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口的一代

　　1996年，即使14岁的王莫之每月有50元零花钱——那年上海市人均月收入为773元——他依然很不够用。
　　某个晚饭后的例行散步时间，王莫之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用40元钱买了些新鲜玩意儿：美国乡村音乐精选，Roxette的专辑《Crash！ Boom！ Bang！》和《007黄金眼》的电影原声。
　　听碟贩子说，这些CD学名“打口碟”，都是从海外偷运而来的正版碟，能十来块贱卖有赖于外壳和盘面上的那道切口，切口则是海关对走私的惩治。
　　王莫之信以为真。虽然他费解于为什么走私犯这般愚蠢为什么海关手下留情：没有一张CD是完好的，但每一张破损的CD都能播放。
　　没有愚蠢的走私犯，只有精明的唱片公司。打口碟的真实属性是“洋垃圾”：高估销量的国外出版商为了避免向艺人支付滞销CD的版税，选择以切口、打洞或者碾压的方式销毁CD。这些受伤的CD被倾销至广东沿海，再以低廉的批发价进入各个城市。
　　上海人民对海外正版音像制品的渴切在1988年的电影《绑架卡拉扬》中可管窥一斑：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一楼人头攒动，年轻人拿着小纸片对售货员念出一串卡带编号。那时中图旁的弄堂里已有“拷兄”：复制原版卡带后出售，英国摇滚乐队Pink Floyd和Dire Straits亦在其中。
　　据王莫之考证，1992年已有打口磁带进入上海。1995年起，打口CD散落在半个上海城区的街头：五角场、音乐学院、华亭路、思南路、福州路、淮海路、复兴中路、大自鸣钟、虬江路、长顺路等等。1999年，摇滚画册《北京新声》在扉页上印了七个字：献给打口的一代。
　　碟贩们往往在黄昏后开始行动，一顿晚饭撑到深夜。他们用硬纸板和封箱带做成一个小箱子，立排四列简装CD。淮海路没音乐学院门口那么多乐迷，打口碟自然卖得也便宜些，十元三张，新货贵一点，每张五元。
　　诚实地说，买打口碟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碟挑人，而非人选碟。王莫之并不知道外壳内藏着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他满怀期待地拆封，“bang”地与音乐撞上，欣喜若狂，然后滚雪球一般，建立起自己的迷你曲库。

　　去得早，懂得多，这是挑打口的关键。有的碟贩不懂洋文不听音乐，便成了王莫之少时的机缘：帮他们选货，他得装作很懂行的样子。
　　货藏在曲阜路附近，500张起卖，单价一元左右。三个安徽兄弟租下的民居成为三大碟头的窝点，阴冷潮湿，铁架锈蚀，墙壁起皮。老大说兄弟三人经手过的CD，多得可以填满黄浦江。老三常备两本残卷《唱片典藏300张》和《爵士名盘300》，若是顾客对报价不服，他便指着其中某页说：“这本书是我朋友写的，上面的碟都是我帮他搞的。”
　　在曲阜路，王莫之终于知道打口碟不是海关手下留情的走私货。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打口碟的伤口慢慢愈合，市场上开始出现“原盘”（外壳有损，碟无损）和“原盒”（毫发无伤）。上海文庙逐渐涌现几波“打口”潮，而聚集了一股“打口”贩子的华亭路服装街被拆除，便带动了襄阳路服装市场（2000年5月-2006年6月）里的唱片零售事业的繁荣。
　　2001年秋天，王莫之进入大学，他开始混迹于一个名为“现代变奏”的论坛，以“莫之”为ID，音译自他喜欢的英国摇滚歌手Morrissey（Moz）。这个论坛的版主是Bunnyman，上海后朋克乐队惊弓之鸟的吉他手章志强。
　　论坛里的常用缩写“DZMZ”实指“大自鸣钟”。自从王莫之弄明白这个缩写的意思，他也习惯于在周末清晨惊醒：是该去大自鸣钟淘碟的辰光了。
　　大自鸣钟是上世纪20年代在公共租界内建成的一座钟塔，虽然钟塔早已拆除，大自鸣钟作为地名却被保留下来。文艺青年口中的大自鸣钟是西康路宜昌路口的宜康电子电器市场，又称“大自鸣钟电子市场”。一楼卖碟，二楼卖五金，三楼卖碟，各司其职，绝不走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自鸣钟是上海的文艺符号，那里有CD、DVD，有原盘原盒，也有被修复好的打口碟。
　　双休日早上的24路公交格外拥挤，乘客们要在8点半前抵达澳门路站——迄今仍是距离碟市遗址最近的公交站点。8点半，伸缩门的铁链被一位上海老爷叔移开，碟贩和碟友一同涌入市场。场面总是会失控那么一会儿，碟友盯着开头箱，抢尖货，碟贩四处张望，试图阻止一定会发生的失窃事件。
　　精明的碟贩依据买家那张脸开价，他们必须清楚谁懂货。那年头跨省交易缺少支付宝这样的中介，外地的朋友还得靠本地人。今天我们能在百度贴吧里看到这样的留言：“以前都不大敢得罪店主，她开价高你要是不买，以后你去都给你脸色看。”
　　大自鸣钟最有名的碟贩是“苏三”姐弟：在三楼卖碟的苏北人。王莫之喜欢弟弟，因为弟弟给他的单价比别人低一块，姐姐顶多拉掉个位数的零头。不过姐姐才是主角（苏三后来真的成为一部短片里的女主原型，连名字都不差），她能用一口刮辣松脆的苏北话同客人们劈情操，黑泽明、阿巴斯、库布里克、库斯图里卡这些名字因此沾上了几分性感。
　　那张《Crash！ Boom！ Bang！》身负重伤，最后三首歌王莫之就从没听到过。直到七年后，他在大自鸣钟找到了一张原盘。

“特别棒，特别摇滚”

　　十岁之后，王莫之再没说过新干话。 　　他是上海知青的孩子，在江西一个环山的小县城里长大。因此他熟练掌握了两门方言：新干话和上海话，后者是一门必须在江西家中和每年两次回沪探亲时使用的小语种。
　　回沪是一系列复杂的交通衔接。搭拖拉机到县城汽车站，乘长途客车抵达南昌、吉安或樟树的任意一座火车站——始发站取决于父母托朋友买的火车票。
　　上海比新干好。在上海度过的寒暑假里，王莫之看过最新的日本漫画，TVB的电视剧，还在楼下邻居家打了很多个下午的游戏机。
　　少时的王莫之寡言。十岁前，他困惑于如何与新干的孩子们交流自己喜欢的漫画和电视;十岁后回到上海，他那尚未回沪的户籍和借读生身份，又时不时被指指点点。
　　他自小就说一口最标准的市区上海话，却费了些时间学习成为上海人，比如不能随地吐痰这样的城市礼仪，比如补齐上海人的谈资。直到中考出分前，王莫之都担心自己会被送回江西。好在一切如愿，他收到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户口也在次年迁回上海。
　　少时王莫之交心的朋友不多，其中一个是杂志《音像世界》。第一次在图书馆碰上的时候，王莫之“很震撼”。那时候他已经没头没脑听了几个月打口碟了，周围的同学们正在勤奋学习，没人知道摇滚是什么。幸好，遇到《音像世界》就是找到了组织。

　　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音像世界》是字典也是情报，是王莫之能去帮碟贩选货的底气。王莫之着迷于孙孟晋的乐评，虽然他看不懂写的是啥，但“感觉特别棒，特别摇滚，特别抒情”。
　　孙孟晋是90年代起上海很有影响力的电台DJ。1993年他第一次录制电台音乐节目，带去了两张CD：The Beatles和Bob Dylan。在他当DJ的十几年里，他用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向上海的听众热切地分享了摇滚乐。
　　和他的电台节目一样，孙孟晋的乐评也常常夹杂着个人故事。他的文字有些苦闷，这苦闷正是他爱上摇滚乐的起点。摇滚乐不是日常生活的折射，它要造一个新世界。孙孟晋隽永的抒情和多变的词汇，正是摇滚乐般、富有诗意的黑色冲击。
　　回沪后，王莫之喜欢上听音乐电台和粤语歌曲。所以他坚信，即使没出门散步遇上打口贩子，自己稍晚些也会进入摇滚乐的世界。“现在想来，最早听到的摇滚乐应该是《圣斗士星矢》的主题曲。真的，我放给你听一听。”
　　成为资深乐迷是进大学后的事情。那段时间洋垃圾井喷，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不少原盒的日版唱片，王莫之想买的更多了。入不敷出的时候，王莫之就在“现代变奏”上便宜卖碟。坦白说，几乎所有“现代变奏”的ID都在做交易。
　　“现代变奏”把王莫之变成了一个话痨。他对音乐的感受被勾了出来，“想表达的东西多了。”他在其中找到了不少知心人，他们拥有最高纯度的聊天：只谈音乐。
　　王莫之开始在周末去看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顺便卖碟，顺带社交。他常去的Live House有三个：田子坊的“音乐仓”、徐家汇的“哈雷”和新天地的“ARK”。
　　严格来说，真正的Live House只有ARK一家，其余的都是兼職摇滚乐演出的酒吧。ARK是上海第一个标准日式Live House，精致且专业，有日本人投资，也有日本调音师驻扎。
　　2003年，王莫之在ARK看了一场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上海乐队拼盘演出，“阵容饱满，打光考究，还喷了干冰。”
　　这一年的ARK有许多值得一说的演出。比如4月20日，上海摇滚乐队在ARK联演“我们这一代”，参演乐队有Junkyard、“髓”、“三黄鸡”、“发条橙”和“戈多”等。现场聚集了近400人，后来成为果壳网联合创始人的庄纳在当年写道，“对这些乐队成员和很多歌迷来说，摇滚是他们的信念，也是他们的生活。”比如年中，窦唯与不一定乐队在ARK举行了他们的首次公演。又比如年末，上海乐队水晶蝶、扩音器、顶楼的马戏团等和日本摇滚乐队Beanbag在ARK联演。演出组织者是与孙孟晋齐名的乐评人费强，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在台上大喊：“上海的摇滚是永远会坚持下去的！”

　　看完现场演出，王莫之还会吃“摇滚饭”：乐手和乐迷在新天地附近找家本帮馆子拼桌吃饭。王莫之跟着朋友的朋友混在其中，聊国外的摇滚，或是讨论淘碟资源互换。
　　大自鸣钟和Live House迫使王莫之提早看到了“社会”。谎言欺骗，流言构陷，还有理不清的感情故事，“已经感觉这个世界比你接触的更深，学校还是乌托邦。”王莫之说。
　　他依然是本分的学生模样，涉世未深，对音乐之外的东西没兴趣。他和听友去看展，满脑子惦记的都是回家开尖货。多年后再说起这个细节，王莫之的语气有些自嘲。他说当他喜欢上文学，他发现无论三岛由纪夫还是罗布格里耶，或者《论摄影》还是《紫色》，他都曾瞧见过，或是在朋友家中，或是在交易中。
　　“我是纯粹的摇滚乐迷，他们是标准的文艺青年。”王莫之说。
　　大学四年，或许还要连上毕业后那几年，王莫之把自己烧在摇滚乐里了。他认识的乐队数从三位数变成五位数。在拨号上网的年代，他每天都挂在SoulSeek——一个世界版的VeryCD，点对点文件共享程序——的中国小组下载音乐，他将AMG（All Music Guide）——一个关于音乐的元数据数据库——奉为淘碟指南，绝不漏过编辑推荐。 　　很快，王莫之就是文艺青年了。以“现代变奏”为起点，王莫之成为了一名风格飘逸的乐评人，在圈内名声渐响。再后来，他成了杂志社的文化编辑，又成了小说家。他不定时发售100本自印的乐评集或是小说。总能售空，也总是赔钱，唯有一本乐评集赚到过200块。
　　2015年，虽然有些不太切题，但“现代变奏”成了王莫之出版的第一本小说的书名。
　　摇滚乐让王莫之和他的朋友们拥有了独特的幸福与激烈的快乐，并且延续至今。年岁渐长，聊天的纯度掺了些忧愁：空气质量，小孩上学，职场瓶颈。

310

　　2008年伊始，大自鸣钟成了一栋空的建筑物。过完年的3月头，原本卖洋垃圾的大部分迁入西宫旁的银宫商厦，一小撮搬进虬江路的电子市场，卖DVD的都去了叶家宅的事久建材市场。
　　银宫的几十位贩子，唯一的上海人姓王，娶了个台湾老婆，一年中有半年无预警轮休。轮休意味着小王回台湾了，且尖货即将到来。“没有比小王更懂货的碟贩了。”王莫之说。小王会语重心长地提示，这张伊能静如果不作为赠品的拼图，其实可以便宜些;那张张信哲的早期黑胶，奇摩拍卖的市价折合人民币超过700，开650是因为他有三张，这张成色稍逊。
　　银宫存活了九个月，之后碟贩们又搬去了新西宫和叶家宅。
　　叶家宅热闹的时候，CD作为音乐存储介质的光辉即将攀上抛物线顶点，而王莫之开始玩黑胶唱片。
　　改建前的叶家宅是个回字形，过道不足两米，外口是大小不一的门面，内口上半部分被楼梯占据，下半部分堆放杂物：二手家电、破箱子和卖剩的音像制品。多数时候，黑胶也放在这下半部分。
　　“那个阶段没什么人（玩），特别便宜。”仓库里摞着一箱箱日本来的洋垃圾，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王莫之打扮成搬运工的样子，戴着口罩，打赤膊或在脖子上挂一条毛巾，“真的很夸张”，他说。

　　一箱约80张黑胶唱片，王莫之挑拣的手速很快，肌肉因过速而大量的重复动作颤抖起来。“我们一个下午可以挑两三吨。”一吨约为三四十箱，先看完的几箱被拖到屁股下面当凳子用，“要抢的，动作慢一点好东西就抢不到了。”和自己这个壮劳力不一样，王莫之见过老外带着一个可移动的黑胶唱机，打开折叠棒，戴上耳机，现场试听。
　　有时候店主会煞有介事地说：“去年和日本方面订了一个合同，保证每月发我几吨货。”所谓的日本方面其实是汕头的几家料厂，处理外国垃圾，合同自然也是不存在的，但王莫之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点点头，真心称赞店主。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是碟市的一场寒冬。碟在上半年都不能卖了，这一寒就逼得不少碟贩转行。搬到叶家宅一楼的苏三听话，把摊位改成了袜子铺，DVD交易蹲藏在柜台下面。次年4月，碟市回春，好些碟贩的淘宝交易已经超过了门面生意，甚至有些门面生意不过是淘宝订单的马甲：当面交易省运费又可以验品相。
　　2012年的淘宝屡屡刷新单日网购纪录，虾米音乐也即将被阿里收购，QQ音樂已经拥有超过百万首正版歌曲，日活用户4000万。
　　这一年起陆续有碟贩退市。一个月两三千的租金，却只有八九天的生意，赚钱不易。原盒越来越便宜。2006年一百多块的原盒，如今十元也没人要。叶家宅的二楼很快空了出来，物业拆掉一大块租给网吧。
　　客流量在萎缩。老面孔失踪，新面孔也不见顶上。“一直来的，该有的（网上）都有，（网上）没有的又买不到。而且你们现在那么懂货，还晓得上淘宝查价，买不起啊。”碟贩很沮丧。
　　除了在上述跳蚤市场淘碟，王莫之还常去长顺路一对父子俩的店里。长顺路靠着虹桥，那儿外国人多。店里也常有老外，虽然贡献不高。“最好和最戆的客户都是中国人”，老板总结道，“老外就是差差过。” 但总还是有那么一两个老外，偏好古典爵士这样的高价盘，买到积重难返，一单破千，老板开路虎相送。王莫之跑得勤快，一周光顾两三回，一年也能在老板那儿花上两万多。
　　拆箱装箱是个苦力活儿。老板得先分拣胶体彩色的彩胶，再分类单曲EP大碟日本这四类，其后欧美单曲还需要根据封套颜色细分“彩皮”和“黑白胶”。纱布手套是必须的，盘基薄的唱片抽插不当比刀片还厉害。王莫之跟着老板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如何辨别原始货：箱体上蓝色或棕色的不透明胶布在中国买不到，国产的透明封箱带代表了不可信。
　　长顺路的店开了八年。据王莫之说，老板起初卖CD，大二时就赚足了学费，之后吃这口饭吃了十年，没卖过一张盗版。2016年，王莫之从阿里旺旺上得知了老板的父亲往生，其后，老板关店赴美。
　　叶家宅则撑到了2014年，虬江路比它多半年。乱哄哄乌糟糟的市场被一纸关停。商户们的亏本甩卖，王莫之没参与。差不多2013年起，他就很少再去淘碟了。
　　粗略统计，王莫之大约拥有五千多张CD、两千多张黑胶、五百多盘卡带。而他电脑里三大音乐平台的曲库超过两千万首。
　　听音乐是最快乐的，这点永不改变。音乐巨大的吸引力会严重干扰王莫之的写作，他一度整月都没听音乐——我们是说，没有专心投入地听。但乐评是毕生的爱好，去年，王莫之又售空了一百本自印乐评集。
　　人不应该在三四十岁停下对音乐的冒险。近两年，王莫之着迷于爵士和黑人音乐，日子仿佛回到了少时在襄阳南路买打口碟，每天都有新的音乐在等待他。“爵士每张感觉都不一样，非常打开想象空间”，是无底洞的惊喜。
　　王莫之在35岁时开始了生活的冒险：他辞职成为全职作家。他说他们都是被摇滚乐改变的一代人，只是他被改变得更彻底了一些。他写了几个上海青年人的故事，以摇滚乐和文学为生活底色，名为《安慰喜剧》。王莫之说起话来有种抑扬顿挫的和善：“就写这代上海人吧。希望我的小说有社会价值。”
　　他将长顺路的故事写成了《安顺老伯》，收进了短篇小说集《310》中。“310”是上海人身份证数字的前三位。
　　（本文写作参考王莫之作品《现代变奏》、《安慰喜剧》、《310》等，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