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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曾经与它一同成长，也看到了它的灭亡与被弃。即使县城重建，仍然名为“北川”，但是我们的那座“北川”，承载了我们的过去与记忆的北川，与那些让我们无能为力的人们，已被一起埋进了历史，成为一座遗址供后人瞻仰。
5月12日晚10时过，我在网上见到了同事郑褚。这个时候，除了网络，所有通讯都断绝了。
刚刚到来的网上消息说，北川县城估计死亡3000人以上。郑褚是北川人，他的父母还住在离北川县城45公里外的桂溪乡。郑说，联系不上家里，他决定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回北川，带上他的折叠自行车，路不通的时候就骑车。除了父母，那里还有他的很多亲戚。
北川所在的绵阳市也是我的家乡，另一个震区江油是我的出生地，包括姐姐在内等十余位亲戚也无法联系上。
次日（13日）早上，我们决定一起去北川，既为采访，也为寻亲。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并且作为记者，14年来我到达过国内外很多的灾难现场，2003年春的SARS，2003年底的开县井喷，2004年底的印尼海啸，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现在虽然转做《国家历史》杂志，但正在发生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历史呢？我们没有理由缺席，何况它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亲友身上，我们长大的土地上。
这天中午，我们乘上公司派出的越野车购完了生活必需品从成都出发，接到李承鹏打来的电话，李是我在《成都商报》的前同事，他听说我们要去灾区，要求搭我们的车一起去。
半小时后，李承鹏开着他的宝马与我们会合，李说，今天早上他从车上醒来，就觉得不对劲，灾难就发生在身边，虽然不是社会新闻记者，但作为四川人，也不能就坐在家里看电视吧？
母校
汽车上了成绵高速，李承鹏发现除了偶尔有几辆救援车辆北行之外，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驰援的紧张。但一到往安县的道路入口，气氛骤变，试图进入安县的车辆被大批交警拦住了，只允许救援车辆进入。
正当我们向警察说明情况准备进入时，李承鹏探出头叫住了一个人：“老段”。
此人是成都著名酒吧“1810”的老板，开了一辆越野车，装了一车东西准备送到北川去，那也是他的家乡，到此却被拦住了，跟着我们才被放行。
进入安县境内，才真正感觉到了强震的肃杀，沿途一半的房屋倒塌，人们搭起了各色的简易帐篷。
出了安县城上了去北川的二级公路，就进了山区，一路都是打着应急灯或拉着警笛的车辆急驰。大家都分工观察左右的山壁，震中雨后的山区随时可能塌方，一路上至少有四辆被砸得变形的车躺着。
到达北川境内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军车和救援物资运输车辆将汽车堵在离北川中学两公里远的公路垭口，我们只能下车步行。5月成都的天气已经颇为炎热，而在雨中的北川却山风料峭。
我和郑褚用背包装上了足够三四天吃的干粮和瓶装水，告诉司机老曹，如果今晚我们没有回来，可以权宜行事，我们做好了在里面呆几天的准备。
半个小时后，我们穿过车流走过任家坝收费站，这里就是救灾的大本营了。熟知地情的郑褚说，此地地势高，往下翻过一个山头就可以俯瞰整个北川城。因此这里也就成了救灾大本营，各路救灾人马、安置站和临时医疗站都在这时，还有各种应急通信车和帐篷。郑褚带着我们往北一中（北川中学）奔去，那里是他的母校。
走进校园，一座巨大废墟迎面堆放着。
那是主教学楼，建成于1997年，高五层，两排楼房呈Ｌ型，每排有20个教室。
旁边看起来更年长的楼房没有倒下，这两座教学校却成了一片瓦砾。
除了这座倒塌的教学楼，另一栋教学楼也严重倾斜，随时有倒地的危险，在教学楼的后面，学生宿舍楼由于地基塌陷，也出现了断裂。墙体厚实，外形古朴的行政楼也许是这所学校最结实的建筑，但是它也有两条粗大的裂缝。三台吊车在忙碌着，消防队员和军人一块块地往外搬运破碎的水泥块，成堆的课本散布其间：中国历史，英语，中学语文……
我们爬上废墟边缘，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里，向我们指着一处缝隙：那是我女儿。一个孩子扑倒在冰冷的断墙下面，大半个身体埋在瓦砾中，但是露在外面的手臂仍然有动作。
很长时间才能挖出一个人来，通常都已死去。在两顶帐篷后面的一片空地，那里曾是学生们锻炼的单双杠，放着一排排蓝色的塑料袋，50个，每一个里面躺着一个人。
老段在这里遇到一个个的熟人，他的老师或是同学，一问家里情况，要么这个没了，要么那个没了。
孩子与女人
我和郑褚决定去县城，沿着水泥路往前走。
这是郑褚极为熟悉的一段路，高中时候夜里偷偷翻围墙出来，去城里喝酒，上网，看球赛，然后再踏着夜色返回任家坝北川中学。
道路走出几百米就断了。准确地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上抬了十多米，悬在了空中。从悬路上攀下走不多远，道路又被一堆巨石拦住，最大者足有一辆卡车之巨了。
一队队的军人抬着担架走着。所谓担架，多是门板或椅子。每一个担架都有十几个人抬，不断地轮换。
翻过巨石阵，断路的尽头的山下，就是北川县城了。
此时天已经渐暗了下来，但仍然可以看得清楚：县城在数山夹峙中，像躺在一个锅底，此时已像大锅中的一堆砂石。山上是泥石流留下的巨大伤疤，而山脚的城市，已完全瘫倒了。尚未倒下去的，大约只有两三成。
2005年1月，当我从新加坡空军的直升机上俯瞰印尼的米拉务时，曾经有过这样的震撼。海啸把这个拥有３万人口的城市完全抹去了，地面上留下一块块的白色方格，那是房屋被卷走后留下的水泥地面；只剩下几个塔尖在阳光下闪烁着白光，那是坚固的教堂。
但不同的是，从空中看到的米拉务几乎没有人气了，像是一块化石。而北川，虽然同样看不到人，瓦砾冒出的一些烟，让我们确切地知道，在20多个小时前，这里还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城市。
从一座陡峭的山坡溜下去，我们站在了县城的水泥路上。最后一批撤走的军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问城里还有人吗，一位抬担架的救援人员说，：“有，但都是死人。”
空旷的马路和零乱的废墟中几乎没有人影，我们似乎置身于一座死城。
没有照明，绵雨以及随时发生的余震和滑坡，是救援人员必须在黑夜来临前撤出的原因。但想到这片广阔的废墟下，还有无数的人在呻呤、饥饿和苦痛，我们仍然感到很异样。
通往县城腹地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无水的河道便成了路。河上那座翻水桥也垮了，一台越野车、两辆三轮车躺在桥下。这是一座多难的桥，在过去十多年的山洪爆发中被冲垮过两次。
岸上有五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准备下到河道，我们赶过去帮助他们把担架抬下河道再抬上另一岸。
那几人一上岸，便累得瘫倒在地，有人拿绿色塑料布盖住担架上的人，有人则躺在塑料布上。这时我们才看清，随处扔的这些塑料布实际是尸袋。
那群人说，他们是江苏人，两个月前来这里办水泥厂。厂在山里边，地震后，他们抬着这位受伤的女子翻山越岭才走到这里来，已经20多个小时了。
再往里走，在一个叫“女人街”的地方，一堵墙下躺着三个人，最上面是一个女人，其下是一个男人，都已死了。他们身下压着一个小孩，正瞪大眼睛看着这群围着的陌生人。女孩的腿被两个大人压住了，只露出半截身子，而两个大人则被这堵移位的墙压住，完全无法挪动。
只能推断，在地震发生那一瞬，两个大人（后来媒体报道是孩子的父母）用身体护住了孩子，却被移位的墙给压住了。
救援者来自江油的攀长钢集团，他们赤手空拳已经救出了十几个人，花了五六个小时却在这孩子身上束手无策。
一名救援人员讲，实在不行，只能把上面的两人身体给切割了。大家默然无应。
天已经暗了，雨一直在下，余震中周围建筑在瑟瑟发抖。要撤离了，我们把自己包里的饼干和水递给女孩，然后找了一床棉被给她盖上，找了一把大伞遮住她。希望她能安然度过这一夜。
走过一个街口，我和郑褚突然听到一声隐隐的孩子哭声，感觉是身边楼上传来的，这是一幢两层楼房，底层是商铺，二楼住人，三楼是茶坊。那位攀长钢的职工闻讯戴上安全帽就往里冲，两分钟后他跑出来说在二楼找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正要走时，我们和另一名救援队员又听到哭声，感觉是从三楼传来的，那位职工和一名军人又冲了上去，在三楼也没发现情况。
有人说，可能是墙下压着的那个小孩在哭。救援者也不能再冒险了，我们只能宁愿相信刚才是幻听。
撤到河边，一只壮大的牧羊犬一直跟着我们，现在我们是它唯一能跟从的人类了，但它却一直没有勇气从街道跳下河道。
那群江苏人抬着担架往前面走，我们加入进去。走到来路时的那座山坡，我们才明白为何士兵们要十几个人抬一个伤者——要攀上陡峭的山坡，需要六个人同时抬，三五钟就得换人。所谓担架就是一块牌子，背面写着“某某公安局委员会”字样，三根杠子抬着，因为缚不牢，不时滑掉。这样的行进非常艰难而缓慢。
攀到半坡，旁边一个担架上裹着棉被，那是一个死去的人，推想是抬到半途死掉，被放弃的。那位长钢的小伙子说，把死者放下来，我们用担架。但没人上去动手。他走上去试图把死者翻出担架，发现被捆得紧紧的，只好放弃，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兄弟，我们也是为了救人。”
天已经黑了，一位军人说，干脆背，这样快点。江苏人赶紧说不行，伤者腹部受了伤，肠子都露出来了，不能背。
歇息时，一个江苏男人跪在担架旁亲吻着那妇女，鼓励她一定要坚持，并恳求我们救人到底。当然不会有人会放弃她。
黑暗中不时有哗哗的声音传来，那是周边的大山还在滑坡。这样一步步地攀爬挪动，最终是用绳子拉上了山坡，随后又攀爬过巨石堆和断裂路段，才看见远处有电筒照过来，此时已是８点过，这两三公里路段，已耗去我们近两个小时。
此时我们发现，那只牧羊犬已经跟上了我们——对于一条生命，求生总是本能。
夜晚
黑夜中的任家坝，依然车水马龙，救援人员和灾民用倒塌的屋檩窗框之类升起了火，以抵御这雨夜。部队搭起了帐篷，一些灾民在露天裹着被子已入眠了。我们沿着公路，找到了我们的车。司机告诉我们，李承鹏和老段已经离开去了安县。
在车上吃着干粮，公路上一辆辆的大巴上坐着军人，他们也得在车上过夜了。
十点过，北川中学里灯火通明，救援仍在继续。
中学门口露天躺着一些灾民或伤员，医护人员忙着给他们检查。
中学外，一个倒下的市场大棚形成一个“屋子”，炖好的肉块刚刚起锅，屋里，二三十位灾民围着两堆火开始了他们的晚餐，火里烤着土豆，主食是盛在脸盆里的煮粉条和土豆。
他们来自东溪乡华林村，那里到县城有5个小时的山路。北川本来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山体滑坡，泥石流每年都有发生，可是地震的威胁，似乎只存在于久远的回忆里。村民付兴琼说，1976年松潘大地震的时候，她还只有12岁，村里人都到防震棚里住了10天，可是很多人连地震都没有感觉到。
但这次地震显然超过了他们所有人的记忆。
他们中，好几个人的孩子都在北川中学读书：付兴琼的女儿，北川中学初二二班学生；张清惠的女儿朱晓燕，北川中学初二一班学生；梁艳碧的儿子李友泽，北川中学初三四班学生。
虽然近在咫石，他们都没有勇气去翻看那些挖出来的尸体。此外，李德勤的女儿，北川职业中学高一的李红梅，李中英的儿子，茅坝中学初一的吴定友，也都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他们本来不打算下山来的，尽管头天下午的地震已经让他们绝大多数人无家可归。他们说，现在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一般在山下城里上学，剩下的就是老弱病妇，现在走得动的走出来了，走不动的还留在山上。
那天晚上，他们全村剩下的人都是在山上的森林里度过的，13号早上一位从县城返回的人告诉他们，北川县城毁了，北川中学的教学楼塌陷，学生被压在楼下……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于是拼命似的冲下山，来到这里。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年迈的父母还守在山村外的森林里。按照政府的安排，作为灾民他们应该被转移到绵阳的安置区，可是在绵阳一个熟人都没有，去那里干什么呢，说着说着，女人们就哭起来。
在聊天的时候，一次大的余震震得避难棚的塑料屋顶哗哗作响，但人们似乎对这样的震动已经麻木了。
12点过，手机里开始有了短信，虽然时断时续，北川终于和外界联成了一体。郑褚突然想起了在桂溪乡的父母，从地震到现在，一直和他们没有联系。但电话还是不通。
夜深了，篝火和电筒成了街道上唯一的光亮，雨夜的寒冷让我在车上无法入眠，清晰地数着，两三点钟震了一次，5点过震了一次。
微茫的生机
6点过，天微亮，我和郑褚，每人背上三瓶水和干粮，开始向县城进发。比我们更早的，是试图去寻找亲友和看看家里情况的灾民。
两支救援队伍也在微亮中进来了，一支来自辽宁，一支来自海南。
经历了一夜的风雨和余震，那个女孩还活着吗？这是我们最挂念的事。也许她年龄尚小，哭着哭着就能睡着，那些被困在废墟中的成年人，在这一夜的凄风苦雨中又如何捱过呢。
来到那堵墙下，拿开大伞，掀开棉被，小朋友探起身来，睁着眼睛看着我们。问她能自己喝水吃东西吗，她点点头，接过我们的水和饼干吃起来。
两路救援队员也在我们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双方商议之后，决定由辽宁救援队负责这个小孩。辽宁省消防总队巡战处副处长王大伟说：“交给我们吧，这孩子活了！”
海南救援队继续往新城区进发，这支队伍包括消防、地震、医疗等方面专业人员。他们在一位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准备先去县政府救人。
穿过一段山体滑坡形成的乱石阵时，一具具尸体躺在路边，有的被棉被遮住，有的还裸露着，仅这条短短几百米路段，就倒着十几个人。
我们一路走一路喊：“还有人吗？”
先是北川茶厂旁一个女声答应，我们循声过去，问到她在一幢楼房的一单元三楼，但被压伤了。而这座楼房被破坏得很厉害，消防队员看了说暂时无法进去，但人尚无危险，只能一会儿来救。
另一个声音似乎来自地底，就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下，一个少年头朝下栽在一个坑里，只露出一只脚在外面。也许，他是在躲避滚下的巨石而一头栽倒在这个坑里的，但我们此时已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巨石比一人还高。他还能伸出手来接过矿泉水，也许能让他再坚持一会儿。
一路走，在我们的呼唤下，废墟中不时有各种呼救声传来，但多数是暂时无法施救的。我们只能告诉他们，我们马上通知救援人员来，请他们再坚持一下。
而事实上，至少一些人是出不来了，比如压住少年的那块巨石，即使是普通的吊车都挪不动，何况断路完全阻隔了大型设备的进入。
曲山小学
相对于刚刚经过的老城区，新城区建筑物损毁得要少一些，还有一些道路较为完好。我们跟着海南的队员奔县政府而去，路侧我们突然看到一块指路牌：曲山小学。
从两幢已歪斜的楼房之间望过去，看得见曲山小学的正门，一座教学楼已经大部倒塌了。
我和郑褚决定进去看看，从两幢危楼之间快速冲进小学，我们围着那幢三层教学楼呼喊，右侧的一个角落里首先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我们在这里，快来救我们。
声音来自几块预制板下面。第三层的地板掉下来，砸垮了第二层的地板，破碎的地板困住了那些呼喊的孩子。第三层的教室的黑板上还写着：“难忘的一课”。
从声音辨别，能出声的孩子还有两三个，似乎都是女孩。她们说，这里有三四个人活着，旁边的都死了。
教学楼中部，门厅的顶篷垮了下来，下面有两处也传出声音。我钻进去，一个孩子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了，只能从夹缝中伸出手来，让我们看见。她的旁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大腿处折断，腿骨伸了出来；一个背部露出大洞，内脏已经翻露。在一层水泥板下面，还压着一个孩子，只能从头发辨出是个男孩。他们都已死去。
在废墟深处，一位妇女蹲在里面，不停地向地下说着什么。她告诉我们，那里埋着的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全班四十多人，她的女儿也在这个班，但一直没听到声音，估计是没希望了。而这下面，还埋着六七个活着的孩子，他们在预制板下，一个已经死去的同学挡住了他们。
这位妇女拎着一个篮子，说，虽然自己的孩子死了，从昨天开始，她隔一会儿就来到这里，给孩子们送水喝，跟他们说说话，让他们坚持，不要放弃。
我们立即跑出去通知了海南救援队，一名队员跟我们说，县政府那头埋了一位姓杨的常务副县长，腿被压住了，不易救出，但从说话来看精神尚好，暂无危险。救援队看了曲山小学情况，决定先救这些孩子们。
后来从媒体中得知，这位叫杨泽森的副县长于次日被救出来，不久后就死了。
救援队考察了三处孩子的情况，决定先救右侧那几个孩子。但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头顶上的房顶随时可能倒塌，而孩子们被压在一堆水泥板下，必须切开水泥板才可能脱身。
救援队的领导商议后，认为需首先减轻房子倒塌的威胁再同时施救。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队军人被召唤过来，砍下一棵树用来支撑房子，消防队员则用工具一块一块地处理水泥板。一批人则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有动静就示警。
从操场望过去，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大约一百多米宽，两百米长，整个山几乎倾覆了。滚下的石头最大的直径足有十余米。泥石一直覆盖到一座台阶。当地人说，那是茅坝中学，台阶处就是它的校门——整座学校全部覆盖掉了，没有留下一丝缝隙。据当地人说，学校四五百学生，只有几十个在操场上体育课的学生跑了出来。
在那块巨石阵中，只剩下一根旗杆还高高矗立着，虽然有些歪斜，但国旗还在飘扬。
我和郑褚来到街上，仍然随处有未及送走的尸体，仍然不时有废墟中传出的求救声，一队队的军人也在废墟中忙碌，但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有手中仅有的铁钎、凿子和铁锤。不仅是他们，即使是专业救援人员，手中也只有一些便携救援工具。所有的大型设备都被断路阻隔在了城外。海南救援队的领导试图用对讲机请求直升机来支援，运进大型设备。
不过也有一些场景让人略微轻松点。在北川县职业中学，两侧各一幢教学楼没有垮塌，正面的一座宿舍则“坐”在了地上，一二层叠在了一起。士兵们发现楼里还有几个人，我们循声从侧面绕过去，隔着几米远，见到一只手伸在外面，而另一个房间一个女生也在求教。
那只手属于一个男生，他说，地震发生时，他们从教室跑回宿舍，没想到宿舍反而垮了。这个孩子问我，什么时候来救他出来，我只能回答，我们会尽快。
“我半个小时能不能出来？”
我答，我们会尽全力，很快了。
“我不想今晚还在这里睡觉了。”男孩说。
然后又问：“我的老师和同学呢？”
“他们应该没事，你先救出来再说。”
“我出来还要找他们耍呢！”这个同学说。
末了，这位同学说饿了渴了，一位救援者帮我们把水和饼干递过去，让他再坚持一下。
或许后来他是幸运的，不仅是因为救援难度相对较低，也因为他的乐观——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调皮的学生。
不远处，几名军人正从楼房里抱出一个小孩，男孩大约一岁多，只是头上擦破点皮。战士们听到哭声，然后钻进了已倾塌的楼房里，穿过一个房间才抱出这孩子。而在另一个房间，还能听到两个大人在呼救。
“里面有人吗”的喊声此起彼伏，回应声也不时响起。但救援人员和数量和设备严重不足，我们只能不断地安慰他们，救援马上就来，再坚持一下。
在县交通局楼下似乎困着好几名伤者，和我们说话的人语气比较平静，她说她自己伤得不重，但是有人已经快要死了。郑褚后来回忆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生和死的距离可能就是那么十多米，甚至就隔着一层几厘米的预制板，他们和我们一问一答，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场灾难，这就像是两户在阳台上对话的邻居。
“我城”
走到龙尾公园的桥头，郑褚偶遇了高中同学贾刚，他现在绵阳市卫生局工作，昨天专门赶回来救援。
郑褚问他，你家怎么样，那位同学指着河对岸：“在那里。”
那是一片彻底的废墟，远看像个垃圾推，滑坡的泥石推倒了这一大片地方，除了一幢虽已残破，但仍孤零零矗立的楼。
随后补充说，他父母承包的铺面在公安局门口，现在已经被完全掩埋了，他父亲上班的楼房已经成了平地，当时他父亲在5楼。
走在北川的街上，郑褚不时遇到熟人，不想问且必须问的问题就是“家里人怎么样”，似乎像他当年在这条街上散步时的随口打招呼。但通常的问答总是，某某还在，某某不在了。
贾刚拿着撬棍往前走了。我和郑褚站在一座吊桥的桥头，望着对岸那片巨大的“垃圾堆”和孤楼。这座城市我以前没来过，但在出生后的18年，我曾在这块土地生长，他们说着我熟悉的口音，他们讲的一些名词和地名，都可以勾起我的回忆。
而郑褚呢，他的家就在45公里之外的桂溪乡，那里有他的父母亲友；而在这座城市，他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期，这里有他的同学、玩伴、亲友和熟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建筑，那条被阻断公路，他曾经时常半夜从北川中学溜出宿舍，走过这里到县城喝酒，然后再返回翻墙回去。
我也属于这个地方。我出生和生长在离这里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都属于绵阳市，现在也是灾区。地震发生后，整个北川成为孤岛，几名北川人走了三个小时，赶到安县和绵阳报信。我姐姐所在的绵阳市工商局北川县分局也死掉几十个人，其中也有她很熟的同事；姐夫在绵阳市建设部门工作，于当日晚上11点首批到达现场，他和同事们在废墟中刨着挖着，救出了十几个人。回到家里讲述，还忍不住痛哭流涕。
这是“我城”，是一座“我们”的城市，与我们有着土地、血肉和语言的相连。我曾经采访过很多遭受灾难的城市和人们，也曾有震惊，也有悲悯，但作为记者，我们终究只是旁观和记录者。
但这里埋葬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胞，那种血脉相连，不容我们从容地旁观，冷静地记录。
我和郑褚商量，这是你的城市，你就写你的直击，以及你的记忆和这座城市的记忆。我们是一本历史杂志，但这座城市和这些逝去的人，都成为了“历史”。我们记录的当下，未来就是历史。
逃生
回到曲山小学，救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但一个人也没出来。两三名救援人员正在切割水泥板，其他人排着队往外运送。
正在营救的教学楼右侧，被困的孩子都属于四年级三班，班主任叫唐春梅。那个不停说话的孩子叫李月，12岁，先赶来的是他舅舅李家刚；另一个家长叫杨明熙，县农业局的干部，地震后他一直忙着在单位救人，直到现在才赶来看看自己的女儿杨璐。
教学楼中间那个孩子一直在不停地喊，郑褚钻进去跟她说话，让她再坚持一下。孩子说，能不能借一下你的手机，我要给爸爸打个电话。但这里仍然没有信号，只能答应她，到有信号的地方就打给他。
她叫范泉燕，今年12岁。她很艰难地说，“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很疼。”问她喝不喝水，她说喉咙很疼，不想喝。郑褚劝她还是喝一点，然后拿出一瓶水，把瓶盖旋开，她的小手从预制板的夹缝里伸出来，抓着水瓶慢慢缩回地下。
中午一点，我们来到操场上吃午饭，背的瓶装水和食物大多已送给废墟中的人，背包空了。太阳已经很炽热了。两天的冷雨后，立即是高温，瓦砾下的幸存者肯定更为难熬，尤其是那些无法得到食物和水的人们。
过了一会儿，部分救援队伍突然紧急集合，列着队往县城外开拔。半个小时后，海南救援队的人员开始核实一个消息：上游的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一旦溃绝，可能冲垮县城上游两三公里的苦竹坝水电站，则洪流将淹没整个县城。
这时我们想起，早上刚进新城区的时候，一个妇女匆匆而过，她告诉我们，她是上游苦竹坝水电站的职工，地震发生后，走了一夜才走回县城，后面还有一两百人的大部队。她还说，苦竹坝上游泥石流已形成堰塞湖，非常危险。
此时，第一个孩子即将救出。救援队通过电台四处核对消息，都没有得到是否可能决堤的准确消息。
1时30分左右，第一个孩子被救出来了，是杨璐，除了腿上有点伤之外，基本无大碍。
而李月仍然在麻烦之中。她的腿被死死压住了，而救援者却面临着决堤的威胁。正要撤走的时候，一个男人叫了起来：解放军同志们啊，你们不能走啊，求你们救救我娃娃。”
一个军官吼了一声：“我就觉得不能走！”
于是救援队员停下来做最后的努力，几分钟后仍然没有进展。一位指挥员说，只能把腿硬拔出来或者是锯断。他问男人，要不你自己来动手，否则谁也不敢负这责任。
女人哭着对男人说，要不先保命吧。男人一拍大腿说，命也要，腿也要。据一位女记者报道，她听到李月也在喊，叔叔，别锯我的腿。
救援队员撤走了，留下了一些工具，让男人自己施救。
县城中一片忙乱，一队队的人马在向外奔跑。但疾跑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一队警察，十几个人，身穿黑色警服，用一把椅子抬着一位老妇，快速而从容地走着。一问，来自天津。
退到山坡上，就算基本安全了。那条狭窄而陡峭的山道，一队队的士兵、消防队员扛着担架吃力地攀爬着。
也有好消息。在撤退的路上，我们又遇到辽宁消防总队的王大伟，得知他们在女人街的那堵墙上切出了一个洞，把妈妈的尸体抬高后，于上午9时50分救出了那个小女孩。
后来媒体报道说，女孩名叫宋欣宜，３岁。就是温家宝总理刚到北川就看到的那个小女孩。
离开曲山小学时，进而攀到安全的高处，回望空旷的操场，回望仍然冒着几处黑烟的城市，我能做的只能是想：明天他们还在吗？如果洪水到来，一切都没了；如果没有洪水，他们还能熬得到第三天吗？
一到山上，手机又有信号了，郑褚收到一条短信，“全家平安，放心”，发件人是父亲。
郑褚给范泉燕的父亲打通了电话，原来他也在地震中受伤了，住在绵阳医院里面，他说，我就是走也要走回来，把我的女儿挖出来。
这个晚上，郑褚在绵阳南河体育场看到父亲，他是带着桂溪两所小学的教师和孩子们撤离出来的，大家劫后余生，都很感慨，有人建议出去买点酒来喝。在体育场席地而坐，刚把酒倒上，维持秩序的人就来干涉了，说不要喝酒，灾民喝酒也许影响不太好。大家默默地撤去酒杯，回到防震棚里。
人们躺在防震棚里仍然难以入眠，北川的建制会不会撤销，也是众人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是一座多难的城市，虽然历经千余年。历史上，它都是兵家必争的要隘；而百年来，它前后历经了五次水灾，三次大地震，其中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震中距此也就一两百公里之遥。不过两次均安然无恙。1933年，史载仅是“房屋无破坏，无梭瓦现象，普遍感到摇晃，人发昏”；而1976年，那年华林村村民付兴琼才12岁，感觉到的也只觉得大地微微一颤，也就过去了。
而上世纪50年代县城由禹里镇迁址至现曲山镇后，因地形逼仄，也曾有过多次动迁之议，都未付诸行动。
如今这场地震之后，县治搬迁已成定局，而县委书记宋明对媒体说，由于县境内已没有合适地点，县城可能搬迁到相邻的安县。
即使县城重建，仍然名为“北川”，但是我们的那座“北川”，承载了我们的记忆的北川，与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相助的人们，已经被埋进了历史，成为一座遗址供后人瞻仰。
我对郑褚说，我们的报道，名字就叫：“我的家乡在地震”。
羌族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今羌族聚居的茂县、理县、汶川、北川县皆有禹迹及记载，尤以北川县禹里乡的大禹遗迹、记载、传说等为完整。学术界多数认为，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北川禹穴当为禹所生地。
羌族是殷商王朝的“方国”。商王朝中也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武丁时期就有羌可、羌立作商王朝的祭祀官。周人与羌人关系更加密切。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如分封在今山东的齐国，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的申、吕、许都是姜姓国。周时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姜姓羌人，历西周之世，已基本上与华夏人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汉代，羌人分布很广，从地域划分，有东羌和西羌两大类。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上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
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活动在甘、青以至川西北的党项羌，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王朝。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宋代以后，北方地区的羌人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南迁的羌人和甘、青、川交界地区的西山诸羌，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一部分成为今日羌族的来源之一。
古代羌人分布极广，岷江上游是古羌人分布的重要地区。这部分羌人逐渐融合了从川、甘、青等地各个不同时代迁来川西北的邓至、岩昌、白马、白狗、党项等诸羌人，以及少部分已分化为其他民族后又迁入该地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和秦汉以来迁入的部分汉族而形成了现今的羌族。
5月12日晚10时过，我在网上见到了同事郑褚。这个时候，除了网络，所有通讯都断绝了。
刚刚到来的网上消息说，北川县城估计死亡3000人以上。郑褚是北川人，他的父母还住在离北川县城45公里外的桂溪乡。郑说，联系不上家里，他决定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回北川，带上他的折叠自行车，路不通的时候就骑车。除了父母，那里还有他的很多亲戚。
北川所在的绵阳市也是我的家乡，另一个震区江油是我的出生地，包括姐姐在内等十余位亲戚也无法联系上。
次日（13日）早上，我们决定一起去北川，既为采访，也为寻亲。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并且作为记者，14年来我到达过国内外很多的灾难现场，2003年春的SARS，2003年底的开县井喷，2004年底的印尼海啸，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现在虽然转做《国家历史》杂志，但正在发生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历史呢？我们没有理由缺席，何况它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亲友身上，我们长大的土地上。
这天中午，我们乘上公司派出的越野车购完了生活必需品从成都出发，接到李承鹏打来的电话，李是我在《成都商报》的前同事，他听说我们要去灾区，要求搭我们的车一起去。
半小时后，李承鹏开着他的宝马与我们会合，李说，今天早上他从车上醒来，就觉得不对劲，灾难就发生在身边，虽然不是社会新闻记者，但作为四川人，也不能就坐在家里看电视吧？
母校
汽车上了成绵高速，李承鹏发现除了偶尔有几辆救援车辆北行之外，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驰援的紧张。但一到往安县的道路入口，气氛骤变，试图进入安县的车辆被大批交警拦住了，只允许救援车辆进入。
正当我们向警察说明情况准备进入时，李承鹏探出头叫住了一个人：“老段”。
此人是成都著名酒吧“1810”的老板，开了一辆越野车，装了一车东西准备送到北川去，那也是他的家乡，到此却被拦住了，跟着我们才被放行。
进入安县境内，才真正感觉到了强震的肃杀，沿途一半的房屋倒塌，人们搭起了各色的简易帐篷。
出了安县城上了去北川的二级公路，就进了山区，一路都是打着应急灯或拉着警笛的车辆急驰。大家都分工观察左右的山壁，震中雨后的山区随时可能塌方，一路上至少有四辆被砸得变形的车躺着。
到达北川境内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军车和救援物资运输车辆将汽车堵在离北川中学两公里远的公路垭口，我们只能下车步行。5月成都的天气已经颇为炎热，而在雨中的北川却山风料峭。
我和郑褚用背包装上了足够三四天吃的干粮和瓶装水，告诉司机老曹，如果今晚我们没有回来，可以权宜行事，我们做好了在里面呆几天的准备。
半个小时后，我们穿过车流走过任家坝收费站，这里就是救灾的大本营了。熟知地情的郑褚说，此地地势高，往下翻过一个山头就可以俯瞰整个北川城。因此这里也就成了救灾大本营，各路救灾人马、安置站和临时医疗站都在这时，还有各种应急通信车和帐篷。郑褚带着我们往北一中（北川中学）奔去，那里是他的母校。
走进校园，一座巨大废墟迎面堆放着。
那是主教学楼，建成于1997年，高五层，两排楼房呈Ｌ型，每排有20个教室。
旁边看起来更年长的楼房没有倒下，这两座教学校却成了一片瓦砾。
除了这座倒塌的教学楼，另一栋教学楼也严重倾斜，随时有倒地的危险，在教学楼的后面，学生宿舍楼由于地基塌陷，也出现了断裂。墙体厚实，外形古朴的行政楼也许是这所学校最结实的建筑，但是它也有两条粗大的裂缝。三台吊车在忙碌着，消防队员和军人一块块地往外搬运破碎的水泥块，成堆的课本散布其间：中国历史，英语，中学语文……
我们爬上废墟边缘，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里，向我们指着一处缝隙：那是我女儿。一个孩子扑倒在冰冷的断墙下面，大半个身体埋在瓦砾中，但是露在外面的手臂仍然有动作。
很长时间才能挖出一个人来，通常都已死去。在两顶帐篷后面的一片空地，那里曾是学生们锻炼的单双杠，放着一排排蓝色的塑料袋，50个，每一个里面躺着一个人。
老段在这里遇到一个个的熟人，他的老师或是同学，一问家里情况，要么这个没了，要么那个没了。
孩子与女人
我和郑褚决定去县城，沿着水泥路往前走。
这是郑褚极为熟悉的一段路，高中时候夜里偷偷翻围墙出来，去城里喝酒，上网，看球赛，然后再踏着夜色返回任家坝北川中学。
道路走出几百米就断了。准确地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上抬了十多米，悬在了空中。从悬路上攀下走不多远，道路又被一堆巨石拦住，最大者足有一辆卡车之巨了。
一队队的军人抬着担架走着。所谓担架，多是门板或椅子。每一个担架都有十几个人抬，不断地轮换。
翻过巨石阵，断路的尽头的山下，就是北川县城了。
此时天已经渐暗了下来，但仍然可以看得清楚：县城在数山夹峙中，像躺在一个锅底，此时已像大锅中的一堆砂石。山上是泥石流留下的巨大伤疤，而山脚的城市，已完全瘫倒了。尚未倒下去的，大约只有两三成。
2005年1月，当我从新加坡空军的直升机上俯瞰印尼的米拉务时，曾经有过这样的震撼。海啸把这个拥有３万人口的城市完全抹去了，地面上留下一块块的白色方格，那是房屋被卷走后留下的水泥地面；只剩下几个塔尖在阳光下闪烁着白光，那是坚固的教堂。
但不同的是，从空中看到的米拉务几乎没有人气了，像是一块化石。而北川，虽然同样看不到人，瓦砾冒出的一些烟，让我们确切地知道，在20多个小时前，这里还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城市。
从一座陡峭的山坡溜下去，我们站在了县城的水泥路上。最后一批撤走的军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问城里还有人吗，一位抬担架的救援人员说，：“有，但都是死人。”
空旷的马路和零乱的废墟中几乎没有人影，我们似乎置身于一座死城。
没有照明，绵雨以及随时发生的余震和滑坡，是救援人员必须在黑夜来临前撤出的原因。但想到这片广阔的废墟下，还有无数的人在呻呤、饥饿和苦痛，我们仍然感到很异样。
通往县城腹地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无水的河道便成了路。河上那座翻水桥也垮了，一台越野车、两辆三轮车躺在桥下。这是一座多难的桥，在过去十多年的山洪爆发中被冲垮过两次。
岸上有五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准备下到河道，我们赶过去帮助他们把担架抬下河道再抬上另一岸。
那几人一上岸，便累得瘫倒在地，有人拿绿色塑料布盖住担架上的人，有人则躺在塑料布上。这时我们才看清，随处扔的这些塑料布实际是尸袋。
那群人说，他们是江苏人，两个月前来这里办水泥厂。厂在山里边，地震后，他们抬着这位受伤的女子翻山越岭才走到这里来，已经20多个小时了。
再往里走，在一个叫“女人街”的地方，一堵墙下躺着三个人，最上面是一个女人，其下是一个男人，都已死了。他们身下压着一个小孩，正瞪大眼睛看着这群围着的陌生人。女孩的腿被两个大人压住了，只露出半截身子，而两个大人则被这堵移位的墙压住，完全无法挪动。
只能推断，在地震发生那一瞬，两个大人（后来媒体报道是孩子的父母）用身体护住了孩子，却被移位的墙给压住了。
救援者来自江油的攀长钢集团，他们赤手空拳已经救出了十几个人，花了五六个小时却在这孩子身上束手无策。
一名救援人员讲，实在不行，只能把上面的两人身体给切割了。大家默然无应。
天已经暗了，雨一直在下，余震中周围建筑在瑟瑟发抖。要撤离了，我们把自己包里的饼干和水递给女孩，然后找了一床棉被给她盖上，找了一把大伞遮住她。希望她能安然度过这一夜。
走过一个街口，我和郑褚突然听到一声隐隐的孩子哭声，感觉是身边楼上传来的，这是一幢两层楼房，底层是商铺，二楼住人，三楼是茶坊。那位攀长钢的职工闻讯戴上安全帽就往里冲，两分钟后他跑出来说在二楼找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正要走时，我们和另一名救援队员又听到哭声，感觉是从三楼传来的，那位职工和一名军人又冲了上去，在三楼也没发现情况。
有人说，可能是墙下压着的那个小孩在哭。救援者也不能再冒险了，我们只能宁愿相信刚才是幻听。
撤到河边，一只壮大的牧羊犬一直跟着我们，现在我们是它唯一能跟从的人类了，但它却一直没有勇气从街道跳下河道。
那群江苏人抬着担架往前面走，我们加入进去。走到来路时的那座山坡，我们才明白为何士兵们要十几个人抬一个伤者——要攀上陡峭的山坡，需要六个人同时抬，三五钟就得换人。所谓担架就是一块牌子，背面写着“某某公安局委员会”字样，三根杠子抬着，因为缚不牢，不时滑掉。这样的行进非常艰难而缓慢。
攀到半坡，旁边一个担架上裹着棉被，那是一个死去的人，推想是抬到半途死掉，被放弃的。那位长钢的小伙子说，把死者放下来，我们用担架。但没人上去动手。他走上去试图把死者翻出担架，发现被捆得紧紧的，只好放弃，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兄弟，我们也是为了救人。”
天已经黑了，一位军人说，干脆背，这样快点。江苏人赶紧说不行，伤者腹部受了伤，肠子都露出来了，不能背。
歇息时，一个江苏男人跪在担架旁亲吻着那妇女，鼓励她一定要坚持，并恳求我们救人到底。当然不会有人会放弃她。
黑暗中不时有哗哗的声音传来，那是周边的大山还在滑坡。这样一步步地攀爬挪动，最终是用绳子拉上了山坡，随后又攀爬过巨石堆和断裂路段，才看见远处有电筒照过来，此时已是８点过，这两三公里路段，已耗去我们近两个小时。
此时我们发现，那只牧羊犬已经跟上了我们——对于一条生命，求生总是本能。
夜晚
黑夜中的任家坝，依然车水马龙，救援人员和灾民用倒塌的屋檩窗框之类升起了火，以抵御这雨夜。部队搭起了帐篷，一些灾民在露天裹着被子已入眠了。我们沿着公路，找到了我们的车。司机告诉我们，李承鹏和老段已经离开去了安县。
在车上吃着干粮，公路上一辆辆的大巴上坐着军人，他们也得在车上过夜了。
十点过，北川中学里灯火通明，救援仍在继续。
中学门口露天躺着一些灾民或伤员，医护人员忙着给他们检查。
中学外，一个倒下的市场大棚形成一个“屋子”，炖好的肉块刚刚起锅，屋里，二三十位灾民围着两堆火开始了他们的晚餐，火里烤着土豆，主食是盛在脸盆里的煮粉条和土豆。
他们来自东溪乡华林村，那里到县城有5个小时的山路。北川本来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山体滑坡，泥石流每年都有发生，可是地震的威胁，似乎只存在于久远的回忆里。村民付兴琼说，1976年松潘大地震的时候，她还只有12岁，村里人都到防震棚里住了10天，可是很多人连地震都没有感觉到。
但这次地震显然超过了他们所有人的记忆。
他们中，好几个人的孩子都在北川中学读书：付兴琼的女儿，北川中学初二二班学生；张清惠的女儿朱晓燕，北川中学初二一班学生；梁艳碧的儿子李友泽，北川中学初三四班学生。
虽然近在咫石，他们都没有勇气去翻看那些挖出来的尸体。此外，李德勤的女儿，北川职业中学高一的李红梅，李中英的儿子，茅坝中学初一的吴定友，也都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他们本来不打算下山来的，尽管头天下午的地震已经让他们绝大多数人无家可归。他们说，现在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一般在山下城里上学，剩下的就是老弱病妇，现在走得动的走出来了，走不动的还留在山上。
那天晚上，他们全村剩下的人都是在山上的森林里度过的，13号早上一位从县城返回的人告诉他们，北川县城毁了，北川中学的教学楼塌陷，学生被压在楼下……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于是拼命似的冲下山，来到这里。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年迈的父母还守在山村外的森林里。按照政府的安排，作为灾民他们应该被转移到绵阳的安置区，可是在绵阳一个熟人都没有，去那里干什么呢，说着说着，女人们就哭起来。
在聊天的时候，一次大的余震震得避难棚的塑料屋顶哗哗作响，但人们似乎对这样的震动已经麻木了。
12点过，手机里开始有了短信，虽然时断时续，北川终于和外界联成了一体。郑褚突然想起了在桂溪乡的父母，从地震到现在，一直和他们没有联系。但电话还是不通。
夜深了，篝火和电筒成了街道上唯一的光亮，雨夜的寒冷让我在车上无法入眠，清晰地数着，两三点钟震了一次，5点过震了一次。
微茫的生机
6点过，天微亮，我和郑褚，每人背上三瓶水和干粮，开始向县城进发。比我们更早的，是试图去寻找亲友和看看家里情况的灾民。
两支救援队伍也在微亮中进来了，一支来自辽宁，一支来自海南。
经历了一夜的风雨和余震，那个女孩还活着吗？这是我们最挂念的事。也许她年龄尚小，哭着哭着就能睡着，那些被困在废墟中的成年人，在这一夜的凄风苦雨中又如何捱过呢。
来到那堵墙下，拿开大伞，掀开棉被，小朋友探起身来，睁着眼睛看着我们。问她能自己喝水吃东西吗，她点点头，接过我们的水和饼干吃起来。
两路救援队员也在我们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双方商议之后，决定由辽宁救援队负责这个小孩。辽宁省消防总队巡战处副处长王大伟说：“交给我们吧，这孩子活了！”
海南救援队继续往新城区进发，这支队伍包括消防、地震、医疗等方面专业人员。他们在一位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准备先去县政府救人。
穿过一段山体滑坡形成的乱石阵时，一具具尸体躺在路边，有的被棉被遮住，有的还裸露着，仅这条短短几百米路段，就倒着十几个人。
我们一路走一路喊：“还有人吗？”
先是北川茶厂旁一个女声答应，我们循声过去，问到她在一幢楼房的一单元三楼，但被压伤了。而这座楼房被破坏得很厉害，消防队员看了说暂时无法进去，但人尚无危险，只能一会儿来救。
另一个声音似乎来自地底，就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下，一个少年头朝下栽在一个坑里，只露出一只脚在外面。也许，他是在躲避滚下的巨石而一头栽倒在这个坑里的，但我们此时已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巨石比一人还高。他还能伸出手来接过矿泉水，也许能让他再坚持一会儿。
一路走，在我们的呼唤下，废墟中不时有各种呼救声传来，但多数是暂时无法施救的。我们只能告诉他们，我们马上通知救援人员来，请他们再坚持一下。
而事实上，至少一些人是出不来了，比如压住少年的那块巨石，即使是普通的吊车都挪不动，何况断路完全阻隔了大型设备的进入。
曲山小学
相对于刚刚经过的老城区，新城区建筑物损毁得要少一些，还有一些道路较为完好。我们跟着海南的队员奔县政府而去，路侧我们突然看到一块指路牌：曲山小学。
从两幢已歪斜的楼房之间望过去，看得见曲山小学的正门，一座教学楼已经大部倒塌了。
我和郑褚决定进去看看，从两幢危楼之间快速冲进小学，我们围着那幢三层教学楼呼喊，右侧的一个角落里首先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我们在这里，快来救我们。
声音来自几块预制板下面。第三层的地板掉下来，砸垮了第二层的地板，破碎的地板困住了那些呼喊的孩子。第三层的教室的黑板上还写着：“难忘的一课”。
从声音辨别，能出声的孩子还有两三个，似乎都是女孩。她们说，这里有三四个人活着，旁边的都死了。
教学楼中部，门厅的顶篷垮了下来，下面有两处也传出声音。我钻进去，一个孩子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了，只能从夹缝中伸出手来，让我们看见。她的旁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大腿处折断，腿骨伸了出来；一个背部露出大洞，内脏已经翻露。在一层水泥板下面，还压着一个孩子，只能从头发辨出是个男孩。他们都已死去。
在废墟深处，一位妇女蹲在里面，不停地向地下说着什么。她告诉我们，那里埋着的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全班四十多人，她的女儿也在这个班，但一直没听到声音，估计是没希望了。而这下面，还埋着六七个活着的孩子，他们在预制板下，一个已经死去的同学挡住了他们。
这位妇女拎着一个篮子，说，虽然自己的孩子死了，从昨天开始，她隔一会儿就来到这里，给孩子们送水喝，跟他们说说话，让他们坚持，不要放弃。
我们立即跑出去通知了海南救援队，一名队员跟我们说，县政府那头埋了一位姓杨的常务副县长，腿被压住了，不易救出，但从说话来看精神尚好，暂无危险。救援队看了曲山小学情况，决定先救这些孩子们。
后来从媒体中得知，这位叫杨泽森的副县长于次日被救出来，不久后就死了。
救援队考察了三处孩子的情况，决定先救右侧那几个孩子。但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头顶上的房顶随时可能倒塌，而孩子们被压在一堆水泥板下，必须切开水泥板才可能脱身。
救援队的领导商议后，认为需首先减轻房子倒塌的威胁再同时施救。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队军人被召唤过来，砍下一棵树用来支撑房子，消防队员则用工具一块一块地处理水泥板。一批人则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有动静就示警。
从操场望过去，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大约一百多米宽，两百米长，整个山几乎倾覆了。滚下的石头最大的直径足有十余米。泥石一直覆盖到一座台阶。当地人说，那是茅坝中学，台阶处就是它的校门——整座学校全部覆盖掉了，没有留下一丝缝隙。据当地人说，学校四五百学生，只有几十个在操场上体育课的学生跑了出来。
在那块巨石阵中，只剩下一根旗杆还高高矗立着，虽然有些歪斜，但国旗还在飘扬。
我和郑褚来到街上，仍然随处有未及送走的尸体，仍然不时有废墟中传出的求救声，一队队的军人也在废墟中忙碌，但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有手中仅有的铁钎、凿子和铁锤。不仅是他们，即使是专业救援人员，手中也只有一些便携救援工具。所有的大型设备都被断路阻隔在了城外。海南救援队的领导试图用对讲机请求直升机来支援，运进大型设备。
不过也有一些场景让人略微轻松点。在北川县职业中学，两侧各一幢教学楼没有垮塌，正面的一座宿舍则“坐”在了地上，一二层叠在了一起。士兵们发现楼里还有几个人，我们循声从侧面绕过去，隔着几米远，见到一只手伸在外面，而另一个房间一个女生也在求教。
那只手属于一个男生，他说，地震发生时，他们从教室跑回宿舍，没想到宿舍反而垮了。这个孩子问我，什么时候来救他出来，我只能回答，我们会尽快。
“我半个小时能不能出来？”
我答，我们会尽全力，很快了。
“我不想今晚还在这里睡觉了。”男孩说。
然后又问：“我的老师和同学呢？”
“他们应该没事，你先救出来再说。”
“我出来还要找他们耍呢！”这个同学说。
末了，这位同学说饿了渴了，一位救援者帮我们把水和饼干递过去，让他再坚持一下。
或许后来他是幸运的，不仅是因为救援难度相对较低，也因为他的乐观——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调皮的学生。
不远处，几名军人正从楼房里抱出一个小孩，男孩大约一岁多，只是头上擦破点皮。战士们听到哭声，然后钻进了已倾塌的楼房里，穿过一个房间才抱出这孩子。而在另一个房间，还能听到两个大人在呼救。
“里面有人吗”的喊声此起彼伏，回应声也不时响起。但救援人员和数量和设备严重不足，我们只能不断地安慰他们，救援马上就来，再坚持一下。
在县交通局楼下似乎困着好几名伤者，和我们说话的人语气比较平静，她说她自己伤得不重，但是有人已经快要死了。郑褚后来回忆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生和死的距离可能就是那么十多米，甚至就隔着一层几厘米的预制板，他们和我们一问一答，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场灾难，这就像是两户在阳台上对话的邻居。
“我城”
走到龙尾公园的桥头，郑褚偶遇了高中同学贾刚，他现在绵阳市卫生局工作，昨天专门赶回来救援。
郑褚问他，你家怎么样，那位同学指着河对岸：“在那里。”
那是一片彻底的废墟，远看像个垃圾推，滑坡的泥石推倒了这一大片地方，除了一幢虽已残破，但仍孤零零矗立的楼。
随后补充说，他父母承包的铺面在公安局门口，现在已经被完全掩埋了，他父亲上班的楼房已经成了平地，当时他父亲在5楼。
走在北川的街上，郑褚不时遇到熟人，不想问且必须问的问题就是“家里人怎么样”，似乎像他当年在这条街上散步时的随口打招呼。但通常的问答总是，某某还在，某某不在了。
贾刚拿着撬棍往前走了。我和郑褚站在一座吊桥的桥头，望着对岸那片巨大的“垃圾堆”和孤楼。这座城市我以前没来过，但在出生后的18年，我曾在这块土地生长，他们说着我熟悉的口音，他们讲的一些名词和地名，都可以勾起我的回忆。
而郑褚呢，他的家就在45公里之外的桂溪乡，那里有他的父母亲友；而在这座城市，他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期，这里有他的同学、玩伴、亲友和熟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建筑，那条被阻断公路，他曾经时常半夜从北川中学溜出宿舍，走过这里到县城喝酒，然后再返回翻墙回去。
我也属于这个地方。我出生和生长在离这里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都属于绵阳市，现在也是灾区。地震发生后，整个北川成为孤岛，几名北川人走了三个小时，赶到安县和绵阳报信。我姐姐所在的绵阳市工商局北川县分局也死掉几十个人，其中也有她很熟的同事；姐夫在绵阳市建设部门工作，于当日晚上11点首批到达现场，他和同事们在废墟中刨着挖着，救出了十几个人。回到家里讲述，还忍不住痛哭流涕。
这是“我城”，是一座“我们”的城市，与我们有着土地、血肉和语言的相连。我曾经采访过很多遭受灾难的城市和人们，也曾有震惊，也有悲悯，但作为记者，我们终究只是旁观和记录者。
但这里埋葬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胞，那种血脉相连，不容我们从容地旁观，冷静地记录。
我和郑褚商量，这是你的城市，你就写你的直击，以及你的记忆和这座城市的记忆。我们是一本历史杂志，但这座城市和这些逝去的人，都成为了“历史”。我们记录的当下，未来就是历史。
逃生
回到曲山小学，救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但一个人也没出来。两三名救援人员正在切割水泥板，其他人排着队往外运送。
正在营救的教学楼右侧，被困的孩子都属于四年级三班，班主任叫唐春梅。那个不停说话的孩子叫李月，12岁，先赶来的是他舅舅李家刚；另一个家长叫杨明熙，县农业局的干部，地震后他一直忙着在单位救人，直到现在才赶来看看自己的女儿杨璐。
教学楼中间那个孩子一直在不停地喊，郑褚钻进去跟她说话，让她再坚持一下。孩子说，能不能借一下你的手机，我要给爸爸打个电话。但这里仍然没有信号，只能答应她，到有信号的地方就打给他。
她叫范泉燕，今年12岁。她很艰难地说，“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很疼。”问她喝不喝水，她说喉咙很疼，不想喝。郑褚劝她还是喝一点，然后拿出一瓶水，把瓶盖旋开，她的小手从预制板的夹缝里伸出来，抓着水瓶慢慢缩回地下。
中午一点，我们来到操场上吃午饭，背的瓶装水和食物大多已送给废墟中的人，背包空了。太阳已经很炽热了。两天的冷雨后，立即是高温，瓦砾下的幸存者肯定更为难熬，尤其是那些无法得到食物和水的人们。
过了一会儿，部分救援队伍突然紧急集合，列着队往县城外开拔。半个小时后，海南救援队的人员开始核实一个消息：上游的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一旦溃绝，可能冲垮县城上游两三公里的苦竹坝水电站，则洪流将淹没整个县城。
这时我们想起，早上刚进新城区的时候，一个妇女匆匆而过，她告诉我们，她是上游苦竹坝水电站的职工，地震发生后，走了一夜才走回县城，后面还有一两百人的大部队。她还说，苦竹坝上游泥石流已形成堰塞湖，非常危险。
此时，第一个孩子即将救出。救援队通过电台四处核对消息，都没有得到是否可能决堤的准确消息。
1时30分左右，第一个孩子被救出来了，是杨璐，除了腿上有点伤之外，基本无大碍。
而李月仍然在麻烦之中。她的腿被死死压住了，而救援者却面临着决堤的威胁。正要撤走的时候，一个男人叫了起来：解放军同志们啊，你们不能走啊，求你们救救我娃娃。”
一个军官吼了一声：“我就觉得不能走！”
于是救援队员停下来做最后的努力，几分钟后仍然没有进展。一位指挥员说，只能把腿硬拔出来或者是锯断。他问男人，要不你自己来动手，否则谁也不敢负这责任。
女人哭着对男人说，要不先保命吧。男人一拍大腿说，命也要，腿也要。据一位女记者报道，她听到李月也在喊，叔叔，别锯我的腿。
救援队员撤走了，留下了一些工具，让男人自己施救。
县城中一片忙乱，一队队的人马在向外奔跑。但疾跑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一队警察，十几个人，身穿黑色警服，用一把椅子抬着一位老妇，快速而从容地走着。一问，来自天津。
退到山坡上，就算基本安全了。那条狭窄而陡峭的山道，一队队的士兵、消防队员扛着担架吃力地攀爬着。
也有好消息。在撤退的路上，我们又遇到辽宁消防总队的王大伟，得知他们在女人街的那堵墙上切出了一个洞，把妈妈的尸体抬高后，于上午9时50分救出了那个小女孩。
后来媒体报道说，女孩名叫宋欣宜，３岁。就是温家宝总理刚到北川就看到的那个小女孩。
离开曲山小学时，进而攀到安全的高处，回望空旷的操场，回望仍然冒着几处黑烟的城市，我能做的只能是想：明天他们还在吗？如果洪水到来，一切都没了；如果没有洪水，他们还能熬得到第三天吗？
一到山上，手机又有信号了，郑褚收到一条短信，“全家平安，放心”，发件人是父亲。
郑褚给范泉燕的父亲打通了电话，原来他也在地震中受伤了，住在绵阳医院里面，他说，我就是走也要走回来，把我的女儿挖出来。
这个晚上，郑褚在绵阳南河体育场看到父亲，他是带着桂溪两所小学的教师和孩子们撤离出来的，大家劫后余生，都很感慨，有人建议出去买点酒来喝。在体育场席地而坐，刚把酒倒上，维持秩序的人就来干涉了，说不要喝酒，灾民喝酒也许影响不太好。大家默默地撤去酒杯，回到防震棚里。
人们躺在防震棚里仍然难以入眠，北川的建制会不会撤销，也是众人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是一座多难的城市，虽然历经千余年。历史上，它都是兵家必争的要隘；而百年来，它前后历经了五次水灾，三次大地震，其中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震中距此也就一两百公里之遥。不过两次均安然无恙。1933年，史载仅是“房屋无破坏，无梭瓦现象，普遍感到摇晃，人发昏”；而1976年，那年华林村村民付兴琼才12岁，感觉到的也只觉得大地微微一颤，也就过去了。
而上世纪50年代县城由禹里镇迁址至现曲山镇后，因地形逼仄，也曾有过多次动迁之议，都未付诸行动。
如今这场地震之后，县治搬迁已成定局，而县委书记宋明对媒体说，由于县境内已没有合适地点，县城可能搬迁到相邻的安县。
即使县城重建，仍然名为“北川”，但是我们的那座“北川”，承载了我们的记忆的北川，与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相助的人们，已经被埋进了历史，成为一座遗址供后人瞻仰。
我对郑褚说，我们的报道，名字就叫：“我的家乡在地震”。
羌族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今羌族聚居的茂县、理县、汶川、北川县皆有禹迹及记载，尤以北川县禹里乡的大禹遗迹、记载、传说等为完整。学术界多数认为，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北川禹穴当为禹所生地。
羌族是殷商王朝的“方国”。商王朝中也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武丁时期就有羌可、羌立作商王朝的祭祀官。周人与羌人关系更加密切。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如分封在今山东的齐国，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的申、吕、许都是姜姓国。周时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姜姓羌人，历西周之世，已基本上与华夏人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汉代，羌人分布很广，从地域划分，有东羌和西羌两大类。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上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
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活动在甘、青以至川西北的党项羌，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王朝。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宋代以后，北方地区的羌人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南迁的羌人和甘、青、川交界地区的西山诸羌，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一部分成为今日羌族的来源之一。
古代羌人分布极广，岷江上游是古羌人分布的重要地区。这部分羌人逐渐融合了从川、甘、青等地各个不同时代迁来川西北的邓至、岩昌、白马、白狗、党项等诸羌人，以及少部分已分化为其他民族后又迁入该地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和秦汉以来迁入的部分汉族而形成了现今的羌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