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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查尔斯·泰勒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主要谈论了现代认同中自我的兴起。自我理解的变化是从许多不同根源获得的，他关注的是哲学宗教中某些重要变化。从柏拉图经奥古斯丁、笛卡尔到洛克”以及从柏拉图经奥古斯丁到蒙田，泰勒向我们展现了两条“自我形成”的线索。“自我形成”的线索自奥古斯丁以后，在横向以及纵向的发展上各有异同。详细比较“分解自我”这条线索中，笛卡尔与洛克的不同点，以及在“分解自我”与“自我探索模式”这两条线索中笛卡尔与蒙田的相同点，从而清晰展现两条“自我形成”线索的发展。
关键词：查尔斯·泰勒；自我；笛卡尔；洛克；蒙田
中图分类号： B56.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3004204
查尔斯·泰勒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对哲学史各时代的差异特征进行了“地形勘测”；其勘测的目的不仅只是给出一個描述，更是为了解决在自我意义上的现代伦理的形成和如何面对当代伦理讨论的问题。泰勒的论证并非以一贯的逻辑学的方法——从“外在——半外在半内在——内在”的公式着手，而是以一种论证更为宽松的、他称之为“地形学”的方式展开。在本书中，他向我们展现了两条关于“自我形成”的线索，如图1所示：
概括而言，笛卡尔与洛克都是在“分解控制自我”这一条线索上，洛克的点状自我是分解控制自我发展到完备极端的模式；而正是由于洛克的极端分解程度，使得他的点状自我成为第三人称的自我，与笛卡尔第一人称的分解控制自我相区别。笛卡尔与蒙田分别处在“分解控制自我”和“自我探索模式”的两条线索上；但他们相同的都是第一人称性质的自我。
一、 洛克的“点状自我”
在详细探讨洛克的点状自我前，我们需要对点状自我的前阶段形式——分解控制自我（由笛卡尔确立）的相关内容做一个介绍，以便我们清楚点状自我是顺着一条什么样的线索被确立下来的。
（一）分解控制自我
“新斯多葛派”对自控模式的重视体现在军事、市政管理等社会各个领域，由此诞生了新的纪律模式（1）。人类主体能够靠方法和有纪律的行动、采取工具性态度操控、改造自己。“分解和理性控制的主体”的现代形象形成。这一主体将世界“客观化” 、自我“中性化”。规范便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设立；形成了反目的论道德并部分地推动了新科学发展，机械论兴起。当分解控制的方式转向主体自身进行自我解释，我们以中性的态度将自己客观化，摆脱了体验世界及自我的常规方式，有了肉体—心灵的二分[1]230。
激进反省使得第一人称经验向客观化非个人模式（第三人称）转变，将分解控制态度归类为奥古斯丁的内在性 [1]183—185，（2）。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体现分解和客观化，另一方面体现某种力量和控制。
然而泰勒认为，“依靠分解和程序理性获取更确定的知识的道路，并非总是可靠的。”[1]233（3）这种自我分解还需要纵深推进。
（二）洛克的推进——点状自我的确立
点状自我是分解和控制性的主体发展到完备形式的表现[1]228。洛克拒绝任何形式的内在观念，遵循培根的科学模式。他从知识和道德两方面表明了他的“拒绝内在性、反目的论”的立场，从而确立了其点状自我。
首先是在知识方面。
与笛卡尔的“异”——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的转变。洛克“反对任何把我们看作本性上趋向真理或与真理一致的观点。”[1]235他要求应考察这些建立在习惯和权威智商上却没有任何理性基础上的传统观念。为了重组世界图景，让理性从权威那里获得自由，他沿着笛卡尔开辟的分解式自我的道路，摧毁和重建，提出了感觉在世界知识中的重要性。
他到达一个更彻底的分解程度，在不接受任何内在原则的立场下，坚持反省直到抵达有关的经验、感觉和反省的特殊观念，触及我们全部的心灵活动。这些特殊观念被认为是无能动性的本质的东西。他的分解的彻底性具体表现在他将心灵客观化、具体化，在原子论的观点指导下，他认为复杂观念由简单观念构成。观念是材料，人的能力操作这些材料，将它们结合、并列、完全分割。在准机械化的联想过程中，原子观念本身获得存在。
“洛克的分解不是第一人称经验的新模式的成果，而是依赖于心灵的客观化理论。”[1]237要把洛克和笛卡尔在“分解自我”这一条线索上加以区分开来，这是决定性的差异。笛卡尔把物质世界仅仅把握为广延性，物质世界包括身体在内；他强调必须把我们身体在内的世界客观化[1]205，但他并没有强调把心灵客观化；而洛克对观念的分解的彻底性以致将心灵也客体化。这就使得他确立了第三人称的点状自我，严格区分于笛卡尔的第一人称的分解式自我。
与笛卡尔的“同”——“分解自我”线索下的自我负责和建构。在关注笛卡尔和洛克的差异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他们异中有同，主要有两点：（1）共同分有自我负责：这种自我负责要求站到权威的对立面，独立地、破除社会惯常信念，“除了你自己形成的知识以外，就没有真正的知识。”[1]238；（2）以现代理性概念为基础，遵循理性思维准则，程序性地构建万物图景；合理性在于思维过程的性质而非思维的实质性内容。
其次是在道德理论方面。
洛克反对把我们看作由本性趋向善的道德理论。他遵循心灵客观化的观点，对传统享乐主义的理论做了改变：他认为“直接推动我们的并非对善即快乐的预期，而是‘不适’”。欲望就是一种因缺乏某种善而唤起的不适。不适与不安的关联推动我们[1]241，（4）。人类必然受其欲望的推动。分解的彻底使得控制随之加强，意志这一种“中止它的任何欲望实现的能力”得到强调，意志即是该控制的体现；它使我们有以更理性和优越的样式关注我们自己的可能性。我们能形成习性，也可以放弃它们，重构它们[1]242。激进的分解开启了自我塑造的前景。洛克在自然法的法则下进行理性目标的重构、自我的塑造。 泰勒总结到，点状自我经过洛克的推进，有了更多内涵，它不仅是秉承笛卡尔的分解控制，现在还持有激进分解态度，以重构的观点对待自己；这种激进态度“把自己认同为客观化和重构的力量”[1]244。于是自我便和力量挂钩。洛克的自我是一个法律人格，是作为法律奖惩的根据，是根据未来的报应为其行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
（三）点状自我的影响
点状自我的巨大力量来自于自我分解和惩戒态度。一方面，新的自我控制和自我重构能力的发展，要求对自我新的分解态度；另一方面，自我在原则上能够被完全分解。洛克在理性自我负责的指导下，将以上两点结合在一起，使理性的自我负责的主体能够破除名不副实的权威，让它们的效用接受试验，能够重构或取代它们[1]248。这里体现的是分解程序理性概念下的自由独立思想，这在以后的现代心理学中（例如弗洛伊德）影响巨大。
二、蒙田的“自我探索模式”
到目前为止，泰勒向我们展现的一条“从柏拉图开始，经由奥古斯丁向内转向，再到笛卡尔开创，洛克强化的新的分解态度”的自我形成线索[1]252。这个线索同时也是对现代自我的构成的一个侧面的描绘。然而从这条线索往回溯，我们发现在奥古斯丁那里发展出了另一条线索——自我探索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对自我探索模式进行描述。
自我探索的形式是另一种在某些方面与分解相对立的激进反省态度。蒙田是这种自我探索模式的代表人物。
（一）蒙田的基本立场
蒙田传统的观点认为“应当恢复与我们每人存在的永恒的、稳固的、不变的核心的联系。”似乎我们在内部唯一能发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本性，然而蒙田体验到的却是可怕的内部不稳定性，人类生活的无常、暂时性、不确定性和有限性。蒙田对自我的描述是“一个存在的，即他本人变化着的实在的轮廓。”[1]255尽管人类生活无常，事物变动不居，蒙田仍然发现了某种内在的平静，认为本性可以再次成为我们的规则，正确的生活就是生活在界限之内，避免超人的精神渴望的傲慢[1]256。蒙田不仅与过度激情保持距离，同时也与过分的道德拉开距离。他抛弃道德传统的超人标准，因为这种标准的根源是傲慢和虚假的自我满足[1]257。他认为，本性把我们从过分和专横的要求中解放出来，这些专横造成并表达了对个人自然存在的轻视和贬值。
蒙田求助对特殊性的领悟来转向内在深度，进行自我考察；这种特殊性自发产生于深层的友谊，产生于朋友间的对话。泰勒强调我们要区分蒙田关注的认同问题和完全现代的认同问题。后者属于后浪漫主义时期，我们将在赫尔德的表现主义中看到。蒙田以另一个侧面推动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我们通过笛卡尔与蒙田的差异对比来勾勒这个侧面特征。
（二）“自我探索”与“分解自我”的异同
与笛卡尔的“异”。蒙田站在自我发现的个人主义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具有强烈个性的反省，一种自我解释，完全的第一人称研究，既不借助第三人称的观察，也不借助科学。我们寻求自知，但我们每人必须发现他或她自己的形式。我们不寻找普遍的本性而是每人寻找各自的存在[1]259—260。其目标和方法都不同于笛卡尔的个人主义，概括说来：蒙田关注不可重复的“差别认同个体”，笛卡尔关注普遍本质主体；蒙田始于对第一人称的自我阐释的批评，笛卡尔始于个人的推理证明；蒙田寻求对自我的需要、渴求欲望的理解，笛卡尔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和可靠性（5）。
需要補充的是，蒙田作为“自我探索”线索的确立者，就这个层次来说，与作为“分解自我”的推进者的洛克也有着区别，即：蒙田强调自我本性的回归，而洛克强调自我习性的塑造。
与笛卡尔的“同”。他们的相同点是就第一人称的性质而言的：都是激进的反省，转向内在的深度，都是第一人称的。
三、结语
洛克“点状自我”与蒙田“自我探索模式”，“是一个被自我探究和个人承诺的分解式理性的能力界定的自我。”[1]299但这个自我只是构成现代认同的一方面。在本书中，泰勒还将转向构成现代认同的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我们这里不作探讨。
前文介绍道，泰勒的思想在于对哲学史各时代的差异特征进行“地形勘测”；其勘测的目的不仅只是给出一个描述，更是为了解决在自我意义上的现代伦理的形成和如何面对当代伦理讨论的问题。就此而言，其地形学的描述区别于历史解释。主要涉及历时性和阐释性的两个问题：（1）是什么导致了现代认同？也就是促成现代认同的条件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西方现代文明的特征陈述。（2）是什么把人们引向新特性？这牵涉到给新的认同提供一个解释，关系到对观念力量的理解。泰勒认为，各个观念和实践[1]292—294相联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现代认同的出现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的实践和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的聚合成果。因此不能脱离实践去思考观念，忽视实践语境的视野以及实践的强大动力，但也不能将“观念——实践”的关系与单向性原因的关系混淆。
注释：
（1）这种纪律模式通过诸如军队、医院、学校、济贫院等一大批机构得以传播。福柯不仅在《监视与惩罚》里对此追溯。我们还尤其可以在其著作《疯颠与文明》第二章“大禁闭”中看到对这一模式的生动刻画：十七世纪禁闭所（巴黎总医院、德国教养院、英国劳动院）的大量产生，使得禁闭作为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纪律的治安手段，疯人的命运从被驱逐流放转变为被禁闭。——参见：[法]福柯：《疯颠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36-58页。
（2）客观化非个人模式这一结果是激进反省即关注第一人称的结果。这种激进反省与奥古斯丁的内在性密切相关。
（3）理由有二：因为：a我们越是想从经验里抽离，我们就越是把自己”更完整地投入到经验中。”b在对某人某事的感受的澄清中，包含着非分解意义的反省和自我意识；我们被情感统治，以体验他人的方式来考虑人或事。（这是介入性的探究，与之相对的即是前面谈到的从感情中分离、去除经验意向性唯独的超然探究）总之，我们摆脱不了经验。
（4）洛克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建立在著名的距离排除行动的机械论原理上。
（5）二者区别见书第260——261页的具体论证。
参考文献：
[1][加]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 韩震，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查尔斯·泰勒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主要谈论了现代认同中自我的兴起。自我理解的变化是从许多不同根源获得的，他关注的是哲学宗教中某些重要变化。从柏拉图经奥古斯丁、笛卡尔到洛克”以及从柏拉图经奥古斯丁到蒙田，泰勒向我们展现了两条“自我形成”的线索。“自我形成”的线索自奥古斯丁以后，在横向以及纵向的发展上各有异同。详细比较“分解自我”这条线索中，笛卡尔与洛克的不同点，以及在“分解自我”与“自我探索模式”这两条线索中笛卡尔与蒙田的相同点，从而清晰展现两条“自我形成”线索的发展。
关键词：查尔斯·泰勒；自我；笛卡尔；洛克；蒙田
中图分类号： B56.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3004204
查尔斯·泰勒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对哲学史各时代的差异特征进行了“地形勘测”；其勘测的目的不仅只是给出一個描述，更是为了解决在自我意义上的现代伦理的形成和如何面对当代伦理讨论的问题。泰勒的论证并非以一贯的逻辑学的方法——从“外在——半外在半内在——内在”的公式着手，而是以一种论证更为宽松的、他称之为“地形学”的方式展开。在本书中，他向我们展现了两条关于“自我形成”的线索，如图1所示：
概括而言，笛卡尔与洛克都是在“分解控制自我”这一条线索上，洛克的点状自我是分解控制自我发展到完备极端的模式；而正是由于洛克的极端分解程度，使得他的点状自我成为第三人称的自我，与笛卡尔第一人称的分解控制自我相区别。笛卡尔与蒙田分别处在“分解控制自我”和“自我探索模式”的两条线索上；但他们相同的都是第一人称性质的自我。
一、 洛克的“点状自我”
在详细探讨洛克的点状自我前，我们需要对点状自我的前阶段形式——分解控制自我（由笛卡尔确立）的相关内容做一个介绍，以便我们清楚点状自我是顺着一条什么样的线索被确立下来的。
（一）分解控制自我
“新斯多葛派”对自控模式的重视体现在军事、市政管理等社会各个领域，由此诞生了新的纪律模式（1）。人类主体能够靠方法和有纪律的行动、采取工具性态度操控、改造自己。“分解和理性控制的主体”的现代形象形成。这一主体将世界“客观化” 、自我“中性化”。规范便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设立；形成了反目的论道德并部分地推动了新科学发展，机械论兴起。当分解控制的方式转向主体自身进行自我解释，我们以中性的态度将自己客观化，摆脱了体验世界及自我的常规方式，有了肉体—心灵的二分[1]230。
激进反省使得第一人称经验向客观化非个人模式（第三人称）转变，将分解控制态度归类为奥古斯丁的内在性 [1]183—185，（2）。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体现分解和客观化，另一方面体现某种力量和控制。
然而泰勒认为，“依靠分解和程序理性获取更确定的知识的道路，并非总是可靠的。”[1]233（3）这种自我分解还需要纵深推进。
（二）洛克的推进——点状自我的确立
点状自我是分解和控制性的主体发展到完备形式的表现[1]228。洛克拒绝任何形式的内在观念，遵循培根的科学模式。他从知识和道德两方面表明了他的“拒绝内在性、反目的论”的立场，从而确立了其点状自我。
首先是在知识方面。
与笛卡尔的“异”——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的转变。洛克“反对任何把我们看作本性上趋向真理或与真理一致的观点。”[1]235他要求应考察这些建立在习惯和权威智商上却没有任何理性基础上的传统观念。为了重组世界图景，让理性从权威那里获得自由，他沿着笛卡尔开辟的分解式自我的道路，摧毁和重建，提出了感觉在世界知识中的重要性。
他到达一个更彻底的分解程度，在不接受任何内在原则的立场下，坚持反省直到抵达有关的经验、感觉和反省的特殊观念，触及我们全部的心灵活动。这些特殊观念被认为是无能动性的本质的东西。他的分解的彻底性具体表现在他将心灵客观化、具体化，在原子论的观点指导下，他认为复杂观念由简单观念构成。观念是材料，人的能力操作这些材料，将它们结合、并列、完全分割。在准机械化的联想过程中，原子观念本身获得存在。
“洛克的分解不是第一人称经验的新模式的成果，而是依赖于心灵的客观化理论。”[1]237要把洛克和笛卡尔在“分解自我”这一条线索上加以区分开来，这是决定性的差异。笛卡尔把物质世界仅仅把握为广延性，物质世界包括身体在内；他强调必须把我们身体在内的世界客观化[1]205，但他并没有强调把心灵客观化；而洛克对观念的分解的彻底性以致将心灵也客体化。这就使得他确立了第三人称的点状自我，严格区分于笛卡尔的第一人称的分解式自我。
与笛卡尔的“同”——“分解自我”线索下的自我负责和建构。在关注笛卡尔和洛克的差异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他们异中有同，主要有两点：（1）共同分有自我负责：这种自我负责要求站到权威的对立面，独立地、破除社会惯常信念，“除了你自己形成的知识以外，就没有真正的知识。”[1]238；（2）以现代理性概念为基础，遵循理性思维准则，程序性地构建万物图景；合理性在于思维过程的性质而非思维的实质性内容。
其次是在道德理论方面。
洛克反对把我们看作由本性趋向善的道德理论。他遵循心灵客观化的观点，对传统享乐主义的理论做了改变：他认为“直接推动我们的并非对善即快乐的预期，而是‘不适’”。欲望就是一种因缺乏某种善而唤起的不适。不适与不安的关联推动我们[1]241，（4）。人类必然受其欲望的推动。分解的彻底使得控制随之加强，意志这一种“中止它的任何欲望实现的能力”得到强调，意志即是该控制的体现；它使我们有以更理性和优越的样式关注我们自己的可能性。我们能形成习性，也可以放弃它们，重构它们[1]242。激进的分解开启了自我塑造的前景。洛克在自然法的法则下进行理性目标的重构、自我的塑造。 泰勒总结到，点状自我经过洛克的推进，有了更多内涵，它不仅是秉承笛卡尔的分解控制，现在还持有激进分解态度，以重构的观点对待自己；这种激进态度“把自己认同为客观化和重构的力量”[1]244。于是自我便和力量挂钩。洛克的自我是一个法律人格，是作为法律奖惩的根据，是根据未来的报应为其行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
（三）点状自我的影响
点状自我的巨大力量来自于自我分解和惩戒态度。一方面，新的自我控制和自我重构能力的发展，要求对自我新的分解态度；另一方面，自我在原则上能够被完全分解。洛克在理性自我负责的指导下，将以上两点结合在一起，使理性的自我负责的主体能够破除名不副实的权威，让它们的效用接受试验，能够重构或取代它们[1]248。这里体现的是分解程序理性概念下的自由独立思想，这在以后的现代心理学中（例如弗洛伊德）影响巨大。
二、蒙田的“自我探索模式”
到目前为止，泰勒向我们展现的一条“从柏拉图开始，经由奥古斯丁向内转向，再到笛卡尔开创，洛克强化的新的分解态度”的自我形成线索[1]252。这个线索同时也是对现代自我的构成的一个侧面的描绘。然而从这条线索往回溯，我们发现在奥古斯丁那里发展出了另一条线索——自我探索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对自我探索模式进行描述。
自我探索的形式是另一种在某些方面与分解相对立的激进反省态度。蒙田是这种自我探索模式的代表人物。
（一）蒙田的基本立场
蒙田传统的观点认为“应当恢复与我们每人存在的永恒的、稳固的、不变的核心的联系。”似乎我们在内部唯一能发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本性，然而蒙田体验到的却是可怕的内部不稳定性，人类生活的无常、暂时性、不确定性和有限性。蒙田对自我的描述是“一个存在的，即他本人变化着的实在的轮廓。”[1]255尽管人类生活无常，事物变动不居，蒙田仍然发现了某种内在的平静，认为本性可以再次成为我们的规则，正确的生活就是生活在界限之内，避免超人的精神渴望的傲慢[1]256。蒙田不仅与过度激情保持距离，同时也与过分的道德拉开距离。他抛弃道德传统的超人标准，因为这种标准的根源是傲慢和虚假的自我满足[1]257。他认为，本性把我们从过分和专横的要求中解放出来，这些专横造成并表达了对个人自然存在的轻视和贬值。
蒙田求助对特殊性的领悟来转向内在深度，进行自我考察；这种特殊性自发产生于深层的友谊，产生于朋友间的对话。泰勒强调我们要区分蒙田关注的认同问题和完全现代的认同问题。后者属于后浪漫主义时期，我们将在赫尔德的表现主义中看到。蒙田以另一个侧面推动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我们通过笛卡尔与蒙田的差异对比来勾勒这个侧面特征。
（二）“自我探索”与“分解自我”的异同
与笛卡尔的“异”。蒙田站在自我发现的个人主义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具有强烈个性的反省，一种自我解释，完全的第一人称研究，既不借助第三人称的观察，也不借助科学。我们寻求自知，但我们每人必须发现他或她自己的形式。我们不寻找普遍的本性而是每人寻找各自的存在[1]259—260。其目标和方法都不同于笛卡尔的个人主义，概括说来：蒙田关注不可重复的“差别认同个体”，笛卡尔关注普遍本质主体；蒙田始于对第一人称的自我阐释的批评，笛卡尔始于个人的推理证明；蒙田寻求对自我的需要、渴求欲望的理解，笛卡尔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和可靠性（5）。
需要補充的是，蒙田作为“自我探索”线索的确立者，就这个层次来说，与作为“分解自我”的推进者的洛克也有着区别，即：蒙田强调自我本性的回归，而洛克强调自我习性的塑造。
与笛卡尔的“同”。他们的相同点是就第一人称的性质而言的：都是激进的反省，转向内在的深度，都是第一人称的。
三、结语
洛克“点状自我”与蒙田“自我探索模式”，“是一个被自我探究和个人承诺的分解式理性的能力界定的自我。”[1]299但这个自我只是构成现代认同的一方面。在本书中，泰勒还将转向构成现代认同的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我们这里不作探讨。
前文介绍道，泰勒的思想在于对哲学史各时代的差异特征进行“地形勘测”；其勘测的目的不仅只是给出一个描述，更是为了解决在自我意义上的现代伦理的形成和如何面对当代伦理讨论的问题。就此而言，其地形学的描述区别于历史解释。主要涉及历时性和阐释性的两个问题：（1）是什么导致了现代认同？也就是促成现代认同的条件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西方现代文明的特征陈述。（2）是什么把人们引向新特性？这牵涉到给新的认同提供一个解释，关系到对观念力量的理解。泰勒认为，各个观念和实践[1]292—294相联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现代认同的出现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的实践和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的聚合成果。因此不能脱离实践去思考观念，忽视实践语境的视野以及实践的强大动力，但也不能将“观念——实践”的关系与单向性原因的关系混淆。
注释：
（1）这种纪律模式通过诸如军队、医院、学校、济贫院等一大批机构得以传播。福柯不仅在《监视与惩罚》里对此追溯。我们还尤其可以在其著作《疯颠与文明》第二章“大禁闭”中看到对这一模式的生动刻画：十七世纪禁闭所（巴黎总医院、德国教养院、英国劳动院）的大量产生，使得禁闭作为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纪律的治安手段，疯人的命运从被驱逐流放转变为被禁闭。——参见：[法]福柯：《疯颠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36-58页。
（2）客观化非个人模式这一结果是激进反省即关注第一人称的结果。这种激进反省与奥古斯丁的内在性密切相关。
（3）理由有二：因为：a我们越是想从经验里抽离，我们就越是把自己”更完整地投入到经验中。”b在对某人某事的感受的澄清中，包含着非分解意义的反省和自我意识；我们被情感统治，以体验他人的方式来考虑人或事。（这是介入性的探究，与之相对的即是前面谈到的从感情中分离、去除经验意向性唯独的超然探究）总之，我们摆脱不了经验。
（4）洛克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建立在著名的距离排除行动的机械论原理上。
（5）二者区别见书第260——261页的具体论证。
参考文献：
[1][加]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 韩震，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