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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写过几篇介绍恩师何微教授的专文，并将《“西北何”的生命之塔——记何微先生》收入《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英》，可自个儿没有在陕西日报社当过记者、编辑，要实录恩师在这家纸媒当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那段水起风生的艰难岁月，颇有为难之处。
何微1916年7月23日生于山西省祁县一个中医世家。他从1937年10月投身报业、1939年延安抗大毕业后担任过新华社晋冀豫分社和山西、北京、江苏等分社社长、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陕西日报》总编辑、陕西社会科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等，经历丰富多彩。而《陕西日报》前身是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附近的几个窑洞里创刊的《边区群众报》，1948年1月10日，在绥德县霍家坪更名为《群众日报》，刊号《边区群众报》衔接，报头都是毛泽东题写的。1954年10月16日起，报纸更名《陕西日报》，成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另列期号。何微到陕西日报社走马上任，恰逢“文化大革命”末期到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初期，千头万绪，提纲挈领述说不易。我虽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却不知道陕西日报社在那场“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真情实况，而如今该报社的髦耋报人已屈指可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由《陕西报刊史·大事记》有关《陕西日报》的条目，适当插入陕西日报社的知情老报人忆当年，也许可以较为准确而清晰地看出何微当时掌舵的特殊时代背景及其艰难步履。
何微先生上任前的陕西日报社
那是一个当今青少年发挥想象力也难以描绘的疯狂岁月。要说治，先得交待陕西日报社当年的乱。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掌实权的主任胡炜，对《陕西日报》的历史作了错误的“两个估计”，认为在组织路线上，“旧《陕西日报》是在国民党的四个特务报纸的基础上成立的”（指西安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了国民党的《西北文化日报》《建国日报》《西京日报》等几家报社的部分人员及一些印刷设备——编纂者注），长时期被“一伙叛徒”控制，他诬蔑报社职工多是“叛徒、特务和反动文人”；在政治路线上“旧《陕西日报》是举白旗的，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工具”。
据《陕西报刊史·大事记》载， 1966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合派出以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李一松为首的文化工作队，进驻陕西日报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李一松被任命为《陕西日报》代总编辑。原总编辑丁济沧被不公正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陕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8月25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借口《陕西日报》在8月25日四版印有毛泽东主席像背后的版面上印有“纸老虎”字样（实际上是三版的标题《毛主席笑谈纸老虎》，拿起报纸对着阳光才可透出），无限上纲，第一次聚众冲进报社。工作队以声讨“反革命”活动，印发大量传单；后又在“造反派 ”压力下，给予公开平反。8月至10月原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副总编辑葛静波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梁山，先后被增补为《陕西日报》副总编辑。1967年1月1日 《陕西日报》被西安地区的“造反派”查封。2月21日改出以新华社电讯为主的《新闻电讯》。同日，社会上两大派争夺《陕西日报》阵地，陕西省军区奉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指示，对陕西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4月17日解除军管）。期间，省军区独立师副参谋长李文彭任第一任陕西日报社军管组副组长（组长缺）。从1968年1月起，第二任军管组由陕西省军区、21军、兰空、总后西安办事处组成的省支“左”委员会任命，组长王长明，副组长王森才、邹振邦，直到1975年8月撤离。5月1日《陕西日报》停刊后曾以“陕西日报革命职工”名义出版《新闻电讯》，至1968年2月28日，共304期终刊。
1968年3月1日，停刊一年零两个月的《陕西日报》复刊。4月17日，陕西日报社成立“革命委员会”与报社军管组并存。4月28日《陕西日报》发表了军管组写的《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的社论，造成严重后果。6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陕西日报社在军管组指使下，先后“揪出”近50%的编辑、记者和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关入“牛棚”的48人。10月5日，在军管组指使下，陕西日报社分两批将报社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第一批61名，1968年12月下放到永寿县；第二批79名，1969年12月分别下放到石泉、西乡两县。两批共下放140名。其中绝大多数是编辑部人员，占原陕西日报社编辑、记者总人数的70%以上。1969年6月，陕西日报社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工作。有94名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6名党员以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不正确”，被给予各种党纪处分。同时，吸收了9名新党员。9月，陕西省新闻图片社成立；1978年，该社划归陕西日报社领导。陕西日报社军管组下令销毁了资料室库藏17年的3000册合订新闻剪报资料，还销毁了一批抗战时期各解放区的报纸合订本。
1970年7月20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原军管会基础上，《陕西日报》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王长明任革委会主任，王森才、邹振邦、李迢、刘杰世任副主任。1971年2月，陕西日报社正式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履行党组职权。由军管组正组长王长明任组长、副组长王森才为副组长。报社党组织停止活动已有4年之久。1973年3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中共陕西日报社委员会成立，王长明任党委书记，王森才、邹振帮、李迢任副书记。夏秋之交 《陕西日报》原址东大街334号内东院印刷厂因工人张治亮不慎引发火灾烧毁了工厂印报车间，张治亮被依法逮捕。1974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增任何微为陕西日报社党委副书记。3月至6月 《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20多篇以石鲁为对象的“批黑画”的文章，“反击文艺黑线回潮”“批黑画”的宣传规模居全国报刊前茅。5月至12月，《陕西日报》和《西安日报》突出宣传“批林批孔”。批判“克己复礼”和“周公”，“痛击右倾复辟逆流”。1975年6月，“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军管组控制的《陕西日报》又大肆宣传起“痛击右倾翻案妖风”。 何微先生到陕西日报社上任后
文化大革命初，何微先生任陕西省人民医院“四清”工作队队长，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挨批。“解放干部”时，何微又成为陕西省卫生局的官员，并兼省人民医院代理院长。1973年，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偶然发觉老报人何微“隐藏”在卫生部门，说：“何微是中国的名记者，‘三结合’怎么结合进了省革委会卫生组？牛头不对马嘴，瞎胡闹！”然而，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革”中当省级党报一把手，无异于在烧红炭火上当“羊肉串”烤。
《陕西日报》作为全省有名的“文革重灾户”，同样盛行“假、大、空”报道（即假新闻，篇幅长，空洞无物）的积弊，何微要逐步恢复党报在人民中的声誉又谈何容易？
薛养玉在《夕阳无限好——忆何微同志与新闻学期刊》：“劫难后的陕西日报社，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乱哄哄的。要调顺这样一个摊子，对谁都不会是轻松的，要出报，要落实政策，事无巨细都全找到他头上来的，他是生活在矛盾的漩涡之中，一天到晚忙得陀螺似的。我们多次用膳后，见到他到报社食堂，买一个冷馍和半截葱，一顿饭就这么凑合。为稿件的事情，我们到何微办公室去，见他总是烟一根接着一根，又见到他办公一隅的竹筐里，横竖卧着几十个西凤酒的空瓶子。显然，他的工作强度太大了，在用烟酒来缓解总也摆脱不掉的疲劳和紧张。”
陈布南《何微新闻人生路》：“1974年，何老回到他半生效力和热爱的新闻岗位，重新踏上新闻人生之路。虽然他年近花甲，仍精神焕发，精力充沛，日夜勤劳，努力工作。”
据《陕西报刊史·大事记》载，1975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何微任陕西日报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刘振洲、李迢任副书记、副主任。1976年4月，在“天安门事件”影响下，《陕西日报》报道了压制西安群众在钟楼悼念周总理的活动。6月，陕西日报社落实政策，决定第一批调回下放干部19名。至1980年9月，对96起案件复查完毕，除3人外，其余得到了平反改正。7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给华国锋写信，请求给《陕西日报》题写报头。7月29日，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和省委书记萧纯把华国锋题字的手迹交给了《陕西日报》党委负责人。7月31日，《陕西日报》启用华国锋题写的“陕西日报”报头。1978年10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了省、市新闻出版系统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新闻出版事业罪行大会。20日，《陕西日报》发表了长篇“本报评论员”文章，题为《坚守新闻阵地，当好党的喉舌》。12月7日，中共陕西日报社委员会开始拨乱反正，首先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丁济沧等44名同志平反，随后直至1980年9月4日，先后落实政策96人。100多名下放干部陆续回报社作了妥善安排。
插叙一
陈布南《何微新闻人生路》：“‘四人帮’覆灭后，开始全面拨乱反正。《陕西日报》机关作为‘知识分子成堆’和灾情较重的单位，何老一方面遵照党的要求，尽快地把党的干部政策落到实处。按他的话说，就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将‘文革’中分批下放的干部，只要愿意回来的，通通请回来；把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人和事，逐一进行复查，对其中的冤假错案，坚决改正和平反，决不留尾巴。以此为契机，团结编委一班人带领全体职工，不断改进日常采编和经营管理，把报纸办好。”
插叙二
刘文斌《关心同志、爱护干部的典范——缅怀何微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中的实事求是精神》：“1976年到1978年，他重点抓了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被立案审查、遭受政治迫害的40多名同志的平反工作。从1978年底开始，他又集中时间精力，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的同志进行复查改正工作。”
插叙三
薛养玉《夕阳无限好——忆何微同志与新闻学期刊》：“那场践踏文化的‘革命’风暴中，新闻理论几濒绝地，以致放晴后的几年间，‘新闻无学’ 的幽魂四处游荡，在星罗棋布的新华书店里难得找到一本新闻学书。就在这样一个寒气未消的时节，一个以研究新闻基础理论和新闻应用理论为主的大型新闻学术性期刊《新闻研究》，在时任《陕西日报》总编的何微同志的策划下，于1980年6月面世。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就像旷野里冒出的一蓬娇艳的迎春花，立即引起新闻界一片惊呼欢叫，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纷纷来信祝贺这 个‘文革’后全国第一家新闻学术刊物的诞生。陕西籍著名摄影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来信说：‘我为我们陕西省能有这样争创高水平新闻学术刊物而吃惊和高兴。’就当时何微的处境，能办出这个刊物实在够难为他的……《新闻研究》就是在何微负重如山的压力下，又以开山般的非凡毅力双手送出的；而且在组稿策划、修改稿件等每一个环节上，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个人如果不是对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有深邃的认识和发自内心的纯情能办得到吗？这表现了一个忠诚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在极其困难中坚持理论研究的悲壮之情。《新闻研究》先后出刊17期，在何微调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不久停刊了。但它在开创新时期新闻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历史功勋永不可殁。”
插叙四
陈布南《何微新闻人生路》：“1980年，（他）先后参与发起召开了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创办陕西省新闻研究所、出版16开大型新闻学术季刊《新闻研究》。这些都是在全国新闻界开先河的举措……到1984年底，《新闻研究》先后共出17期，约200万字。在《面向未来改革新闻教育》一文中，他呼吁‘新闻教育改革要有紧迫感，要有一股锐气，要具有敢于超越的精神，面向21世纪培养适应未来的合格人才；要根据时代特点，增加诸如新闻信息学、微电子新闻学等一系列课程。……若由‘电脑盲’来主持新闻工作，非乱套不可！’今天这些预见早已变为现实。他撰写的15万字的《新闻科学纲要》教材外，还有组织编写500万字、填补学科空白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加上言论、新闻、通讯、散文等各种作品合起来超过1000万字。” 插叙五
据《陕西报刊史·大事记》载，1979年2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批准《陕西日报》编委会成立，宣布撤销“革委会”。任命何微任总编辑，李迢、章彬、刘振洲、许永康为副总编辑。9月，《陕西日报》的副刊“文艺评论”开始创办，为地方报纸中出现最早的文艺评论专栏。12月25日，《陕西日报》发表的《他年初立了军令状，年终得了双份酬》（作者：王治学、安升先、陈征）获全国好新闻奖。在1980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陕西日报》11月12日发表的通讯《桃园血鉴》（作者：张文直、薛养玉）受到表扬。198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日报社联合开办新闻干部训练班，至1983年7月共办3期，培训学员164人。7月，《陕西日报》总编辑何微调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2年2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调整了陕西日报领导班子，任命朗可为《陕西日报》代理总编辑，李迢、章彬、刘振洲、许永康、张光为副总编辑。
何微先生“移师”武汉珞珈山后
1984年何微以近七旬高龄受聘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之职。
薛养玉《夕阳无限好——忆何微同志与新闻学期刊》：“当时我们真的为他担心，这个瘦弱的有点佝偻的老人经受得住珞珈山上的酷暑寒霜吗？谁曾想到他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而且进入了他在新闻学术研究上成果累累的黄金时代。每年寒暑假，他都回西安的家。见到我们时总是神采奕奕，谈兴极浓，最热衷的话题是新闻改革、新闻学术界和新闻教育动态等，常常是一发而不可收。从他的神情上，你觉察不到明显的年岁的痕迹。看来我们先前对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了，也许只有高度痴迷于做学问的哲人才有如此魅力四射的生存状态。1988年我接手主编《新闻知识》（新闻学术期刊·陕西日报社主办），我们的接触更多了。令人感动的是，他对这个刊物表现出极深的关怀，常常是一有新闻（学术）新作就寄来，当然我们也根据需要向他约稿。时年冬，我们约他为刊物的‘新年笔会’撰文，他早早于11月17日随信把稿件寄来。题目是《说长道短话改革》，约1500字。和往常一样，稿面整洁，字一个一个端端正正的蹲在格子里，无处不闪烁着严谨的治学精神。信中说‘文中一些提法，与北京较有权威的人士讨论过，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新闻知识》如何处理，有你和几位老同志，你们有权对文章动手术……’这里更看出何微同志的文品、人品，即使一篇千字文，也不草率出手。文章紧扣当时新闻改革实际，每一个观点、论断，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在与他人的切磋中提炼的。他总是这样切切不忘为刊物负责、为读者负责。同时又无意强加于人，不以权威自居，谦诚有加。不只这一例，他的治学严谨负责的精神是以一贯之的。我还保存着1990年12月8日他的来信。内写：‘答应写稿事，初稿完成，仍须细细加工，只好明年初送你审核，望谅！’‘细细加工’四字，正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留给后辈学子的宝贵遗产。《新闻知识》在何微关爱下，他在武汉大学所指导的研究生如刘惠文、车英等都成了《新闻知识》的重要作者，不时赐以佳作。同时，他还不时地推荐新人新作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有据可查的，是1989年9月18日随函推荐张海华的论文一事。”
薛养玉回顾收到张海华《文学不是新闻》一文，易题《新闻文学化——一个危险的信号》刊发于11期后，当月8日何微来信说：“……标题经你们修改后很切内容，亦使问题醒目，感谢感谢。”薛养玉说：“现在展读何微同志的宝函，仍激动不已。……深长思之，这是出自学界巨人义薄云天的襟怀，是捍卫党的新闻事业拳拳之心的自然流露”。
薛养玉还话及1989年开设“总编辑角色谈”专栏，请回家过寒假的何微先生撰稿的情形：“他一下子推开椅子站起来，来了劲儿，嗓门也高了：‘好哇，这不只会大大提高你们《新闻知识》的知名度，在新闻学和新闻教程还没有专门研究总编辑这一章，你们带头做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功德无量啊。’他还结合中西新闻界实际，谈了不少（总编辑角色话题），对我很有启发，也使我得以顺畅地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写出《为新辟专栏‘总编辑角色’谈》告读者。……大约是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也就是他返武汉的前夕，他的一篇题为《总编辑的品质与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完成了。他兴奋地说：‘这个假期就干了这，是你们叫我没白过。’这篇作品刊发在1989年《新闻知识》第4期上，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探索总编辑学规律的经典经之作。……（总编辑角色谈的）讨论先后持续”。
薛养玉说：“何微同志是我心目中一座山。”
对我而言，何微先生则是一座雄伟而气势不凡的西岳。《“西北何”的生命之塔——记何微先生》，加上《“最是江海砥柱石，风劈浪击也昂首”——何微先生在陕西日报总编辑位上》，并不能涵盖这山的崔巍与莫测。
本文用述而不作法，实录何微先生在陕西日报社的作为，收尾特吟《忆师》诗：
乱世快意抡斧头，
好人受伤万家愁。
“老虎事件”不为奇，
“文字狱”兴能断首。
棉里裹针求大治，
忙里醉饮也春秋。
八十三载无字书，
细嚼慢咽品着读。
后记：本文写于2014年8月11日，应薛耀晗编纂《陕西报刊领军人物》一书之邀而作。
（作者系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刊审读员，陕西省传播学会专家）
何微1916年7月23日生于山西省祁县一个中医世家。他从1937年10月投身报业、1939年延安抗大毕业后担任过新华社晋冀豫分社和山西、北京、江苏等分社社长、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陕西日报》总编辑、陕西社会科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等，经历丰富多彩。而《陕西日报》前身是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附近的几个窑洞里创刊的《边区群众报》，1948年1月10日，在绥德县霍家坪更名为《群众日报》，刊号《边区群众报》衔接，报头都是毛泽东题写的。1954年10月16日起，报纸更名《陕西日报》，成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另列期号。何微到陕西日报社走马上任，恰逢“文化大革命”末期到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初期，千头万绪，提纲挈领述说不易。我虽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却不知道陕西日报社在那场“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真情实况，而如今该报社的髦耋报人已屈指可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由《陕西报刊史·大事记》有关《陕西日报》的条目，适当插入陕西日报社的知情老报人忆当年，也许可以较为准确而清晰地看出何微当时掌舵的特殊时代背景及其艰难步履。
何微先生上任前的陕西日报社
那是一个当今青少年发挥想象力也难以描绘的疯狂岁月。要说治，先得交待陕西日报社当年的乱。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掌实权的主任胡炜，对《陕西日报》的历史作了错误的“两个估计”，认为在组织路线上，“旧《陕西日报》是在国民党的四个特务报纸的基础上成立的”（指西安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了国民党的《西北文化日报》《建国日报》《西京日报》等几家报社的部分人员及一些印刷设备——编纂者注），长时期被“一伙叛徒”控制，他诬蔑报社职工多是“叛徒、特务和反动文人”；在政治路线上“旧《陕西日报》是举白旗的，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工具”。
据《陕西报刊史·大事记》载， 1966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合派出以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李一松为首的文化工作队，进驻陕西日报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李一松被任命为《陕西日报》代总编辑。原总编辑丁济沧被不公正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陕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8月25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借口《陕西日报》在8月25日四版印有毛泽东主席像背后的版面上印有“纸老虎”字样（实际上是三版的标题《毛主席笑谈纸老虎》，拿起报纸对着阳光才可透出），无限上纲，第一次聚众冲进报社。工作队以声讨“反革命”活动，印发大量传单；后又在“造反派 ”压力下，给予公开平反。8月至10月原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副总编辑葛静波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梁山，先后被增补为《陕西日报》副总编辑。1967年1月1日 《陕西日报》被西安地区的“造反派”查封。2月21日改出以新华社电讯为主的《新闻电讯》。同日，社会上两大派争夺《陕西日报》阵地，陕西省军区奉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指示，对陕西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4月17日解除军管）。期间，省军区独立师副参谋长李文彭任第一任陕西日报社军管组副组长（组长缺）。从1968年1月起，第二任军管组由陕西省军区、21军、兰空、总后西安办事处组成的省支“左”委员会任命，组长王长明，副组长王森才、邹振邦，直到1975年8月撤离。5月1日《陕西日报》停刊后曾以“陕西日报革命职工”名义出版《新闻电讯》，至1968年2月28日，共304期终刊。
1968年3月1日，停刊一年零两个月的《陕西日报》复刊。4月17日，陕西日报社成立“革命委员会”与报社军管组并存。4月28日《陕西日报》发表了军管组写的《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的社论，造成严重后果。6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陕西日报社在军管组指使下，先后“揪出”近50%的编辑、记者和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关入“牛棚”的48人。10月5日，在军管组指使下，陕西日报社分两批将报社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第一批61名，1968年12月下放到永寿县；第二批79名，1969年12月分别下放到石泉、西乡两县。两批共下放140名。其中绝大多数是编辑部人员，占原陕西日报社编辑、记者总人数的70%以上。1969年6月，陕西日报社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工作。有94名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6名党员以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不正确”，被给予各种党纪处分。同时，吸收了9名新党员。9月，陕西省新闻图片社成立；1978年，该社划归陕西日报社领导。陕西日报社军管组下令销毁了资料室库藏17年的3000册合订新闻剪报资料，还销毁了一批抗战时期各解放区的报纸合订本。
1970年7月20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原军管会基础上，《陕西日报》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王长明任革委会主任，王森才、邹振邦、李迢、刘杰世任副主任。1971年2月，陕西日报社正式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履行党组职权。由军管组正组长王长明任组长、副组长王森才为副组长。报社党组织停止活动已有4年之久。1973年3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中共陕西日报社委员会成立，王长明任党委书记，王森才、邹振帮、李迢任副书记。夏秋之交 《陕西日报》原址东大街334号内东院印刷厂因工人张治亮不慎引发火灾烧毁了工厂印报车间，张治亮被依法逮捕。1974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增任何微为陕西日报社党委副书记。3月至6月 《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20多篇以石鲁为对象的“批黑画”的文章，“反击文艺黑线回潮”“批黑画”的宣传规模居全国报刊前茅。5月至12月，《陕西日报》和《西安日报》突出宣传“批林批孔”。批判“克己复礼”和“周公”，“痛击右倾复辟逆流”。1975年6月，“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军管组控制的《陕西日报》又大肆宣传起“痛击右倾翻案妖风”。 何微先生到陕西日报社上任后
文化大革命初，何微先生任陕西省人民医院“四清”工作队队长，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挨批。“解放干部”时，何微又成为陕西省卫生局的官员，并兼省人民医院代理院长。1973年，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偶然发觉老报人何微“隐藏”在卫生部门，说：“何微是中国的名记者，‘三结合’怎么结合进了省革委会卫生组？牛头不对马嘴，瞎胡闹！”然而，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革”中当省级党报一把手，无异于在烧红炭火上当“羊肉串”烤。
《陕西日报》作为全省有名的“文革重灾户”，同样盛行“假、大、空”报道（即假新闻，篇幅长，空洞无物）的积弊，何微要逐步恢复党报在人民中的声誉又谈何容易？
薛养玉在《夕阳无限好——忆何微同志与新闻学期刊》：“劫难后的陕西日报社，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乱哄哄的。要调顺这样一个摊子，对谁都不会是轻松的，要出报，要落实政策，事无巨细都全找到他头上来的，他是生活在矛盾的漩涡之中，一天到晚忙得陀螺似的。我们多次用膳后，见到他到报社食堂，买一个冷馍和半截葱，一顿饭就这么凑合。为稿件的事情，我们到何微办公室去，见他总是烟一根接着一根，又见到他办公一隅的竹筐里，横竖卧着几十个西凤酒的空瓶子。显然，他的工作强度太大了，在用烟酒来缓解总也摆脱不掉的疲劳和紧张。”
陈布南《何微新闻人生路》：“1974年，何老回到他半生效力和热爱的新闻岗位，重新踏上新闻人生之路。虽然他年近花甲，仍精神焕发，精力充沛，日夜勤劳，努力工作。”
据《陕西报刊史·大事记》载，1975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何微任陕西日报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刘振洲、李迢任副书记、副主任。1976年4月，在“天安门事件”影响下，《陕西日报》报道了压制西安群众在钟楼悼念周总理的活动。6月，陕西日报社落实政策，决定第一批调回下放干部19名。至1980年9月，对96起案件复查完毕，除3人外，其余得到了平反改正。7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给华国锋写信，请求给《陕西日报》题写报头。7月29日，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和省委书记萧纯把华国锋题字的手迹交给了《陕西日报》党委负责人。7月31日，《陕西日报》启用华国锋题写的“陕西日报”报头。1978年10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了省、市新闻出版系统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新闻出版事业罪行大会。20日，《陕西日报》发表了长篇“本报评论员”文章，题为《坚守新闻阵地，当好党的喉舌》。12月7日，中共陕西日报社委员会开始拨乱反正，首先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丁济沧等44名同志平反，随后直至1980年9月4日，先后落实政策96人。100多名下放干部陆续回报社作了妥善安排。
插叙一
陈布南《何微新闻人生路》：“‘四人帮’覆灭后，开始全面拨乱反正。《陕西日报》机关作为‘知识分子成堆’和灾情较重的单位，何老一方面遵照党的要求，尽快地把党的干部政策落到实处。按他的话说，就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将‘文革’中分批下放的干部，只要愿意回来的，通通请回来；把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人和事，逐一进行复查，对其中的冤假错案，坚决改正和平反，决不留尾巴。以此为契机，团结编委一班人带领全体职工，不断改进日常采编和经营管理，把报纸办好。”
插叙二
刘文斌《关心同志、爱护干部的典范——缅怀何微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中的实事求是精神》：“1976年到1978年，他重点抓了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被立案审查、遭受政治迫害的40多名同志的平反工作。从1978年底开始，他又集中时间精力，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的同志进行复查改正工作。”
插叙三
薛养玉《夕阳无限好——忆何微同志与新闻学期刊》：“那场践踏文化的‘革命’风暴中，新闻理论几濒绝地，以致放晴后的几年间，‘新闻无学’ 的幽魂四处游荡，在星罗棋布的新华书店里难得找到一本新闻学书。就在这样一个寒气未消的时节，一个以研究新闻基础理论和新闻应用理论为主的大型新闻学术性期刊《新闻研究》，在时任《陕西日报》总编的何微同志的策划下，于1980年6月面世。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就像旷野里冒出的一蓬娇艳的迎春花，立即引起新闻界一片惊呼欢叫，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纷纷来信祝贺这 个‘文革’后全国第一家新闻学术刊物的诞生。陕西籍著名摄影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来信说：‘我为我们陕西省能有这样争创高水平新闻学术刊物而吃惊和高兴。’就当时何微的处境，能办出这个刊物实在够难为他的……《新闻研究》就是在何微负重如山的压力下，又以开山般的非凡毅力双手送出的；而且在组稿策划、修改稿件等每一个环节上，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个人如果不是对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有深邃的认识和发自内心的纯情能办得到吗？这表现了一个忠诚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在极其困难中坚持理论研究的悲壮之情。《新闻研究》先后出刊17期，在何微调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不久停刊了。但它在开创新时期新闻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历史功勋永不可殁。”
插叙四
陈布南《何微新闻人生路》：“1980年，（他）先后参与发起召开了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创办陕西省新闻研究所、出版16开大型新闻学术季刊《新闻研究》。这些都是在全国新闻界开先河的举措……到1984年底，《新闻研究》先后共出17期，约200万字。在《面向未来改革新闻教育》一文中，他呼吁‘新闻教育改革要有紧迫感，要有一股锐气，要具有敢于超越的精神，面向21世纪培养适应未来的合格人才；要根据时代特点，增加诸如新闻信息学、微电子新闻学等一系列课程。……若由‘电脑盲’来主持新闻工作，非乱套不可！’今天这些预见早已变为现实。他撰写的15万字的《新闻科学纲要》教材外，还有组织编写500万字、填补学科空白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加上言论、新闻、通讯、散文等各种作品合起来超过1000万字。” 插叙五
据《陕西报刊史·大事记》载，1979年2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批准《陕西日报》编委会成立，宣布撤销“革委会”。任命何微任总编辑，李迢、章彬、刘振洲、许永康为副总编辑。9月，《陕西日报》的副刊“文艺评论”开始创办，为地方报纸中出现最早的文艺评论专栏。12月25日，《陕西日报》发表的《他年初立了军令状，年终得了双份酬》（作者：王治学、安升先、陈征）获全国好新闻奖。在1980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陕西日报》11月12日发表的通讯《桃园血鉴》（作者：张文直、薛养玉）受到表扬。198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日报社联合开办新闻干部训练班，至1983年7月共办3期，培训学员164人。7月，《陕西日报》总编辑何微调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2年2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调整了陕西日报领导班子，任命朗可为《陕西日报》代理总编辑，李迢、章彬、刘振洲、许永康、张光为副总编辑。
何微先生“移师”武汉珞珈山后
1984年何微以近七旬高龄受聘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之职。
薛养玉《夕阳无限好——忆何微同志与新闻学期刊》：“当时我们真的为他担心，这个瘦弱的有点佝偻的老人经受得住珞珈山上的酷暑寒霜吗？谁曾想到他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而且进入了他在新闻学术研究上成果累累的黄金时代。每年寒暑假，他都回西安的家。见到我们时总是神采奕奕，谈兴极浓，最热衷的话题是新闻改革、新闻学术界和新闻教育动态等，常常是一发而不可收。从他的神情上，你觉察不到明显的年岁的痕迹。看来我们先前对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了，也许只有高度痴迷于做学问的哲人才有如此魅力四射的生存状态。1988年我接手主编《新闻知识》（新闻学术期刊·陕西日报社主办），我们的接触更多了。令人感动的是，他对这个刊物表现出极深的关怀，常常是一有新闻（学术）新作就寄来，当然我们也根据需要向他约稿。时年冬，我们约他为刊物的‘新年笔会’撰文，他早早于11月17日随信把稿件寄来。题目是《说长道短话改革》，约1500字。和往常一样，稿面整洁，字一个一个端端正正的蹲在格子里，无处不闪烁着严谨的治学精神。信中说‘文中一些提法，与北京较有权威的人士讨论过，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新闻知识》如何处理，有你和几位老同志，你们有权对文章动手术……’这里更看出何微同志的文品、人品，即使一篇千字文，也不草率出手。文章紧扣当时新闻改革实际，每一个观点、论断，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在与他人的切磋中提炼的。他总是这样切切不忘为刊物负责、为读者负责。同时又无意强加于人，不以权威自居，谦诚有加。不只这一例，他的治学严谨负责的精神是以一贯之的。我还保存着1990年12月8日他的来信。内写：‘答应写稿事，初稿完成，仍须细细加工，只好明年初送你审核，望谅！’‘细细加工’四字，正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留给后辈学子的宝贵遗产。《新闻知识》在何微关爱下，他在武汉大学所指导的研究生如刘惠文、车英等都成了《新闻知识》的重要作者，不时赐以佳作。同时，他还不时地推荐新人新作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有据可查的，是1989年9月18日随函推荐张海华的论文一事。”
薛养玉回顾收到张海华《文学不是新闻》一文，易题《新闻文学化——一个危险的信号》刊发于11期后，当月8日何微来信说：“……标题经你们修改后很切内容，亦使问题醒目，感谢感谢。”薛养玉说：“现在展读何微同志的宝函，仍激动不已。……深长思之，这是出自学界巨人义薄云天的襟怀，是捍卫党的新闻事业拳拳之心的自然流露”。
薛养玉还话及1989年开设“总编辑角色谈”专栏，请回家过寒假的何微先生撰稿的情形：“他一下子推开椅子站起来，来了劲儿，嗓门也高了：‘好哇，这不只会大大提高你们《新闻知识》的知名度，在新闻学和新闻教程还没有专门研究总编辑这一章，你们带头做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功德无量啊。’他还结合中西新闻界实际，谈了不少（总编辑角色话题），对我很有启发，也使我得以顺畅地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写出《为新辟专栏‘总编辑角色’谈》告读者。……大约是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也就是他返武汉的前夕，他的一篇题为《总编辑的品质与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完成了。他兴奋地说：‘这个假期就干了这，是你们叫我没白过。’这篇作品刊发在1989年《新闻知识》第4期上，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探索总编辑学规律的经典经之作。……（总编辑角色谈的）讨论先后持续”。
薛养玉说：“何微同志是我心目中一座山。”
对我而言，何微先生则是一座雄伟而气势不凡的西岳。《“西北何”的生命之塔——记何微先生》，加上《“最是江海砥柱石，风劈浪击也昂首”——何微先生在陕西日报总编辑位上》，并不能涵盖这山的崔巍与莫测。
本文用述而不作法，实录何微先生在陕西日报社的作为，收尾特吟《忆师》诗：
乱世快意抡斧头，
好人受伤万家愁。
“老虎事件”不为奇，
“文字狱”兴能断首。
棉里裹针求大治，
忙里醉饮也春秋。
八十三载无字书，
细嚼慢咽品着读。
后记：本文写于2014年8月11日，应薛耀晗编纂《陕西报刊领军人物》一书之邀而作。
（作者系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刊审读员，陕西省传播学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