日本提出过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前一年袁世凯上演过复辟帝制的丑剧，可以说，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作者虽然在文中提到“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輕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但是，通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墨落在体育救亡上面，而是落在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上面，这是毛泽东见解特别深刻之处。10
《体育之研究》撰稿过程、投稿过程、发表过程以及稿费数额，均无具体史料披露。但是，可以料想的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一定非常喜悦，也一定会对《新青年》杂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也是毛泽东通过杂志这一媒介，与上海、陈独秀发生关联的重要事件。 毛泽东在上海拜访陈独秀
以上都是毛泽东通过上海出版的书刊，与上海发生的间接关联。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3月14日，他从北京乘火车，经过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共89人，其中湖南籍学生最多，有欧阳钦、林蔚等43人。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40人的代表团赴京，从事驱张运动，途经上海。恰逢挚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三十余人在沪候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他与蔡和森亲切晤谈话别。这次，他借宿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内。以后，毛泽东来上海日益频繁，其中，对他思想演变影响最大的，要算1920年他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并与陈独秀深谈的那次。
1920年夏天，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影响很大。他十六年后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1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此前已经相识，并有思想交流。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家庭出身、学术素养等，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其中相似之处，即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天资聪颖、富有主见、意志坚定，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这类人通常不易被别人意见所打动折服，但一旦被别人的意见所打动折服，则全力以赴，一往无前，强毅果敢，不屈不挠。毛泽东用“关键性的那个时期”“深刻的印象”“没有动摇过”等极端词汇，描述自己与陈独秀晤谈以后的感受与印象，说明他确实被陈独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打动，心悦诚服。
人类社会中，师生兼同志的关系，话最容易越说越深入，越说越投缘。渔阳里的陈、毛会晤，陈独秀究竟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史料阙如，无法确知。但回溯两人以往的相互了解与交往，他们当会谈到《新青年》，谈到《新青年》对《湘江评论》的影响，谈到《体育之研究》那篇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当然也会谈到那篇喊“万岁”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谈到陈独秀那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驱除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深表支持。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成了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党龄从1920年算起;毛泽东回到湖南，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沙组织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一年后成了中共一大12名正式代表中的一名，成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书记;三年后，即中共三大后，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923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有如此高的地位，个人能力、奋斗业绩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说与陈独秀对他的欣赏器重没有关系。诚如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所说：“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12
大而政党，小而个人，其发展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基础铺垫。毛泽东日后成為全党最高领袖，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为此，毛泽东对于当年与陈独秀的交往，对于在渔阳里与陈独秀的晤谈，印象特别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对于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十多年后，他与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住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注释：
1. [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0页。
2.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张还书便条，内称“《盛世危言》失布匣”。其时正值春节期间，说明毛泽东那年春节期间，还在读《盛世危言》。
3.吕涛：《敲响警世钟的陈天华》，《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4、9、11. [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9页、第211-212页、第239页、242页。
5.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记述此事时，比较慎重，仅称“在一本世界英杰传里”云云，未加书名号。
7.其中《天演论》最初不是在上海出版，后来也归并到商务印书馆，作为严译名著丛刊出版。
8.《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是革命党人利用上海特殊地位所出版的众多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份，馆址初设福州路望平街160号，后迁法租界三茅阁桥南54号。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范鸿仙、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日出三大张，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清末民初革命斗争中有巨大影响。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
10.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体育意义的理解是一以贯之的。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题图说明：上图为中共一大纪念馆远景，郭长耀摄;下图为修缮一新的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毛泽东早年读的新书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
进步书籍与报刊，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上海联系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但是，毛泽东此前早已与上海发生关联，受到上海这座城市重要的影响。
1907-1908年，毛泽东已经阅读到上海学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思想很受刺激，非常喜欢。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道：“我常常夜里很晚，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1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宣传变法图强、振兴中华的书籍，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部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2，读了很多遍。
毛泽东在阅读《盛世危言》的同时，还读了另外一本与《盛世危言》类似的书籍，即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他阅读《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的时间，1907-1908年已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正在实行新政，在发展工商、改革教育等方面，已有不小起色，立宪运动正在积极推动。这个时候，《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所主张的那些变法图强主张，已经不那么时新了。那么，毛泽东读了这些书籍，为什么还会很受刺激、“非常喜欢”呢？这与区域发展差异性与信息流动不同步性有关。毛泽东所生活的湖南韶山，那时还没通汽车，更没有火车，人员流动、商品流通、信息传播都很缓慢，社会相当闭塞，经济发展程度较长沙落后一大截，较上海等地落后更多。人们能够接触到的时新读物极为稀少。毛泽东此前所接触的读物，除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与四书，就是《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之类，总之，都是中国传统读物。可以说，毛泽东那时所生活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与上海等地相比，至少相差十年。正因如此，在上海等地已经不那么时新的读物，在韶山一带，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他要把窗户掩盖起来，不让他父亲发现，如饥似渴地阅读。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都是在上海，这不是偶然的。1860-1890年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国新型文化人集聚之地，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中心。郑、冯之外，洋务运动时期其他领导思想潮流的人物，王韬、薛福成、马相伯、马建忠等，也都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那时所读到的鼓吹变法图强的书，是《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而不是其他同类书籍，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还有一个原因，即《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百官阅读的变法参考书。这样，《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便较其他主张变法的书籍流传更为广泛，以至于湘乡、韶山那些比较闭塞的地方，也能读到。
毛泽东读《警世钟》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另一部书，也与上海有关。
毛泽东在17岁的时候，有时到离家几华里的李家屋场上，向一个叫李漱清的先生讨教读书。李漱清是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一次，李漱清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毛泽东读了以后，很受刺激。他日后回忆：“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本小册子是什么书呢？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将其定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称此书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后来介绍毛泽东青少年读书生活的文章、书籍，多沿此说。查清末所出此类书籍，并没有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或《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那么，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呢？
其实，这就是陈天华的名著《警世钟》。1984年，已有学者指出这点。3最内在的证据，就是上述毛泽东对这本书开头的记诵与内容的描述。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充当翻译的是吴亮平。吴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呈现的与斯诺《西行漫记》说法完全一致，即“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于此书开头一句话，吴亮平用文言表述为“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毛泽东当时讲话，无疑是用白话文表述的，吴亮平以为此书是文言，所以，转为文言。殊不知，《警世钟》是道地的白话文。《西行漫记》英文版的表述是：Alas， China will be subjugated。Alas与《警世钟》正文开头“嗳呀！嗳呀！”的意思、语调等符合。
毛泽东读上海翻译的西书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一些翻译书籍，也与上海有关。
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读到一本关于世界名人的书。他对斯诺说：“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喀德邻女皇、大彼得、卫灵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4
毛泽东的同学萧子暲（后来成为著名诗人萧三）回忆此事，说毛泽东是从他手里借阅这本书的（萧将书名记为《世界英雄豪杰传》），阅读以后，深深地被書中描写的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与林肯等人的事迹所感染，在书上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还书时表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查1911年以前中国所出书籍，甚至直到1919年以前，似没有一本题为《世界英雄豪杰传》或《世界英雄传》《世界英杰传》的书6。那么，毛泽东所读的是本什么书呢？笔者考订，很可能是《世界名人传略》。
《世界名人传略）（ Chambers '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封面标“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版权页标“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出版;原著者英国张伯尔，译述者英国窦乐安、同安黄鼎、上海张在新、蓬莱郭凤翰，校订者上虞许家惺;发行者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寄售者广学会、美华书馆、华美书局、群学会;印刷者商务印书馆”。
1912年，毛泽东19岁，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毛泽东述及的这些书，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其中，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均为严复所译，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7。卢梭《民约论》，全称《路索民约论》，杨廷栋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出版。清末民初上海是西学传播中心，所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多由上海出版。
这些翻译书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相当深刻的。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对此有具体分析。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他读《群学肄言》之后的感受，说是读了此书《缮性》篇后，“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逻辑学专书。作者穆勒在逻辑学史上有崇高地位，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爱读逻辑学书，便是从阅读《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与写作的逻辑性。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丛书之中，便包括这部《穆勒名学》，还有一部是耶方斯的《名学浅说》。
毛泽东读上海报纸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也是上海出版的8。毛泽东用三个第一，表述他读到这份报纸的感受与影响，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他说：1911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死难。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的领导下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很厉害地影响着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动人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国民党一个有名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到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的第一次发表” 9。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观念、世界观念、知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关节点，几乎都与上海知识产品的影响有关：读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知道了改良派变法图强的思想;读了《警世钟》，知道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危险;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书，知道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读了《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套用一句话，那时毛泽东尽管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作为中国报刊书籍出版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其辐射力已经波及毛泽东所生活的区域，毛泽东已经与上海发生了重要的关联。
毛泽东用这类文句来表述自己的感受：“非常喜欢”“极有价值”“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我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上海，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自述：“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海的报刊与书籍，一直是他获得外界信息、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1917年，他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就经老师杨昌济推荐，阅读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创刊于上海，曾一度迁址北京），深受影响。毛泽东曾对友人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毛泽东投稿《新青年》
其实，他不光阅读上海报刊，还向上海刊物投稿。1917年4月1日，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
《体育之研究》，是近代难得的一篇用近代科学眼光深刻论述体育意义的宏文。文中极其正确且富含学理地阐述了体育之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并认为在德智体中，“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
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中，此前两年日本提出过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前一年袁世凯上演过复辟帝制的丑剧，可以说，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作者虽然在文中提到“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輕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但是，通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墨落在体育救亡上面，而是落在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上面，这是毛泽东见解特别深刻之处。10
《体育之研究》撰稿过程、投稿过程、发表过程以及稿费数额，均无具体史料披露。但是，可以料想的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一定非常喜悦，也一定会对《新青年》杂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也是毛泽东通过杂志这一媒介，与上海、陈独秀发生关联的重要事件。 毛泽东在上海拜访陈独秀
以上都是毛泽东通过上海出版的书刊，与上海发生的间接关联。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3月14日，他从北京乘火车，经过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共89人，其中湖南籍学生最多，有欧阳钦、林蔚等43人。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40人的代表团赴京，从事驱张运动，途经上海。恰逢挚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三十余人在沪候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他与蔡和森亲切晤谈话别。这次，他借宿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内。以后，毛泽东来上海日益频繁，其中，对他思想演变影响最大的，要算1920年他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并与陈独秀深谈的那次。
1920年夏天，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影响很大。他十六年后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1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此前已经相识，并有思想交流。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家庭出身、学术素养等，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其中相似之处，即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天资聪颖、富有主见、意志坚定，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这类人通常不易被别人意见所打动折服，但一旦被别人的意见所打动折服，则全力以赴，一往无前，强毅果敢，不屈不挠。毛泽东用“关键性的那个时期”“深刻的印象”“没有动摇过”等极端词汇，描述自己与陈独秀晤谈以后的感受与印象，说明他确实被陈独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打动，心悦诚服。
人类社会中，师生兼同志的关系，话最容易越说越深入，越说越投缘。渔阳里的陈、毛会晤，陈独秀究竟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史料阙如，无法确知。但回溯两人以往的相互了解与交往，他们当会谈到《新青年》，谈到《新青年》对《湘江评论》的影响，谈到《体育之研究》那篇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当然也会谈到那篇喊“万岁”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谈到陈独秀那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驱除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深表支持。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成了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党龄从1920年算起;毛泽东回到湖南，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沙组织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一年后成了中共一大12名正式代表中的一名，成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书记;三年后，即中共三大后，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923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有如此高的地位，个人能力、奋斗业绩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说与陈独秀对他的欣赏器重没有关系。诚如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所说：“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12
大而政党，小而个人，其发展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基础铺垫。毛泽东日后成為全党最高领袖，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为此，毛泽东对于当年与陈独秀的交往，对于在渔阳里与陈独秀的晤谈，印象特别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对于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十多年后，他与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住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注释：
1. [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0页。
2.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张还书便条，内称“《盛世危言》失布匣”。其时正值春节期间，说明毛泽东那年春节期间，还在读《盛世危言》。
3.吕涛：《敲响警世钟的陈天华》，《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4、9、11. [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9页、第211-212页、第239页、242页。
5.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记述此事时，比较慎重，仅称“在一本世界英杰传里”云云，未加书名号。
7.其中《天演论》最初不是在上海出版，后来也归并到商务印书馆，作为严译名著丛刊出版。
8.《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是革命党人利用上海特殊地位所出版的众多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份，馆址初设福州路望平街160号，后迁法租界三茅阁桥南54号。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范鸿仙、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日出三大张，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清末民初革命斗争中有巨大影响。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
10.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体育意义的理解是一以贯之的。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题图说明：上图为中共一大纪念馆远景，郭长耀摄;下图为修缮一新的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