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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国文教员的永恒记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走出家门，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争着抢着地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慌地喊道：“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昨天死了！”看到孩子们那种怆惶悲戚的神情，不禁无言地流下泪来。
在这些日子，人们频频提到朱自清的《背影》：与朱先生合作了二十年的开明书店在挽联里写着“长向文坛瞻背影”。一位北大学生在悼文里说他仍然看见“一根手杖支持着那一个瘦矮的背影”。小说家沈从文写了《不毁灭的背影》，诗人唐则赋予“背影”以象征的意义，他说：“我更爱把朱先生看成这时代受难的到处给人蔑视的知识生活的代表，从他身上看出人类的受难里的更深重的知识的受难，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许多人都谈到朱先生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最有力的证明自然是一九四八年元旦的“扭秧歌”；但朱先生身边的余冠英却提到先生偶然写作的旧体诗里出现了这样的诗句：“圭角磨堪尽，襟怀惨不温”，“分明见出他心境的阴黯，沉重”。朱自清的至交叶圣陶也谈到“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内在精神上的忧郁、沉重，怕不是为国事，也不见得是为生活，而是他因病而常常想到死。据说他曾谈到过这样的想法：“人生上寿百年也还嫌短，百年之内做不出多少事来”。凡事认真的朱自清对待“死亡”也是如此认真：他要抢在死神降临之前，思考与探索还能够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与人类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唐把朱自清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人类的受难的知识者的代表，不失为一个深刻的观察：搅动着晚年朱自清内心的，正是在变动的大时代里他自己，以至同类知识者的命运、责任与选择。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末，也即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朱自清写过一篇题为《那里走》的文章，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朱自清看来，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面临着由“思想的革命”向“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转折。如果前一阶段(也即人们通常说的“五四”时期)“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新时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领导革命的)党”的时代，“党所要求个人的，是无条件的牺牲”。知识者于是面对着“那里走”的困惑：一面看清革命是“势所必至”，一面又深怕革命将“毁掉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促进自己的灭亡”——其实这也正是当年德国诗人海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在二十年代末，朱自清和他的朋友最后的选择是：“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二十年过去了，一九四八年的朱自清发现他重又面对这个恼人的“那里走”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躲”进象牙塔已不再可能。这时，朱自清对问题的思考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更多的是从知识分子自身进行反省。于是，在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里，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与现实处境作了这样一番总结——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且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
与同时期一些夸大知识者作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朱自清的自我估价是冷静与客观的。他不仅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的中外反动势力面前的软弱，更正视知识者不能满足广大民众基本生存要求的根本局限。他也因此有足够的勇气直面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国已经失去了“五四”时期曾经有过的“领导的地位”的事实。在破除了对知识者自我的迷信与神话以后，朱自清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被“悬空”的危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提出了“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算真好”的警告。——人们很容易要联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但此时朱自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英国精神兄弟重整乾坤的自信，他们更担心着被时代抛弃。这种缺乏自信与担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朱自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之处；在前述那篇《那里走》里，朱先生就有过这样的反省：“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的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是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朱先生的宽容在另一面也使他易受时代风尚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学生)的影响。不能简单地把这仅仅归结为“谦虚”的美德，追求“进步”的表现；恐也不纯粹是攻击者所说的“趋时”：这其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思维所不能把握的、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而其结果是“人民”进入了朱自清和他的朋友的视野，出现了被人们着意强调的所谓朱自清的“转变”。以下这段话是经常被引用的：“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虽然赶不上豪门，但生活到底比农民要高”，“要许多知识分子每人都丢开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但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里，要向“下层人民”靠拢，以寻求新的支撑点的趋向是明显的(以知识者的境遇与农民相比的思路显然与传统的“悯农”思想有关)，但也仍然充满了矛盾，表现出既想改变知识分子“自己”，又害怕失去“自己”的困惑。于是又有了“调整”之说。朱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在“动乱时代”三种人的选择，在作为社会的消费(浪费)者的“颓废者”与“时代的领导人”的“改造者”之外，还有一种“调整者”，他们“只是大时代的一些小人物”，“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的保持着那些”，“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既“调整”又“保持”，正是这一时期朱自清先生的基本思想文化原则与选择，也许比前述“转变”之说更切合朱先生的思想实际。
朱先生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自己曾是新文学的“言志派”；在学术上，他是一直被视为“学院派”的一个代表的。用当前人们常用的概念，朱自清的基本文化取向是一种“精英文化”的立场。他正是从此出发，进行他的文化调整与坚守的。于是人们注意到，在《论标语口号》这篇文章里，朱自清先生一方面站在他固有的“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立场上，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往往对“个人”构成“压力”，“足以妨碍自由”，是一种非理性的“起哄”与“叫嚣”；但他同时又“设身处地”地为之辩护：“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他提醒人们，在反感仅“用来装点门面”、毫无诚意的标语口号时，不要将“有意义可解的”、真诚地表现着一种集体意志的、作为“战斗武器”的标语口号也一概否定，“这是不公道的”。他的结论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虽然还未必能够完全接受标语口号这办法，但是标语口号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是该去求了解的。”这是一种跳出了“知识分子本位”的，更为宽容的文化态度：竭力去了解异己者的立场、处境，理解(并非认同)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的立场，他指出，曾经是“五四”新文学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在过于沉重的生活中，“文学带着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他进而对文学史与现实创作中的“雅俗共赏”、“通俗化”倾向进行了学理的研究与充分的肯定。在《论朗诵诗》等文章里，他对具有强烈政治性、群众性、战斗性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理解”：他指出，坐在书斋里看，会觉得这些作品充满“野气，火气，教训气”，只是“宣传品”，而不是文学艺术；只有“参加集会，走进群众里去听，才能接受它”，承认它的“独立的地位”与价值。对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所进行的“文艺大众化”的努力，他也给予了足够的理解与肯定。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种自觉的努力：将他(及同类知识分子)所熟悉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正在发展中的集体主义的革命话语沟通，将他(及同类知识分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精英文化与在他看来颇具生命活力的平民文化沟通，或者如吴晓铃先生在悼念文章中所说，他试图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使“学院和民间不再保存对立式的分野”。这种努力自然是反映了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动向，为时人所注目。冯友兰先生在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后，曾沉重地表示：“对于中国文艺的过去与将来有一套整个看法底人，实在太少了。”朱先生的以上文艺(文化)思想、立场的“调整”，正是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对中国文艺(文化)“将来”的发展提出某些设想。他作过这样的概括：“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强调对“人民(俗人，常人)”的“偏重”，自然是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倾向，但对“雅俗共赏”的注重，对文学“现代性”的坚持，仍然是“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思路。因此，朱先生一再提醒人们，他强调“朗诵诗”、通俗化、大众化作品“应该有独立的地位”，绝不是主张它们应有“独占的地位”。朱自清先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使会有(罢黜百家)这一个时期，相信诗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的。”这表明，他对“将来”中国文学、艺术、学术发展道路的设想是宽阔而非狭窄，多元而非一元的，而他对“将来”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看来二十年前那个“新时代将导致文化毁灭”的阴影并没有完全从他心上拂去，只是较少涉及罢了。
朱自清的文化“调整”，具有明显的折衷色彩，在那个要求建立革命话语绝对权威的时代，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悼念朱先生的文章中，当有人预言“如果他活到将来，在新的社会中，将更有他的大用”时，只能看作是与他同类的知识者的一个善良的愿望。但历史的戏剧性发展，却使朱自清先生的名字在新中国有了意想不到的“大用”：他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个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高耸于云端的“历史巨人”，甚至“革命烈士”，这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是怎样产生的呢？
其实在朱先生逝世以后，就已见端倪。开始是自发的悼念，集中于对“人”的朱自清与“知识分子(学者、文人)”的朱自清的追思。人们赞扬他“蓄道德，能文章”(俞平伯)，是“最有良心的好人与学者”(郑振铎)，具有“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近于“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沈从文)，哀叹他活得“太累”(沈从文)，“致命”于“太认真”(余冠英)，等等。透过这一声声泣血的哀哭，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挣扎：在这混乱的时代，身处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却始终渴望着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与价值。朱自清的死，使他成为这种知识群体的意志与愿望的代表。
在这些回忆中，许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了朱自清晚年思想、文化选择上的某些变化。但人们同时强调“他没有突变，他怕忽然落了空，他是一步步地变”。吴晗的文章最早公布了一个事实：朱先生曾签名拒绝接受美援物资，在临终前两天，他又重申此事，郑重嘱咐夫人“千万别忘记”；吴晗认为这可以视为朱先生的遗嘱，但他仍然强调朱自清“是独立的、自由的、进步的作家、学者、教授、人民的友人”。有的文章里也出现了关于朱自清是一个“斗士”的说法，这也是由朱先生曾称闻一多为“诗人、学者、斗士”而引发出来的，也有文章把朱自清(以及闻一多)晚年的选择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杨晦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了二十年代中后期与三十年代“清华”时期的朱自清“退守”于“纯文学”，是背离“五四”的“一股逆流”，并因此而高度评价晚年朱自清向“人民立场”的“转变”。他认为，许多悼念朱先生的文章其实是在“称道”朱先生的“弱点”，因此，必须强调朱先生“转变”的意义，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可以说，杨晦的文章第一次把革命话语的时代主题与阶级分析的观念、方法引入了对朱自清的悼念中。
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冯雪峰的纪念文章。冯文有一个颇为特别的说明：“我得到了朱先生的逝世消息以后，就被有些沉重的悲哀的茫然之感和回忆的怅惘情绪所纷扰，几次想写一点更为私人的纪念文字都没有写成，使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表露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因为我越回忆就越感到怅惘的情绪”。那么，写出的这篇就是克服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非私人的，也即代表集体意志的了。文章以更鲜明的阶级观点，指明前期朱自清“所缺乏的”，“就是革命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但他终于克服了这一前进道路上的沉重包袱，“把爱从小资产阶级移向广大的工农大众”，“走向人民革命”，成为一个“民主战士”。作者的结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现在走向革命的道路是畅通的，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还是个引路人”。——这显然是一次将晚年朱先生的思想文化选择纳入革命话语模式的自觉努力，径直说，冯雪峰用革命话语的观念、思维，以至语言，将朱自清彻底“改造(改塑，改写)”了。如果说在冯雪峰这里，还算是个人行为；那么，当《大众文艺丛刊》第四集以“同人”的名义，发表《敬悼朱自清先生》一文，就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改造”与“引导”了。文章强调的是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朱自清的转变的意义，把他的晚年思想概括为“有社会责任感，为大众服务，向群众学习”三点，显然也是要与革命话语“接轨”。而文章结尾将朱先生之死，归之于国民党“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政策”的“迫害”，赞扬朱先生拒绝美援的遗言“将象炸弹一样震栗着马歇尔、司徒雷登和一切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以及“乞怜于美帝”的胡适“之流”，更是将朱自清彻底地政治化，并纳入国内与国际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
悼念朱自清的最后一笔，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未来的新中国的导师、统帅、舵手毛泽东来完成的。这确乎出人意料。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八月，正是朱自清离世一周年。时机选在美国政府公布对华政策“白皮书”，毛泽东连发数篇评论，借以讨论“(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关系”，以说服与争取对新中国持有疑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为新中国成立作舆论准备的宣传战中，毛泽东注意到了朱自清与闻一多，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确实是大手笔！这是将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相统一的成功努力；正是通过对闻一多、朱自清的歌颂，毛泽东(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高地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因此而争取了不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起冯雪峰、邵荃麟等文艺理论家，毛泽东显然更高一筹，掷地有声的二百余言，就将朱自清(和闻一多)“盖棺论定”了。
但是，在“论定”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为丰富、远为复杂的朱自清呢？
诗人唐说得对：朱先生是“人类受难里最为深重的知识受难”的代表，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在这些日子，人们频频提到朱自清的《背影》：与朱先生合作了二十年的开明书店在挽联里写着“长向文坛瞻背影”。一位北大学生在悼文里说他仍然看见“一根手杖支持着那一个瘦矮的背影”。小说家沈从文写了《不毁灭的背影》，诗人唐
许多人都谈到朱先生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最有力的证明自然是一九四八年元旦的“扭秧歌”；但朱先生身边的余冠英却提到先生偶然写作的旧体诗里出现了这样的诗句：“圭角磨堪尽，襟怀惨不温”，“分明见出他心境的阴黯，沉重”。朱自清的至交叶圣陶也谈到“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内在精神上的忧郁、沉重，怕不是为国事，也不见得是为生活，而是他因病而常常想到死。据说他曾谈到过这样的想法：“人生上寿百年也还嫌短，百年之内做不出多少事来”。凡事认真的朱自清对待“死亡”也是如此认真：他要抢在死神降临之前，思考与探索还能够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与人类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唐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末，也即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朱自清写过一篇题为《那里走》的文章，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朱自清看来，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面临着由“思想的革命”向“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转折。如果前一阶段(也即人们通常说的“五四”时期)“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新时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领导革命的)党”的时代，“党所要求个人的，是无条件的牺牲”。知识者于是面对着“那里走”的困惑：一面看清革命是“势所必至”，一面又深怕革命将“毁掉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促进自己的灭亡”——其实这也正是当年德国诗人海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在二十年代末，朱自清和他的朋友最后的选择是：“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二十年过去了，一九四八年的朱自清发现他重又面对这个恼人的“那里走”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躲”进象牙塔已不再可能。这时，朱自清对问题的思考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更多的是从知识分子自身进行反省。于是，在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里，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与现实处境作了这样一番总结——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且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
与同时期一些夸大知识者作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朱自清的自我估价是冷静与客观的。他不仅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的中外反动势力面前的软弱，更正视知识者不能满足广大民众基本生存要求的根本局限。他也因此有足够的勇气直面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国已经失去了“五四”时期曾经有过的“领导的地位”的事实。在破除了对知识者自我的迷信与神话以后，朱自清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被“悬空”的危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提出了“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算真好”的警告。——人们很容易要联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但此时朱自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英国精神兄弟重整乾坤的自信，他们更担心着被时代抛弃。这种缺乏自信与担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朱自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之处；在前述那篇《那里走》里，朱先生就有过这样的反省：“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的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是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朱先生的宽容在另一面也使他易受时代风尚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学生)的影响。不能简单地把这仅仅归结为“谦虚”的美德，追求“进步”的表现；恐也不纯粹是攻击者所说的“趋时”：这其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思维所不能把握的、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而其结果是“人民”进入了朱自清和他的朋友的视
朱先生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自己曾是新文学的“言志派”；在学术上，他是一直被视为“学院派”的一个代表的。用当前人们常用的概念，朱自清的基本文化取向是一种“精英文化”的立场。他正是从此出发，进行他的文化调整与坚守的。于是人们注意到，在《论标语口号》这篇文章里，朱自清先生一方面站在他固有的“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立场上，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往往对“个人”构成“压力”，“足以妨碍自由”，是一种非理性的“起哄”与“叫嚣”；但他同时又“设身处地”地为之辩护：“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他提醒人们，在反感仅“用来装点门面”、毫无诚意的标语口号时，不要将“有意义可解的”、真诚地表现着一种集体意志的、作为“战斗武器”的标语口号也一概否定，“这是不公道的”。他的结论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虽然还未必能够完全接受标语口号这办法，但是标语口号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是该去求了解的。”这是一种跳出了“知识分子本位”的，更为宽容的文化态度：竭力去了解异己者的立场、处境，理解(并非认同)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的立场，他指出，曾经是“五四”新文学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在过于沉重的生活中，“文学带着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他进而对文学史与现实创作中的“雅俗共赏”、“通俗化”倾向进行了学理的研究与充分的肯定。在《论朗诵诗》等文章里，他对具有强烈政治性、群众性、战斗性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理解”：他指出，坐在书斋里看，会觉得这些作品充满“野气，火气，教训气”，只是“宣传品”，而不是文学艺术；只有“参加集会，走进群众里去听，才能接受它”，承认它的“独立的地位”与价值。对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所进行的“文艺大众化”的努力，他也给予了足够的理解与肯定。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种自觉的努力：将他(及同类知识分子)所熟悉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正在发展中的集体主义的革命话语沟通，将他(及同类知识分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精英文化与在他看来颇具生命活力的平民文化沟通，或者如吴晓铃先生在悼念文章中所说，他试图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使“学院和民间不再保存对立式的分野”。这种努力自然是反映了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动向，为时人所注目。冯友兰先生在朱自清先生逝世以后，曾沉重地表示：“对于中国文艺的过去与将来有一套整个看法底人，实在太少了。”朱先生的以上文艺(文化)思想、立场的“调整”，正是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对中国文艺(文化)“将来”的发展提出某些设想。他作过这样的概括：“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强调对“人民(俗人，常人)”的“偏重”，自然是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倾向，但对“雅俗共赏”的注重，对文学“现代性”的坚持，仍然是“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思路。因此，朱先生一再提醒人们，他强调“朗诵诗”、通俗化、大众化作品“应该有独立的地位”，绝不是主张它们应有“独占的地位”。朱自清先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使会有(罢黜百家)这一个时期，相信诗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的。”这表明，他对“将来”中国文学、艺术、学术发展道路的设想是宽阔而非狭窄，多元而非一元的，而他对“将来”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看来二十年前那个“新时代将导致文化毁灭”的阴影并没有完全从他心上拂去，只是较少涉及罢了。
朱自清的文化“调整”，具有明显的折衷色彩，在那个要求建立革命话语绝对权威的时代，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悼念朱先生的文章中，当有人预言“如果他活到将来，在新的社会中，将更有他的大用”时，只能看作是与他同类的知识者的一个善良的愿望。但历史的戏剧性发展，却使朱自清先生的名字在新中国有了意想不到的“大用”：他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个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高耸于云端的“历史巨人”，甚至“革命烈士”，这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是怎样产生的呢？
其实在朱先生逝世以后，就已见端倪。开始是自发的悼念，集中于对“人”的朱自清与“知识分子(学者、文人)”的朱自清的追思。人们赞扬他“蓄道德，能文章”(俞平伯)，是“最有良心的好人与学者”(郑振铎)，具有“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近于“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沈从文)，哀叹他活得“太累”(沈从文)，“致命”于“太认真”(余冠英)，等等。透过这一声声泣血的哀哭，人们看到了一代知识者的苦苦挣扎：在这混乱的时代，身处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却始终渴望着坚守住自己的精神阵地，坚守住自己的道德、情操、人格与价值。朱自清的死，使他成为这种知识群体的意志与愿望的代表。
在这些回忆中，许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了朱自清晚年思想、文化选择上的某些变化。但人们同时强调“他没有突变，他怕忽然落了空，他是一步步地变”。吴晗的文章最早公布了一个事实：朱先生曾签名拒绝接受美援物资，在临终前两天，他又重申此事，郑重嘱咐夫人“千万别忘记”；吴晗认为这可以视为朱先生的遗嘱，但他仍然强调朱自清“是独立的、自由的、进步的作家、学者、教授、人民的友人”。有的文章里也出现了关于朱自清是一个“斗士”的说法，这也是由朱先生曾称闻一多为“诗人、学者、斗士”而引发出来的，也有文章把朱自清(以及闻一多)晚年的选择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杨晦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了二十年代中后期与三十年代“清华”时期的朱自清“退守”于“纯文学”，是背离“五四”的“一股逆流”，并因此而高度评价晚年朱自清向“人民立场”的“转变”。他认为，许多悼念朱先生的文章其实是在“称道”朱先生的“弱点”，因此，必须强调朱先生“转变”的意义，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可以说，杨晦的文章第一次把革命话语的时代主题与阶级分析的观念、方法引入了对朱自清的悼念中。
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冯雪峰的纪念文章。冯文有一个颇为特别的说明：“我得到了朱先生的逝世消息以后，就被有些沉重的悲哀的茫然之感和回忆的怅惘情绪所纷扰，几次想写一点更为私人的纪念文字都没有写成，使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表露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因为我越回忆就越感到怅惘的情绪”。那么，写出的这篇就是克服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非私人的，也即代表集体意志的了。文章以更鲜明的阶级观点，指明前期朱自清“所缺乏的”，“就是革命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但他终于克服了这一前进道路上的沉重包袱，“把爱从小资产阶级移向广大的工农大众”，“走向人民革命”，成为一个“民主战士”。作者的结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现在走向革命的道路是畅通的，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还是个引路人”。——这显然是一次将晚年朱先生的思想文化选择纳入革命话语模式的自觉努力，径直说，冯雪峰用革命话语的观念、思维，以至语言，将朱自清彻底“改造(改塑，改写)”了。如果说在冯雪峰这里，还算是个人行为；那么，当《大众文艺丛刊》第四集以“同人”的名义，发表《敬悼朱自清先生》一文，就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改造”与“引导”了。文章强调的是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朱自清的转变的意义，把他的晚年思想概括为“有社会责任感，为大众服务，向群众学习”三点，显然也是要与革命话语“接轨”。而文章结尾将朱先生之死，归之于国民党“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政策”的“迫害”，赞扬朱先生拒绝美援的遗言“将象炸弹一样震栗着马歇尔、司徒雷登和一切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以及“乞怜于美帝”的胡适“之流”，更是将朱自清彻底地政治化，并纳入国内与国际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
悼念朱自清的最后一笔，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未来的新中国的导师、统帅、舵手毛泽东来完成的。这确乎出人意料。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八月，正是朱自清离世一周年。时机选在美国政府公布对华政策“白皮书”，毛泽东连发数篇评论，借以讨论“(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关系”，以说服与争取对新中国持有疑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为新中国成立作舆论准备的宣传战中，毛泽东注意到了朱自清与闻一多，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确实是大手笔！这是将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相统一的成功努力；正是通过对闻一多、朱自清的歌颂，毛泽东(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高地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因此而争取了不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起冯雪峰、邵荃麟等文艺理论家，毛泽东显然更高一筹，掷地有声的二百余言，就将朱自清(和闻一多)“盖棺论定”了。
但是，在“论定”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为丰富、远为复杂的朱自清呢？
诗人唐说得对：朱先生是“人类受难里最为深重的知识受难”的代表，他的“背影”是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