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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萍 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前主任、教授，兼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长期从事中美文化传播研究。
李金铨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历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是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创始会长。
张 萱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担任访问学者。
张萱（以下简称“张”）：很感谢两位教授接受我的访谈，令狐萍教授是著名少数族裔研究专家，而李金铨教授是著名传播学者，两位老师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一定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二位教授认为美国主流媒介中对于华裔或涉华新闻的信息比重如何？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令狐萍（以下简称“令狐”）：因为中国经济起飞和国家的发展，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华裔，对中国的报道比原来要多一些了，每天的新闻报纸、电台，没有哪一天不涉及上述三个元素。当然华裔本身也很活跃，比如通过参政等形式，使其曝光度比以前要多很多。其实，除却参政之外，华裔在各个方面都很活跃，譬如在政界比较出名的人物就是骆家辉，他曾是商务部长，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除了他之外，其他一些华裔文艺界人士的曝光度也比以前要多很多。
李金铨（以下简称“李”）：我个人认为，其实美国的主流报纸对华裔的报道整体来说不算多，主要集中于东西两岸华人聚居的城市。华裔目前在美国社会毕竟还是一个不太显著的群体，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至于对涉华的新闻，还是以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主轴，这个没有太多的改变。
张：那么美国主流媒介对于华裔新闻报道最明显的变化特征又是什么呢？
令狐：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关于亚裔的新闻报道比重总体上升，美国社会对亚洲人、中国人也开始另眼相看。
李：坦率地说，我很久没有看这些报纸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我的直觉认为，应该改变不是太大吧。重要的是华裔媒介对美国的报道如何改变，而不是美国主流媒介对华裔的报道如何改变。华裔的政治势力目前还是微不足道的。
张：我们知道，在美国地区，有许多华裔人士主办的华文报纸，如《星岛日报》《中华经济时报》《华美日报》《明报》等等，甚至只要有华人的城市，就有华裔的报纸，随着华人移民的有增无减，它们自身也呈现出竞争激烈的景象。就两位教授个人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这些报纸在美国主流新闻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它们是否会因为华裔关注度的提升而进入到美国的主流媒介呢？
李：我们知道，早年美国的华裔媒介是“国共内战”在海外舆论场的延伸，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逐渐形成了共识，即华裔媒介必须照顾到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基本利益，使华裔了解如何在美国的体制下与其他族裔竞争资源、保护权益。因此，国共斗争的味道逐渐淡化。坦白说，不能高估华文报纸的地位，它仍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RobertE. Park在1922年写了一本书叫TheImmigrantPressandItsControl，分析移民报纸在“美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一般来说，移民报纸凝聚族群的向心力，既排斥又促进族裔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是一种双重的辩证角色。这个视野也许还可以参考，以观察华裔媒体的地位。华文报纸销路其实有限。你提到了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明报》，却漏掉了台湾的《世界日报》。至于其他报纸都是微不足道的。总之，美国的主流媒介当然是以英文为主，族裔媒介只是陪衬，而华裔人数少，华裔媒介的影响力更小。这个影响力仅至于第一代新移民，等到他们的第二代都美国化了，根本与华裔媒介无关。你提出的问题显示，大中华地区对华裔媒介的想象，超出美国主流社会对它的青睐。
令狐：我与李教授的看法相似，事实上，华人报纸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影响不大，基本上它的对象还是以华人为主。主流媒体依然是英文报刊，这和语言是有关系的，因为华人报纸是中文的，所以进入主流媒体的机会还很有限。值得一提的是，其实美国媒体中的轰动新闻比较多，比如枪杀案等危言耸听的新闻。因此，涉及华人的新闻形象，也同样不免如此。这种媒介形象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形象。所以，只要大家都了解美国媒介的这种传播规律，自然就不太会认为这是美国民众对华裔或是其他民族、国家形象的唯一判断。
张：两位老师将问题带入到了华人在国际传播视野中的形象这一热门话题，令狐萍教授曾将百年来华裔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分为“东方神话”“苦力与妓女”“模范少数族裔”与“空中飞人”四个阶段，尤其是“模范少数族裔”反映了在“二战”中，中国成为美国同盟国之后，华裔形象在美国人眼里所发生的实质性改观，可以说是华裔形象在美国文化传播中的历史性转折。不知您是否认为，这四个阶段是否也可以反映华人在美国媒介中的形象变迁？
李：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不敢随便置喙。以我个人的认识而言，美国的华裔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专业人士的中上阶层，一个是底层劳工，中间没有联系的脐带。早期华裔是从香港、台湾去的，最近二十年，大陆去的越来越多了，内部应该有实质的改变。美国的媒介怎么看华裔？这个问题我不好说，因为必须要做实证研究。
令狐：可以这样说。譬如，在“二战”以前，美国社会对华人社会的整体印象比较负面，“二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华人在教育、就业方面成果比较显著，媒体宣传报道也多了起来，所以比较正面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其中，“模范少数族裔”就是美国主流媒体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它也反映了学术界所认为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这一方面展现了华裔的正面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主流媒体用亚裔与非裔、西班牙裔来做的一个对比。这样一来，主流社会就会认为：同样是少数族裔，为什么亚裔能做到的事情，非裔、西班牙裔却做不到呢？甚至用这一点来作为判断标准。
而且我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在美国华裔当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的“文化社区理论”就认为，现在美国的华裔和美国社会是同步的。从他们的居住状况来讲，中产阶级、精英大多数都住在郊区，这部分阶层的华人与美国的白人社会融合，已经不像过去唐人街这类的集中地点。所以用地理区域来看华人社会，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唐人街”了，当然老的“唐人街”现在也还是有的。 所以，从表面上看，很难发现这样一个华人聚居的地理区域，但深入研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华人又会聚集在华人学校、华人教会等地，进而形成一个很大的华人中心。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来者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氛围，这是一种中国的社区形态，也就是一种Socialnetwork（社区网络）。只是这个社区又不像过去华人街的店铺这种中国色彩的东西那么具体，所以我用“文化”来做华人社会的界定。这样说来，文化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作用，也可以说起到了一个社区的桥梁、社区的构架作用。
张：在这里，我非常愿意和二位教授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2013年夏天，我在捷克的工业城市皮尔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当地的夜晚，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仅有两三家开门营业的，却是华商店铺，但这些华人都不会说中国话。这看起来很矛盾：一方面，它们拥有华人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丧失了作为华人的基本特征：语言。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您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
令狐：其实，不光是在捷克，我想，普遍的华人第二代、第三代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要在当地生存就要融合在其中，就必须要运用当地的语言，所以他们逐渐就会和自己的母语产生一定的隔阂。虽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实际上他们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很可能与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更加同化。总体上来说，其实在海外华人中都存在这种现象。海外华人的第二、第三代，或者更往后，一代代与母国文化的隔阂程度是越来越大，所以，他们自身就会很努力学习华文，尽量来缩小这种差距。比如说，现在中国经济起飞，第二代华人也认为很有必要让自己的子女学习中文，将来可以增加他们在中国的就业、创业等其他的机会，所以也会有意识地教导他们的子女学习中文。
李：这里提到了张萱自己的经验，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礼失求诸野”啊。华裔到了别的国家，把那些精神原原本本带过去，而且世代相传都保持住了。我们在海外华裔身上看到一些好的精神（如勤俭、重视家庭和子女教育），也看到一些坏的习惯（如窝里斗）。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你在马来西亚、印尼和美国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特意保存得比在母国好，有的特征可能在母社会甚至已经式微或改变了。
张：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刚才精彩的对谈，请容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在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有一个“传播涵化”的概念，这是对20世纪70年代朝鲜居民移民美国芝加哥之后的一种现象研究，即朝鲜人到了美国经历了几代人的磨合之后，一部分朝鲜人被“美国化”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与他们住在一起的美国人被“朝鲜化”了，我认为，这一问题在华人社群中也有出现，在这个“涵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在一个新媒体泛滥的时代里，华人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精神特征？
令狐：你说得没错，他们确实会互相影响。在海外华裔中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人被中国文化影响了。譬如美国人吃中餐很普遍，用筷子也很熟练，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吃中餐越来越流行、普及。这反映了它们对中国文化比之前要了解，没有过去那么无知了，但是要说达到“中国化”这个程度，我看还没有。所以说，想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靠自己努力。因为在国外没有这种文化氛围，毕竟一个国家的本国文化是主体文化，是大气候。比如，要在一个英语的国度中讲中国话，那就比较困难。因此总体来讲，在外国文化这个大环境里保持母国文化，确实比较艰难。而且，在新媒体环境中，新的媒体如互联网、智能手机网络可能会让这种“涵化”更加容易，基于此，要想保持自己母国文化的特性，个人还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李：“传播涵化”是GeorgeGerbn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电视媒介如何对受众灌输整体性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不是因为华裔而起的。少数族裔在美国要生存，想发展，首先要认定自己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而不是美裔华人（AmericanChinese）。他们是美国人，然后行有余力，再求保存中华文化的某些特征与传统。否则，本末倒置，想在美国做“中国人”，做不好美国人，也做不好中国人，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犹太人在美国社会这么成功，因为犹太族裔在美国社会各方面出人头地，影响力无与伦比。我的子女在美国成长的过程中，我常告诉他们，如果人家认为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应该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有两种文化的熏陶，他们从来没有认同危机。这种熏陶也应该是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在不同的文化土壤若硬用填鸭式的方法灌输中国传统，只会让第二代更加远离中华文化。
（本文经令狐萍教授、李金铨教授本人审阅。）
作者单位：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责任编辑郎静）
李金铨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历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是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创始会长。
张 萱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担任访问学者。
张萱（以下简称“张”）：很感谢两位教授接受我的访谈，令狐萍教授是著名少数族裔研究专家，而李金铨教授是著名传播学者，两位老师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一定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二位教授认为美国主流媒介中对于华裔或涉华新闻的信息比重如何？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令狐萍（以下简称“令狐”）：因为中国经济起飞和国家的发展，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华裔，对中国的报道比原来要多一些了，每天的新闻报纸、电台，没有哪一天不涉及上述三个元素。当然华裔本身也很活跃，比如通过参政等形式，使其曝光度比以前要多很多。其实，除却参政之外，华裔在各个方面都很活跃，譬如在政界比较出名的人物就是骆家辉，他曾是商务部长，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除了他之外，其他一些华裔文艺界人士的曝光度也比以前要多很多。
李金铨（以下简称“李”）：我个人认为，其实美国的主流报纸对华裔的报道整体来说不算多，主要集中于东西两岸华人聚居的城市。华裔目前在美国社会毕竟还是一个不太显著的群体，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至于对涉华的新闻，还是以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主轴，这个没有太多的改变。
张：那么美国主流媒介对于华裔新闻报道最明显的变化特征又是什么呢？
令狐：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关于亚裔的新闻报道比重总体上升，美国社会对亚洲人、中国人也开始另眼相看。
李：坦率地说，我很久没有看这些报纸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我的直觉认为，应该改变不是太大吧。重要的是华裔媒介对美国的报道如何改变，而不是美国主流媒介对华裔的报道如何改变。华裔的政治势力目前还是微不足道的。
张：我们知道，在美国地区，有许多华裔人士主办的华文报纸，如《星岛日报》《中华经济时报》《华美日报》《明报》等等，甚至只要有华人的城市，就有华裔的报纸，随着华人移民的有增无减，它们自身也呈现出竞争激烈的景象。就两位教授个人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这些报纸在美国主流新闻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它们是否会因为华裔关注度的提升而进入到美国的主流媒介呢？
李：我们知道，早年美国的华裔媒介是“国共内战”在海外舆论场的延伸，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逐渐形成了共识，即华裔媒介必须照顾到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基本利益，使华裔了解如何在美国的体制下与其他族裔竞争资源、保护权益。因此，国共斗争的味道逐渐淡化。坦白说，不能高估华文报纸的地位，它仍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RobertE. Park在1922年写了一本书叫TheImmigrantPressandItsControl，分析移民报纸在“美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一般来说，移民报纸凝聚族群的向心力，既排斥又促进族裔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是一种双重的辩证角色。这个视野也许还可以参考，以观察华裔媒体的地位。华文报纸销路其实有限。你提到了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明报》，却漏掉了台湾的《世界日报》。至于其他报纸都是微不足道的。总之，美国的主流媒介当然是以英文为主，族裔媒介只是陪衬，而华裔人数少，华裔媒介的影响力更小。这个影响力仅至于第一代新移民，等到他们的第二代都美国化了，根本与华裔媒介无关。你提出的问题显示，大中华地区对华裔媒介的想象，超出美国主流社会对它的青睐。
令狐：我与李教授的看法相似，事实上，华人报纸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影响不大，基本上它的对象还是以华人为主。主流媒体依然是英文报刊，这和语言是有关系的，因为华人报纸是中文的，所以进入主流媒体的机会还很有限。值得一提的是，其实美国媒体中的轰动新闻比较多，比如枪杀案等危言耸听的新闻。因此，涉及华人的新闻形象，也同样不免如此。这种媒介形象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形象。所以，只要大家都了解美国媒介的这种传播规律，自然就不太会认为这是美国民众对华裔或是其他民族、国家形象的唯一判断。
张：两位老师将问题带入到了华人在国际传播视野中的形象这一热门话题，令狐萍教授曾将百年来华裔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分为“东方神话”“苦力与妓女”“模范少数族裔”与“空中飞人”四个阶段，尤其是“模范少数族裔”反映了在“二战”中，中国成为美国同盟国之后，华裔形象在美国人眼里所发生的实质性改观，可以说是华裔形象在美国文化传播中的历史性转折。不知您是否认为，这四个阶段是否也可以反映华人在美国媒介中的形象变迁？
李：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不敢随便置喙。以我个人的认识而言，美国的华裔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专业人士的中上阶层，一个是底层劳工，中间没有联系的脐带。早期华裔是从香港、台湾去的，最近二十年，大陆去的越来越多了，内部应该有实质的改变。美国的媒介怎么看华裔？这个问题我不好说，因为必须要做实证研究。
令狐：可以这样说。譬如，在“二战”以前，美国社会对华人社会的整体印象比较负面，“二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华人在教育、就业方面成果比较显著，媒体宣传报道也多了起来，所以比较正面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其中，“模范少数族裔”就是美国主流媒体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它也反映了学术界所认为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这一方面展现了华裔的正面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主流媒体用亚裔与非裔、西班牙裔来做的一个对比。这样一来，主流社会就会认为：同样是少数族裔，为什么亚裔能做到的事情，非裔、西班牙裔却做不到呢？甚至用这一点来作为判断标准。
而且我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在美国华裔当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的“文化社区理论”就认为，现在美国的华裔和美国社会是同步的。从他们的居住状况来讲，中产阶级、精英大多数都住在郊区，这部分阶层的华人与美国的白人社会融合，已经不像过去唐人街这类的集中地点。所以用地理区域来看华人社会，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唐人街”了，当然老的“唐人街”现在也还是有的。 所以，从表面上看，很难发现这样一个华人聚居的地理区域，但深入研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华人又会聚集在华人学校、华人教会等地，进而形成一个很大的华人中心。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来者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氛围，这是一种中国的社区形态，也就是一种Socialnetwork（社区网络）。只是这个社区又不像过去华人街的店铺这种中国色彩的东西那么具体，所以我用“文化”来做华人社会的界定。这样说来，文化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作用，也可以说起到了一个社区的桥梁、社区的构架作用。
张：在这里，我非常愿意和二位教授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2013年夏天，我在捷克的工业城市皮尔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当地的夜晚，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仅有两三家开门营业的，却是华商店铺，但这些华人都不会说中国话。这看起来很矛盾：一方面，它们拥有华人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丧失了作为华人的基本特征：语言。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您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
令狐：其实，不光是在捷克，我想，普遍的华人第二代、第三代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要在当地生存就要融合在其中，就必须要运用当地的语言，所以他们逐渐就会和自己的母语产生一定的隔阂。虽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实际上他们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很可能与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更加同化。总体上来说，其实在海外华人中都存在这种现象。海外华人的第二、第三代，或者更往后，一代代与母国文化的隔阂程度是越来越大，所以，他们自身就会很努力学习华文，尽量来缩小这种差距。比如说，现在中国经济起飞，第二代华人也认为很有必要让自己的子女学习中文，将来可以增加他们在中国的就业、创业等其他的机会，所以也会有意识地教导他们的子女学习中文。
李：这里提到了张萱自己的经验，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礼失求诸野”啊。华裔到了别的国家，把那些精神原原本本带过去，而且世代相传都保持住了。我们在海外华裔身上看到一些好的精神（如勤俭、重视家庭和子女教育），也看到一些坏的习惯（如窝里斗）。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你在马来西亚、印尼和美国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特意保存得比在母国好，有的特征可能在母社会甚至已经式微或改变了。
张：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刚才精彩的对谈，请容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在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有一个“传播涵化”的概念，这是对20世纪70年代朝鲜居民移民美国芝加哥之后的一种现象研究，即朝鲜人到了美国经历了几代人的磨合之后，一部分朝鲜人被“美国化”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与他们住在一起的美国人被“朝鲜化”了，我认为，这一问题在华人社群中也有出现，在这个“涵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在一个新媒体泛滥的时代里，华人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精神特征？
令狐：你说得没错，他们确实会互相影响。在海外华裔中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人被中国文化影响了。譬如美国人吃中餐很普遍，用筷子也很熟练，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吃中餐越来越流行、普及。这反映了它们对中国文化比之前要了解，没有过去那么无知了，但是要说达到“中国化”这个程度，我看还没有。所以说，想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靠自己努力。因为在国外没有这种文化氛围，毕竟一个国家的本国文化是主体文化，是大气候。比如，要在一个英语的国度中讲中国话，那就比较困难。因此总体来讲，在外国文化这个大环境里保持母国文化，确实比较艰难。而且，在新媒体环境中，新的媒体如互联网、智能手机网络可能会让这种“涵化”更加容易，基于此，要想保持自己母国文化的特性，个人还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李：“传播涵化”是GeorgeGerbn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电视媒介如何对受众灌输整体性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不是因为华裔而起的。少数族裔在美国要生存，想发展，首先要认定自己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而不是美裔华人（AmericanChinese）。他们是美国人，然后行有余力，再求保存中华文化的某些特征与传统。否则，本末倒置，想在美国做“中国人”，做不好美国人，也做不好中国人，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犹太人在美国社会这么成功，因为犹太族裔在美国社会各方面出人头地，影响力无与伦比。我的子女在美国成长的过程中，我常告诉他们，如果人家认为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应该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有两种文化的熏陶，他们从来没有认同危机。这种熏陶也应该是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在不同的文化土壤若硬用填鸭式的方法灌输中国传统，只会让第二代更加远离中华文化。
（本文经令狐萍教授、李金铨教授本人审阅。）
作者单位：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