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元户”大体上是由农村的专业户和城镇的个体工商户构成，在那个人们对私营经济侧目而视的年代，他们靠的不是知识和素质，而是胆识和勤劳，有的甚至涉嫌“投机倒把”。
　　如果要找能够代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生活变化的词汇，“万元户”当属其一。它第一次启动了致富的理念，从此掀起了中国人致富的滚滚热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代符号将被历史收藏。
　　而今，昔日的“万元户”大多在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农村社会里退去了光环。30多年来，不同时期“首富”们的创富模式和路径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沉浮跌宕，当年的“万元户”已成为政策变迁、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缩影。
　　河南首个“万元户”出炉
　　1981年9月7日，河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万元户——访固始县陈营大队社员蔡林义》的文章， “老蔡欣喜地算了一笔收入账：秋季1.6万斤稻谷是稳拿的，可得1600元，经济作物可收入1100元，养殖业价值4500元，油坊收入近千元，麦季收小麦4500斤，价值630元，还有蔬菜、林木果树的收入，加起来1万元出头。”
　　让蔡林义想不到的是，他成为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省政府第一个褒奖的“万元户”。
　　据蔡林义的儿子蔡新礼介绍，1980年的时候，他们全家12口人。在分田到户的起步阶段，父亲做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借了几千元购买牲畜和发展副业。“父亲在当年做出的举动，不仅仅是我不能理解，是那个时代不能理解。”
　　在那个1公斤粮食2角钱，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20元的时代，能成为“万元户”确实了不起。成“万元户”后，政府奖励给蔡家一台缝纫机、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一些肥料。
　　1982年，蔡林义挂着省劳模的奖章，三下安徽阜阳，开回了全村第一台四轮拖拉机。
　　“万元户”带来空前荣耀
　　1979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新华社通讯：1978年，广东省中山县黄新文一家靠参加集体劳动所得和家庭副业，全年收入达1.67万多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5900多元。当时一个城市职工的年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
　　黄新文的做法受到了中山县政府的赞扬，并为他颁发了“勤劳致富光荣证”。
　　河南洛阳市洛龙区关林市场做生意的陈书奇是原偃师县的农民，那时他有5个孩子，还有两位老人要供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在现实的逼迫下，从1978年开始他就自己种花，拉到县城去卖。
　　陈书奇说，他一天少说也收入200多元。于是，陈书奇成了原洛阳地区的首批“万元户”之一。
　　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领导颁给陈书奇一块“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的大匾，还奖励了他一辆当时有钱也难买到的飞鸽牌自行车，县里的广播里也播放着他的新闻。那时，他既是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县劳动模范，家里挂满了奖章。
　　被“万元户”改写的人生
　　追寻那批“万元户”，不能不提到郭元英。
　　郭元英的人生改变始于1983年3月，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国家允许干个体户的消息，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那时，郭元英一家几口人全靠他一人挣工分。此前，为了填饱肚子，小学文化的他在工厂里打过工，干过棉花技术员和赤脚医生。
　　于是，郭元英贷款3000元在家里办起了全乡第一家私人企业——纺织配件厂，这对刚经历过打击投机倒把运动的人们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1982年修订的《宪法》使个体经济的地位正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郭元英告诉笔者，当时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大，集体企业也以纺织业居多，纺织配件极为畅销。到1983年年底，仅10个月的时间，他就盈利1万多元。
　　那时，他所在的生产队有300多亩地，全年收入才3000多元，他家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生产队3年的收入。那时，郭元英家不仅有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等家电，还有一辆小汽车。
　　真正使郭元英出名的，是他为集体买飞机。
　　1984年3月的一天，在家庭会议上，郭元英拍板说：“我们富了应该考虑为乡里做一些好事，咱乡里种棉花多，飞机给棉花洒农药，省时省力，我们就为乡里买架飞机吧。”
　　1985年1月，郭元英花了2.7万元订购的一架“蜜蜂三号”农用飞机被运抵郑州飞机场，转赠给了沟赵乡政府，他成为全国首个买飞机的农民。
　　郭元英捐献飞机之举轰动了全国，他的平静生活也被打破了。那时，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最多时，他一个月参加6次会议。1984年年底，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郭元英还做了典型发言。
　　1985年，他被《半月谈》杂志评为1984年度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1988年，他的人生达到顶峰，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他和邓小平合影留念。
　　私营企业一年锐减11万家
　　1986年，郭元英感到了人们对待私营经济态度上的变化。
　　这个变化与37岁的关广梅有关。关广梅在辽宁本溪市租赁了8个食品商店，拥有1000名员工，年收入4万多元。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年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可是出名出怕了！人要是一上报纸，上下左右的人就只看到你的缺点，好像什么优点都没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是包括郭元英在内的众多“先富者”的真切感受。
　　由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构成的民营经济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让很多创业者不知道自己积累下来的财产是否完全属于自己。
　　1989年年底，郭元英选择了洗手不干，他将纺织配件厂关门停业。
　　据统计，1989年，全国私营企业从一年前的20万家锐减到9万家，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360万人。资金不足，限制过多，使一些民营企业一度在困境中苦苦支撑。 　　正当私营经济全面陷入低谷之时，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一股更汹涌的“下海”浪潮奔腾而来。
　　首批农民“万元户”大多销声匿迹
　　那时的“万元户”大多由农村专业户和城镇的个体户组成，现在他们境况如何？
　　河南固始县的蔡林义已经去世，而现在，村民的生活条件已有了大的改观。
　　蔡家亦经历了三代变迁。20世纪90年代，因家中劳动力不足，蔡家的副业规模逐渐缩小，蔡林义的独子蔡新礼苦守家业。
　　2008年，媒体记者走进了“中国第一万元户”黄新文的家。30年过去了，当时70岁的他仍没有跳出农村舞台，还在家养猪。
　　1980年新华社报道的兰州市“万元户”李德祥的最大变化是，土地被征用后他摆脱了农民身份，他和妻子靠出租20多间房屋生活，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
　　1982年，成都市温江区的“番茄大王”张文康曾意气风发地赴京参加全国科协组织的致富能手表彰大会。然而，30多年来，两次规模化经营的失败，让张文康元气大伤。昔日的温江区“首富”，收入只有房租、社保和劳模补助。
　　“冬瓜大王”吕璞修已音信全无；“养猪大王”刘定国曾锒铛入狱，后又在三台县重新养猪；被称为“四川第一个万元户”的杜雄才在双流县永安镇经营一个小卖部。
　　1982年，重庆忠县涌现“万元户”代表7人。2007年，媒体记者对当时的万元户走访发现，7个“万元户”中有4位已默默无闻，仅有两人后来虽小有发展，但早已“淹没”在农村众多致富家庭里。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管理系主任蒋美华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万元户”的兴衰浮沉说明农民要想走出一片新的天地，要不断创新致富模式和路径，这样在创业上才能突破简单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局面，才能使创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和活力。
　　个体户起家的“万元户”人生迥异
　　河南偃师县的陈书奇享受着“万元户”带来的荣耀时，也看到了危机。
　　到了1982年，县城里出现了七八家种花专业户，陈书奇将所有的花苗一次性转让后，就转移到了关林市场做生意。
　　1979年，河南浚县第一个领取个体营业执照的张玉增，后来担任浚县玉增商店经理。2008年，他作为河南省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9周年的庆典。
　　除了极少数“万元户”成为亿万富翁外，更多的是风光不再，有的甚至留下了人生的败笔。
　　1983年，是国企改革艰难抉择的一年，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走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有媒体说，1984年，没有比步鑫生更为知名的人物了。然而，1988年，步鑫生却被免职。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谈到步鑫生从辉煌走向黯淡时认为，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而第一个买飞机的“万元户”郭元英，20多年后过起了平淡的日子。
　　沉寂后的郭元英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在2008年，他入选郑州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候选名单。
　　2008年5月13日，郭元英为郑州一家媒体的“回眸30年征文”写了《我为乡亲买飞机》一文，文中他说：“买飞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训，由于作决定时比较草率，加上没有注意国家的一系列新政策，飞机买回后基本没有派上用场。”他说，那时，很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他就结合自己买飞机的教训，着重讲的是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选择好项目，避免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