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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担任某选秀节目评委时，郑钧怒过一次，他因质疑节目是“选拔男色而不是男声”，中途退出并放出狠话“以后绝不担任比赛评委的工作”。如今，他食言回归，担任《中国最强音》的导师，理由是“十年前的选秀节目（跟现在）完全没法比”，愿意加入这个大趋势。
去年，《中国好声音》找到那英，那英非要节目组请动刘欢，才肯说出“我愿意”。今年，刘欢意兴阑珊去意已决，那英却玩得正high，尽管第二季导师人选6月初才公布，那英在不久前出席某时尚活动时已开腔确认将留任《中国好声音》导师。
今年，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从幕后走到台前，以签约艺人的身份来到《中国梦之声》的舞台，面对媒体态度谦逊但意图明确——很好奇现在内地的很多综艺节目跟外国合作，过来取取经，把有意义的讯息带回台湾。
曾几何时，中国的明星被分为男明星女明星、港台的内地的、唱歌的演戏的搞体育的、离婚的和暂时还没有离婚的……然而这一切，被2013中国大陆汹涌而来的选秀节目潮冲击模糊，以至于有人觉得，现在的明星可以简单分成两类：做过导师的和没做过导师的。
年底，当你盘点这一年的荧屏，导师的数目一定亮眼。只是你不太可能知道王菲、张学友们到底接待过多少个节目的邀约。
“好导师”的标准
第一期，她脱掉鞋子，和学员一起唱《征服》，最后一期，她不仅脱掉鞋子、还站到了椅子上。八万人的体育场，学员自信，她霸气。星空传媒节目研发总监徐帆说：“通过好声音第一季，我们得到的经验之一是，那英这样的角色非常重要，她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人，性格开朗，圈子关系丰富，这就是一位好导师。”
好导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上所述的那英？殿堂级音乐大咖罗大佑？“著名观众”章子怡？还是时不时“二”一下的黄晓明？
《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表示：“任何一个音乐人，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就一定是个好导师。他能够打拼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只不过说在节目中你是否能够用好他。”
类型定位很重要。《美国好声音》制作人泰迪·瓦伦迪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差异化路线最能产生火花。比如《美国好声音》前三季度的导师中，亚当·莱文有摇滚经验，克里斯汀娜·阿奎莱拉在流行音乐上有很高造诣，奇洛·格林擅长流行音乐和嘻哈音乐，而且长于制作，而布雷克·谢尔顿在乡村音乐上成绩斐然。这样的配比，让节目的音乐类型自然而然地多元化，也让整个节目的效果有不一样的感觉。而第四季度亚瑟小子和擅长拉丁音乐的夏奇拉的加入，也有着这样的考虑。
陆伟说，《中国好声音》的模式就要求评委中有两个一线大牌，一个受年轻人欢迎的音乐人，再加上一个历经坎坷的歌手。这些角色在第一季中分属刘欢、那英、庾澄庆和杨坤。
美国电视圈那个不成文的导师规定流传已久：一个毒舌、一个自恋狂以及一个小丑。
近日，随着《中国最强音》和《中国梦之声》导师团的亮相，一篇名为《选秀节目评委/导师团之研究》的长微博热传网络，文章用调侃的语气总结了导师“黄金组合”应包含的四种角色——“甜心”“老炮”“二货”“异种”（“甜心”——通俗；“老炮”——资深；“二货”——跟音乐没半毛钱关系；“异种”——造型离甜心越远越好）。
《中国最强音》和《中国梦之声》的导师团被对号入座，对应这四种类型的分别是陈奕迅、罗大佑、章子怡、郑钧；李玟、王伟忠、黄晓明、韩红。
不过，类型定位是一回事，化学反应是另一回事。
泰迪·瓦伦迪说，在专业基础之上，导师之间有化学反应才会让节目更好看。徐帆认为，导师之间的化学反应比导师的类型定位更重要。
去年，《中国好声音》让人们看到了刘欢、那英、庾澄庆和杨坤的默契。
《中国梦之声》播出后，导师收获好评，甚至被很多人认为节目更像导师秀。该节目宣传总监周捷坦诚：“录之前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总导演王磊卿说，“四位导师的阵容起到了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原本导演组鼓励黄晓明发挥“二”的精神，没想到做了很多功课的黄晓明在“二”的同时还不忘蹦出各种“金句”。
《中国最强音》首期深圳站开播后，导师之间的默契度却遭到质疑。对此，节目监制夏青回应，“之后随着四位导师的磨合和他们对歌手、舞台的熟悉，他们在互动和点评上都会比深圳站有非常大的转变。”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不是导师默契度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节目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节目。“《中国最强音》有几个选手表现很好的时候，导师们点评得也很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遇到的学员并不是这样。选手摆个很奇怪的pose，郭德纲、周立波可以，但罗大佑不可以。”“优秀的学员才能激发起导师对他的了解和沟通欲望。”
化学反应还能怎么得来？“就是导师之间的气场”。
徐帆认为，导师的气质有“冷”有“热”会比较好。他拿自己熟悉的《中国好声音》举例，“刘欢比较冷，但是很权威；那英比较热，很活跃。”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人选正在协商中，依据第一季的经验，徐帆认为第二季应该“保留一些非常重要的导师。另外，尽量请一线，表达要好，气质上有冷有热，要配合得起来。”《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持同样看法，他曾透露，选择导师有两个硬标准，一是人选不仅“称王称后”，而且要具备娱乐精神；二是要彼此熟悉，是一个朋友圈的。据传，王菲、张学友、张惠妹均在第二季导师邀请名单中，对此，陆伟不置可否，他表示，导师人选将会在6月初公布。
“导师”，这个新职业
2005年，《超级女声》风靡，那时，评委是个洋气的词儿。2012年，《中国好声音》将宝典上的“tutor”一词翻译成了“导师”，众多节目也均称呼评委为导师。
与此同时，节目里的一些规则随着“评委”与“导师”称呼的演变发生着微妙变化。
回想之前，在《超级女声》节目前期的宣传片里，没有杨二车娜姆、没有黑楠。因为，他们没有义务参与。他们的参与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节目播出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超级女声》的评委可以随时换人，因为评委只负责点评，不负责培训，更不会和选手捆绑在一起。 庾澄庆说，《中国好声音》最吸引我的是导师制，以往评委只评不导，没有和选手互动。这次，导师要把学员收归到自己团队后，帮选手设计音乐；他们来的时候是素人，以后还要帮他们做外表包装，做到人歌合一。“这个导师制很好玩很刺激，但是也很辛苦。”
导师，也是电视传媒联结音乐界的纽带。那么，是什么催熟了“导师”的角色？徐帆认为，这既是节目收视的需求，更是产业链延伸发展的需要。比如，《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可以帮助星空传媒拓展中国音乐市场，同时，导师也借助传媒的优势反哺音乐行业。”《中国梦之声》总导演王磊卿也表示，正在研究后期跟导师们的合作模式。
模式和版权的引进也促使了这一切的发生。
每一本模式宝典中，都有导师单独的部分。《中国好声音》宝典中写道，前期节目宣传以导师为卖点。刘欢、那英们需要配合节目拍摄不同的宣传片。
X Factor的说明书有一千多页，其中有2G的PPT完全是在教导师如何在节目中制造戏剧性。湖南卫视研发中心商务资源部经理阎帆说，这些策略甚至细微到“当遇到一对组合，评委要主动提出让组合中的一个人单独参赛，抛弃他的队友，让他在左右为难的选择中展示他和队友间的情感故事”。巧的是，这一宝典中的秘籍也出现在了American Idol的中国版《中国梦之声》中，当两位漂亮的乐队女生表演完之后，韩红发问：“你们俩如果只留一个怎么办？”其他导师会心地“火上浇油”。
对于节目，导师的作用巨大。灿星制作总裁田明说，“好声音”是同时具备草根和明星的真人秀，这才成就了去年荧屏的一枝独秀。有业内人士也曾对《综艺》表示，“《中国好声音》的获胜恰不在声音上面，而是在模式、评委上，至少第一季是如此。”
对于导师，节目又能带给他们什么？一定不是出场费那么简单。
陆伟说：“好声音的导师们希望能够给乐坛培养出新鲜的力量，帮助乐坛焕发生机，没有一个从业者希望所处的行业萎靡不振。同时，和年轻人一起唱歌，是沟通两代人的方式。”
然而事实是——好声音火了各位导师和学员，也火了杨坤的“三十二场演唱会”。
王伟忠有意通过《中国梦之声》物色他想要打造的下一个青年偶像。去年，李玟任好声音的嘉宾导师，见过中国电视发出的巨大能量，但过去的十几年，Coco有点淡出舞台，她今年有唱片要发。《中国梦之声》第一期节目中，韩红和黄晓明表示出高度的签约新艺人的意愿，黄晓明直白地说：“我是以演艺公司老板的身份来参加的”，更见缝插针宣传自己主演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章子怡是高端的国际范儿，在《中国最强音》中，她渴望做回亲和的“北京大妞”。“你之前演的都是别人，但这次不同，这是一个音乐真人秀，我们可以让你完完整整地做你自己”，正是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李浩的这句话打动了章子怡。
“导师”的中国特色
“你要是教评委说什么，这些大牌艺术家绝对要跟你说‘拜拜’了。”《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说。
尽管后期的剪辑捕捉、叠加了导师们夸张的表情，但前期动作是自然生发的。每位导师都是独立而鲜明的个体，当这些个体组成群像，你会发现，无论他们来自专业还是非专业，无论来自港台还是内地，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第七场，一首《暗香》之后，刘欢要在刘悦与刘振宇之间做出抉择。嘉宾导师三宝说：“刘振宇，你的声音太有特点了，你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有欲望给你写歌的一个人。”刘欢很纠结，他同样夸赞刘振宇有非常独特的声音，于是，刘振宇在一片赞扬声中被淘汰。另一位选手郑虹被淘汰时，刘欢再次强调邀请她参加自己的演唱会。
“他会把两方都照顾好。即便他选择另外一个人，也会帮落选的人安排好他认为能够得到锻炼的机会，这样他才会安心。很怕被淘汰的人在情感上受到伤害，这种情况在海外的节目中很少见。”陆伟说。
随着“导师之家”的播出，章子怡在《中国最强音》海选中走过了“我喜欢”和“yes”阶段，干净利索的风格不再。她也要纠结自己学员的去留问题，她会在三亚美丽的风景中亲切地安慰落选的学员，给他一个真诚的拥抱。
事实上，从《超女》到《快男》，从《中国达人秀》到《中国梦想秀》，这样的导师两难处境在中国大陆荧屏上屡屡出现，成为综艺节目里最为纠结的一个场景。陆伟表示，中国的导师对学员更有感情，更稳重，为人师表的感觉更强烈。
中国文化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中国节目中，更多体现出导师很爱学员的一面，而海外更多是在帮助学员唱功的提高。
中国式导师的细腻还体现在细节中。在《中国梦之声》和《中国最强音》的原版模式中，导师们会用“yes”和“no”来表达决定。《中国梦之声》的导师们觉得照搬不是个好主意，他们参与了导师语言与肢体的研发。王伟忠和韩红同时觉得用“过”比“通过”更豪爽。用“谢谢”来表示“不通过”是王伟忠的建议，他认为这样显得委婉，显得礼貌。“过”是扬手，“谢谢”的同时鞠躬。
无论活泼还是冷幽默，中国的导师们说到底是内敛且善意的。
郑钧答应导演组承担“坏人”的角色，他努力想让自己的角色接近著名的毒舌评委西蒙，但是在实际点评中，稍微说得过分一点，都会追加一句“其实我无权评判你”。郑钧信仰佛教，采访过郑钧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宗教让一个退役摇滚明星获得了心灵安宁，也降低了表达欲。他的词汇变得相对单纯了。如果导演组最初对郑钧的信仰程度有进一步的评估，就不该把‘毒舌’的任务交给他。”然而，试问在一个“和为贵”的文化语境中，谁能担当起“毒舌”的“骂名”？《中国梦之声》节目组之前对韩红的判断也是“毒舌”，但发现她只不过是直率。
真人秀的舞台上，学员是无名红花，导师是著名绿叶。2013年，繁荣的音乐综艺节目催生了荧屏一片绿油油的风景。但最终，他们还是来衬托红花的。那英说：“你当培养冠军那么容易呢！”
去年，《中国好声音》找到那英，那英非要节目组请动刘欢，才肯说出“我愿意”。今年，刘欢意兴阑珊去意已决，那英却玩得正high，尽管第二季导师人选6月初才公布，那英在不久前出席某时尚活动时已开腔确认将留任《中国好声音》导师。
今年，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从幕后走到台前，以签约艺人的身份来到《中国梦之声》的舞台，面对媒体态度谦逊但意图明确——很好奇现在内地的很多综艺节目跟外国合作，过来取取经，把有意义的讯息带回台湾。
曾几何时，中国的明星被分为男明星女明星、港台的内地的、唱歌的演戏的搞体育的、离婚的和暂时还没有离婚的……然而这一切，被2013中国大陆汹涌而来的选秀节目潮冲击模糊，以至于有人觉得，现在的明星可以简单分成两类：做过导师的和没做过导师的。
年底，当你盘点这一年的荧屏，导师的数目一定亮眼。只是你不太可能知道王菲、张学友们到底接待过多少个节目的邀约。
“好导师”的标准
第一期，她脱掉鞋子，和学员一起唱《征服》，最后一期，她不仅脱掉鞋子、还站到了椅子上。八万人的体育场，学员自信，她霸气。星空传媒节目研发总监徐帆说：“通过好声音第一季，我们得到的经验之一是，那英这样的角色非常重要，她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人，性格开朗，圈子关系丰富，这就是一位好导师。”
好导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上所述的那英？殿堂级音乐大咖罗大佑？“著名观众”章子怡？还是时不时“二”一下的黄晓明？
《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表示：“任何一个音乐人，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就一定是个好导师。他能够打拼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只不过说在节目中你是否能够用好他。”
类型定位很重要。《美国好声音》制作人泰迪·瓦伦迪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差异化路线最能产生火花。比如《美国好声音》前三季度的导师中，亚当·莱文有摇滚经验，克里斯汀娜·阿奎莱拉在流行音乐上有很高造诣，奇洛·格林擅长流行音乐和嘻哈音乐，而且长于制作，而布雷克·谢尔顿在乡村音乐上成绩斐然。这样的配比，让节目的音乐类型自然而然地多元化，也让整个节目的效果有不一样的感觉。而第四季度亚瑟小子和擅长拉丁音乐的夏奇拉的加入，也有着这样的考虑。
陆伟说，《中国好声音》的模式就要求评委中有两个一线大牌，一个受年轻人欢迎的音乐人，再加上一个历经坎坷的歌手。这些角色在第一季中分属刘欢、那英、庾澄庆和杨坤。
美国电视圈那个不成文的导师规定流传已久：一个毒舌、一个自恋狂以及一个小丑。
近日，随着《中国最强音》和《中国梦之声》导师团的亮相，一篇名为《选秀节目评委/导师团之研究》的长微博热传网络，文章用调侃的语气总结了导师“黄金组合”应包含的四种角色——“甜心”“老炮”“二货”“异种”（“甜心”——通俗；“老炮”——资深；“二货”——跟音乐没半毛钱关系；“异种”——造型离甜心越远越好）。
《中国最强音》和《中国梦之声》的导师团被对号入座，对应这四种类型的分别是陈奕迅、罗大佑、章子怡、郑钧；李玟、王伟忠、黄晓明、韩红。
不过，类型定位是一回事，化学反应是另一回事。
泰迪·瓦伦迪说，在专业基础之上，导师之间有化学反应才会让节目更好看。徐帆认为，导师之间的化学反应比导师的类型定位更重要。
去年，《中国好声音》让人们看到了刘欢、那英、庾澄庆和杨坤的默契。
《中国梦之声》播出后，导师收获好评，甚至被很多人认为节目更像导师秀。该节目宣传总监周捷坦诚：“录之前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总导演王磊卿说，“四位导师的阵容起到了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原本导演组鼓励黄晓明发挥“二”的精神，没想到做了很多功课的黄晓明在“二”的同时还不忘蹦出各种“金句”。
《中国最强音》首期深圳站开播后，导师之间的默契度却遭到质疑。对此，节目监制夏青回应，“之后随着四位导师的磨合和他们对歌手、舞台的熟悉，他们在互动和点评上都会比深圳站有非常大的转变。”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不是导师默契度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节目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节目。“《中国最强音》有几个选手表现很好的时候，导师们点评得也很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遇到的学员并不是这样。选手摆个很奇怪的pose，郭德纲、周立波可以，但罗大佑不可以。”“优秀的学员才能激发起导师对他的了解和沟通欲望。”
化学反应还能怎么得来？“就是导师之间的气场”。
徐帆认为，导师的气质有“冷”有“热”会比较好。他拿自己熟悉的《中国好声音》举例，“刘欢比较冷，但是很权威；那英比较热，很活跃。”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人选正在协商中，依据第一季的经验，徐帆认为第二季应该“保留一些非常重要的导师。另外，尽量请一线，表达要好，气质上有冷有热，要配合得起来。”《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持同样看法，他曾透露，选择导师有两个硬标准，一是人选不仅“称王称后”，而且要具备娱乐精神；二是要彼此熟悉，是一个朋友圈的。据传，王菲、张学友、张惠妹均在第二季导师邀请名单中，对此，陆伟不置可否，他表示，导师人选将会在6月初公布。
“导师”，这个新职业
2005年，《超级女声》风靡，那时，评委是个洋气的词儿。2012年，《中国好声音》将宝典上的“tutor”一词翻译成了“导师”，众多节目也均称呼评委为导师。
与此同时，节目里的一些规则随着“评委”与“导师”称呼的演变发生着微妙变化。
回想之前，在《超级女声》节目前期的宣传片里，没有杨二车娜姆、没有黑楠。因为，他们没有义务参与。他们的参与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节目播出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超级女声》的评委可以随时换人，因为评委只负责点评，不负责培训，更不会和选手捆绑在一起。 庾澄庆说，《中国好声音》最吸引我的是导师制，以往评委只评不导，没有和选手互动。这次，导师要把学员收归到自己团队后，帮选手设计音乐；他们来的时候是素人，以后还要帮他们做外表包装，做到人歌合一。“这个导师制很好玩很刺激，但是也很辛苦。”
导师，也是电视传媒联结音乐界的纽带。那么，是什么催熟了“导师”的角色？徐帆认为，这既是节目收视的需求，更是产业链延伸发展的需要。比如，《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可以帮助星空传媒拓展中国音乐市场，同时，导师也借助传媒的优势反哺音乐行业。”《中国梦之声》总导演王磊卿也表示，正在研究后期跟导师们的合作模式。
模式和版权的引进也促使了这一切的发生。
每一本模式宝典中，都有导师单独的部分。《中国好声音》宝典中写道，前期节目宣传以导师为卖点。刘欢、那英们需要配合节目拍摄不同的宣传片。
X Factor的说明书有一千多页，其中有2G的PPT完全是在教导师如何在节目中制造戏剧性。湖南卫视研发中心商务资源部经理阎帆说，这些策略甚至细微到“当遇到一对组合，评委要主动提出让组合中的一个人单独参赛，抛弃他的队友，让他在左右为难的选择中展示他和队友间的情感故事”。巧的是，这一宝典中的秘籍也出现在了American Idol的中国版《中国梦之声》中，当两位漂亮的乐队女生表演完之后，韩红发问：“你们俩如果只留一个怎么办？”其他导师会心地“火上浇油”。
对于节目，导师的作用巨大。灿星制作总裁田明说，“好声音”是同时具备草根和明星的真人秀，这才成就了去年荧屏的一枝独秀。有业内人士也曾对《综艺》表示，“《中国好声音》的获胜恰不在声音上面，而是在模式、评委上，至少第一季是如此。”
对于导师，节目又能带给他们什么？一定不是出场费那么简单。
陆伟说：“好声音的导师们希望能够给乐坛培养出新鲜的力量，帮助乐坛焕发生机，没有一个从业者希望所处的行业萎靡不振。同时，和年轻人一起唱歌，是沟通两代人的方式。”
然而事实是——好声音火了各位导师和学员，也火了杨坤的“三十二场演唱会”。
王伟忠有意通过《中国梦之声》物色他想要打造的下一个青年偶像。去年，李玟任好声音的嘉宾导师，见过中国电视发出的巨大能量，但过去的十几年，Coco有点淡出舞台，她今年有唱片要发。《中国梦之声》第一期节目中，韩红和黄晓明表示出高度的签约新艺人的意愿，黄晓明直白地说：“我是以演艺公司老板的身份来参加的”，更见缝插针宣传自己主演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章子怡是高端的国际范儿，在《中国最强音》中，她渴望做回亲和的“北京大妞”。“你之前演的都是别人，但这次不同，这是一个音乐真人秀，我们可以让你完完整整地做你自己”，正是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李浩的这句话打动了章子怡。
“导师”的中国特色
“你要是教评委说什么，这些大牌艺术家绝对要跟你说‘拜拜’了。”《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说。
尽管后期的剪辑捕捉、叠加了导师们夸张的表情，但前期动作是自然生发的。每位导师都是独立而鲜明的个体，当这些个体组成群像，你会发现，无论他们来自专业还是非专业，无论来自港台还是内地，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第七场，一首《暗香》之后，刘欢要在刘悦与刘振宇之间做出抉择。嘉宾导师三宝说：“刘振宇，你的声音太有特点了，你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有欲望给你写歌的一个人。”刘欢很纠结，他同样夸赞刘振宇有非常独特的声音，于是，刘振宇在一片赞扬声中被淘汰。另一位选手郑虹被淘汰时，刘欢再次强调邀请她参加自己的演唱会。
“他会把两方都照顾好。即便他选择另外一个人，也会帮落选的人安排好他认为能够得到锻炼的机会，这样他才会安心。很怕被淘汰的人在情感上受到伤害，这种情况在海外的节目中很少见。”陆伟说。
随着“导师之家”的播出，章子怡在《中国最强音》海选中走过了“我喜欢”和“yes”阶段，干净利索的风格不再。她也要纠结自己学员的去留问题，她会在三亚美丽的风景中亲切地安慰落选的学员，给他一个真诚的拥抱。
事实上，从《超女》到《快男》，从《中国达人秀》到《中国梦想秀》，这样的导师两难处境在中国大陆荧屏上屡屡出现，成为综艺节目里最为纠结的一个场景。陆伟表示，中国的导师对学员更有感情，更稳重，为人师表的感觉更强烈。
中国文化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中国节目中，更多体现出导师很爱学员的一面，而海外更多是在帮助学员唱功的提高。
中国式导师的细腻还体现在细节中。在《中国梦之声》和《中国最强音》的原版模式中，导师们会用“yes”和“no”来表达决定。《中国梦之声》的导师们觉得照搬不是个好主意，他们参与了导师语言与肢体的研发。王伟忠和韩红同时觉得用“过”比“通过”更豪爽。用“谢谢”来表示“不通过”是王伟忠的建议，他认为这样显得委婉，显得礼貌。“过”是扬手，“谢谢”的同时鞠躬。
无论活泼还是冷幽默，中国的导师们说到底是内敛且善意的。
郑钧答应导演组承担“坏人”的角色，他努力想让自己的角色接近著名的毒舌评委西蒙，但是在实际点评中，稍微说得过分一点，都会追加一句“其实我无权评判你”。郑钧信仰佛教，采访过郑钧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宗教让一个退役摇滚明星获得了心灵安宁，也降低了表达欲。他的词汇变得相对单纯了。如果导演组最初对郑钧的信仰程度有进一步的评估，就不该把‘毒舌’的任务交给他。”然而，试问在一个“和为贵”的文化语境中，谁能担当起“毒舌”的“骂名”？《中国梦之声》节目组之前对韩红的判断也是“毒舌”，但发现她只不过是直率。
真人秀的舞台上，学员是无名红花，导师是著名绿叶。2013年，繁荣的音乐综艺节目催生了荧屏一片绿油油的风景。但最终，他们还是来衬托红花的。那英说：“你当培养冠军那么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