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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49年至今，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走过了幾个阶段。从单位制与街居制并存，到单位制逐渐让位于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兴起，居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在社区制的背景下，居民是否应该以组织的形式参与社区治理，应该以什么形式的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成为当下亟需讨论的话题。
关键词：社区治理;居民参与;组织化
在社区治理中，原子化的居民个体往往可能存在利益表达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的问题，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和解决。其恶果将会在两个方向体现出来：一是因诉求失败导致居民懒于进行利益表达，使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二是无有效回应的诉求逐步积累，形成民怨，居民再采用不合理的表达方式表达意愿，致使社区氛围失去和谐。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建构以共同目标和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我国当下城市基层治理必须研究的重要话题。
一、社区居民的组织化
关于什么是“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含义大致相近，但具体阐述不尽相同。
从过程的角度，有学者认为社会的组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基于特定目标组织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或创造社会福利的持续性过程[1]。社区组织化过程是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动机选择行动策略，通过协商讨论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达致社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者自组织或被组织起来[2]。基于过程的组织化是一个在自组织和他组织互相作用下，把成员的社会活动囊括进一定的组织体系中，按一定的社会秩序加以实现的过程[3]。
从功能的角度，有学者认为社区组织化就是要将分散的成员个体通过社区内的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进行吸纳整合，进行公共需求的表达，实现公共利益[4]。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就是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搭建交流平台，从而将“原子化”状态的新社会阶层群体有机结合起来，在平台上满足他们社会参与的需要[5]。
综合以上两种角度的研究，本文认为社区居民组织化的含义是社区居民基于特定的目标和利益，主动或被动地组织起来，实现共同行动，表达公共需求，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二、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中的居民组织形式变化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国家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制度中，按居民组织形式经历了前后相继又各不相同的发展阶段。
（一）单位制与街居制并存时期（1949年—1978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了高度集中的社会资源和权力管理制度。在城市居民的组织上，这种制度体现为单位制和街居制[6]。
单位制作为与计划经济制度相匹配的社会管理制度和居民组织形式，其最大特点就是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重叠[4]。职工在单位中从事稳定的工作，职工及其家属通过单位进行社会交往、建立联系。单位制将职工及家属组织集合起来，提供全面的福利和保障，包括住房、医疗、教育、治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个阶段，是政府通过对单位组织进行指挥、传达和分配资源等方式管理社会[7]。国家并不直接管理社会成员，而是管理作为城市细分组织的单位。而单位作为“政府责任代理”，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同时扮演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角色，承担着经济发展、社会控制、福利保障、政治动员和行政管理[8]等多重功能。
在政府、单位和个人这一链条中，作为职工的个人通过单位组织起来，依附于单位的资源，各个单位又依附于政府的资源分配，形成自下而上的双重依附。同时，通过对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国家对单位、单位对个人又形成从上而下的双重控制[7]。
单位制将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组织起来，街居制则将那些不属于任何单位的社会闲散人员、社会优抚对象、民政救济对象等组织起来，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进行“准单位化”的管理和服务[9]。
（二）单位制让位于街居制（1978年—2000年）
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其动员和控制的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后果，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
“总体性社会”是指社会呈现的高度组织化但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状态。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国家对社会实行全方位控制[10]，导致国家功能不断膨胀，社会功能不断萎缩，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和行政化倾向。在经济层面，单位制又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社会生产和生活缺乏活力[11]。同时，在单位制从上而下的双重控制和自下而上的双重依附的链条中，由于同一单位的职工集中生活和工作，社会化过程相似度高，国家意志能通过单位组织的管理控制得到很好的体现。但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过程却很难实现，个人特质和需求也不被考虑，整体呈现为去个人的组织化[12]。
“依赖性人格”是指单位制通过垄断资源和封闭空间，使得单位成员高度依附于单位，塑造了单位成员依赖性的人格[13]，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意识。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是单位成员获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唯一来源，离开单位就几乎等于失去一切。因此当单位成员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他们的第一想法就是求助于单位。同时，单位成员的社会流动被严格控制，社会空间的封闭性也导致了单位成员只能依附于单位，缺乏自主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在这一阶段，出于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思路发生了变化，逐渐放松了对个体的控制，转为维稳和服务[14]。 随着企业改革、农村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的推进，社会流动加剧，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挑战。住房私有化进程的开始意味着曾经在单位中紧密联系、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成员如今分散在不同的住房单元。属于同一街道和居委会下的成员呈现多元化、异质性、流动性强的特点，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大打折扣，个人与公共世界也漸行渐远。
作为国家管控个人、个人依附国家这两条单向链条的中介的单位组织由于改革发生巨大变化，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随之近乎断裂。过去行之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单位制失去了其存在的组织基础，也就逐渐解体。大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就从单位转移到了作为城市基层的街道和居委会以及市场。但市场只能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却无法起到组织管理社会成员的作用，只能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
1979年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重新确认了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的地位。1980年，重新被确认有效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委会组织条例》也意味着在文革中被破坏的街居制得到了恢复。
（三）社区制逐渐兴起（2000年至今）
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被规定的功能来看，二者本应是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进行沟通和协作的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单位职能的外移、城市非单位人口的增加，街居体系要承担的职能已经超过了原本规定的任务范围。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街道办事处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和完全的行政管理权，往往扮演行政职能传递者的角色。街道办事处反应居民意见和要求的职能得不到体现，居民委员会也实际上变成执行各级政府工作的工具，自治的特点得不到体现。
市场经济培育出的社会成员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意志，利益、需求出现分化。而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的沟通协作异化为了指挥管理，个体利益得不到充分表达，居委会作为单纯的居民自治组织也难以满足个体的多元需求。传统街居制实际上已经很难实现对个体的有效组织。
在此背景下，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标志着社区制将正式在全国进行全面推广[15]。
三、社区制模式下的居民再组织化
（一）明确再组织化的必要性
1.需通过再组织解决居民不愿参与和无法参与的问题
目前，在实际的社区治理中，常常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的问题。比如由于停车位的短缺，社区内的街道边通常停满了私家车，影响居民正常出行。但是街道社区没有权力开违章罚单，只能通知交警部门，交警部门到达现场进行处罚后，违章停车现象会暂时减少。但当交警离开，路边又停满了车。社区权力的部分缺失导致有的社区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由于单位制的长期影响，居民还不习惯于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自身需求，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还是找政府解决，社区层面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的状态。而零散的利益表达在高度组织化的行政组织面前往往难以引起注意，会被强大的组织力量压制或忽视，居民的需求也就得不到满足，问题得不到解决。
同时，市场经济培育出的社会成员具有越来越高的个人理性。或出于即使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我可以不付出成本就享有成果的“搭便车”心理，或出于对权力机关的恐惧和回避，居民往往缺乏参加社区自治组织或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也懒于进行利益表达。
2.需通过居民的再组织化建设解决治理能力失衡的问题
目前，在社区治理主体中，行政组织力量明显强于其他主体，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情况严重，社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三者之间力量不平衡，没有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
（1）行政化问题的困扰与居民自治组织的变异
在实际操作中，居民委员会很难体现出自身的独立性。从人员角度看，社区两委成员虽然是选举产生，但选举过程也受街道办的影响，并且受街道的管理、监督和考核。从经费角度看，社区居委会没有独立支配财务的权力，工作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工作人员收入也来自政府补贴。社区居委会在人员、经费、资源都被上级政府所领导和控制的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保证自身工作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同时，在管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很多行政任务往往也被安排到社区来执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心转移成完成街道办事处分配的任务。而居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为了保持任务的完成和政策的执行，往往又简单粗暴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布置任务[15]，缺乏民主程序，可能侵犯居民权益。这样的居民自治组织自然也得不到居民的认可和积极参与。
原本是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表达利益诉求的居民自治组织，被上级行政组织吸纳，异化成为延伸到社区的执行上级政府命令的行政机构的“触角”，具有“准政府”的性质。
（2）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缺失与结构失衡
目前社区治理的实际操作中，多元主体参与并没有完全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不足。
我国社会组织兴起时间较晚，但在国家政策鼓励下，近年来社会组织的数量出现大幅增长。根据民政部在2018年全国社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工作推进会上对25个省份书面材料的不完全统计，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已达39.3万个，其中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有6.6万个，由街道（乡镇）和社区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32.7万个，同时还存在7000余家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16]。但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的大幅增长并没有明显提高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有效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根据组织目标可分为三类[17]：具有娱乐性质的文体活动类组织，如舞蹈队、合唱队;基于公益精神的志愿服务类组织，如治安巡逻队;和维护居民权益的利益代表型组织，如老年人协会等。在这些组织中，文体活动类组织数量最多，发展繁荣，而志愿服务类组织和利益代表型组织则相对薄弱。 因为文体活动类组织从单位制时期就普遍存在，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度，这种单纯基于兴趣、不涉及居民核心利益的组织也更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和参与。文体活动的确可以增加居民之间的接触和联系，但有兴趣和有时间参与这类组织的人员以老年人为主，居民互动也是基于活动本身，活动结束居民之间的联系又恢复疏远。文体活动类组织对居民的组织范围和组织作用十分有限和松散。而组织范围更大的志愿服务类组织和利益代表型组织又因为单位制以来居民长久养成了依赖性人格而缺乏居民的广泛参与。而且与文体活动类组织相比，利益代表型组织和志愿服务类组织还不具备成熟稳定可供广泛借鉴的运作模式，组织的运作的合法化机制也还不完善[17]。最终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结构失衡的局面，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呈现结构松散、浮于表面、娱乐化的情况，无法实现对居民的多层次、全方位有效组织。
要解决以上问题，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集中利益表达、重塑公共精神，可以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新一轮的再组织化实现。
（二）再组织的优化路径
1.减轻居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
政府在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必然占有一席之地，为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资源、服务、指导和制度支持。但政府组织伸向社区的触角必须收回，为其他组织的生存发展预留空间，居民自治组织应当保持自主性，减轻行政化倾向。
赋予社区更多自主空间，减轻居民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应重新认识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不应把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看作行政组织的附庸，是承接政府工作的下级，而应看作具有独立性的组织。不应对利益表达行为进行压制和回避，应该认识到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有助于社会矛盾以程序化、和缓的方式得到解决，有的社区矛盾在社区层面得到调解和解决也会减轻政府的负担。
2.鼓励居民进行自我组织
针对目前处于原子化的、利益分散的、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低的社区居民，应鼓励他们基于与个体化并存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进行自组织。
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和完善制度，鼓励社区中不同利益群体基于自身需求建立组织并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同时对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运行过程、管理体制进行指导和监督，但不要越俎代庖，变指导为控制。
在居民自组织过程中，基于实际的共同利益和行动的需要的自组织，比由政府引导、过度依赖政府资源的社会组织或仅限于娱乐层面的社会组织，更能吸引原子化的個体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失衡也需要进行矫正，要针对不同社区社会组织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比如文体活动类组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器材和场地上，利益代表型组织需要宽松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志愿服务类组织的需求则主要是针对积极分子的荣誉和表彰，政府应根据各类组织不同的需求进行不一样的激励[17]。
结论
目前的社区制仍然存在着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和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结构失衡的问题，仍有大量居民在社区处于无组织的原子化状态，公共精神缺失，个体化的利益表达得不到重视，社区内部存在一些难以自我调解的矛盾。通过对居民进行重新再组织可以改善现状，但再组织化的方式和程度还需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胡重明.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3，10（01）：63-70+140.
[2]李雪萍，陈艾.社区组织化：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06）：150-155.
[3]田金娜. 组织化视角下“村改居”社区社会秩序研究[D].云南大学，2017.
[4]舒晓虎. 社区公共空间再造[D].华中师范大学，2011.
[5]张海东，杜平.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及其再组织化问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4）：81-85.
[6]葛天任.建国以来社区治理的三种逻辑及理论综合[J].社会政策研究，2019（01）：49-59.
[7]杨君，纪晓岚.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变迁历史与理论建构——基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与反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02）：41-46+108.
[8]柯尊清.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云南大学，2016.
[9]吕方.从街居制到社区制：变革过程及其深层意涵[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85-188.
[10]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05）：1-17.
[11]丁惠平.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组织社会学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1（03）：100-102.
[12]王欣，杨君.再组织化、公共性与社区治理[J].长白学刊，2017（01）：126-132.
[13]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管理世界，2003（06）：52-62.
[14]韩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转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15（05）：28-35.
[15]夏建中.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5）：14-19.
[16]卢磊，黄小娟.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议题、发展现状和趋势探讨[J].中国社会组织，2019（09）：54-57.
[17]崔月琴，袁泉.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10）：178-185.
关键词：社区治理;居民参与;组织化
在社区治理中，原子化的居民个体往往可能存在利益表达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的问题，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和解决。其恶果将会在两个方向体现出来：一是因诉求失败导致居民懒于进行利益表达，使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二是无有效回应的诉求逐步积累，形成民怨，居民再采用不合理的表达方式表达意愿，致使社区氛围失去和谐。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建构以共同目标和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我国当下城市基层治理必须研究的重要话题。
一、社区居民的组织化
关于什么是“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含义大致相近，但具体阐述不尽相同。
从过程的角度，有学者认为社会的组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基于特定目标组织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或创造社会福利的持续性过程[1]。社区组织化过程是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动机选择行动策略，通过协商讨论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达致社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者自组织或被组织起来[2]。基于过程的组织化是一个在自组织和他组织互相作用下，把成员的社会活动囊括进一定的组织体系中，按一定的社会秩序加以实现的过程[3]。
从功能的角度，有学者认为社区组织化就是要将分散的成员个体通过社区内的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进行吸纳整合，进行公共需求的表达，实现公共利益[4]。新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就是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搭建交流平台，从而将“原子化”状态的新社会阶层群体有机结合起来，在平台上满足他们社会参与的需要[5]。
综合以上两种角度的研究，本文认为社区居民组织化的含义是社区居民基于特定的目标和利益，主动或被动地组织起来，实现共同行动，表达公共需求，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二、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中的居民组织形式变化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国家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制度中，按居民组织形式经历了前后相继又各不相同的发展阶段。
（一）单位制与街居制并存时期（1949年—1978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了高度集中的社会资源和权力管理制度。在城市居民的组织上，这种制度体现为单位制和街居制[6]。
单位制作为与计划经济制度相匹配的社会管理制度和居民组织形式，其最大特点就是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重叠[4]。职工在单位中从事稳定的工作，职工及其家属通过单位进行社会交往、建立联系。单位制将职工及家属组织集合起来，提供全面的福利和保障，包括住房、医疗、教育、治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个阶段，是政府通过对单位组织进行指挥、传达和分配资源等方式管理社会[7]。国家并不直接管理社会成员，而是管理作为城市细分组织的单位。而单位作为“政府责任代理”，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同时扮演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角色，承担着经济发展、社会控制、福利保障、政治动员和行政管理[8]等多重功能。
在政府、单位和个人这一链条中，作为职工的个人通过单位组织起来，依附于单位的资源，各个单位又依附于政府的资源分配，形成自下而上的双重依附。同时，通过对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国家对单位、单位对个人又形成从上而下的双重控制[7]。
单位制将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组织起来，街居制则将那些不属于任何单位的社会闲散人员、社会优抚对象、民政救济对象等组织起来，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进行“准单位化”的管理和服务[9]。
（二）单位制让位于街居制（1978年—2000年）
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其动员和控制的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后果，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
“总体性社会”是指社会呈现的高度组织化但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状态。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国家对社会实行全方位控制[10]，导致国家功能不断膨胀，社会功能不断萎缩，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和行政化倾向。在经济层面，单位制又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社会生产和生活缺乏活力[11]。同时，在单位制从上而下的双重控制和自下而上的双重依附的链条中，由于同一单位的职工集中生活和工作，社会化过程相似度高，国家意志能通过单位组织的管理控制得到很好的体现。但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过程却很难实现，个人特质和需求也不被考虑，整体呈现为去个人的组织化[12]。
“依赖性人格”是指单位制通过垄断资源和封闭空间，使得单位成员高度依附于单位，塑造了单位成员依赖性的人格[13]，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意识。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是单位成员获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唯一来源，离开单位就几乎等于失去一切。因此当单位成员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他们的第一想法就是求助于单位。同时，单位成员的社会流动被严格控制，社会空间的封闭性也导致了单位成员只能依附于单位，缺乏自主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在这一阶段，出于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思路发生了变化，逐渐放松了对个体的控制，转为维稳和服务[14]。 随着企业改革、农村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的推进，社会流动加剧，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挑战。住房私有化进程的开始意味着曾经在单位中紧密联系、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成员如今分散在不同的住房单元。属于同一街道和居委会下的成员呈现多元化、异质性、流动性强的特点，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大打折扣，个人与公共世界也漸行渐远。
作为国家管控个人、个人依附国家这两条单向链条的中介的单位组织由于改革发生巨大变化，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随之近乎断裂。过去行之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单位制失去了其存在的组织基础，也就逐渐解体。大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就从单位转移到了作为城市基层的街道和居委会以及市场。但市场只能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却无法起到组织管理社会成员的作用，只能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
1979年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重新确认了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的地位。1980年，重新被确认有效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委会组织条例》也意味着在文革中被破坏的街居制得到了恢复。
（三）社区制逐渐兴起（2000年至今）
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被规定的功能来看，二者本应是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进行沟通和协作的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单位职能的外移、城市非单位人口的增加，街居体系要承担的职能已经超过了原本规定的任务范围。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街道办事处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和完全的行政管理权，往往扮演行政职能传递者的角色。街道办事处反应居民意见和要求的职能得不到体现，居民委员会也实际上变成执行各级政府工作的工具，自治的特点得不到体现。
市场经济培育出的社会成员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意志，利益、需求出现分化。而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的沟通协作异化为了指挥管理，个体利益得不到充分表达，居委会作为单纯的居民自治组织也难以满足个体的多元需求。传统街居制实际上已经很难实现对个体的有效组织。
在此背景下，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标志着社区制将正式在全国进行全面推广[15]。
三、社区制模式下的居民再组织化
（一）明确再组织化的必要性
1.需通过再组织解决居民不愿参与和无法参与的问题
目前，在实际的社区治理中，常常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的问题。比如由于停车位的短缺，社区内的街道边通常停满了私家车，影响居民正常出行。但是街道社区没有权力开违章罚单，只能通知交警部门，交警部门到达现场进行处罚后，违章停车现象会暂时减少。但当交警离开，路边又停满了车。社区权力的部分缺失导致有的社区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由于单位制的长期影响，居民还不习惯于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自身需求，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还是找政府解决，社区层面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低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的状态。而零散的利益表达在高度组织化的行政组织面前往往难以引起注意，会被强大的组织力量压制或忽视，居民的需求也就得不到满足，问题得不到解决。
同时，市场经济培育出的社会成员具有越来越高的个人理性。或出于即使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我可以不付出成本就享有成果的“搭便车”心理，或出于对权力机关的恐惧和回避，居民往往缺乏参加社区自治组织或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也懒于进行利益表达。
2.需通过居民的再组织化建设解决治理能力失衡的问题
目前，在社区治理主体中，行政组织力量明显强于其他主体，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情况严重，社区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三者之间力量不平衡，没有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
（1）行政化问题的困扰与居民自治组织的变异
在实际操作中，居民委员会很难体现出自身的独立性。从人员角度看，社区两委成员虽然是选举产生，但选举过程也受街道办的影响，并且受街道的管理、监督和考核。从经费角度看，社区居委会没有独立支配财务的权力，工作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工作人员收入也来自政府补贴。社区居委会在人员、经费、资源都被上级政府所领导和控制的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保证自身工作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同时，在管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很多行政任务往往也被安排到社区来执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心转移成完成街道办事处分配的任务。而居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为了保持任务的完成和政策的执行，往往又简单粗暴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布置任务[15]，缺乏民主程序，可能侵犯居民权益。这样的居民自治组织自然也得不到居民的认可和积极参与。
原本是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表达利益诉求的居民自治组织，被上级行政组织吸纳，异化成为延伸到社区的执行上级政府命令的行政机构的“触角”，具有“准政府”的性质。
（2）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缺失与结构失衡
目前社区治理的实际操作中，多元主体参与并没有完全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不足。
我国社会组织兴起时间较晚，但在国家政策鼓励下，近年来社会组织的数量出现大幅增长。根据民政部在2018年全国社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工作推进会上对25个省份书面材料的不完全统计，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已达39.3万个，其中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有6.6万个，由街道（乡镇）和社区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32.7万个，同时还存在7000余家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16]。但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的大幅增长并没有明显提高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有效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根据组织目标可分为三类[17]：具有娱乐性质的文体活动类组织，如舞蹈队、合唱队;基于公益精神的志愿服务类组织，如治安巡逻队;和维护居民权益的利益代表型组织，如老年人协会等。在这些组织中，文体活动类组织数量最多，发展繁荣，而志愿服务类组织和利益代表型组织则相对薄弱。 因为文体活动类组织从单位制时期就普遍存在，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度，这种单纯基于兴趣、不涉及居民核心利益的组织也更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和参与。文体活动的确可以增加居民之间的接触和联系，但有兴趣和有时间参与这类组织的人员以老年人为主，居民互动也是基于活动本身，活动结束居民之间的联系又恢复疏远。文体活动类组织对居民的组织范围和组织作用十分有限和松散。而组织范围更大的志愿服务类组织和利益代表型组织又因为单位制以来居民长久养成了依赖性人格而缺乏居民的广泛参与。而且与文体活动类组织相比，利益代表型组织和志愿服务类组织还不具备成熟稳定可供广泛借鉴的运作模式，组织的运作的合法化机制也还不完善[17]。最终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结构失衡的局面，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呈现结构松散、浮于表面、娱乐化的情况，无法实现对居民的多层次、全方位有效组织。
要解决以上问题，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集中利益表达、重塑公共精神，可以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新一轮的再组织化实现。
（二）再组织的优化路径
1.减轻居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
政府在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必然占有一席之地，为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资源、服务、指导和制度支持。但政府组织伸向社区的触角必须收回，为其他组织的生存发展预留空间，居民自治组织应当保持自主性，减轻行政化倾向。
赋予社区更多自主空间，减轻居民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应重新认识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不应把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看作行政组织的附庸，是承接政府工作的下级，而应看作具有独立性的组织。不应对利益表达行为进行压制和回避，应该认识到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有助于社会矛盾以程序化、和缓的方式得到解决，有的社区矛盾在社区层面得到调解和解决也会减轻政府的负担。
2.鼓励居民进行自我组织
针对目前处于原子化的、利益分散的、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低的社区居民，应鼓励他们基于与个体化并存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进行自组织。
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和完善制度，鼓励社区中不同利益群体基于自身需求建立组织并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同时对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运行过程、管理体制进行指导和监督，但不要越俎代庖，变指导为控制。
在居民自组织过程中，基于实际的共同利益和行动的需要的自组织，比由政府引导、过度依赖政府资源的社会组织或仅限于娱乐层面的社会组织，更能吸引原子化的個体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失衡也需要进行矫正，要针对不同社区社会组织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比如文体活动类组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器材和场地上，利益代表型组织需要宽松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志愿服务类组织的需求则主要是针对积极分子的荣誉和表彰，政府应根据各类组织不同的需求进行不一样的激励[17]。
结论
目前的社区制仍然存在着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和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结构失衡的问题，仍有大量居民在社区处于无组织的原子化状态，公共精神缺失，个体化的利益表达得不到重视，社区内部存在一些难以自我调解的矛盾。通过对居民进行重新再组织可以改善现状，但再组织化的方式和程度还需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胡重明.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3，10（01）：63-70+140.
[2]李雪萍，陈艾.社区组织化：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06）：150-155.
[3]田金娜. 组织化视角下“村改居”社区社会秩序研究[D].云南大学，2017.
[4]舒晓虎. 社区公共空间再造[D].华中师范大学，2011.
[5]张海东，杜平.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及其再组织化问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4）：81-85.
[6]葛天任.建国以来社区治理的三种逻辑及理论综合[J].社会政策研究，2019（01）：49-59.
[7]杨君，纪晓岚.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变迁历史与理论建构——基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与反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02）：41-46+108.
[8]柯尊清.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云南大学，2016.
[9]吕方.从街居制到社区制：变革过程及其深层意涵[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85-188.
[10]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05）：1-17.
[11]丁惠平.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组织社会学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1（03）：100-102.
[12]王欣，杨君.再组织化、公共性与社区治理[J].长白学刊，2017（01）：126-132.
[13]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管理世界，2003（06）：52-62.
[14]韩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转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15（05）：28-35.
[15]夏建中.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5）：14-19.
[16]卢磊，黄小娟.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议题、发展现状和趋势探讨[J].中国社会组织，2019（09）：54-57.
[17]崔月琴，袁泉.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10）：17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