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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是知识分子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活动场域,它就如植物体中的叶绿素滋生着生命的营养,哺育着机体的成长。郭沫若是著译丰硕的现代作家,著有《郭沫若全集》三编约1000多万文字存世,目前我们仅仅只是关注了这些文字,但他写就诸多文字的场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书房,究竟是怎样的呢?郭沫若的前半生颠簸流离,一直处于动态的行走历程中,他所处的书房也大多难以留今,更多只是文字记载而已,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北京的居所比较固定,目前原状得以留存的就有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纪念中的书房。前人也在多次的论述中提及到此处约20平米左右的空间,但大多走马观花般的掠影,或顺带提及的叙述,还未能详尽的阐述这个书房的独特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更未能从小书房的各个元素中探视出郭沫若晚年内心的大世界。
并不清净的书房
书房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非常安静之处,是个人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私密空间,但郭沫若的书房却并不清净,也不算私密,其中既有前海西街18号地理位置的缘故,也有郭沫若工作身份的因素。郭沫若的书房在前海西街18号四合院的第一进院落之中,因采光、建筑风格等原因,书房窗子设计得非常大,这样书房前面约200平方米的小花园中所种植的花木植株,透过玻璃窗便能清晰观赏。但窗子一大自然隔音效果就非常不好,而这幢四合院比较靠近院墙外面的主路,院外路上的车子、行人所发出的各种嘈杂声音就会毫无遮拦地传入院内直至书房之中的人耳之内。其实建造这所院子的乐家达仁堂之所以当年同时设计建造了中西两个独特风格的建筑,可能也是由于考虑到外面环境,特别是声音的影响吧。噪声从何处而来呢?1933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中对于前海周围景物有过这样的描述:“前海周约三里,荷花极盛。西北两面多为第宅。中有长堤,自北而东,沿堤植柳,高入云际。自夏而秋,堤上遍设茶嗣,间陈百戏以供娱乐。”以此史料记叙中可以推断出,在民国时期,前海西街18号前身乐家大院东侧院墙之外,应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以供北京城中达官贵人休闲娱乐的场所,乐家大院的东侧原本有一小湖泊叫“西小海”或“西小池”,为前海的一部分。民国初年,西小海东面延前海一侧建成了有名的“荷花市场”,此处繁华喧闹更是可见一斑。虽然到解放后,由于有关城市规划设计的调整,荷花市场被关闭了,但是西小海却于1951年被改建为什刹海人民游泳场,这也是北京几大露天游泳场之一,可以想见到了炎热的夏日里成群结队的市民前来纳凉消暑的场景,此时的喧嚣应不减当年。隔墙而来的嘈杂,定然会隔窗而入,郭沫若在前海西街18号院落内的书房也自然失去了读书治学本有的宁静氛围。
郭沫若晚年的书房除了受到自然噪音的影响外,人为因素的干扰也时常打破它应有的静寂。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如中国科学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等,这些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已经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注定不止是单纯做学问读书人了,身份变化而与之相应的书房功能必然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他搬入前海西街18号后,这所7000平米的院落自然成为集居住、办公等功能叠加的统一体,这便使其书房由私人场域转向了公共空间。据当时在郭沫若故居担任警卫的工作人员回忆:书房连通客厅的“门一般都是敞开着或虚掩着”,因为有工作人员随时要出入其内送上绝密文件和特急文件,即便是郭沫若在专心致志地写东西时,工作人员也可以即刻进入书房。郭沫若身边工作人员不时的进入也让这一空间宁静不在。
外界吵杂的自然环境,内在繁多的工作氛围,使郭沫若的书房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读书之所。郭沫若早年疾病所造成的听力下降,使他能够自然抵御院外混乱的噪音干扰,而繁复的日常工作却只能依靠阅读古籍才能葆有内心的文化追求,因此在郭沫若书房的书柜以及座椅后方摆放的多古代典籍和历史资料,而在他后期文化活动中,也多從事《西厢记》校订、撰写《出土文物二三事》等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学术工作,从书房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氛围中便可以探寻出这些现象的线索。
一副不被注意的集句联
在现在一般描述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书房时,往往都会提到西墙上悬挂的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以及东墙上夫人于立群书写隶书书法作品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但是还有一幅书法作品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了,那就是郭沫若书桌对面的一副七言对联。郭沫若在书房中临窗面西而坐,在他的正前方是与客厅相通的一扇小门。为了能够遮掩住这扇门所带来的整体不协调效果,郭沫若便在门楣上悬挂了夫人于立群用篆书所集录的毛泽东诗词七言联:“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这副集联的作品尺寸不大,而且悬挂的位置比较偏,因此很可能被外人所忽略。
这两句诗虽然为夫人于立群用篆书写就,但是在右侧的一联中却清晰地标明,“毛主席诗句 沫若集”。由此可见这上下两句,本不属于同一首诗词之中。“梅花欢喜漫天雪”出自《七律·冬云》,而“玉宇澄清万里埃”出自《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如果联系原诗的上下句,清晰可见两句原本都是为了现实社会斗争而作。上联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上半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赞扬了以梅花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帝国主义则如同丑恶嗡嗡乱叫的苍蝇一样,最终只有死路一条。而下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下半句,此诗句同样是表达了无论阶级敌人多么狡诈多变,但是我们广大党员如同孙悟空一样,挥动手中的武器,把敌人清除干净。
但是如果把“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两句择选出来放在一起,则完全没有原诗中鲜明的社会斗争意味,转而是对自然景观的细腻描写,自我空灵境界的真情抒发。在阅读这两句集联时,完全可以联想到在漫天飞雪的冬天,一支支的梅花傲然挺立,花开花落,在红与白交错的自然世界中,整个宇宙大地万里清澈,风物更加怡人流连。我们也可以想象,每当郭沫若伏案工作疲惫之时,抬头所见这副集联,在反复咏吟中构想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并在畅想与空灵中挣脱现实羁绊,实现自我空灵的放飞。在篆书曲折游弋的笔画中彰显了,一个“凤凰涅槃”诗人的回归,一个“天狗激情”斗士的重生。 集句联的特点便是选择性,表明选择人的心理所需、所思和所求,显示出集联者的主观心理意念,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创作过程。郭沫若能够从毛泽东众多诗句中选取这样两句对自然景物描写的诗句,配成上下联句,在平仄对仗中透视了郭沫若在特殊社会境遇中内心的真诚追求。自然情感抒怀本是郭沫若进入中国文化舞台的起点,但由于中国现代历史民族救亡的呼声,使他用口号代替抒情,用现实接替浪漫。虽然如此,无论外界社会进展到何种境界,渴望沐浴自然,回归本我终是郭沫若内心的渴望和毕生的祈望。
左右对称的挂饰
周扬曾将郭沫若比拟为“中国的歌德”,这其中并不仅仅只是因为郭沫若翻译了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诸多遗世名著,更重要的是他们二者之间内在精神气质的契合。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曾评价歌德为“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前的斗争”。其实在郭沫若的内心中,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两极目标又何尝不时时拖拽着他在人生道路上奔走呢?
两种互异的矛盾心理路径,在他的书房中的挂饰上得到充分的印证。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书房的南北窗的中间柱子上分别悬挂着两件大小基本一致的画框。悬挂于北面靠近后院走廊的画框内是一幅郭沫若私藏的徐悲鸿的《奔马》图,而在南面窗户书桌的上方挂着的则是一幅毛泽东主席的头像。这两幅看似毫不搭界、风格迥异的饰品,却被郭沫若同时悬挂于书房两侧,究竟深意何在呢?我们从中能够读懂怎样的郭沫若呢?
悬挂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与其说是当时社会对民众的政治要求,不如说是郭沫若内心中对毛泽东主席本能的心理崇敬之情。在郭沫若前海西街18号的书房中,有着诸多毛泽东主席的元素,西面墙上的《西江月·黄洋界》,东面墙上于立群隶书《沁园春·雪》的书法挂轴,郭沫若书桌对面门上悬挂的集毛泽东主席的上下两联。另外还有好多线状历史书籍比如《二十四史》,这些古书也都是毛泽东经常翻阅的古代典籍。郭沫若与毛泽东自1926年相识后,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整整交往了50年之久,成为了亦师亦友的知己。但随着毛泽东在国家地位的变化,郭沫若对毛泽东主席革命领袖的敬仰之感,大于朋友师长的崇敬之情。
徐悲鸿也是郭沫若的至交,他们相识于1925年,直至1953年徐悲鸿去世,一直保持着书画相携的友情,郭沫若见证了徐悲鸿人生中重要的时刻,他是徐悲鸿的结婚见证人,也是“徐悲鸿纪念馆”的撰写者,徐悲鸿生前也多次作画赠与郭沫若。郭沫若与徐悲鸿的情谊更多是艺术创作上的相知,美学追求上的相伴,人生旅途上的相携。
如果仅仅从身份来讲郭沫若与毛泽东和徐悲鸿之间的情谊和交往并不一致,毛泽东是政治领袖的象征,郭沫若对于他更多是政治崇拜之情,徐悲鸿则是艺术创作的代表,他追求的艺术崇高之美,郭沫若对于他则是朋友间唱和交往。而政治与艺术恰恰是郭沫若一生中所追求的两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敢于抛却一切羁绊,全身心投入到民族解放伟业之中,在艺术创作上他也独树一帜,以狂飙的独白抒发自我浪漫的情愫。政治与艺术在郭沫若一生中,有时统一,有时分离,它们也时常发生矛盾冲突,这使郭沫若不断处于两种选择的纠结之中。这种矛盾同样也是“歌德”式的,郭沫若时时体验着“歌德”式的选择矛盾,他又时常被光鲜的外表所遮蔽,现实的身份也不允许他公开明确地表达出这种矛盾心境。书房中左右对称的挂饰,恰恰彰显了郭沫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与游动,细微的生活细节透露出他内心真实的处境。
书案上的日记本
书房最大的特点是私密性。如果非要列举出郭沫若书房中最具私密性的物品,无疑是他手抄的两个在“文革”中去世的孩子日记。有好多研究者在提及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书房时,都会提到这两本日记,但多是提及而已,究竟这两本日记本是什么样子的?郭沫若的此种行为有怎样的寓意却未能阐释清晰。
在郭沫若书桌的左上角整齐的摆放着一摞线装的类似古籍的纸本,这便是郭沫若手抄孩子的日记本。在干净整齐的书桌上,这样一个物件显得格外清晰和扎眼,日记是郭沫若使用毛笔用工整的小楷誊抄而成的。
如果仅仅只是关注到这样两本日记本,也许我们便会把此归结为郭沫若对“文革”中失去亲人的无限怀念而已,但行为及过程的解析以及背后的寓意才应是我们由现象到本质考量的重点。郭沫若抄写去世孩子日记的本身并不是只是为了单纯使孩子日记留世和以此怀念他们这么简单,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抄写的过程。线装本、毛笔、小楷等因素是我们以所忽略的,这些元素最大的特点就是传统与怀旧。郭沫若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新旧知识聚积的知识体系中共同滋养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一代学人,他奋斗一生的目标便是为了实现民族自由、文化革新,新中国的成立使他兴奋无比,他从心底发出“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的心声,但“文革”时社会文化秩序的混乱也使他感到无助与脆弱。以前强大的自我卻被残酷现实打击的怅然若失。特别是他的两个孩子在“文革”中被无情的折磨致死,更加使他陷入了黯然神伤的境地。至此他也不得不开始反思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完成、有关“兰亭集”辩论等文化活动,无不是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具体体现。而在抄写孩子日记对中传统文化元素的使用,也更加说明了郭沫若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思考。
誊抄日记的时间也应是我们思考此问题的关键。搬入前海西街18号后,郭沫若身居要职,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白天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处理政务和日常活动上,因此能够抄写这些日记的时间也大多为夜晚,此时工作人员基本都已休息,他们不在随时进出书房,同时也无随时而至的文件需要批阅。在这样一种时间以及环境下,郭沫若的书房去除了公共空间的特性,恢复了书房本有的自我空间功效。在此种氛围之中,誊抄的对话特性就可以实现了。誊抄本身即是与被抄写者的对话,具体到郭沫若誊抄孩子的日记来说,这不仅仅是他与已经逝去孩子的对话,更是与年轻时期自我的对话。 窗外花海叙友情
“雅室何須大,花香不在多”,在古人眼里,书房的标配应该是处于花香四溢的境地之中。对于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书房来说,更不能少了窗外雅淡的花香绿草了。郭沫若的书房中共有两张书桌,他所坐的位置是东面的一张书桌,他面向西面而坐。这个位置恰好就是四合院东北四十五度夹角的方位,此角度是观看四合院最好的方位,以此而坐放眼窗外四合院一年四季不同时节的景致便能尽收眼底。窗外四合院是一个微型的小花园,内里被分割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小花圃,里面种植的各色的植物,错落有致,高的有白皮松,稍矮些的是西府海棠,再矮些的是牡丹花,地下青草丛生。小花园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便是四月和五月了,在四月底五月初海棠、牡丹相继开放,高低相映,格外艳丽。对于爱花的郭沫若来讲,这就是自然最好的赐予了。郭沫若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像瞬间也都定格在了书房窗外空间。
虽然院内有着别样的自然风景,但身处混乱时局中的郭沫若却无暇顾书房窗外景致的变迁。而目前留在书房的窗外的海棠树下重要的历史性时刻便是,1976年5月3日,邓颖超来家中看望郭沫若,郭沫若与邓颖超在海棠树下紧紧地握手瞬间。两个历经中国近现代风霜冷雨洗礼的世纪老人,特别是经过了十年浩劫磨砺和九死一生劫难的战友,双手相握后激动不已的情感被记录下来。免去了寒暄的客套,省略了多余的问候,彼此传递的最真挚的情谊和对周恩来总理无尽的哀思。
郭沫若生前留给世人最后一张照片,也是拍摄于书房窗前海棠树下,牡丹丛前的影像。按照花期推算此时应是1978年4月底5月初期,而这也恰恰是他病情反复,不断恶化的阶段,自2月9日,郭沫若就“因呼吸道感染”再次“入住北京医院”(《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五卷,P2342),也因病情未能出席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但是在他在海棠树下的照片中,我们丝毫看不出疾病对他身体所造成的折磨和煎熬。他穿着一件中式开襟的蓝色大褂,坐在一把靠背椅子上,双手交叉放于腿上,助听器依然如旧的佩戴在左耳之上,经过岁月磨洗的面容上从容自然,即便是没有任何的微笑但从坚毅的目中依然能够显现出风雨过后的淡定。
“笔底吞吐天下事,小屋笼尽济世心”,前海西街18号中的郭沫若书房承载了他一生中最繁复、最矛盾的十五年的时光,这20平米的空间却彰显了晚年郭沫若波澜壮阔起伏不平的内心大世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并不清净的书房
书房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非常安静之处,是个人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私密空间,但郭沫若的书房却并不清净,也不算私密,其中既有前海西街18号地理位置的缘故,也有郭沫若工作身份的因素。郭沫若的书房在前海西街18号四合院的第一进院落之中,因采光、建筑风格等原因,书房窗子设计得非常大,这样书房前面约200平方米的小花园中所种植的花木植株,透过玻璃窗便能清晰观赏。但窗子一大自然隔音效果就非常不好,而这幢四合院比较靠近院墙外面的主路,院外路上的车子、行人所发出的各种嘈杂声音就会毫无遮拦地传入院内直至书房之中的人耳之内。其实建造这所院子的乐家达仁堂之所以当年同时设计建造了中西两个独特风格的建筑,可能也是由于考虑到外面环境,特别是声音的影响吧。噪声从何处而来呢?1933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中对于前海周围景物有过这样的描述:“前海周约三里,荷花极盛。西北两面多为第宅。中有长堤,自北而东,沿堤植柳,高入云际。自夏而秋,堤上遍设茶嗣,间陈百戏以供娱乐。”以此史料记叙中可以推断出,在民国时期,前海西街18号前身乐家大院东侧院墙之外,应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以供北京城中达官贵人休闲娱乐的场所,乐家大院的东侧原本有一小湖泊叫“西小海”或“西小池”,为前海的一部分。民国初年,西小海东面延前海一侧建成了有名的“荷花市场”,此处繁华喧闹更是可见一斑。虽然到解放后,由于有关城市规划设计的调整,荷花市场被关闭了,但是西小海却于1951年被改建为什刹海人民游泳场,这也是北京几大露天游泳场之一,可以想见到了炎热的夏日里成群结队的市民前来纳凉消暑的场景,此时的喧嚣应不减当年。隔墙而来的嘈杂,定然会隔窗而入,郭沫若在前海西街18号院落内的书房也自然失去了读书治学本有的宁静氛围。
郭沫若晚年的书房除了受到自然噪音的影响外,人为因素的干扰也时常打破它应有的静寂。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如中国科学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等,这些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已经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注定不止是单纯做学问读书人了,身份变化而与之相应的书房功能必然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他搬入前海西街18号后,这所7000平米的院落自然成为集居住、办公等功能叠加的统一体,这便使其书房由私人场域转向了公共空间。据当时在郭沫若故居担任警卫的工作人员回忆:书房连通客厅的“门一般都是敞开着或虚掩着”,因为有工作人员随时要出入其内送上绝密文件和特急文件,即便是郭沫若在专心致志地写东西时,工作人员也可以即刻进入书房。郭沫若身边工作人员不时的进入也让这一空间宁静不在。
外界吵杂的自然环境,内在繁多的工作氛围,使郭沫若的书房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读书之所。郭沫若早年疾病所造成的听力下降,使他能够自然抵御院外混乱的噪音干扰,而繁复的日常工作却只能依靠阅读古籍才能葆有内心的文化追求,因此在郭沫若书房的书柜以及座椅后方摆放的多古代典籍和历史资料,而在他后期文化活动中,也多從事《西厢记》校订、撰写《出土文物二三事》等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学术工作,从书房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氛围中便可以探寻出这些现象的线索。
一副不被注意的集句联
在现在一般描述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书房时,往往都会提到西墙上悬挂的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以及东墙上夫人于立群书写隶书书法作品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但是还有一幅书法作品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了,那就是郭沫若书桌对面的一副七言对联。郭沫若在书房中临窗面西而坐,在他的正前方是与客厅相通的一扇小门。为了能够遮掩住这扇门所带来的整体不协调效果,郭沫若便在门楣上悬挂了夫人于立群用篆书所集录的毛泽东诗词七言联:“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这副集联的作品尺寸不大,而且悬挂的位置比较偏,因此很可能被外人所忽略。
这两句诗虽然为夫人于立群用篆书写就,但是在右侧的一联中却清晰地标明,“毛主席诗句 沫若集”。由此可见这上下两句,本不属于同一首诗词之中。“梅花欢喜漫天雪”出自《七律·冬云》,而“玉宇澄清万里埃”出自《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如果联系原诗的上下句,清晰可见两句原本都是为了现实社会斗争而作。上联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上半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赞扬了以梅花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帝国主义则如同丑恶嗡嗡乱叫的苍蝇一样,最终只有死路一条。而下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下半句,此诗句同样是表达了无论阶级敌人多么狡诈多变,但是我们广大党员如同孙悟空一样,挥动手中的武器,把敌人清除干净。
但是如果把“梅花欢喜漫天雪,玉宇澄清万里埃”两句择选出来放在一起,则完全没有原诗中鲜明的社会斗争意味,转而是对自然景观的细腻描写,自我空灵境界的真情抒发。在阅读这两句集联时,完全可以联想到在漫天飞雪的冬天,一支支的梅花傲然挺立,花开花落,在红与白交错的自然世界中,整个宇宙大地万里清澈,风物更加怡人流连。我们也可以想象,每当郭沫若伏案工作疲惫之时,抬头所见这副集联,在反复咏吟中构想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并在畅想与空灵中挣脱现实羁绊,实现自我空灵的放飞。在篆书曲折游弋的笔画中彰显了,一个“凤凰涅槃”诗人的回归,一个“天狗激情”斗士的重生。 集句联的特点便是选择性,表明选择人的心理所需、所思和所求,显示出集联者的主观心理意念,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创作过程。郭沫若能够从毛泽东众多诗句中选取这样两句对自然景物描写的诗句,配成上下联句,在平仄对仗中透视了郭沫若在特殊社会境遇中内心的真诚追求。自然情感抒怀本是郭沫若进入中国文化舞台的起点,但由于中国现代历史民族救亡的呼声,使他用口号代替抒情,用现实接替浪漫。虽然如此,无论外界社会进展到何种境界,渴望沐浴自然,回归本我终是郭沫若内心的渴望和毕生的祈望。
左右对称的挂饰
周扬曾将郭沫若比拟为“中国的歌德”,这其中并不仅仅只是因为郭沫若翻译了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诸多遗世名著,更重要的是他们二者之间内在精神气质的契合。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曾评价歌德为“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前的斗争”。其实在郭沫若的内心中,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两极目标又何尝不时时拖拽着他在人生道路上奔走呢?
两种互异的矛盾心理路径,在他的书房中的挂饰上得到充分的印证。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书房的南北窗的中间柱子上分别悬挂着两件大小基本一致的画框。悬挂于北面靠近后院走廊的画框内是一幅郭沫若私藏的徐悲鸿的《奔马》图,而在南面窗户书桌的上方挂着的则是一幅毛泽东主席的头像。这两幅看似毫不搭界、风格迥异的饰品,却被郭沫若同时悬挂于书房两侧,究竟深意何在呢?我们从中能够读懂怎样的郭沫若呢?
悬挂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与其说是当时社会对民众的政治要求,不如说是郭沫若内心中对毛泽东主席本能的心理崇敬之情。在郭沫若前海西街18号的书房中,有着诸多毛泽东主席的元素,西面墙上的《西江月·黄洋界》,东面墙上于立群隶书《沁园春·雪》的书法挂轴,郭沫若书桌对面门上悬挂的集毛泽东主席的上下两联。另外还有好多线状历史书籍比如《二十四史》,这些古书也都是毛泽东经常翻阅的古代典籍。郭沫若与毛泽东自1926年相识后,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整整交往了50年之久,成为了亦师亦友的知己。但随着毛泽东在国家地位的变化,郭沫若对毛泽东主席革命领袖的敬仰之感,大于朋友师长的崇敬之情。
徐悲鸿也是郭沫若的至交,他们相识于1925年,直至1953年徐悲鸿去世,一直保持着书画相携的友情,郭沫若见证了徐悲鸿人生中重要的时刻,他是徐悲鸿的结婚见证人,也是“徐悲鸿纪念馆”的撰写者,徐悲鸿生前也多次作画赠与郭沫若。郭沫若与徐悲鸿的情谊更多是艺术创作上的相知,美学追求上的相伴,人生旅途上的相携。
如果仅仅从身份来讲郭沫若与毛泽东和徐悲鸿之间的情谊和交往并不一致,毛泽东是政治领袖的象征,郭沫若对于他更多是政治崇拜之情,徐悲鸿则是艺术创作的代表,他追求的艺术崇高之美,郭沫若对于他则是朋友间唱和交往。而政治与艺术恰恰是郭沫若一生中所追求的两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敢于抛却一切羁绊,全身心投入到民族解放伟业之中,在艺术创作上他也独树一帜,以狂飙的独白抒发自我浪漫的情愫。政治与艺术在郭沫若一生中,有时统一,有时分离,它们也时常发生矛盾冲突,这使郭沫若不断处于两种选择的纠结之中。这种矛盾同样也是“歌德”式的,郭沫若时时体验着“歌德”式的选择矛盾,他又时常被光鲜的外表所遮蔽,现实的身份也不允许他公开明确地表达出这种矛盾心境。书房中左右对称的挂饰,恰恰彰显了郭沫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与游动,细微的生活细节透露出他内心真实的处境。
书案上的日记本
书房最大的特点是私密性。如果非要列举出郭沫若书房中最具私密性的物品,无疑是他手抄的两个在“文革”中去世的孩子日记。有好多研究者在提及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书房时,都会提到这两本日记,但多是提及而已,究竟这两本日记本是什么样子的?郭沫若的此种行为有怎样的寓意却未能阐释清晰。
在郭沫若书桌的左上角整齐的摆放着一摞线装的类似古籍的纸本,这便是郭沫若手抄孩子的日记本。在干净整齐的书桌上,这样一个物件显得格外清晰和扎眼,日记是郭沫若使用毛笔用工整的小楷誊抄而成的。
如果仅仅只是关注到这样两本日记本,也许我们便会把此归结为郭沫若对“文革”中失去亲人的无限怀念而已,但行为及过程的解析以及背后的寓意才应是我们由现象到本质考量的重点。郭沫若抄写去世孩子日记的本身并不是只是为了单纯使孩子日记留世和以此怀念他们这么简单,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抄写的过程。线装本、毛笔、小楷等因素是我们以所忽略的,这些元素最大的特点就是传统与怀旧。郭沫若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新旧知识聚积的知识体系中共同滋养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一代学人,他奋斗一生的目标便是为了实现民族自由、文化革新,新中国的成立使他兴奋无比,他从心底发出“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的心声,但“文革”时社会文化秩序的混乱也使他感到无助与脆弱。以前强大的自我卻被残酷现实打击的怅然若失。特别是他的两个孩子在“文革”中被无情的折磨致死,更加使他陷入了黯然神伤的境地。至此他也不得不开始反思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完成、有关“兰亭集”辩论等文化活动,无不是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具体体现。而在抄写孩子日记对中传统文化元素的使用,也更加说明了郭沫若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思考。
誊抄日记的时间也应是我们思考此问题的关键。搬入前海西街18号后,郭沫若身居要职,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白天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处理政务和日常活动上,因此能够抄写这些日记的时间也大多为夜晚,此时工作人员基本都已休息,他们不在随时进出书房,同时也无随时而至的文件需要批阅。在这样一种时间以及环境下,郭沫若的书房去除了公共空间的特性,恢复了书房本有的自我空间功效。在此种氛围之中,誊抄的对话特性就可以实现了。誊抄本身即是与被抄写者的对话,具体到郭沫若誊抄孩子的日记来说,这不仅仅是他与已经逝去孩子的对话,更是与年轻时期自我的对话。 窗外花海叙友情
“雅室何須大,花香不在多”,在古人眼里,书房的标配应该是处于花香四溢的境地之中。对于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书房来说,更不能少了窗外雅淡的花香绿草了。郭沫若的书房中共有两张书桌,他所坐的位置是东面的一张书桌,他面向西面而坐。这个位置恰好就是四合院东北四十五度夹角的方位,此角度是观看四合院最好的方位,以此而坐放眼窗外四合院一年四季不同时节的景致便能尽收眼底。窗外四合院是一个微型的小花园,内里被分割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小花圃,里面种植的各色的植物,错落有致,高的有白皮松,稍矮些的是西府海棠,再矮些的是牡丹花,地下青草丛生。小花园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便是四月和五月了,在四月底五月初海棠、牡丹相继开放,高低相映,格外艳丽。对于爱花的郭沫若来讲,这就是自然最好的赐予了。郭沫若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像瞬间也都定格在了书房窗外空间。
虽然院内有着别样的自然风景,但身处混乱时局中的郭沫若却无暇顾书房窗外景致的变迁。而目前留在书房的窗外的海棠树下重要的历史性时刻便是,1976年5月3日,邓颖超来家中看望郭沫若,郭沫若与邓颖超在海棠树下紧紧地握手瞬间。两个历经中国近现代风霜冷雨洗礼的世纪老人,特别是经过了十年浩劫磨砺和九死一生劫难的战友,双手相握后激动不已的情感被记录下来。免去了寒暄的客套,省略了多余的问候,彼此传递的最真挚的情谊和对周恩来总理无尽的哀思。
郭沫若生前留给世人最后一张照片,也是拍摄于书房窗前海棠树下,牡丹丛前的影像。按照花期推算此时应是1978年4月底5月初期,而这也恰恰是他病情反复,不断恶化的阶段,自2月9日,郭沫若就“因呼吸道感染”再次“入住北京医院”(《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五卷,P2342),也因病情未能出席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但是在他在海棠树下的照片中,我们丝毫看不出疾病对他身体所造成的折磨和煎熬。他穿着一件中式开襟的蓝色大褂,坐在一把靠背椅子上,双手交叉放于腿上,助听器依然如旧的佩戴在左耳之上,经过岁月磨洗的面容上从容自然,即便是没有任何的微笑但从坚毅的目中依然能够显现出风雨过后的淡定。
“笔底吞吐天下事,小屋笼尽济世心”,前海西街18号中的郭沫若书房承载了他一生中最繁复、最矛盾的十五年的时光,这20平米的空间却彰显了晚年郭沫若波澜壮阔起伏不平的内心大世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