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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迁移是与人类历史同时开始的。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东非(可能还有其它地方)首先形成了人类社团。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慢慢地从非洲，经过西南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移入澳大利亚，移入美洲，移入人类未到过的地方。最初人们乘原始的小船去冒险，而且可能漂浮得很远。在更新世冰期，海平面有升有降。当海平面下降时，不仅岸边低地出露，而且各大陆间出现了陆桥。这样，人类向北美洲的迁移很可能是经由白令海峡完成的。人类以同样的方式从新几内亚到达澳大利亚，从朝鲜到达日本。迁移和移民自古就已存在。
早期的发展导致了新型的迁移。迁移不再仅仅是寻求优良的狩猎场或逃避竞争者与天敌的侵袭，发展刺激了更大规模的迁移。在古希腊的鼎盛时期，几千艘舰船游弋在地中海及其附近洋面；罗马一方面输入奴隶和战俘，一方面派出军队和政府代表到各处去，从不列颠到波斯湾，从黑海到埃及；在西非，摩洛哥的部队威胁着尼日尔地区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东北非的牧人扬鞭南驱，赶走了靠采集过活的土著人，并为了争夺地盘和当地定居的农民争斗；在中美洲，阿兹特克人将从远方掳来的人成百上千地驱赶上献祭太阳神的祭坛；玻利尼西亚人乘坐巨大的独木舟，航行在波涛翻滚的太平洋上，他们观星象、看云状、测海流，驶向他们辽阔版图的一些偏远岛屿。
历史上每次大变乱以后，都不可避免地要大规模调整人口分布。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大动荡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丹麦海岸侵入不列颠，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奥马尼人进入德意志，勃艮第人、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在原先的罗马帝国西部地区获得了新的地位。与此同时，匈奴人从辽阔的大草原威胁着亚洲东部，其中一部分甚至进入中亚和欧洲，而摩尔人则从北非向欧洲渗透。
近代移民与上古和中世纪的人口迁移大同小异。十五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从欧洲移入美洲，从不列颠移入非洲和澳洲，从非洲移入美洲(黑奴贸易)，从印度移入东非、东南非，从中国移入东南亚……凡此，都是足以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国际间移民。
在中国历史上，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传说中的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记》)尽管不一定是确切的历史事实，但多少反映了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侧面——即使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部落及其领袖，为了对付同类和自然的挑战，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得经常进行长距离的迁移。殷商九迁和楚人的荜路蓝缕，以启山林，都是先民们不断迁移的例证。周王室的分封诸侯，则是一种典型的军事殖民。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人口迁移不胜枚举，迁移的人口数以千万计。根据对历次移民运动的规模、持续时间、涉及空间以及影响等要素的考察，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主流移民和非主流移民，其中，主流移民决定中国移民史的发展阶段。自秦汉以迄于元，移民运动的主流是北方黄河流域向南迁往长江流域及更远的地区，以及蒙古高原、东北、西北的牧业或半牧业民族不断进入黄河流域。这一移民潮流虽时有起伏，但始终没有停止过：晚清时期的主流移民则是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的迁移和由平原向山区的迁移；近代移民与以前的移民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呈多向性，南、北、东、西皆有移民运动发生。其中，以“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最为重要，它们迁移的距离最长(跨流域，越洋过海)，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显著；同时，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形成了一股新的移民浪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徒，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应当被视为一种特例，其中“移民定居”的成分较少。将这两者排除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当代的移民运动是近代移民的延续，其主流是人口向城市的集聚。
人口迁移的主要起因是什么？我们很难孤立地找出某个导致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主要因素。通常，迁移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导致某一移民行为或大规模移民运动的诸因素中总有一种或两种是主导因素。考察古今中外的移民史，可以发现，引发移民的动因虽然多种多样，却可以归结为生存需求和经济、政治吸引两大类。葛剑雄先生将前者称为生存型移民，后者称为发展型移民。
所謂生存型的移民，就是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之手段的迁移。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而不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移民的主要考虑是生存，是离开原居住地，而不是迁入何处，或迁入地的条件。生存压力可能首先来自生存环境的恶化。上古时代一个部族的牧场牧草枯了，或者土地常受水旱灾害，就不得不另觅他所。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南下或西迁的最初动因，几乎无不是由于干旱而引起的草原的荒芜。在内地，大面积持续的水旱灾害更常常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秦汉以迄于宋元，黄河流域人口持续不断地向长江流域迁移，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其主因之一。在世界各地，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因洪水、暴雨、地震及其他环境灾变所引起的大规模移民。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许多爱尔兰人迁往美国，就是由于长时期降雨过多的缘故。涝灾使马铃薯收成大减，造成了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户和乡民不得不弃家出走。本世纪三十年代，一场大旱灾使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柄状地带五个州的地区遍地干土，结果许多农民逃离了这块灾难的土地。
政治因素带来的生存危机也促使大规模移民的发生。驱逐出境和流亡国外即属此类迁移。古巴人的“自由船队”和越南“船民”，是和平时期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由政府强制执行的移民大都可以视为政治性移民。而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极致，也是诱发大规模移民最主要的契机。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黄河流域人口的大批南移，直接导源于长期的战乱。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的历史背景则是元明之际、明末清初上述地区的绵延战火。当今世界的局部战争更造成了大批国际移民。
文化压制和宗教迫害也曾导致数百万人的迁移。这在中国历史上较少。向北美的移民最初实际上是清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结果。本世纪中多达一千五百万的穆斯林从印度迁往巴基斯坦的大迁移更具有典型性。波黑穆、塞两族人民分别逃离对方控制区，则交织着宗教压制和民族歧视的双重恐惧。诚然，如前所述，要找出一个动机作为迁移的主要因素是困难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秩序的变革可能导致人们到别处重建家园，却没有可靠的方法精确度量这些原因各自起了多大的作用。
人口压力引起的生存压力具有远为丰富的社会经济内涵。在开发较早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到西汉后期已经有不少地方人均土地锐减。土地开发已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无法使人人有地种，也无法养活再增加的人口，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为了生存，只能出走。明清时期的移民中，人口压力的动因占了相对大的比例。对近代迁往南洋和北美的华侨的初步调查表明，他们中很少有家族中的长子，反映出人口在向海外移民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人口压力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因素，因为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中，而人们对基本生存条件的需求由于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而存在着很大差异。
所谓发展型的移民，就是为了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而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提高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水平为目的的迁移行为。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不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这类移民在西方移民和中国现代移民中居大多数。在过去几个世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口迁移中，过好日子的梦想驱使几十万人越洋跨海，奔赴南半球未开垦的处女地。就业机会、可能获得的土地和分享的矿产财富使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充满了诱惑力。在中国移民史上，这类移民只占极少数。先秦以来，就有一些人因为求学、求官、经商而离开家乡，到外地、外国定居。仕宦入籍、随军入籍(如清代的满洲八旗驻防营)类型的政治移民人数虽微，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则不可忽视。还有一些在原地并没有受到生存威胁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过上更好的生活、建功立业以荣宗耀祖、追求婚姻自由、提高学术水平等种种原因外出，最终在外地定居。升官、发财，婚姻自由、求学，从表面看，是为了到外地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但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受生存欲求的驱动，只不过是更高层次上的生存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型移民实质上也是一种生存型移民。从移民动因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所有的移民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生存型移民。
而从移民结果的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移民又都是开发、发展型移民。新大陆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大移民开拓了广阔肥沃的美洲，诞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同时也缓解了欧洲的人口压力和贫困化趋势，千百万移民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财富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原苏联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移民，虽然是在强权政治下进行的，但由此也带来了对西伯利亚冻土地带和中亚荒漠地带的大开发。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传播手段和媒介相当有限，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对于落后地区的开发来说，人口的迁入不仅带来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在工具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一般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长江中下游从“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的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四川盆地从赤地千里、人烟断绝重新恢复为天府之国；东北三省从清朝的封禁地成为中国的粮仓和重工业基地；台湾从令人裹足的烟瘴蛮荒之区变成富饶的宝岛，都得益于千千万万移民及他们所带的文化和技术。中国移民的发展不仅奠定了现代人口分布的基础，而且也对中国的东部、东南部区域经济的发达，西部、西北部落后的局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起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人口的流动有利于避免近亲、同姓间的通婚，或者仅仅在较小的人群、地域范围内的通婚，后者在闭塞的农业社会中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另一方面，人口迁移的过程往往也是优存劣汰的过程。特别是在早期的或者长距离的、动乱时期的迁移中，能够到达终点并且生存繁衍下来的，往往是體力和智力上都占优势的那一部份人。同时，人口迁移对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有利的，为了要在迁入地生存下来，移民不仅要保持和发挥原有的文化优势，还必须吸收当地文化中先进或有利的因素。因此，在新区定居的人口的文化水准、生产技能，一般都会比在原地时要高。潘光旦先生对明清时期嘉兴望族的研究表明，嘉兴府人才辈出、望族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就是迁移的作用。在他所统计的九十多个血系中，至少有四十四个是从府境以外移来的。他指出：“人口分子中间，流浪性太大的固然不能成就什么事业，而安土重迁的又大都故步自封，惟有在相当的戟刺之下能自动地选择新环境的人，才真正能有为有守，一样成家立业，也惟有这种人才最能维持久远；时和景泰，他可以进而搏取功名利禄；时难年荒，他可以退而株守田园，韬光养晦。在以家族制度为重心的中国社会里，这种人似乎特别占便宜，因为无论社会秩序如何的不安定，他总有一个可以退守的老巢。”(《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119—120页)的确，移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人口中各方面素质都比较优秀的一部分(现今向海外的移民也是如此，他们在海外得到较好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经常迁移的人口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浙江遂昌的客家人钟氏家族中流传着一首《流迁诗》：“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四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它乡即故乡。”长期厮守在穷乡僻壤，听天由命的小农是绝不会有这样豁达、豪迈的气度的。与中国传统的农民相比，移民中毕竟要多一点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这才能使一片片处女地，包括那些处于榛莽深菁、崇山峻岭中的土地，先后得到开发。
城市的形成几乎都是人口迁移的结果，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原因；而城市的急剧扩展也无不以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为前提。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或者依靠统治者的政治压力强制迁入大批移民，或者以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繁华的经济条件吸引外来人口；经济中心则主要以其有利可图的商业和提供多种谋生手段的手工业、服务业吸收移民，并以周围就近移民为主。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移民。当然，人口迁移对城市的作用不仅是提供人口，而且表现在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主的城市人口中形成的城市文化。由于城市人口的多源和多元所形成的文化混杂和碰撞，使城市成为人才较密集、文化水准较高的地点。尽管程度不同，城市大多是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文化中心和先导，得风气之先，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通过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城市文化的影响又扩大至各地，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生命在于运动。合理的人口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所在。漫笔至此，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否应当对限制(至少是不利于)人口移动的城市户籍制度进行重新的检讨？
(《简明中国移民史》，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17.95元；《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张国雄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9.80元。)
早期的发展导致了新型的迁移。迁移不再仅仅是寻求优良的狩猎场或逃避竞争者与天敌的侵袭，发展刺激了更大规模的迁移。在古希腊的鼎盛时期，几千艘舰船游弋在地中海及其附近洋面；罗马一方面输入奴隶和战俘，一方面派出军队和政府代表到各处去，从不列颠到波斯湾，从黑海到埃及；在西非，摩洛哥的部队威胁着尼日尔地区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东北非的牧人扬鞭南驱，赶走了靠采集过活的土著人，并为了争夺地盘和当地定居的农民争斗；在中美洲，阿兹特克人将从远方掳来的人成百上千地驱赶上献祭太阳神的祭坛；玻利尼西亚人乘坐巨大的独木舟，航行在波涛翻滚的太平洋上，他们观星象、看云状、测海流，驶向他们辽阔版图的一些偏远岛屿。
历史上每次大变乱以后，都不可避免地要大规模调整人口分布。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大动荡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丹麦海岸侵入不列颠，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奥马尼人进入德意志，勃艮第人、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在原先的罗马帝国西部地区获得了新的地位。与此同时，匈奴人从辽阔的大草原威胁着亚洲东部，其中一部分甚至进入中亚和欧洲，而摩尔人则从北非向欧洲渗透。
近代移民与上古和中世纪的人口迁移大同小异。十五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从欧洲移入美洲，从不列颠移入非洲和澳洲，从非洲移入美洲(黑奴贸易)，从印度移入东非、东南非，从中国移入东南亚……凡此，都是足以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国际间移民。
在中国历史上，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传说中的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记》)尽管不一定是确切的历史事实，但多少反映了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侧面——即使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部落及其领袖，为了对付同类和自然的挑战，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得经常进行长距离的迁移。殷商九迁和楚人的荜路蓝缕，以启山林，都是先民们不断迁移的例证。周王室的分封诸侯，则是一种典型的军事殖民。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人口迁移不胜枚举，迁移的人口数以千万计。根据对历次移民运动的规模、持续时间、涉及空间以及影响等要素的考察，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主流移民和非主流移民，其中，主流移民决定中国移民史的发展阶段。自秦汉以迄于元，移民运动的主流是北方黄河流域向南迁往长江流域及更远的地区，以及蒙古高原、东北、西北的牧业或半牧业民族不断进入黄河流域。这一移民潮流虽时有起伏，但始终没有停止过：晚清时期的主流移民则是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的迁移和由平原向山区的迁移；近代移民与以前的移民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呈多向性，南、北、东、西皆有移民运动发生。其中，以“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最为重要，它们迁移的距离最长(跨流域，越洋过海)，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显著；同时，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形成了一股新的移民浪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徒，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应当被视为一种特例，其中“移民定居”的成分较少。将这两者排除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当代的移民运动是近代移民的延续，其主流是人口向城市的集聚。
人口迁移的主要起因是什么？我们很难孤立地找出某个导致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主要因素。通常，迁移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导致某一移民行为或大规模移民运动的诸因素中总有一种或两种是主导因素。考察古今中外的移民史，可以发现，引发移民的动因虽然多种多样，却可以归结为生存需求和经济、政治吸引两大类。葛剑雄先生将前者称为生存型移民，后者称为发展型移民。
所謂生存型的移民，就是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之手段的迁移。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而不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移民的主要考虑是生存，是离开原居住地，而不是迁入何处，或迁入地的条件。生存压力可能首先来自生存环境的恶化。上古时代一个部族的牧场牧草枯了，或者土地常受水旱灾害，就不得不另觅他所。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南下或西迁的最初动因，几乎无不是由于干旱而引起的草原的荒芜。在内地，大面积持续的水旱灾害更常常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秦汉以迄于宋元，黄河流域人口持续不断地向长江流域迁移，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其主因之一。在世界各地，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因洪水、暴雨、地震及其他环境灾变所引起的大规模移民。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许多爱尔兰人迁往美国，就是由于长时期降雨过多的缘故。涝灾使马铃薯收成大减，造成了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户和乡民不得不弃家出走。本世纪三十年代，一场大旱灾使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柄状地带五个州的地区遍地干土，结果许多农民逃离了这块灾难的土地。
政治因素带来的生存危机也促使大规模移民的发生。驱逐出境和流亡国外即属此类迁移。古巴人的“自由船队”和越南“船民”，是和平时期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由政府强制执行的移民大都可以视为政治性移民。而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极致，也是诱发大规模移民最主要的契机。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黄河流域人口的大批南移，直接导源于长期的战乱。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的历史背景则是元明之际、明末清初上述地区的绵延战火。当今世界的局部战争更造成了大批国际移民。
文化压制和宗教迫害也曾导致数百万人的迁移。这在中国历史上较少。向北美的移民最初实际上是清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结果。本世纪中多达一千五百万的穆斯林从印度迁往巴基斯坦的大迁移更具有典型性。波黑穆、塞两族人民分别逃离对方控制区，则交织着宗教压制和民族歧视的双重恐惧。诚然，如前所述，要找出一个动机作为迁移的主要因素是困难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秩序的变革可能导致人们到别处重建家园，却没有可靠的方法精确度量这些原因各自起了多大的作用。
人口压力引起的生存压力具有远为丰富的社会经济内涵。在开发较早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到西汉后期已经有不少地方人均土地锐减。土地开发已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无法使人人有地种，也无法养活再增加的人口，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为了生存，只能出走。明清时期的移民中，人口压力的动因占了相对大的比例。对近代迁往南洋和北美的华侨的初步调查表明，他们中很少有家族中的长子，反映出人口在向海外移民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人口压力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因素，因为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中，而人们对基本生存条件的需求由于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而存在着很大差异。
所谓发展型的移民，就是为了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而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提高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水平为目的的迁移行为。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不是迁出地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这类移民在西方移民和中国现代移民中居大多数。在过去几个世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口迁移中，过好日子的梦想驱使几十万人越洋跨海，奔赴南半球未开垦的处女地。就业机会、可能获得的土地和分享的矿产财富使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充满了诱惑力。在中国移民史上，这类移民只占极少数。先秦以来，就有一些人因为求学、求官、经商而离开家乡，到外地、外国定居。仕宦入籍、随军入籍(如清代的满洲八旗驻防营)类型的政治移民人数虽微，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则不可忽视。还有一些在原地并没有受到生存威胁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过上更好的生活、建功立业以荣宗耀祖、追求婚姻自由、提高学术水平等种种原因外出，最终在外地定居。升官、发财，婚姻自由、求学，从表面看，是为了到外地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但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受生存欲求的驱动，只不过是更高层次上的生存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型移民实质上也是一种生存型移民。从移民动因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所有的移民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生存型移民。
而从移民结果的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移民又都是开发、发展型移民。新大陆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大移民开拓了广阔肥沃的美洲，诞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同时也缓解了欧洲的人口压力和贫困化趋势，千百万移民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财富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原苏联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移民，虽然是在强权政治下进行的，但由此也带来了对西伯利亚冻土地带和中亚荒漠地带的大开发。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传播手段和媒介相当有限，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对于落后地区的开发来说，人口的迁入不仅带来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在工具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一般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长江中下游从“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的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四川盆地从赤地千里、人烟断绝重新恢复为天府之国；东北三省从清朝的封禁地成为中国的粮仓和重工业基地；台湾从令人裹足的烟瘴蛮荒之区变成富饶的宝岛，都得益于千千万万移民及他们所带的文化和技术。中国移民的发展不仅奠定了现代人口分布的基础，而且也对中国的东部、东南部区域经济的发达，西部、西北部落后的局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提高人口素质起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人口的流动有利于避免近亲、同姓间的通婚，或者仅仅在较小的人群、地域范围内的通婚，后者在闭塞的农业社会中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另一方面，人口迁移的过程往往也是优存劣汰的过程。特别是在早期的或者长距离的、动乱时期的迁移中，能够到达终点并且生存繁衍下来的，往往是體力和智力上都占优势的那一部份人。同时，人口迁移对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有利的，为了要在迁入地生存下来，移民不仅要保持和发挥原有的文化优势，还必须吸收当地文化中先进或有利的因素。因此，在新区定居的人口的文化水准、生产技能，一般都会比在原地时要高。潘光旦先生对明清时期嘉兴望族的研究表明，嘉兴府人才辈出、望族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就是迁移的作用。在他所统计的九十多个血系中，至少有四十四个是从府境以外移来的。他指出：“人口分子中间，流浪性太大的固然不能成就什么事业，而安土重迁的又大都故步自封，惟有在相当的戟刺之下能自动地选择新环境的人，才真正能有为有守，一样成家立业，也惟有这种人才最能维持久远；时和景泰，他可以进而搏取功名利禄；时难年荒，他可以退而株守田园，韬光养晦。在以家族制度为重心的中国社会里，这种人似乎特别占便宜，因为无论社会秩序如何的不安定，他总有一个可以退守的老巢。”(《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119—120页)的确，移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人口中各方面素质都比较优秀的一部分(现今向海外的移民也是如此，他们在海外得到较好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经常迁移的人口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浙江遂昌的客家人钟氏家族中流传着一首《流迁诗》：“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四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它乡即故乡。”长期厮守在穷乡僻壤，听天由命的小农是绝不会有这样豁达、豪迈的气度的。与中国传统的农民相比，移民中毕竟要多一点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这才能使一片片处女地，包括那些处于榛莽深菁、崇山峻岭中的土地，先后得到开发。
城市的形成几乎都是人口迁移的结果，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原因；而城市的急剧扩展也无不以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为前提。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或者依靠统治者的政治压力强制迁入大批移民，或者以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繁华的经济条件吸引外来人口；经济中心则主要以其有利可图的商业和提供多种谋生手段的手工业、服务业吸收移民，并以周围就近移民为主。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移民。当然，人口迁移对城市的作用不仅是提供人口，而且表现在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主的城市人口中形成的城市文化。由于城市人口的多源和多元所形成的文化混杂和碰撞，使城市成为人才较密集、文化水准较高的地点。尽管程度不同，城市大多是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文化中心和先导，得风气之先，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通过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城市文化的影响又扩大至各地，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生命在于运动。合理的人口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所在。漫笔至此，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否应当对限制(至少是不利于)人口移动的城市户籍制度进行重新的检讨？
(《简明中国移民史》，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17.95元；《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张国雄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