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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各府幕僚鱼龙混杂，在这出大时代剧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清末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也就是旧时的幕僚）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
不少人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后天却又把臂同入林……
这种情形与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不同。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來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军队中的参谋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多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意识形态，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以为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出现了。
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北洋军阀中的幕僚，智术运用极为迅捷，可是结局多不美妙。以下几位，算是其中佼佼者。但其命运，也各有不同。
王士珍
晚清之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段祺瑞受其指挥，累迁统制。民国肇兴，袁氏属下，撑台面的干城之选，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世称王龙、段虎、冯狗。王氏高踞榜首，乃因其运筹帷幄，袁氏辄以军事谘询之，不啻事实上之参谋总长。段祺瑞司理军政，久任陆军总长，稍后晋升国务总理。冯国璋善于机心变诈，且贪财好货，袁氏对之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汉阳，正在春风得意之际，袁乃将冯召回，以段代之，足见袁氏对段倚畀之殷。
即便如此，王士珍的地位还在段祺瑞之上。
王士珍在33岁时即赴朝与日军作战，崭露头角。小站练兵时代，他追随袁世凯，为营务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此公料事如神，故为北洋三杰龙虎豹之首。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时，以铁血手段处置之，满清贵族勒令其必须以安抚为上。王士珍提出一整套策略，先行劝解，次则武力威迫，最后果断捕杀首要，解散胁从，袁氏采纳之，由其参谋山东全省军务。在其策划之下，各路民团死伤惨重。义和团首领且持满族亲贵令箭见袁氏，袁世凯大感为难，王士珍却满不在乎，出为亲审。其实他并不审问，即推出斩首，袁世凯询问审问进度，答日已经处决。袁氏大惊，王士珍若无其事，谓罪名为盗窃端王庄王令箭。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其处事明决。
遇事从容不迫，而富于巧不可阶的创意，可谓创造型的幕僚，这是他为龙首的原因。
1901年，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王士珍为第六镇统制。1905年，两万多精锐北洋军集结直隶河间府秋操演连，王世珍为总参议。声势浩大，井然有序，中外参观者赞其调度有方。
清帝退位时，他为陆军大臣，黯然返回老家乡居。袁世凯称帝前，请其出山，王氏保守消极，袁克定出马恭请，王又拒之。克定请其火车上相见谈事，说话间车轮已动，形同绑架，到京后获授陆军上将。袁世凯称帝期间，他称病休假。张勋复辟时，他开门迎之，扶持12岁之溥仪登位，这时他是参谋部尚书。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复辟分子四散。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
他的古文很有底子，文化程度在北洋高阶将领中，居上之上。其人也盲目尽忠清廷，毕生清朝蓝袍坎肩着装，脑后留蓄小辫子，和辜鸿铭、张勋竟是一伙，但他比他们懂得收敛，不像他们那样张扬外露。
他在任时，只穿长袍马褂，从不着军服，也不挂勋章。他的外表决不像职业军人，也不像学者，倒仿佛一个土头土脑的村学究。
他一度任幕僚，时间较徐世昌为短，经济上远不如徐世昌长于自谋。他在北洋系中，算是穷的。他在北京堂子胡同的宅子，还是他的学生卢永祥等人买来送给他的。
到了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把持政府，还想请他出来组阁，王士珍毫不犹豫回绝了。张氏亲往劝之，王无奈，竟跪下叩头说：“我干不成啦，我干不成啦，你饶了我吧！”张氏颓然而返。
北洋诸大佬中，固有不少利令智昏死不悔悟者，也有不少保持可贵气节，知道时代冷暖，王士珍晚年的拒不出山，究属大节可贵者。
徐树铮算得是段琪瑞的首席智囊，有小扇子军师之谓。早在清朝末年，段祺瑞任第二军统制，徐树铮已做他的参谋长。嗣后徐乃一直做段的副手，他早年曾向袁世凯投剌，因偶然不获知遇，恨恨不已。也是偶然，在客栈中闲居得遇访友的段合肥，后者见其书法遒劲，顿生好感，从此倚为股肱。 徐树铮1905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不到三十岁即任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6年袁世凯暴卒后，任国务院秘书长。他是秀才出身，但最为迷信武力。他敬服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曾短暂收复外蒙。此事他不特向大总统汇报，也告知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他在外蒙古期间，倒做了许多有益于当地的事，种菜、办报、修路、办银行办学校等。
薛福成之孙薛观澜说：“徐氏对部属甚表亲善，向无疾言厉色。且能循遁善诱，使吾辈致力于国文，每日须写笔记，还要上课两小时。徐亦勤于治学。”徐树铮和柯劭忞、林纾、姚永朴、马其昶等人都曾是交游甚密的文友，称之儒将，恰如其分。他给朋友写信谈及读书有云：“近十三经中，唯余公谷未毕，非不知贪多为害，特以不能详博，何由返约？故也不惮其繁也……”他进一步认为，加上《国语》、《说文》、《广雅》、《方言》等书，由十三经扩展合为二十经，“中国经世大文，殆可包举无遗。”他对段祺瑞的谋略贡献，亦多以中国古人经训为基座，衍变成现代政治的行事轨辙。其治学之志节，经国之意见，实有博大之眼光。
段祺瑞视之为智囊、文胆甚至灵魂。对其所策划，鬼使神差般予以施行。
不管他自己的气度或智力是否足够，徐树铮的做派是到位的了，一种大才盘盘、天马行空的味道烘托到极点。他是纵横家，又是文学家，杨宇霆、王荫泰等人甚至刻意模仿他的做派，以为炫耀。
徐树铮没有做成直隶督军，转而就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常说：“优秀的将烦，非有文才不可，所以我练边防军，团长以上，都用文人居多。”又说：“文人操守较佳，缓急之时，亦比较可靠。”
薛福成之孙薛观澜曾任北洋政府驻津外交特派员，他以为徐树铮虽系一介武夫，但对国学造诣颇深，“当其在英访问时，英人曾请其发表演讲，徐以中国之音乐为题，对国乐力加阐扬，深入浅出，议论精辟，听者为之动容，初不意中国军人，竟有如此高深之文化修养。当然，段之派徐出国访问，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他要培养徐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
陆建章也是段祺瑞的安徽老乡，陆建章授意其侄婿冯玉祥在武穴通电主和，活动被徐树铮所侦悉，遂擅自决定干掉陆建章。1918年夏天，徐树铮，这个北洋系统中的晚辈，在天津奉军司令部诱杀北洋元老、陆军上将陆建章，在那交叉花园的小径上，以做诗的名义，向他后脑开枪，使其死于非命。
辛亥年他替袁、段谋划，逼使清廷退位。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徐树铮便顺理成章当上了陆军部次长，军部常务得以独揽。徐树铮工于心计，善陈形势利害，但也有失算之时。吴佩孚一度打算投靠段祺瑞，因徐树铮对他十分提防，设计离间，使段祺瑞对吴佩孚产生恶感，吴佩孚遂转而投靠曹锟，后来成为结束皖系统治的人物。
但徐树铮也不是杨度那样一味揣摩攀附袁世凯心理，以图幸进的人，譬如帝制扰攘期间，他竟坚决反对。段祺瑞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事到临头称病回避，也多半出于徐树铮的策划。
他主导的另一大事，即是一手怂恿张勋复辟，然后转手又助段祺瑞讨伐张勋，从而获得“三造共和”的美名。其间的狠辣与精密，不是张勋那样的莽夫所能解会其万一的。
冯国璋对其甚为戒惧，曾密告袁世凯，要他防备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但袁世凯为了平衡弄权，又将此事出卖给段祺瑞，所以冯、段之间也是势同水火。
1924年秋天，徐树铮因政争难以立足而出国，次年底甫回国，即在廊坊被刺身死。这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和冯玉祥策划，叫鹿钟麟和张之江执行的。一代北洋怪杰就这样死在虎狼兵的乱枪之下。他那霹雳般的手段，狐狸般的嗅觉，却因疏忽大意而归结为零。
他死了，南通状元张謇曾挽之以联云：“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袁世凯
他的遇害，除了私仇积淀的原因在内，变幻多端的情形徐树铮自己似也未料及。
对幕僚而言，诈术、心机，固然可能愈用愈巧，但陷阱或失算，往往也就在运用自如的得意忘形的疏忽之中。象有齿以焚其身，有才无德者，更百般吸附枭雄当作靠山，以求一逞。如徐树铮者，他的际遇像韩信，而他的智略则较张良有所不如。所以，他也就“象有齿以焚其身了”。
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直接的原因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刺激。
宋案的发生，有这样的承递转折的关系：袁世凯一赵秉钧一洪述祖一应桂馨一武士英。
居间的是洪述祖，这个人有点来头，他的祖上是乾嘉年间的著名诗人洪亮吉。而洪亮吉是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于书无所不窥，学问真是一等一。因为叱骂大臣中的宵小而被发配伊犁。他不特是大诗人、诗论家，且是人文经济学家，于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精到论述。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意言》）又说，如果以“一人生三计之”那么到了儿子这一代，则“不下十人矣”；至孙之世，“已不下二十余人”，到了曾孙、重孙时，就会呈现“五六十倍”的增长。而田产、甚至房屋都是稀缺资源，人口与土地等的矛盾势必激化，丧失生计者增多，则社会将极不安宁。他认为当尽速开荒移民，轻徭薄赋，临灾赈济。作为曾经的翰林，他也是皇帝的幕僚，他的幕僚作业极为到位。
洪述祖生于1885年，此公和他的先祖洪亮吉的为人恰为两个极端。洪亮吉为友朋可说是两肋插刀，极富正义感。作为幕僚，他的策划与谋略关乎时代、大局，社会家国的未来，具大眼光大胸襟。而洪述祖却生来是个败类和丑类。他先后在左宗棠、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中参预戎机，后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中军当参谋，在和侵略军谈判时竟收受重贿，出卖国家利益，更且私造文书、走私军火，胆大包天，无恶不作。后因事败露遭通缉，还是张之洞念他系名士后裔，手下留情，逐出湖北了事。民国肇建，他又投效到袁世凯门下做了幕僚，以南压北和以北压南的馊主意就出自其手。
彼时宋教仁意气风发，袁世凯畏之，洪述祖献毒計就是实施肉体消灭，并承担策划及实际指挥。
洪述祖当时是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和上海帮会头目应夔丞（应桂馨）结识。应氏犯案，他为之疏通。因嫉妒宋教仁的崛起，乃由应夔丞指使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伏击宋教仁。
事后巡捕搜获函件多封。1913年春，洪述祖致函应夔丞，唆使其使用“激烈之举”对付宋教仁，杀死宋后，“酬勋位”。应氏复函，称说勋位不敢望，但当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干掉宋教仁，对大局才有帮助。信中将宋字的宝盖和木字故意写得间距，以掩人耳目，并将同盟会系统称为梁山匪魁。暗杀后上海应夔丞方面马上电报“匪魁已灭”“我无一伤亡”，表示杀手平安。
宋案震惊全国，袁为杀人灭口，先将走狗武士英、应桂馨和赵秉钧剪灭，应夔丞曾越狱，后在京奉火车内被人暗杀。独洪氏逃逸至青岛逍遥。到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访知，后由上海检方引渡。后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北洋政府最高法院判处洪犯绞刑，于1919中4月中旬，在东交民巷分监执行。据王建中《洪宪惨史》之宋案附录，1918年京师高等审判厅对宋案刑事重犯洪述祖判决。刑事判决书六千字，控辩侦查缜密有序，函电、搜获之武器等证据充足。前后因果关系交待得清清楚楚。
可见袁世凯的这班幕僚参谋，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是奴才比主子还着急，一是心理阴暗，头脑浅薄，暴戾恣睢，小人得势最终是要帮倒忙的。帮倒忙的幕僚，猜测主子意向，颠三倒四，匆促操作。事实证明，他们只是一班拆烂污的幕僚。
清末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也就是旧时的幕僚）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
不少人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后天却又把臂同入林……
这种情形与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不同。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來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军队中的参谋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多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意识形态，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以为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出现了。
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北洋军阀中的幕僚，智术运用极为迅捷，可是结局多不美妙。以下几位，算是其中佼佼者。但其命运，也各有不同。
王士珍
王士珍：不像军人倒像学者
晚清之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段祺瑞受其指挥，累迁统制。民国肇兴，袁氏属下，撑台面的干城之选，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世称王龙、段虎、冯狗。王氏高踞榜首，乃因其运筹帷幄，袁氏辄以军事谘询之，不啻事实上之参谋总长。段祺瑞司理军政，久任陆军总长，稍后晋升国务总理。冯国璋善于机心变诈，且贪财好货，袁氏对之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汉阳，正在春风得意之际，袁乃将冯召回，以段代之，足见袁氏对段倚畀之殷。
即便如此，王士珍的地位还在段祺瑞之上。
王士珍在33岁时即赴朝与日军作战，崭露头角。小站练兵时代，他追随袁世凯，为营务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此公料事如神，故为北洋三杰龙虎豹之首。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时，以铁血手段处置之，满清贵族勒令其必须以安抚为上。王士珍提出一整套策略，先行劝解，次则武力威迫，最后果断捕杀首要，解散胁从，袁氏采纳之，由其参谋山东全省军务。在其策划之下，各路民团死伤惨重。义和团首领且持满族亲贵令箭见袁氏，袁世凯大感为难，王士珍却满不在乎，出为亲审。其实他并不审问，即推出斩首，袁世凯询问审问进度，答日已经处决。袁氏大惊，王士珍若无其事，谓罪名为盗窃端王庄王令箭。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其处事明决。
遇事从容不迫，而富于巧不可阶的创意，可谓创造型的幕僚，这是他为龙首的原因。
1901年，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王士珍为第六镇统制。1905年，两万多精锐北洋军集结直隶河间府秋操演连，王世珍为总参议。声势浩大，井然有序，中外参观者赞其调度有方。
清帝退位时，他为陆军大臣，黯然返回老家乡居。袁世凯称帝前，请其出山，王氏保守消极，袁克定出马恭请，王又拒之。克定请其火车上相见谈事，说话间车轮已动，形同绑架，到京后获授陆军上将。袁世凯称帝期间，他称病休假。张勋复辟时，他开门迎之，扶持12岁之溥仪登位，这时他是参谋部尚书。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复辟分子四散。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
他的古文很有底子，文化程度在北洋高阶将领中，居上之上。其人也盲目尽忠清廷，毕生清朝蓝袍坎肩着装，脑后留蓄小辫子，和辜鸿铭、张勋竟是一伙，但他比他们懂得收敛，不像他们那样张扬外露。
他在任时，只穿长袍马褂，从不着军服，也不挂勋章。他的外表决不像职业军人，也不像学者，倒仿佛一个土头土脑的村学究。
他一度任幕僚，时间较徐世昌为短，经济上远不如徐世昌长于自谋。他在北洋系中，算是穷的。他在北京堂子胡同的宅子，还是他的学生卢永祥等人买来送给他的。
到了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把持政府，还想请他出来组阁，王士珍毫不犹豫回绝了。张氏亲往劝之，王无奈，竟跪下叩头说：“我干不成啦，我干不成啦，你饶了我吧！”张氏颓然而返。
北洋诸大佬中，固有不少利令智昏死不悔悟者，也有不少保持可贵气节，知道时代冷暖，王士珍晚年的拒不出山，究属大节可贵者。
徐树铮：纵横家以纵横杀身
徐树铮算得是段琪瑞的首席智囊，有小扇子军师之谓。早在清朝末年，段祺瑞任第二军统制，徐树铮已做他的参谋长。嗣后徐乃一直做段的副手，他早年曾向袁世凯投剌，因偶然不获知遇，恨恨不已。也是偶然，在客栈中闲居得遇访友的段合肥，后者见其书法遒劲，顿生好感，从此倚为股肱。 徐树铮1905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不到三十岁即任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6年袁世凯暴卒后，任国务院秘书长。他是秀才出身，但最为迷信武力。他敬服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曾短暂收复外蒙。此事他不特向大总统汇报，也告知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他在外蒙古期间，倒做了许多有益于当地的事，种菜、办报、修路、办银行办学校等。
薛福成之孙薛观澜说：“徐氏对部属甚表亲善，向无疾言厉色。且能循遁善诱，使吾辈致力于国文，每日须写笔记，还要上课两小时。徐亦勤于治学。”徐树铮和柯劭忞、林纾、姚永朴、马其昶等人都曾是交游甚密的文友，称之儒将，恰如其分。他给朋友写信谈及读书有云：“近十三经中，唯余公谷未毕，非不知贪多为害，特以不能详博，何由返约？故也不惮其繁也……”他进一步认为，加上《国语》、《说文》、《广雅》、《方言》等书，由十三经扩展合为二十经，“中国经世大文，殆可包举无遗。”他对段祺瑞的谋略贡献，亦多以中国古人经训为基座，衍变成现代政治的行事轨辙。其治学之志节，经国之意见，实有博大之眼光。
段祺瑞视之为智囊、文胆甚至灵魂。对其所策划，鬼使神差般予以施行。
不管他自己的气度或智力是否足够，徐树铮的做派是到位的了，一种大才盘盘、天马行空的味道烘托到极点。他是纵横家，又是文学家，杨宇霆、王荫泰等人甚至刻意模仿他的做派，以为炫耀。
徐树铮没有做成直隶督军，转而就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常说：“优秀的将烦，非有文才不可，所以我练边防军，团长以上，都用文人居多。”又说：“文人操守较佳，缓急之时，亦比较可靠。”
薛福成之孙薛观澜曾任北洋政府驻津外交特派员，他以为徐树铮虽系一介武夫，但对国学造诣颇深，“当其在英访问时，英人曾请其发表演讲，徐以中国之音乐为题，对国乐力加阐扬，深入浅出，议论精辟，听者为之动容，初不意中国军人，竟有如此高深之文化修养。当然，段之派徐出国访问，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他要培养徐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
陆建章也是段祺瑞的安徽老乡，陆建章授意其侄婿冯玉祥在武穴通电主和，活动被徐树铮所侦悉，遂擅自决定干掉陆建章。1918年夏天，徐树铮，这个北洋系统中的晚辈，在天津奉军司令部诱杀北洋元老、陆军上将陆建章，在那交叉花园的小径上，以做诗的名义，向他后脑开枪，使其死于非命。
辛亥年他替袁、段谋划，逼使清廷退位。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徐树铮便顺理成章当上了陆军部次长，军部常务得以独揽。徐树铮工于心计，善陈形势利害，但也有失算之时。吴佩孚一度打算投靠段祺瑞，因徐树铮对他十分提防，设计离间，使段祺瑞对吴佩孚产生恶感，吴佩孚遂转而投靠曹锟，后来成为结束皖系统治的人物。
但徐树铮也不是杨度那样一味揣摩攀附袁世凯心理，以图幸进的人，譬如帝制扰攘期间，他竟坚决反对。段祺瑞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事到临头称病回避，也多半出于徐树铮的策划。
他主导的另一大事，即是一手怂恿张勋复辟，然后转手又助段祺瑞讨伐张勋，从而获得“三造共和”的美名。其间的狠辣与精密，不是张勋那样的莽夫所能解会其万一的。
冯国璋对其甚为戒惧，曾密告袁世凯，要他防备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但袁世凯为了平衡弄权，又将此事出卖给段祺瑞，所以冯、段之间也是势同水火。
1924年秋天，徐树铮因政争难以立足而出国，次年底甫回国，即在廊坊被刺身死。这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和冯玉祥策划，叫鹿钟麟和张之江执行的。一代北洋怪杰就这样死在虎狼兵的乱枪之下。他那霹雳般的手段，狐狸般的嗅觉，却因疏忽大意而归结为零。
他死了，南通状元张謇曾挽之以联云：“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袁世凯
他的遇害，除了私仇积淀的原因在内，变幻多端的情形徐树铮自己似也未料及。
对幕僚而言，诈术、心机，固然可能愈用愈巧，但陷阱或失算，往往也就在运用自如的得意忘形的疏忽之中。象有齿以焚其身，有才无德者，更百般吸附枭雄当作靠山，以求一逞。如徐树铮者，他的际遇像韩信，而他的智略则较张良有所不如。所以，他也就“象有齿以焚其身了”。
洪述祖：竖子不足与谋
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直接的原因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刺激。
宋案的发生，有这样的承递转折的关系：袁世凯一赵秉钧一洪述祖一应桂馨一武士英。
居间的是洪述祖，这个人有点来头，他的祖上是乾嘉年间的著名诗人洪亮吉。而洪亮吉是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于书无所不窥，学问真是一等一。因为叱骂大臣中的宵小而被发配伊犁。他不特是大诗人、诗论家，且是人文经济学家，于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精到论述。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意言》）又说，如果以“一人生三计之”那么到了儿子这一代，则“不下十人矣”；至孙之世，“已不下二十余人”，到了曾孙、重孙时，就会呈现“五六十倍”的增长。而田产、甚至房屋都是稀缺资源，人口与土地等的矛盾势必激化，丧失生计者增多，则社会将极不安宁。他认为当尽速开荒移民，轻徭薄赋，临灾赈济。作为曾经的翰林，他也是皇帝的幕僚，他的幕僚作业极为到位。
洪述祖生于1885年，此公和他的先祖洪亮吉的为人恰为两个极端。洪亮吉为友朋可说是两肋插刀，极富正义感。作为幕僚，他的策划与谋略关乎时代、大局，社会家国的未来，具大眼光大胸襟。而洪述祖却生来是个败类和丑类。他先后在左宗棠、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中参预戎机，后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中军当参谋，在和侵略军谈判时竟收受重贿，出卖国家利益，更且私造文书、走私军火，胆大包天，无恶不作。后因事败露遭通缉，还是张之洞念他系名士后裔，手下留情，逐出湖北了事。民国肇建，他又投效到袁世凯门下做了幕僚，以南压北和以北压南的馊主意就出自其手。
彼时宋教仁意气风发，袁世凯畏之，洪述祖献毒計就是实施肉体消灭，并承担策划及实际指挥。
洪述祖当时是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和上海帮会头目应夔丞（应桂馨）结识。应氏犯案，他为之疏通。因嫉妒宋教仁的崛起，乃由应夔丞指使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伏击宋教仁。
事后巡捕搜获函件多封。1913年春，洪述祖致函应夔丞，唆使其使用“激烈之举”对付宋教仁，杀死宋后，“酬勋位”。应氏复函，称说勋位不敢望，但当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干掉宋教仁，对大局才有帮助。信中将宋字的宝盖和木字故意写得间距，以掩人耳目，并将同盟会系统称为梁山匪魁。暗杀后上海应夔丞方面马上电报“匪魁已灭”“我无一伤亡”，表示杀手平安。
宋案震惊全国，袁为杀人灭口，先将走狗武士英、应桂馨和赵秉钧剪灭，应夔丞曾越狱，后在京奉火车内被人暗杀。独洪氏逃逸至青岛逍遥。到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访知，后由上海检方引渡。后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北洋政府最高法院判处洪犯绞刑，于1919中4月中旬，在东交民巷分监执行。据王建中《洪宪惨史》之宋案附录，1918年京师高等审判厅对宋案刑事重犯洪述祖判决。刑事判决书六千字，控辩侦查缜密有序，函电、搜获之武器等证据充足。前后因果关系交待得清清楚楚。
可见袁世凯的这班幕僚参谋，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是奴才比主子还着急，一是心理阴暗，头脑浅薄，暴戾恣睢，小人得势最终是要帮倒忙的。帮倒忙的幕僚，猜测主子意向，颠三倒四，匆促操作。事实证明，他们只是一班拆烂污的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