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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西族东巴纸是汉、藏、纳西等多元文化交融的交物。纳西族是云南最早掌握造纸技术的民族之一，今纳西族东巴纸是《五代会要》中记载的南诏晚期“厚硬如皮”的原始纸的延续，它对于研究人类造纸文化有着珍贵的民族学价值，对于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纳西族；东巴纸；历史渊源；困境
云南白地东巴纸，早在唐宋时期已广为应用，至明末清初，已传至整个纳西族聚居地区，尤其在丽江地区的沿金沙江一带，已有许多造纸作坊，并一直延续至今。白地造纸术技术精湛，原料丰富，所造东巴纸质地优良，深受各地东巴们青睐。它的特点是色白、质厚、匀均、不蚀、不蛀，保存千年而不坏。
一、纳西族造纸技术渊源
在造纸史上，传统造纸技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即抄纸法系统和浇纸法 系统。其中，浇纸法的主要方式用固定式纸帘浇纸以及在阳光下晒干，所生产的产品均为厚而坚韧的纸张，多用于佛教经书。而用活动式纸帘抄纸，加纸药、槽式 纸以及压榨湿纸则是抄纸法的技术要求，属于内地造纸方法。而从以上东巴纸的生产工具和工艺上看，纳西族的造纸技术既有抄纸法的槽式捞纸，更有固定式纸帘和在阳光下自然晒干的浇纸法的特征，因而可以说纳西东巴纸的造纸技术是这 两种技术系统的融合。
据《元一统志》记载 ，元代丽江已有造纸业。宝佑元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进军云南，对纳西族社会发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它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相对统一。元初，在丽江路设宣慰、宣抚司等是“掌军民之务”的长官，更重要的是， 开屯田、设骚站、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对推动纳西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至元二十九年“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之”，当时丽江也与其他各路一样，先后设学，王升于至正十四以其“老经文学”，“选充云南诸路儒学提举，充阂弥封官，董治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库 ，所至庙宇圣像一新，复学田一千四百九十双，皆摩崖纪之”。这表明汉文化在边疆地区传播已较为广泛，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从元时传到丽江的汉人的造纸术即抄纸法在此后与西藏的浇纸法共同在丽江范围内使用，而这两种技术体系在实践中被纳西造纸师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东巴纸的生产技术。还有一点是，藏文经书的纸质是“瑞香科狼毒”（草本），而纳西族东巴纸则是“瑞香科盏花”（灌木），把同属一科的两种植物分别为其原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依地制宜的选择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二、纳西族东巴纸的历史渊源
纳西族信仰东巴教，至今仍保留着一种原始的象形文字， 称为东巴文。东巴纸就是因为承载这种文字而得名的 。早在南诏晚期，云南就已经出现造纸业。宋《五代会要·南诏蛮》有这样一段记载：“续有转碟， 称督爽大长和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 自鹤拓发递 ……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书诏体”。这是云南出现手工造纸的最早记载。这种纸的特征为 “厚硬如皮”，与当时内地的纸张完全不同，具有浇纸法生产的纸张特点。根据李晓岑先生考察， 今天发现的内地唐代古纸均为抄造出来的薄纸。可见， 这种纸显然不是从中原传来的， 而是云南生产的一种原始纸。
在与云南相邻地区，越南和西藏很早就能采用浇纸法造纸 。三国时期，越南已经能用构树抄造厚纸，但从大理至越南一线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浇纸法造纸这一情况来看， 造纸术从越南传入南诏的可能性不大。而吐蕃不仅统治过南诏百年之久，而且作为南诏主体民族之一的磨些人，其后裔纳西族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主要用浇纸法制造出来的东巴纸， 因此，我们作出推测，《五代会要》记载的南诏晚期那种“厚硬如皮”纸张的造纸术，很可能就是由吐蕃传到云南的， 纳西族东巴纸可能就是这一古老造纸术的保留和延续。《旧唐书·吐蕃传》载，太宗时期， 吐蕃“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 并许焉”。造纸工匠入藏， 带去了中原的造纸术。尽管当时吐蕃具备了生产纸张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是吐蕃习惯使用竹笔书写，对纸张质量要求与内地不同，况且中原造纸所需要的构皮、竹、稻、鱼网等原料，吐蕃均没有需要探索新的造纸原料及生产工艺。经过汉藏工匠的共同努力， 经过短短数年的实践， 他们根据自然条件选择了高原地区的造纸原料， 终于在唐高宗永徽元年，造出了纸，还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藏纸生产工艺。
从一些史料中，我们也可以推测，早在宋代， 纳西族的手工纸就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了“书籍”。《元一统志·丽江路》载：麦宗“及长，旁通吐蕃白蛮诸家之书”。《木氏宦谱》对此的记载是：“及长，旁通百蛮诸书，以为神通之说”。这里的“百蛮诸书”，当也包括本民族的东巴经书在内。因为麦宗“七岁不学而识文字”，应当是从东巴经书上所识之东巴文字。有的学者以麦宗“不学而识文字”， 推测东巴文产生的时间当在宋代，这很值得商榷。现在丽江古城有一块 “猜字壁”，上面刻有百十个东巴文字，游客往往不学也能辩知十之八、九；相反，汉字的甲骨文、金文，要看懂几个字，则让人费解。东巴文是一种图画文字，“有字迹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很多字观其形便可知其意。麦宗“不学而识”文字，当属东巴文无疑。东巴文字产生的时间宜早于宋代，最迟应在唐代。
综上所述，公元八九世纪纳西族在同藏族的交往中学会造纸，后来又融入了一些中原造纸的方法， 它是多元文化交汇的产物。因此， 對研究人类造纸的雏形具有深厚的影响以及珍贵的民族学价值。
三、纳西族东巴纸的发展困境
丽江古城在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几乎被商业吞没。古城内，各种所谓的“东巴纸”琳琅满目、充斥于市，其实它们都是一些经过包装的白族白绵纸、江西云龙纸以及日本和泰国的进口纸。这些商家还雇人扮演东巴，表演造纸技艺，以吸引游客；并用低成本的原料取代稀有珍贵的荛花树皮，用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取代手工。在这样的市场冲击下，那些真正的东巴纸由于制作成本高，在竞争中往往不占优势。
现如今，丽江古城主要的东巴纸商铺有“东巴纸坊”和“天雨流芳”两家。“东巴纸坊”是来自昆明的文化开发商与当地人一起合作经营的，年营业额上百万元，目前在丽江地区有多家连锁铺面。据了解，“东巴纸坊”还曾于2003 年申请了一项名为“一种纳西东巴纸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并于2005 年获得授权。这对东巴纸最后的传人——和圣文造成了很大大的冲击。和圣文早先也曾有过申请东巴造纸专利的念头，但他认为这一工艺是整个纳西族的，不应由个人申请专利。和圣文觉得有道理，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而来自昆明的“外人”能申请“东巴纸”专利成功，一度让和圣文十分不解。那些打着“东巴纸”旗号的商铺其实只是将东巴纸、造纸技艺作为一个概念炒作，真正的传承人在这一炒作过程中被边缘化，国家非物质文化遺产也无法受到活态保护。
少数民族的传统手工艺对于少数民族本身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也是其独特的名片。被誉为“造纸活化石”的东巴纸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载体，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对于研究人类造纸文化有着珍贵的民族学价值，对于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晓岑，朱霞：《云南少数民族手工造纸》，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2]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王尧：《丽江一理塘版甘珠尔经迷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4]李晓岑：《纳西族的手工造纸》，昆明：云南社会科学，2003。
5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关键词】：纳西族；东巴纸；历史渊源；困境
云南白地东巴纸，早在唐宋时期已广为应用，至明末清初，已传至整个纳西族聚居地区，尤其在丽江地区的沿金沙江一带，已有许多造纸作坊，并一直延续至今。白地造纸术技术精湛，原料丰富，所造东巴纸质地优良，深受各地东巴们青睐。它的特点是色白、质厚、匀均、不蚀、不蛀，保存千年而不坏。
一、纳西族造纸技术渊源
在造纸史上，传统造纸技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即抄纸法系统和浇纸法 系统。其中，浇纸法的主要方式用固定式纸帘浇纸以及在阳光下晒干，所生产的产品均为厚而坚韧的纸张，多用于佛教经书。而用活动式纸帘抄纸，加纸药、槽式 纸以及压榨湿纸则是抄纸法的技术要求，属于内地造纸方法。而从以上东巴纸的生产工具和工艺上看，纳西族的造纸技术既有抄纸法的槽式捞纸，更有固定式纸帘和在阳光下自然晒干的浇纸法的特征，因而可以说纳西东巴纸的造纸技术是这 两种技术系统的融合。
据《元一统志》记载 ，元代丽江已有造纸业。宝佑元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进军云南，对纳西族社会发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它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相对统一。元初，在丽江路设宣慰、宣抚司等是“掌军民之务”的长官，更重要的是， 开屯田、设骚站、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对推动纳西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至元二十九年“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之”，当时丽江也与其他各路一样，先后设学，王升于至正十四以其“老经文学”，“选充云南诸路儒学提举，充阂弥封官，董治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库 ，所至庙宇圣像一新，复学田一千四百九十双，皆摩崖纪之”。这表明汉文化在边疆地区传播已较为广泛，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从元时传到丽江的汉人的造纸术即抄纸法在此后与西藏的浇纸法共同在丽江范围内使用，而这两种技术体系在实践中被纳西造纸师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东巴纸的生产技术。还有一点是，藏文经书的纸质是“瑞香科狼毒”（草本），而纳西族东巴纸则是“瑞香科盏花”（灌木），把同属一科的两种植物分别为其原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依地制宜的选择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二、纳西族东巴纸的历史渊源
纳西族信仰东巴教，至今仍保留着一种原始的象形文字， 称为东巴文。东巴纸就是因为承载这种文字而得名的 。早在南诏晚期，云南就已经出现造纸业。宋《五代会要·南诏蛮》有这样一段记载：“续有转碟， 称督爽大长和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 自鹤拓发递 ……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书诏体”。这是云南出现手工造纸的最早记载。这种纸的特征为 “厚硬如皮”，与当时内地的纸张完全不同，具有浇纸法生产的纸张特点。根据李晓岑先生考察， 今天发现的内地唐代古纸均为抄造出来的薄纸。可见， 这种纸显然不是从中原传来的， 而是云南生产的一种原始纸。
在与云南相邻地区，越南和西藏很早就能采用浇纸法造纸 。三国时期，越南已经能用构树抄造厚纸，但从大理至越南一线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浇纸法造纸这一情况来看， 造纸术从越南传入南诏的可能性不大。而吐蕃不仅统治过南诏百年之久，而且作为南诏主体民族之一的磨些人，其后裔纳西族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主要用浇纸法制造出来的东巴纸， 因此，我们作出推测，《五代会要》记载的南诏晚期那种“厚硬如皮”纸张的造纸术，很可能就是由吐蕃传到云南的， 纳西族东巴纸可能就是这一古老造纸术的保留和延续。《旧唐书·吐蕃传》载，太宗时期， 吐蕃“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 并许焉”。造纸工匠入藏， 带去了中原的造纸术。尽管当时吐蕃具备了生产纸张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是吐蕃习惯使用竹笔书写，对纸张质量要求与内地不同，况且中原造纸所需要的构皮、竹、稻、鱼网等原料，吐蕃均没有需要探索新的造纸原料及生产工艺。经过汉藏工匠的共同努力， 经过短短数年的实践， 他们根据自然条件选择了高原地区的造纸原料， 终于在唐高宗永徽元年，造出了纸，还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藏纸生产工艺。
从一些史料中，我们也可以推测，早在宋代， 纳西族的手工纸就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了“书籍”。《元一统志·丽江路》载：麦宗“及长，旁通吐蕃白蛮诸家之书”。《木氏宦谱》对此的记载是：“及长，旁通百蛮诸书，以为神通之说”。这里的“百蛮诸书”，当也包括本民族的东巴经书在内。因为麦宗“七岁不学而识文字”，应当是从东巴经书上所识之东巴文字。有的学者以麦宗“不学而识文字”， 推测东巴文产生的时间当在宋代，这很值得商榷。现在丽江古城有一块 “猜字壁”，上面刻有百十个东巴文字，游客往往不学也能辩知十之八、九；相反，汉字的甲骨文、金文，要看懂几个字，则让人费解。东巴文是一种图画文字，“有字迹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很多字观其形便可知其意。麦宗“不学而识”文字，当属东巴文无疑。东巴文字产生的时间宜早于宋代，最迟应在唐代。
综上所述，公元八九世纪纳西族在同藏族的交往中学会造纸，后来又融入了一些中原造纸的方法， 它是多元文化交汇的产物。因此， 對研究人类造纸的雏形具有深厚的影响以及珍贵的民族学价值。
三、纳西族东巴纸的发展困境
丽江古城在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几乎被商业吞没。古城内，各种所谓的“东巴纸”琳琅满目、充斥于市，其实它们都是一些经过包装的白族白绵纸、江西云龙纸以及日本和泰国的进口纸。这些商家还雇人扮演东巴，表演造纸技艺，以吸引游客；并用低成本的原料取代稀有珍贵的荛花树皮，用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取代手工。在这样的市场冲击下，那些真正的东巴纸由于制作成本高，在竞争中往往不占优势。
现如今，丽江古城主要的东巴纸商铺有“东巴纸坊”和“天雨流芳”两家。“东巴纸坊”是来自昆明的文化开发商与当地人一起合作经营的，年营业额上百万元，目前在丽江地区有多家连锁铺面。据了解，“东巴纸坊”还曾于2003 年申请了一项名为“一种纳西东巴纸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并于2005 年获得授权。这对东巴纸最后的传人——和圣文造成了很大大的冲击。和圣文早先也曾有过申请东巴造纸专利的念头，但他认为这一工艺是整个纳西族的，不应由个人申请专利。和圣文觉得有道理，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而来自昆明的“外人”能申请“东巴纸”专利成功，一度让和圣文十分不解。那些打着“东巴纸”旗号的商铺其实只是将东巴纸、造纸技艺作为一个概念炒作，真正的传承人在这一炒作过程中被边缘化，国家非物质文化遺产也无法受到活态保护。
少数民族的传统手工艺对于少数民族本身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也是其独特的名片。被誉为“造纸活化石”的东巴纸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载体，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对于研究人类造纸文化有着珍贵的民族学价值，对于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晓岑，朱霞：《云南少数民族手工造纸》，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2]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王尧：《丽江一理塘版甘珠尔经迷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4]李晓岑：《纳西族的手工造纸》，昆明：云南社会科学，2003。
5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