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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百万巨鳄》即将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特效怪兽类电影，
虽有郭涛、大S加盟，真正的主角却是一条八米长的鳄鱼。
导演林黎胜说，他想透过一个有笑点的电影反映一种对自然的情怀，
当然前提是，这得是一个好故事。
齐心协力造鳄鱼
《百万巨鳄》讲述了一个小警察的故事，老婆嫌他挣不到钱走了，他带着儿子生活，因为木讷备受嘲笑，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在8米长的巨鳄袭来时做出了无畏的举动，成了英雄。巨鳄不是真实的，但每个小人物都有机会实现英雄梦想。
郭涛：这一次其实我们都是绿叶，真正的主角是那只鳄鱼。
林黎胜：哈哈，只不过拍戏的时候这个主角几乎没有出现过。
郭涛：这也是唯一和我预想不同的地方。原来我们设定的鳄鱼是一个模型，就像大白鲨那样，但开拍第一天，吊车把鳄鱼吊进水的过程中，一只前爪就掉了，一会儿身子断了……等到它入水，恨不得整个身体都大卸八块了。当时我们所有演员都惊了，说这可怎么办？
林黎胜：怎么办？马上开会想预案啊，最终商量的解决方案就是换用电脑特技来处理鳄鱼，但这对演员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苦了你们了。
郭涛：我虽然之前接触过特技镜头，但这种纯靠想象、对着空气的表演还是挺难的，还好也都过来了，经验就是“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特技还是要为人服务的，要靠人的表演和判断才能真实地互动起来，如果单纯靠技术手段，缺乏“人”的感觉，也没什么意义，挺高兴还能在这个戏里学到这些。
林黎胜：其实我选择你做主演也是因为觉得你和这个角色之间有相同的东西。“王不准”（《百万巨鳄》男主角）是个小人物，杭州小镇的一个小警察，穿着最普通不过的衣服，骑一辆电动助力车，是最普通的人，可他最后威武了一下，成了英雄。我觉得人的一辈子威武一下就够了。
郭涛：我演这部戏最初是被剧本吸引，你是编剧出身，剧本写得的确吸引人。此前我没拍过这种有点惊悚感觉的片子，但因为我喜欢看恐怖片，对这个类型一直很有兴趣，再说国内目前这个类型也比较空白，就想尝试一下。我喜欢接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电影，不太希望被类型化固定化，譬如成为一个“警察专业户”、“喜剧专业户”什么的，这部戏能填补一个空白，它的特效技术对国内电影工业化也是个帮助。
我挺佩服的是这戏为了这条鳄鱼做的工作，就不说为了更好地跟特技互动我补了两次戏，光电脑特技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做完之后这个特技团队成为了一家专业的特技公司！想想这些成本，这些努力，都挺难得的。
林黎胜：这部电影从拍摄到上映足足用了三年，上个月，我还在泰国做后期，我特别清楚地记得，4月30日晚上七点，在曼谷坎特纳，我第一次看到百分百到位的完成版《百万巨鳄》。其实，这也算是我这个小人物的一个梦想达成。
郭涛：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只有动荡年代才会英雄辈出，如今生活当中大家都是小人物，只能在平凡当中见真情，重要的是把握一点一滴，比如在你的工作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有灵光乍现闪亮的时刻，就是一个英雄。就像王不准，婚姻离异，生活不如意，平时被人嘲笑，但因为自己的坚持得到尊重，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英雄。
学院派的底线
林黎胜和郭涛都是学院派出身，林黎胜激愤，郭涛沉稳，但两个人对商业有相似的思考——无论如何，故事好看都是最重要的。
林黎胜：因为我在电影学院教书，这次的主创班底都是电影学院的，之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学院派的团队，是希望能够在电影前沿有一些研究。我对当下电影存在很多看法，譬如说怎么才叫商业化？这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到的。怎样做一个怪兽惊悚电影还要配合暑期档？我们在故事的编排上密度很强，原片120分钟，剪到90分钟，我敢保证没有一个镜头是废的，它会是一部没有尿点的电影。
郭涛：我在表演上也是科班出身，根正苗红，表演基本不会出圈，但学院派的弱势在于，学不好的话容易成为“技术派”。我以前演过很多话剧，这个东西是百炼成钢，更多在技术方面，技术层面掌握好了，基本上一场一场演下来不会出问题，但电影是在镜头前完成，有时候更多要凭直觉。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我现在正在拍一个电视剧，从二十多岁一直演到八十岁，每场戏都是生活流，我在现场几乎四成到五成都是即兴表演，这会使表演更鲜活，也可能是一场冒险。我是挺爱琢磨这些的。
林黎胜：爱琢磨也是学院派的一个特点吧！我也是这么琢磨过来的，比如说从编剧到导演。现在中国的一些导演不尊重编剧或者不懂编剧，逼得编剧只好奋起去做导演，我也是这么过来的，现在更崇尚编导合一，能更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成为导演之后我更重视编剧的集体创作，这个戏编剧组是三个人，除了我，还有我的学生和同事，前期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跟编剧、主演一起谈。我希望以后的商业电影能够更“功利化”一点，更流畅，更注重观众的感觉，起码让他们走出电影院不会说自己被骗了。
郭涛：一般来说学院派出来的人对“商业”两个字往往嗤之以鼻，总觉得一商业就是把自己卖了。但走到现在我觉得没必要这么考虑，我原来也做一些纯艺术的、严肃的东西，现在能够放松拍喜剧，就是放下了。这个过程没必要拧巴，电影就是一个商品，让人掏钱去电影院看，图个乐就够，乐完之后还能有些思考就是额外的收获。这些年我是处在慢慢放下的状态，对生活对艺术对这项工作都松弛了很多，做这行端着特别累。
林黎胜：我觉得学院派对电影的追求会更纯粹，最近的电影市场很怪，很多电影不是商业片却当成商业片来卖，这是欺骗观众，是个文艺片就应该按照文艺片来卖，就是靠院线、做一些小规模的宣传，但现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片都迷信于宣传，宣传还是要适度，口碑好了自然有人来，认为不好的人不能勉强来。电影是一个公平的买卖，我相信把片子做好，其他都是次要的，商业宣传的意义就是请大家到电影院来看，你觉得不好看，那就骂，我有自信，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电影的档次。
郭涛：电影我更看重好看。我觉得像《让子弹飞》是一个实验电影，这种类型的电影在国内没有出现过，最后票房很高，大家说它有很好的商业收获，其实不是，关键还是故事好看、吸引人。《疯狂的石头》也是这样，拍的时候没把它当喜剧，但现在它被当作一个经典的喜剧案例来讲。在这个阶段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市场慢慢会划分得更细一些。 没有坏的演员，只有坏的导演
在一个不成熟的电影环境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林黎胜和郭涛都同意当下的中国电影经常是好故事变成了坏电影，编剧和演员的掌控力度都有限，林黎胜已经撸起袖子自己做了导演，也许哪天郭涛也会走上相同的路。
林黎胜：现在好故事变成坏电影的例子太多了，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好故事。
郭涛：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专业，完善的电影工业是这样的——只要投资金额到了，策划出的东西最后就能成为想要的样子，失败的概率很低，但中国电影工业还在进化当中，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大家加在一起去诠释的时候容易出现很大的偏差，有时候你看准了一个题材，做出来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挺让人郁闷的，我也不排除哪一天真把我惹急了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导演。
林黎胜：一个好电影需要有场面、故事，人物和情怀，情怀这个词可能说大了，但如果一个导演不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不及格，许多导演根本不具备做导演的资格，也许靠会忽悠，也许是流氓。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不是说因为我是学院派，而是说有的人根本不了解人、对社会不关心，做什么导演。
郭涛：我觉得好电影首先得鲜活生动，那种不着边际、完全自艾自怜、冷漠木讷的电影，我是不喜欢的。其实普通人身边发生的故事已经很丰富，完全可以由此做出很多接地气的好故事，但现在这种电影很少。我是挺有兴趣的，经常跟朋友聊聊、弄点素材，看能不能攒成个剧本。剧本是最重要的，能够给大家一个创作的前提。
林黎胜：像卡梅隆、斯皮尔·伯格，对人性对社会了解很深，我们很多导演以自己是流氓、路子野、能忽悠为荣，这样的导演会被观众抛弃的。这是很多电影失败的原因，中国的很多导演可以说是现在创作人里面最没有文化的群体，以编剧身份来说，我看不起这些人，没水平没文化，光会瞎改编剧的东西，这是我做导演的一个理由。把好好的剧本弄烂，这是我很多次的教训，所以后来我不允许任何人动我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懂。这是我的愤怒之言。
还有很多人会把烂片的责任推给你们演员，演员在电影中确实很重要，但没听说过一个演员能救一部电影，只能看到很多大腕演的烂片。演员的重要正在于他体现导演的掌控，所以没有坏的演员，只有坏的导演。
郭涛：的确，在拍摄过程中，演员还是太被动了。但归根结底，如果每个创作者都带着内心里真正的情怀去创作，也许仍然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最起码不会被人瞧不起。你刚才也提到情怀，你在拍这部电影时的情怀是什么？
林黎胜：这部戏里我没有一句台词讲要保护动物，但镜头会告诉你，人不能这么对待动物。动物比我们早来这个地球N年，但人类发展之后掠夺了所有的资源，用自己的智慧把所有东西都搞没了，但总有一天动物会反击的。物种生存有自己的繁殖伦理，但现在人类太疯狂了。
郭涛
知名演员，中央戏剧学院科班毕业，曾在戏剧舞台上活跃，主演多部话剧，如《等待戈多》《思凡》《恋爱的犀牛》《唐吉诃德》等，之后转战影视，代表作有《疯狂的石头》《高兴》《万有引力》《黄金大劫案》等等。
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平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应该做的事，但有些时候还是觉得痛心，比如以前去过不少次云南，看过很多美景，去年下半年我再去，发现玉龙雪山不对劲儿了，山顶还是白色的，但总觉得那白不好看了，当地人说，山顶已经没有雪了，现在看到的是盐碱。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在不断地消失，真的很无奈。”
林黎胜
编剧、导演，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教授，编剧作品有《天下无贼》《借枪》等，其中《天下无贼》曾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借枪》获得去年电视剧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导演作品有《消失的村庄》《百万巨鳄》等。
我有个习惯是去一个没被破坏的地方发发呆、坐一会儿，但现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了，N年前我去大理，觉得很好，这几年再去，感觉‘不是我的地方了’。国内越来越难寻，国外又不是我的家园，只好呆在家里，在虚幻的空间里寻找与自然的关系。”
虽有郭涛、大S加盟，真正的主角却是一条八米长的鳄鱼。
导演林黎胜说，他想透过一个有笑点的电影反映一种对自然的情怀，
当然前提是，这得是一个好故事。
齐心协力造鳄鱼
《百万巨鳄》讲述了一个小警察的故事，老婆嫌他挣不到钱走了，他带着儿子生活，因为木讷备受嘲笑，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在8米长的巨鳄袭来时做出了无畏的举动，成了英雄。巨鳄不是真实的，但每个小人物都有机会实现英雄梦想。
郭涛：这一次其实我们都是绿叶，真正的主角是那只鳄鱼。
林黎胜：哈哈，只不过拍戏的时候这个主角几乎没有出现过。
郭涛：这也是唯一和我预想不同的地方。原来我们设定的鳄鱼是一个模型，就像大白鲨那样，但开拍第一天，吊车把鳄鱼吊进水的过程中，一只前爪就掉了，一会儿身子断了……等到它入水，恨不得整个身体都大卸八块了。当时我们所有演员都惊了，说这可怎么办？
林黎胜：怎么办？马上开会想预案啊，最终商量的解决方案就是换用电脑特技来处理鳄鱼，但这对演员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苦了你们了。
郭涛：我虽然之前接触过特技镜头，但这种纯靠想象、对着空气的表演还是挺难的，还好也都过来了，经验就是“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特技还是要为人服务的，要靠人的表演和判断才能真实地互动起来，如果单纯靠技术手段，缺乏“人”的感觉，也没什么意义，挺高兴还能在这个戏里学到这些。
林黎胜：其实我选择你做主演也是因为觉得你和这个角色之间有相同的东西。“王不准”（《百万巨鳄》男主角）是个小人物，杭州小镇的一个小警察，穿着最普通不过的衣服，骑一辆电动助力车，是最普通的人，可他最后威武了一下，成了英雄。我觉得人的一辈子威武一下就够了。
郭涛：我演这部戏最初是被剧本吸引，你是编剧出身，剧本写得的确吸引人。此前我没拍过这种有点惊悚感觉的片子，但因为我喜欢看恐怖片，对这个类型一直很有兴趣，再说国内目前这个类型也比较空白，就想尝试一下。我喜欢接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电影，不太希望被类型化固定化，譬如成为一个“警察专业户”、“喜剧专业户”什么的，这部戏能填补一个空白，它的特效技术对国内电影工业化也是个帮助。
我挺佩服的是这戏为了这条鳄鱼做的工作，就不说为了更好地跟特技互动我补了两次戏，光电脑特技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做完之后这个特技团队成为了一家专业的特技公司！想想这些成本，这些努力，都挺难得的。
林黎胜：这部电影从拍摄到上映足足用了三年，上个月，我还在泰国做后期，我特别清楚地记得，4月30日晚上七点，在曼谷坎特纳，我第一次看到百分百到位的完成版《百万巨鳄》。其实，这也算是我这个小人物的一个梦想达成。
郭涛：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只有动荡年代才会英雄辈出，如今生活当中大家都是小人物，只能在平凡当中见真情，重要的是把握一点一滴，比如在你的工作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有灵光乍现闪亮的时刻，就是一个英雄。就像王不准，婚姻离异，生活不如意，平时被人嘲笑，但因为自己的坚持得到尊重，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英雄。
学院派的底线
林黎胜和郭涛都是学院派出身，林黎胜激愤，郭涛沉稳，但两个人对商业有相似的思考——无论如何，故事好看都是最重要的。
林黎胜：因为我在电影学院教书，这次的主创班底都是电影学院的，之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学院派的团队，是希望能够在电影前沿有一些研究。我对当下电影存在很多看法，譬如说怎么才叫商业化？这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到的。怎样做一个怪兽惊悚电影还要配合暑期档？我们在故事的编排上密度很强，原片120分钟，剪到90分钟，我敢保证没有一个镜头是废的，它会是一部没有尿点的电影。
郭涛：我在表演上也是科班出身，根正苗红，表演基本不会出圈，但学院派的弱势在于，学不好的话容易成为“技术派”。我以前演过很多话剧，这个东西是百炼成钢，更多在技术方面，技术层面掌握好了，基本上一场一场演下来不会出问题，但电影是在镜头前完成，有时候更多要凭直觉。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我现在正在拍一个电视剧，从二十多岁一直演到八十岁，每场戏都是生活流，我在现场几乎四成到五成都是即兴表演，这会使表演更鲜活，也可能是一场冒险。我是挺爱琢磨这些的。
林黎胜：爱琢磨也是学院派的一个特点吧！我也是这么琢磨过来的，比如说从编剧到导演。现在中国的一些导演不尊重编剧或者不懂编剧，逼得编剧只好奋起去做导演，我也是这么过来的，现在更崇尚编导合一，能更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成为导演之后我更重视编剧的集体创作，这个戏编剧组是三个人，除了我，还有我的学生和同事，前期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跟编剧、主演一起谈。我希望以后的商业电影能够更“功利化”一点，更流畅，更注重观众的感觉，起码让他们走出电影院不会说自己被骗了。
郭涛：一般来说学院派出来的人对“商业”两个字往往嗤之以鼻，总觉得一商业就是把自己卖了。但走到现在我觉得没必要这么考虑，我原来也做一些纯艺术的、严肃的东西，现在能够放松拍喜剧，就是放下了。这个过程没必要拧巴，电影就是一个商品，让人掏钱去电影院看，图个乐就够，乐完之后还能有些思考就是额外的收获。这些年我是处在慢慢放下的状态，对生活对艺术对这项工作都松弛了很多，做这行端着特别累。
林黎胜：我觉得学院派对电影的追求会更纯粹，最近的电影市场很怪，很多电影不是商业片却当成商业片来卖，这是欺骗观众，是个文艺片就应该按照文艺片来卖，就是靠院线、做一些小规模的宣传，但现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片都迷信于宣传，宣传还是要适度，口碑好了自然有人来，认为不好的人不能勉强来。电影是一个公平的买卖，我相信把片子做好，其他都是次要的，商业宣传的意义就是请大家到电影院来看，你觉得不好看，那就骂，我有自信，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电影的档次。
郭涛：电影我更看重好看。我觉得像《让子弹飞》是一个实验电影，这种类型的电影在国内没有出现过，最后票房很高，大家说它有很好的商业收获，其实不是，关键还是故事好看、吸引人。《疯狂的石头》也是这样，拍的时候没把它当喜剧，但现在它被当作一个经典的喜剧案例来讲。在这个阶段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市场慢慢会划分得更细一些。 没有坏的演员，只有坏的导演
在一个不成熟的电影环境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林黎胜和郭涛都同意当下的中国电影经常是好故事变成了坏电影，编剧和演员的掌控力度都有限，林黎胜已经撸起袖子自己做了导演，也许哪天郭涛也会走上相同的路。
林黎胜：现在好故事变成坏电影的例子太多了，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好故事。
郭涛：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专业，完善的电影工业是这样的——只要投资金额到了，策划出的东西最后就能成为想要的样子，失败的概率很低，但中国电影工业还在进化当中，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大家加在一起去诠释的时候容易出现很大的偏差，有时候你看准了一个题材，做出来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挺让人郁闷的，我也不排除哪一天真把我惹急了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导演。
林黎胜：一个好电影需要有场面、故事，人物和情怀，情怀这个词可能说大了，但如果一个导演不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不及格，许多导演根本不具备做导演的资格，也许靠会忽悠，也许是流氓。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不是说因为我是学院派，而是说有的人根本不了解人、对社会不关心，做什么导演。
郭涛：我觉得好电影首先得鲜活生动，那种不着边际、完全自艾自怜、冷漠木讷的电影，我是不喜欢的。其实普通人身边发生的故事已经很丰富，完全可以由此做出很多接地气的好故事，但现在这种电影很少。我是挺有兴趣的，经常跟朋友聊聊、弄点素材，看能不能攒成个剧本。剧本是最重要的，能够给大家一个创作的前提。
林黎胜：像卡梅隆、斯皮尔·伯格，对人性对社会了解很深，我们很多导演以自己是流氓、路子野、能忽悠为荣，这样的导演会被观众抛弃的。这是很多电影失败的原因，中国的很多导演可以说是现在创作人里面最没有文化的群体，以编剧身份来说，我看不起这些人，没水平没文化，光会瞎改编剧的东西，这是我做导演的一个理由。把好好的剧本弄烂，这是我很多次的教训，所以后来我不允许任何人动我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懂。这是我的愤怒之言。
还有很多人会把烂片的责任推给你们演员，演员在电影中确实很重要，但没听说过一个演员能救一部电影，只能看到很多大腕演的烂片。演员的重要正在于他体现导演的掌控，所以没有坏的演员，只有坏的导演。
郭涛：的确，在拍摄过程中，演员还是太被动了。但归根结底，如果每个创作者都带着内心里真正的情怀去创作，也许仍然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最起码不会被人瞧不起。你刚才也提到情怀，你在拍这部电影时的情怀是什么？
林黎胜：这部戏里我没有一句台词讲要保护动物，但镜头会告诉你，人不能这么对待动物。动物比我们早来这个地球N年，但人类发展之后掠夺了所有的资源，用自己的智慧把所有东西都搞没了，但总有一天动物会反击的。物种生存有自己的繁殖伦理，但现在人类太疯狂了。
郭涛
知名演员，中央戏剧学院科班毕业，曾在戏剧舞台上活跃，主演多部话剧，如《等待戈多》《思凡》《恋爱的犀牛》《唐吉诃德》等，之后转战影视，代表作有《疯狂的石头》《高兴》《万有引力》《黄金大劫案》等等。
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平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应该做的事，但有些时候还是觉得痛心，比如以前去过不少次云南，看过很多美景，去年下半年我再去，发现玉龙雪山不对劲儿了，山顶还是白色的，但总觉得那白不好看了，当地人说，山顶已经没有雪了，现在看到的是盐碱。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在不断地消失，真的很无奈。”
林黎胜
编剧、导演，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教授，编剧作品有《天下无贼》《借枪》等，其中《天下无贼》曾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借枪》获得去年电视剧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导演作品有《消失的村庄》《百万巨鳄》等。
我有个习惯是去一个没被破坏的地方发发呆、坐一会儿，但现在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了，N年前我去大理，觉得很好，这几年再去，感觉‘不是我的地方了’。国内越来越难寻，国外又不是我的家园，只好呆在家里，在虚幻的空间里寻找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