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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是现当代作曲家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将内蒙古传统音乐与西洋铜管乐器之间形成的创作融合。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尝试，最终找到二者在音色和音乐表达语言方面的契合点，将其融于室内乐的重奏体裁之中。这一类型音乐作品的出现，不仅有益于西洋管乐在中国的传播与社会普及，也为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创新及与时俱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民族音乐绽放出新的光彩。
【关键词】 管乐重奏;室内乐;蒙古族风格作品;作品赏析;艺术魅力
【中图分类号】J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91-02
20世纪初叶，西洋铜管乐器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与中国音乐文化之间产生共鸣。在众多少数民族音乐风格中，北方民族的传统音乐风貌多为铿锵有力、苍凉悲怆，具有大开大合的舒展性。
从歌唱中的呐喊演变而来的金属质感，恰恰吻合了铜管乐器组的声音特性，因此具有共鸣感和相互融会贯通的可能性。经过几代作曲家的辛勤耕耘，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性的铜管乐重奏作品，以室内乐的艺术形态启发中西合璧的无缝连接。
一、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的发展与整体风貌
蒙古族铜管重奏的出现和发展演变历经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其发迹与出现得益于西洋铜管乐器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中的重要影响力，并在创作中形成了乐器组内部丰富的重奏形式。这既包括小号三重奏和圆号八重奏等相同乐器的重奏形态，也包括铜管五重奏和十重奏等不同乐器的配比组织。在此基础上加入打击乐、钢琴等装饰性乐器的辅助配合，便形成了风格独特、音色明亮的铜管重奏乐器。
20世纪之初，在西方列强纷纷来到中国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将管乐艺术携带而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平发展中开始寻求全面引入具有创新性的音乐创作。这一时期，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之间的融合出现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创作尝试，小号十重奏《新疆舞曲》由丁善德先生于1955年创作。此时期，蒙古族音乐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原创铜管重奏作品。
但在60年代，内蒙古军区乐队多次参加阅兵仪式活动，将《草原小姐妹》《在赛马场上》《草原铁骑在前进》等作品通过交响化的方式进行演奏，并创作出了《森吉德玛》《嘎达梅林》等一众具有浓郁交响音乐风情的艺术作品。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迎来了蒙古族室内乐和铜管重奏创作的真正发展高潮，全面深入地兼容了西洋铜管乐器组。
新世纪伊始，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展。在2000年，由陈黎明创作的小号三重奏作品《小青马》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室内乐大赛，2007年，铜管五重奏作品《那达慕序曲》也在艺术舞台上精彩绽放。这些优秀的原创作品为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体现出铜管乐器与蒙古族音乐文化相互结合的美好前景。
铜管乐器与蒙古族音乐的结合具有共性的风格特点。蒙古族人民世代居住在草原上，辽阔的景色和风餐露宿的生活习惯，使其形成了民族性格上的豪爽、耿直、坚毅。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特有的性格气质折射于音乐之中，在悠扬的歌声和美妙的器乐旋律，以及热情似火的舞蹈中，体现出生活的本质面貌。由于地广人稀，因此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传声远、音响效果强、具有鼓舞性的音乐风格，这显然与铜管乐器的发声特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铜管乐器在表达蒙古族音乐文化的时候，可以直观传递出金属般嘹亮的声音，这也与蒙古族音乐文化在创作、表演和欣赏方面的诉求一脉相承，形成了二者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二、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
近年来，多首优秀的艺术作品在中国音乐家的创作中得以出现。它们通过中西合璧的方式，将蒙古族音乐文化通过铜管乐器的表达形式进行创作，既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文化风情，又具有现代音乐文化的音响质感。将传统的主调音乐特性以复调音乐文化的方式重新进行编配，体现出别样的艺术风情。
小号三重奏《小青马》是由作曲家陈黎明创作的，他曾经是内蒙古歌舞团交响乐团的小号手，在小号演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小号在表现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发挥空间。在其从事作曲和管乐教师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潜心创作。这首《小青马》是一首具有蒙古族民歌风貌的歌唱作品，在蒙古族人民群众中流传。作为一首民歌，它的曲调源自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而创作，是一首以抗战题材为背景的歌曲。作品短小精悍，情绪饱满，体现出蒙古族人民对抗战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堅决拥护。
作为一种精神图腾，马在蒙古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也在众多音乐作品中以马为媒进行讴歌和精神呈现。在由民歌向小号三重奏的创作转变过程中，作曲家根据复调音乐的特性，重新进行编曲创作，形成了兼具中西音乐风格特色的艺术质地。原作品的创作中单纯体现出了对解放军的期盼和对抗日救国的向往，而在新的交响化乐曲中，形成了三个乐章的庞大结构，通过“幸福的童年”“难忘的回忆”“未来的向往”三个主题的变化，循序渐进地重新解构作品内涵，赋予其更多意象精神，也将蒙古族音乐文化的色彩更为具象性地注入其中。
铜管五重奏作品《那达慕序曲》是由朝鲜族作曲家崔逢春创作的。这部作品聚焦于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热闹场景，表现现场的欢歌笑语和人民群众热情洋溢的生活情趣。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最具文化精神的重要活动，每年的七月，草原迎来丰收的季节。在那达慕大会上包含有各种体育活动，音乐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创作中，作曲家融入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牧歌》的旋律线条，体现出悠扬婉转的特性。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拥有厚重的历史积淀。这部《那达慕序曲》便是以缓慢的律动线条解构着蒙古族文化最为古老和悠远的部分。低声部长号和大号所构成的铺垫十分厚重，在模仿着蒙古族最为特色化的吹奏乐器“布热”，低沉中体现出庄严肃穆的感觉。 此外，铜管五重奏《幽默曲》由作曲家段泽兴创作，他曾先后任职于内蒙古杂技团团长、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内蒙古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多年来的积淀使其对内蒙古音乐文化拥有深刻的体会。
三、演奏者对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的“二度创作”
演奏与音乐创作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默契关系。文字与乐谱所表现的是固化的作曲家思想，而演奏者是将无声且静态的文本在音乐舞台上具象地表达出来。无论是古典音乐作品，或是当代新创作品，作曲家的所思所想都是先入为主的，但是演奏者同样是有思想的生命个体，因此每个人的解读方式都不尽相同，这大概也是音乐艺术的魅力所在。于蒙古族风格的铜管重奏作品而言，作曲家之所以萌生创作思维，并通过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完成创作，得益于他对蒙古族文化和音乐的阅历和想象。而作为音乐演奏者，除了秉承最原始的创作立意，也会在有意无意中加入个人内心对于蒙古族的理解，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二度创作”。
首先，演奏者在阅读曲谱和训练进程中，便已然开始了“二度创作”的过程。对于演奏者来说，从表面上看，只要将乐谱中的节奏、速度和音高准确表达就可以了。但显然，优秀的音乐演奏并不仅仅拘泥于此。如果没有良好的音乐理解力，那么演奏家的表演行为显然就失去了价值，可以为机器或软件所取代。所谓的“蒙古族音乐风格”，便指的是一种有人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艺术风韵，而这最终是需要通过演奏来获得和表现出来的。蒙古族音乐文化通过具有时代精神的铜管重奏方式进行表达，其艺术美感便在于演奏者对于轻重缓急的调配和控制，加入了自身的理解和藝术想象力。
其次，对于蒙古族乐风的把控，在演奏中通常可以得到具象的把控，演奏者内心往往能够深切体会到其美妙之处。无论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精神，或是蒙古族人民对于马和草原的深情，均在许许多多的文献资料和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达慕大会举办的意义，及聚会上人民群众丰富的文化活动和载歌载舞的状态，也充分显现出草原人民的朴实和热情。翻阅历史，蒙古族人民在近现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同样涌现出许许多多忠肝义胆的英雄。这些文化素材均熔炼于艺术作品中，也使每一位演奏者耳濡目染，深有体会。因此，在当代铜管乐重奏的表现中，这些有关蒙古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艺术家们纵情演绎，也使蒙古族文化流淌于新的艺术氛围之中。
此外，从演奏的具象表达方式来看，蒙古族风格管乐重奏作品的艺术表达还处于实验摸索阶段，因此在横向和纵向对位过程中，作为演奏者最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变化和艺术效果。他们不仅可以将演奏中的感受反馈给作曲家，也在二度创作中彼此形成默契的调节配合，根据作曲家的用意和艺术风貌调配声部效果，以此获得更好地诠释。
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的创作与表演，不仅是西洋乐器与中国音乐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个缩影，也体现出“音乐无国界”的概念意义。传统民族音乐风格与西方乐器的碰撞，在现代作曲技法的调配中显现出巨大的生机活力，也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复兴与发扬提供了一条广阔的路径。期待未来有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诞生，使铜管重奏和室内乐层面的探索寻求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周彦冰.中国当代交响管乐作品的魅力刍议——以民族音乐素材使用的创新为例[J].艺术评论，2015，（06）：81-85.
[2]于海.新中国交响管乐的回顾与展望[J].人民音乐，2011，（03）：4-8.
[3]汪学政.蒙古族文化背景下的西洋管乐传播与发展[J].中国民族博览，2017，（07）：135-136.
作者简介：
安理，男，汉族，河南杞县人，就职于贵阳学院，长笛教师，助教，研究方向：西洋管乐（长笛）。
【关键词】 管乐重奏;室内乐;蒙古族风格作品;作品赏析;艺术魅力
【中图分类号】J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091-02
20世纪初叶，西洋铜管乐器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与中国音乐文化之间产生共鸣。在众多少数民族音乐风格中，北方民族的传统音乐风貌多为铿锵有力、苍凉悲怆，具有大开大合的舒展性。
从歌唱中的呐喊演变而来的金属质感，恰恰吻合了铜管乐器组的声音特性，因此具有共鸣感和相互融会贯通的可能性。经过几代作曲家的辛勤耕耘，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性的铜管乐重奏作品，以室内乐的艺术形态启发中西合璧的无缝连接。
一、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的发展与整体风貌
蒙古族铜管重奏的出现和发展演变历经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其发迹与出现得益于西洋铜管乐器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中的重要影响力，并在创作中形成了乐器组内部丰富的重奏形式。这既包括小号三重奏和圆号八重奏等相同乐器的重奏形态，也包括铜管五重奏和十重奏等不同乐器的配比组织。在此基础上加入打击乐、钢琴等装饰性乐器的辅助配合，便形成了风格独特、音色明亮的铜管重奏乐器。
20世纪之初，在西方列强纷纷来到中国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将管乐艺术携带而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平发展中开始寻求全面引入具有创新性的音乐创作。这一时期，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管乐之间的融合出现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创作尝试，小号十重奏《新疆舞曲》由丁善德先生于1955年创作。此时期，蒙古族音乐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原创铜管重奏作品。
但在60年代，内蒙古军区乐队多次参加阅兵仪式活动，将《草原小姐妹》《在赛马场上》《草原铁骑在前进》等作品通过交响化的方式进行演奏，并创作出了《森吉德玛》《嘎达梅林》等一众具有浓郁交响音乐风情的艺术作品。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迎来了蒙古族室内乐和铜管重奏创作的真正发展高潮，全面深入地兼容了西洋铜管乐器组。
新世纪伊始，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展。在2000年，由陈黎明创作的小号三重奏作品《小青马》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室内乐大赛，2007年，铜管五重奏作品《那达慕序曲》也在艺术舞台上精彩绽放。这些优秀的原创作品为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体现出铜管乐器与蒙古族音乐文化相互结合的美好前景。
铜管乐器与蒙古族音乐的结合具有共性的风格特点。蒙古族人民世代居住在草原上，辽阔的景色和风餐露宿的生活习惯，使其形成了民族性格上的豪爽、耿直、坚毅。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特有的性格气质折射于音乐之中，在悠扬的歌声和美妙的器乐旋律，以及热情似火的舞蹈中，体现出生活的本质面貌。由于地广人稀，因此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传声远、音响效果强、具有鼓舞性的音乐风格，这显然与铜管乐器的发声特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铜管乐器在表达蒙古族音乐文化的时候，可以直观传递出金属般嘹亮的声音，这也与蒙古族音乐文化在创作、表演和欣赏方面的诉求一脉相承，形成了二者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二、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
近年来，多首优秀的艺术作品在中国音乐家的创作中得以出现。它们通过中西合璧的方式，将蒙古族音乐文化通过铜管乐器的表达形式进行创作，既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文化风情，又具有现代音乐文化的音响质感。将传统的主调音乐特性以复调音乐文化的方式重新进行编配，体现出别样的艺术风情。
小号三重奏《小青马》是由作曲家陈黎明创作的，他曾经是内蒙古歌舞团交响乐团的小号手，在小号演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小号在表现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发挥空间。在其从事作曲和管乐教师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潜心创作。这首《小青马》是一首具有蒙古族民歌风貌的歌唱作品，在蒙古族人民群众中流传。作为一首民歌，它的曲调源自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而创作，是一首以抗战题材为背景的歌曲。作品短小精悍，情绪饱满，体现出蒙古族人民对抗战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堅决拥护。
作为一种精神图腾，马在蒙古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也在众多音乐作品中以马为媒进行讴歌和精神呈现。在由民歌向小号三重奏的创作转变过程中，作曲家根据复调音乐的特性，重新进行编曲创作，形成了兼具中西音乐风格特色的艺术质地。原作品的创作中单纯体现出了对解放军的期盼和对抗日救国的向往，而在新的交响化乐曲中，形成了三个乐章的庞大结构，通过“幸福的童年”“难忘的回忆”“未来的向往”三个主题的变化，循序渐进地重新解构作品内涵，赋予其更多意象精神，也将蒙古族音乐文化的色彩更为具象性地注入其中。
铜管五重奏作品《那达慕序曲》是由朝鲜族作曲家崔逢春创作的。这部作品聚焦于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热闹场景，表现现场的欢歌笑语和人民群众热情洋溢的生活情趣。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最具文化精神的重要活动，每年的七月，草原迎来丰收的季节。在那达慕大会上包含有各种体育活动，音乐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创作中，作曲家融入了蒙古族长调民歌《牧歌》的旋律线条，体现出悠扬婉转的特性。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拥有厚重的历史积淀。这部《那达慕序曲》便是以缓慢的律动线条解构着蒙古族文化最为古老和悠远的部分。低声部长号和大号所构成的铺垫十分厚重，在模仿着蒙古族最为特色化的吹奏乐器“布热”，低沉中体现出庄严肃穆的感觉。 此外，铜管五重奏《幽默曲》由作曲家段泽兴创作，他曾先后任职于内蒙古杂技团团长、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内蒙古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多年来的积淀使其对内蒙古音乐文化拥有深刻的体会。
三、演奏者对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的“二度创作”
演奏与音乐创作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默契关系。文字与乐谱所表现的是固化的作曲家思想，而演奏者是将无声且静态的文本在音乐舞台上具象地表达出来。无论是古典音乐作品，或是当代新创作品，作曲家的所思所想都是先入为主的，但是演奏者同样是有思想的生命个体，因此每个人的解读方式都不尽相同，这大概也是音乐艺术的魅力所在。于蒙古族风格的铜管重奏作品而言，作曲家之所以萌生创作思维，并通过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完成创作，得益于他对蒙古族文化和音乐的阅历和想象。而作为音乐演奏者，除了秉承最原始的创作立意，也会在有意无意中加入个人内心对于蒙古族的理解，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二度创作”。
首先，演奏者在阅读曲谱和训练进程中，便已然开始了“二度创作”的过程。对于演奏者来说，从表面上看，只要将乐谱中的节奏、速度和音高准确表达就可以了。但显然，优秀的音乐演奏并不仅仅拘泥于此。如果没有良好的音乐理解力，那么演奏家的表演行为显然就失去了价值，可以为机器或软件所取代。所谓的“蒙古族音乐风格”，便指的是一种有人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艺术风韵，而这最终是需要通过演奏来获得和表现出来的。蒙古族音乐文化通过具有时代精神的铜管重奏方式进行表达，其艺术美感便在于演奏者对于轻重缓急的调配和控制，加入了自身的理解和藝术想象力。
其次，对于蒙古族乐风的把控，在演奏中通常可以得到具象的把控，演奏者内心往往能够深切体会到其美妙之处。无论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精神，或是蒙古族人民对于马和草原的深情，均在许许多多的文献资料和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达慕大会举办的意义，及聚会上人民群众丰富的文化活动和载歌载舞的状态，也充分显现出草原人民的朴实和热情。翻阅历史，蒙古族人民在近现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同样涌现出许许多多忠肝义胆的英雄。这些文化素材均熔炼于艺术作品中，也使每一位演奏者耳濡目染，深有体会。因此，在当代铜管乐重奏的表现中，这些有关蒙古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艺术家们纵情演绎，也使蒙古族文化流淌于新的艺术氛围之中。
此外，从演奏的具象表达方式来看，蒙古族风格管乐重奏作品的艺术表达还处于实验摸索阶段，因此在横向和纵向对位过程中，作为演奏者最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变化和艺术效果。他们不仅可以将演奏中的感受反馈给作曲家，也在二度创作中彼此形成默契的调节配合，根据作曲家的用意和艺术风貌调配声部效果，以此获得更好地诠释。
蒙古族风格铜管重奏作品的创作与表演，不仅是西洋乐器与中国音乐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个缩影，也体现出“音乐无国界”的概念意义。传统民族音乐风格与西方乐器的碰撞，在现代作曲技法的调配中显现出巨大的生机活力，也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复兴与发扬提供了一条广阔的路径。期待未来有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诞生，使铜管重奏和室内乐层面的探索寻求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周彦冰.中国当代交响管乐作品的魅力刍议——以民族音乐素材使用的创新为例[J].艺术评论，2015，（06）：81-85.
[2]于海.新中国交响管乐的回顾与展望[J].人民音乐，2011，（03）：4-8.
[3]汪学政.蒙古族文化背景下的西洋管乐传播与发展[J].中国民族博览，2017，（07）：135-136.
作者简介：
安理，男，汉族，河南杞县人，就职于贵阳学院，长笛教师，助教，研究方向：西洋管乐（长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