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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在1932年的夏秋之际拜访成都，会看到末日般的可怕景象：习惯傍晚在府河边喝绿豆稀饭、摆龙门阵的市民不见了踪影，街边的茶馆酒肆门可罗雀，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云集的“扯谎坝”空空如也，“往来舆马若云屯”的通惠门停满了一车一车的棺木草席，准备运送出城，家家户户门前挂上了驱邪的红灯笼，在夏末湛蓝的天际下，整座城市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全城流传：“虎疫来了！”
虎疫是什么？是老虎带来的疾病，或是老虎成灾？成都平原最近一次老虎食人的记载，是在战祸连年的明末清初时期，蜀中百姓屠戮殆尽，“天府之国”变为“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清）费密：《荒书》，据《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但这也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经过了数代移民，生齿滋长，此时蓉城的人口早已达到三十万人以上，别说城市里出现老虎，恐怕方圆百里内连一般的野狼野猪也难觅踪迹。
老成都街景
其实，“虎疫”之名，来自于这一疫病的英文发音“虎烈拉”（cholera），它的另一个译名现代人可能更加熟悉：霍乱。
“霍乱”在汉语中原是指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急性肠胃炎，它没有什么传染性，“自古以来，至清之中叶，言霍乱者，未有杀人如麻及大流行之记载”。（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3年第29期）而被称为虎疫的“虎烈拉”，是一头“孟加拉虎”——发源于南亚次大陆，医界开始普遍以“霍乱”来指称这种可怖的瘟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国第一次“虎烈拉”疫情，大概是在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传入引发，距今近两百年。此后霍乱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渐扩散到内陆，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现了首次霍乱爆发的记录。
染上霍乱的患者，最初会感到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了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俗称“米汤便”。恶心与呕吐又使得染病者饮水变得极为困难，脱水带来了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地堆叠、起皱，肤色开始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患者的声音也变得沙哑且有马上崩溃之感——这些症状发生在5-12小时之内，若没有及时和正确地救治，霍乱患者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相比较染病致死的痛苦过程，更令人群莫名恐惧的是霍乱极强又极快的传染性。对缺乏现代传染病知识的人来说，它就好比鬼魅作祟，来无影去无踪。在这种杀人如麻又防不胜防的疫病威脅下，社会人群似乎暂时摆脱了阶级的高下、行业的差别，统统成了“瘟神”案板上待宰的鱼肉，纵使你是高官巨贾，似乎也逃不过死神的眷顾，因此民谣有“红灯笼，高高挂，先死穷人后死官，发财人死在八月间”之说。
1932年的霍乱疫情席卷了国内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四川数地都有疫情发生，当年的医药类报刊《广济医刊》中报道了四川内江数则染病致死的例子：
老成都街边一景
“有刘某在茶馆问友人云，今晨中街出若干具，友达共出六十四具。刘正谈笑间，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其友初尚以为戏，及观其色变，始觅医药治，医未至而刘已死矣。又道士赵隆文，往龙院开灵。甲家死三人，乙家死二人，丙家死一人。道士在乙家作法时，竟伏地不起，主人尚以为作法，良久，呼之不应，气息身冷矣。又有中医杨之厚，为某家诊受疫者六人，诊未竣，开方亦未完，医云，‘我回家后必死，不再诊矣，诊金毋须交也。’主人愕然。医归，是夕竟死去。而所诊之六人，亦不能救。”（《内江虎疫之奇惨》，载《广济医刊》1932年第九卷第九号）
其中提到的病例，尤其是那位中医杨之厚中断诊治归家而亡的故事，似乎就在强调在虎疫的血盆大口前，连妙手回春的杏林子弟都自身难保，更不用说驱鬼救人了。
了解近代中国医学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20年代，是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从龃龉到对决的一个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科学”的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医持强烈的批判立场，其中参与批判中医的人物不仅包括西医界的翘楚，连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化界的大师也涉入其间，而中医界人士自然也起来辩驳反击。
在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中，双方最初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互相辩论，后逐渐升级爆发骂战，攻击方骂中医“非科学”、捍卫中医者的“愚昧无知”，留英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还曾写过一副颇有当今网络语言风格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相较而言，捍卫中医者的应对则越来越显得左支右绌，最后甚至出现给西医扣违背“三民主义”的政治“大帽子”：
“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也！”（《医药新闻报之通电》，载《申报》1929年3月14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卫生行政部门基本由西医和偏好西医的官员把持。很快在1929年，反中医人士提出“废止中医案”，试图以行政方式废除中医，将中医的生存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一提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中医药从业人员剧烈反弹。他们大规模组织抗议，各地请愿团体进京“上访”。考虑到诸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撤销了“废止中医法案”。此后二十年里，废医提案时有出现，中医在国家行政和法律层面的地位虽未受到根本动摇，但也岌岌可危。而中医地位的坠落，至少在新式知识分子所掌控的公共舆论中，却已经是不可逆转。中医在许多新式报纸上的形象，甚至跟做法事画符的道士和尚已经相去不远了。 如果说“废除中医”运动是中医地位坠落的缘由，毋宁说是中医自身地位下降的产物;以长远的眼光看中医的衰落，自有其历史脉络和根源的。
从历史看，中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分为两块：宫廷与民间。至少在统治者的认知中，宫廷医学之外的民间医疗事业，其重要性并不是很高的。迟至宋代，才出现了官办“惠民药局”等地方医疗机构，此后元明清三朝，不但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就连宋朝创立的地方医政也渐渐废弛，除了在一些“大疫”流行的灾难时期，政府有一些防疫救治的行动，平常的医疗活动已经成为“纯民间”的事业了。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绝大多数读书人是以功名为最高追求目标，只有求之不得、又为生活所迫的时候才习岐黄之术、悬壶行医。因此民间的医生，除了极少数的儒医或世医，绝大部分是混迹草泽、行走江湖的郎中，这样的从医者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他们治疗时又常常将各种宗教、迷信元素混杂在一起。中医在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其实一直存在，这也是跟传统王朝对医疗行业管理的缺失分不开。
另一方面，随着清末西方势力的入侵，西方的医学和医疗体系开始传入中国。面对疾病，它们展现了跟传统中医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应对方式，也重新塑造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关键的，是医疗事业中国家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皇帝制度被废除，宫廷医学寿终正寝，此外，建立西式的社会医疗体制也在民国时期逐渐成为国家重点推行的政策，西医的地位直线上升——更何况这个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自己就是学西医的。
老成都杂货铺
在这种国家大环境的变革中，中医的命运堪忧，1929年成功阻止“废止中医法案”的通过似乎只是苟延馋喘，许多人坚信中医必将一步一步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说法，中医最好的归宿是送进博物馆。
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却并非如此。
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与大变革中，中医为了生存，开始了艰难的蜕变。其自身的变革的程度，远超过其坚守的传统。有学者曾说，如果一百年前的中医师穿越到如今，恐怕也不敢将现在的中医认作自己的子孙。
更重要的是，中医在中国逐渐形成的现代医疗体制中不断调适自己的位置，摸索自己的存在方式。
我们将会看到，在1932年这场席卷全国性霍乱中，在政府统筹缺位，医疗资源贫乏的成都，以中医为主的医疗组织积极投入防疫工作，在努力拯救虎口下的生灵同时，也让中医自身转型的路径逐渐清晰起来。
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如作家黄裳所评论的，“旧的已经渐渐毁灭下去，新的工业文化还没有影子，却已染上了浓厚的浅薄的商业色彩。”（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在各种变革思想对封闭的内陆进行冲击的时代，这个古老城市也渐渐有了一些新气象。电灯、电话、汽车等现代化产品已经出现在城里，警察、西式医院、新式大学等现代组织也在此扎根，其中比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城市管理的现代化：现代市政的建立。
在参考欧美城市的“市长一议会”制度之后，成都于1928年成立了市政府，市政府下设社会局、财政局、卫生局、教育局、公安局，基本的现代市政的架构也已经成型。
架子虽然搭起来了，却是搭在了流沙上。上世纪30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军阀唱主角，成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黔军、滇军、川军对四川督军的争夺，杨森军队进驻之后又被驱逐，在1932年的此时，城头正飘扬着三面“大王旗”：刘文辉、田颂尧与邓锡侯。
此时的成都市政府夹在三支军队间蹒跚而行。军队系统与政府间权责不清，城市的税收大部分被军队把持分配，包括卫生局在内的政府职能机构空有架子，甚至政府官员的任命，也往往是三军争夺妥协的产物。三方关系微妙而又暗潮汹涌，成都的政治结构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就在1932年夏天，霍乱又在成都爆发。
这一次是成都历史上继光绪十八年（1892）后第二次严重的霍乱大肆虐。而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对霍乱早已不陌生。与此同时，西方医学对霍乱病原的认知也被翻译进来，最早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就有详细介绍：“详考此病根源而定其实据，查明之后称其微生物日尾点微生物，因其形似西书所用有尾之点，其实类乎螺丝钻形。霍乱吐泻者便宜流质，形似极稀米浆，内多此微生物。”（傅兰雅主编：《格致汇编》，凤凰出版社，2016年）
因此不管是醫界还是城市管理者，都有了上百年应对霍乱经验的积累。而且随着新式报刊的普及，对于霍乱知识的介绍和宣传也逐渐广为人知。
此时的成都，虽然民间还或多或少掺杂着“瘟神作祟”的迷信色彩，但对于霍乱的病原和传播途径，当时的《新新新闻》就有了专刊介绍。（《霍乱及其扑灭防治方法》，载《新新新闻》1932年6月26日）按理说此时的应对，至少不会像四十年前那样的抓瞎了。
然而不幸的是，应该负有指挥统筹责任的政府却让成都民众指望不上。
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正如前面讲到的，当时统治成都的三大军阀之间勾心斗角、濒临翻脸，此时大疫袭来，政府就算想要防疫救治，恐怕也是有心无力，能动用的财力人力都捉襟见肘。除了依靠驻军印制一些防疫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也仅仅是由卫生局采购一些防疫药品提供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所办防疫注射药品，刻已运到，交由红石柱防疫医院救济市民，特由该会印制免费证二万张，交由公安局转发各区警察署所，转各街街正，发给劳工苦力贫民，持据前往红石柱街防疫医院注射，以免传染时疫。”（《一周间染时疫死亡统计，据公安局报告共计四百余人》，载《新新新闻》1932年9月5日）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成都
二万张的免费证，对于“虎口”下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无异于杯水车薪。当时成都的西式医院数量少得可怜，仅有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后部分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陕西街的“存仁医院”（后也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眼耳鼻喉专科）、马道街的“博爱圣修医院”、北郊张家巷的“平安医院”四家，而且它们都是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对当时保守的成都居民来说，西医的接受度并不高。
而关于当时成都中医的情况，苏友农曾在《成都中医情况》一文中作了详细分类介绍：
“一、晚清的官宦和士人自学，初为家人治病，推及亲友，后挂牌行医，‘此所谓半路出家者是也’。二、晚清科举不成的读书人自学，多为谋短期速成，即行开业者。三、家传师授，幼而学，壮而行者：以骨伤、疮疡外科为多。四、先学抓药，逐渐知医而行医者，多出身于中药铺老板或学徒。五、在善堂送医成名者，即在善堂义务或半义务看病送诊，一方面积累临床经验，另一方面结识病人，逐渐树立信誉。”
这样以自学、私授为主的医生群体，其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所以民间一直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说法。虽然从清末新政成都巡警道以统一考试为医生挂牌开始，民国市政府（市政公所）卫生局承袭其法，多在开业行医时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标签，但中医传承教学的方式依然变化不大。
而且，成都中医界在同业组织方面，尚没有统一和规范，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严重。舆论对中医界的攻讦，政府很难将其纳入统一管理是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中医人士也逐渐认识到，摒除门户之见，团结同业也是中医生存发展所必须要做的。
由于四川深处内陆，西医传播进来的时间比较晚，力量也比较弱小，民众求医问药的对象还是以中医为主，成都中医人士的危机意识并不强烈。1926年成立了一个“医民总工会”，却因部分医界人士对这一组织的名称不满（实际恐怕还是对于该组织之权威缺乏认同），退出自组一个“中医学会”，后改称“医民联合会”。同业组织不能统一使得许多医界人士无所适从，未加入的医生数量很多，而且这类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组织大规模的医疗行动。
面对肆虐的虎疫和疫情的加重，成都中医界人士不得不捐弃往日嫌隙，自发地团结一致，投身到抗击“虎疫”的战斗中。这时，尤其需要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登高而呼，统筹行动，而且此人必须是中医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才能够服众。
此时，成都中医界公认的杏林领袖是沈绍九。
沈绍九名湘，原籍浙江绍兴，清同治四年（1865）生于成都，年轻时学习“刑名”，在地方衙门当幕客，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师爷”。30岁后拜成都名医范静涛为师，同时又受到浙江名医敬云樵点拨，1896年正式在成都开业行医，数年之间就声名鹊起。清末文人傅崇矩在他编撰的《成都通览》（1909年出版）中，将沈绍九列入蓉城十大内科医生。民国初年沈被誉为成都四大名中医之首，其他三位是陆景廷、顾燮卿与张子初（一说是王朴诚）。
面对这一年霍乱的爆发，沈绍九先生敏锐地认识到，成都中医界应当改变以往的组织和行为的惯例。凭借自身的威望，他与另一位名医陆景廷一同倡议医界人士不分流派和门户，共同组织救护队，并根据疫情的状况，混合抽调“工会”和“联合会”的医生，五人为一小组，分头行动，挨门逐户向患者送医送药，宣传防疫知识。
本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医师法》，根据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区域内同级公会以一个为限”。成都的“医民总工会”和“医民联合会”随即合并，成立新组织“成都国医公会”。这个新组织的成立，虽说是中医界人士对国家法律的响应，但如果没有夏秋之际合作抗疫的这一段经历，成都中医界在组织上的统一恐怕还要好些年才能实现。
对当时成都的中医界来说，这一场防疫工作，仿佛成为老一辈重量级杏林人士的谢幕演出。此时的沈绍九67岁，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已经不能从事第一线的抗疫工作，他于4年后的1936年逝世。国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队长，四大名医之一的陆景廷57岁，也在次年1933年去世。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成都中医界的新老交替，似乎也在这场抗击“虎疫”行动中悄然进行着。
在参与防疫救治的众多医疗小队中，有一支自称为“壬申防疫队”（1932年是壬申年），他们活跃于旧皇城坝、御河边以及城墙边——这些当时成都的“贫民区”，也是疫病发生、传播和死人最多的区域。在这支防疫小队里，有位面容消瘦的中年人，他的名字此后将在成都甚至全国中医界广为人知：李斯炽。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成都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成都
李斯炽出生于1892年的成都，正是蓉城爆发第一场霍乱的那一年，似乎是冥冥中注定要从事治病救人的事业，在“虎疫”威胁下出生的李斯炽，也正是在对抗虎疫的行动中，成长为中医界新一代的中坚人物。
跟许多家学渊源的名医不同，李斯炽原本是一名典型的“理工男”。他中学就读于成都府中学（今石室中学前身），理化成绩相当不错，同时又师从名医董稚庵学习书法和古典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这是研习中医所必需的文化底子。 1915年，23岁的李斯炽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毕业，以优异成绩留校担任理化助教、理化仪器室管理员，并兼任中学的理化老师。同年他正式开始跟随董先生系统学习中医，到39岁时他辞掉国立四川大学的工作，正式开业行医。
在从事专业工作15年之后再改行，是需要当事人有足够勇气和“使命感”做出选择的。那是什么样的“使命感”？在李斯炽之子李克淦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的是他曾目睹“庸医杀人”，并且时常对人说：“庸医之所以杀人，是学而不精;昧者之所以攻讦，是理未普及”。（李克淦：《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载《名老中医之路》;李克淦：《李斯炽教授学术思想探要》，《中医药学刊》2002年第5期）而“庸医”与“昧者”，一直以来都是中医的“内贼”和“外患”。那时的李斯炽应该只是单纯认识到中医在救人活命上的价值，而现实中普遍的学而不精的庸医“杀人”现象，促使这位青年走上了钻研岐黄之路。
1931年，李斯炽才算正式踏入“医林”。但长年累月研习中医，也因技痒为不少病患诊治过，在成都医界积累了不小的名气，并结交了不少成都中医界同道。
1932年疫情大作时，他很快就约集名医蔡品三、罗春舫、谢子鹤、雷敬之、季懋勤、李德安等人成立了“壬申防疫队”。针对霍乱病患的用药，防疫队采用“苍术、细辛、牙皂、荜拨、公丁香、石菖蒲、枯矾、火硝、雄黄、冰片、麝香等药物制成‘防疫邂瘟丹’”（陈懋鲲：《成都名老中医李斯炽先生传略》，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这一方剂很大程度上是改进于早期中医和民间的疗法，无论从中医医理，还是在对症和药效方面，都不如沈绍九老先生研制的“理中汤乌梅丸加减”高明，也比不上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
理中汤和四逆汤应该是中医界经过几十年摸索，发展出的治疗单个霍乱患者（寒性霍乱）非常有效的汤药。上海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曾分别运用盐水注射和四逆汤于数十位霍乱患者身上，“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此可以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成绩，又可见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方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章太炎全集（八）》，医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但重点在于，这两付汤药在当时的情况下熬制不易，成本也不低，尤其是理中汤乌梅丸的方剂里还包含有富贵人家才能用得上的人参。而李斯炽领导的这个防疫小队的经费全来自于私人解囊，经费欠缺，又面对着人数众多的贫困患者，让他们不得不遵循“简、便、廉、验的原则”展开救治行动。
以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怎样应对几乎无限的医疗需求，他们正碰触到了中国医疗事业最根本的矛盾。
在防疫的方针方面，李斯炽特别强调发动疫区群众打扫环境卫生，灭蝇灭鼠。此举看似平常，但是这支由中医师组成的防疫队，主动采取这种做法，意味着这一代的成都中医人士主动或被动接受了以疾病细菌理论为基础的传染病理论（至少部分接受，或是承认有理论效果，与中医传统理论等而视之）。
归根结底，应对城市疫情，不同地方的中医界的反应和行动都不尽相同，这是与地方公共卫生事业主持者的不同有关的。若不是成都在城市公共卫生政策上的缺失，政府行动力严重不足，西医的匮乏，又怎么会不得不由中医界人士来主持呢？而中医人士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对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有资源建立的公共卫生体制，他们的理解和目标也不尽相同。
如果要写一本《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史》，成都这次防疫事件也许并不能纳入值得称道的经典案例。
这场霍乱改变了成都中醫界的现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在确诊患者的治疗效果方面，中医的疗法多种多样，难以标准化，其治疗效果良莠不齐。有高明的，如沈绍九采用理中汤乌梅丸加减，使许多病人从垂危中得以生还，确实显示出中医医理在救治单个患者方面所能体现的水平和成效。然而高明者寥若星辰，民间大量充斥着以食用“白坭（即观音坭，产山岩间，荒年人民以之为食者）”“白矾”等来“泄毒”的治疗方式，报纸杂志漫天都是“主治霍乱、吐泻、镇痛、免疫”某某“灵芝水”的广告。不管这些治疗理念和方法对于中医名家来说是如何荒谬，但在当时中西医激辩的语境下，这口黑锅最终还是由“中医”来背。
况且，同年在数百万人口的上海爆发的霍乱疫情，因统筹得当，防疫得力，成为全国死亡率最少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患病5439人，444人死亡。（《震旦医刊》，第11卷）相比之下，成都死亡率高出一档。《新新新闻》对此次虎疫死亡人数曾进行过两次报道：8月16日报道为“八月一日至十三日共六百八十四人”，9月5日则为“一周间染时疫死亡统计，据公安局报告共计四百余人”。由此可见，这一次霍乱死亡人数接近两千人。（1945年成都再一次爆发大规模霍乱，据统计死亡人数为939名，见《新新新闻》1945年10月13日）
这场以中医师为主力的地方防疫“战役”，并不能立刻扭转整个中医的颓势，但却让人看到一线转机。
以沈绍九、李斯炽为代表的成都中医，以传统医者“悬壶济世”的仁心，主动采用了公共卫生的“现代”模式。而且这次防疫的经验，也融入成都中医师未来的事业当中，这些经验以及背后的意义，将会在此后不停地膨胀、发酵。
以李斯炽为例，他深刻认识到中医组织统一的重要性，也看到了缺乏规范化的学校系统教育这一环节，是中医界的“罩门”之一。因此，当1936年四川国医分馆馆长赖华锋邀请李斯炽担任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医学院即四川国医学院院长一职时，他毅然应允。
从此开始到1979年去世，李斯炽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普及医理”的现代中医教育事业当中。从担任民国时期半官方的四川国医学院院长，再到担任新中国后成立的成都中医学院院长，几十年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伴随了中医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他们这一代医者，以现代学校教育为“刀斧”，将中医这块原本满身杂质、黯淡无光的璞玉，打磨并凿进了当代中国医疗体制的基石中。
虎疫突然袭击四川
虎疫是什么？是老虎带来的疾病，或是老虎成灾？成都平原最近一次老虎食人的记载，是在战祸连年的明末清初时期，蜀中百姓屠戮殆尽，“天府之国”变为“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清）费密：《荒书》，据《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但这也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经过了数代移民，生齿滋长，此时蓉城的人口早已达到三十万人以上，别说城市里出现老虎，恐怕方圆百里内连一般的野狼野猪也难觅踪迹。
其实，“虎疫”之名，来自于这一疫病的英文发音“虎烈拉”（cholera），它的另一个译名现代人可能更加熟悉：霍乱。
“霍乱”在汉语中原是指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急性肠胃炎，它没有什么传染性，“自古以来，至清之中叶，言霍乱者，未有杀人如麻及大流行之记载”。（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3年第29期）而被称为虎疫的“虎烈拉”，是一头“孟加拉虎”——发源于南亚次大陆，医界开始普遍以“霍乱”来指称这种可怖的瘟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国第一次“虎烈拉”疫情，大概是在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传入引发，距今近两百年。此后霍乱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渐扩散到内陆，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现了首次霍乱爆发的记录。
染上霍乱的患者，最初会感到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了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俗称“米汤便”。恶心与呕吐又使得染病者饮水变得极为困难，脱水带来了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地堆叠、起皱，肤色开始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患者的声音也变得沙哑且有马上崩溃之感——这些症状发生在5-12小时之内，若没有及时和正确地救治，霍乱患者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相比较染病致死的痛苦过程，更令人群莫名恐惧的是霍乱极强又极快的传染性。对缺乏现代传染病知识的人来说，它就好比鬼魅作祟，来无影去无踪。在这种杀人如麻又防不胜防的疫病威脅下，社会人群似乎暂时摆脱了阶级的高下、行业的差别，统统成了“瘟神”案板上待宰的鱼肉，纵使你是高官巨贾，似乎也逃不过死神的眷顾，因此民谣有“红灯笼，高高挂，先死穷人后死官，发财人死在八月间”之说。
1932年的霍乱疫情席卷了国内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四川数地都有疫情发生，当年的医药类报刊《广济医刊》中报道了四川内江数则染病致死的例子：
“有刘某在茶馆问友人云，今晨中街出若干具，友达共出六十四具。刘正谈笑间，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其友初尚以为戏，及观其色变，始觅医药治，医未至而刘已死矣。又道士赵隆文，往龙院开灵。甲家死三人，乙家死二人，丙家死一人。道士在乙家作法时，竟伏地不起，主人尚以为作法，良久，呼之不应，气息身冷矣。又有中医杨之厚，为某家诊受疫者六人，诊未竣，开方亦未完，医云，‘我回家后必死，不再诊矣，诊金毋须交也。’主人愕然。医归，是夕竟死去。而所诊之六人，亦不能救。”（《内江虎疫之奇惨》，载《广济医刊》1932年第九卷第九号）
其中提到的病例，尤其是那位中医杨之厚中断诊治归家而亡的故事，似乎就在强调在虎疫的血盆大口前，连妙手回春的杏林子弟都自身难保，更不用说驱鬼救人了。
中医西医的学术之争
了解近代中国医学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20年代，是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从龃龉到对决的一个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得“科学”的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医持强烈的批判立场，其中参与批判中医的人物不仅包括西医界的翘楚，连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化界的大师也涉入其间，而中医界人士自然也起来辩驳反击。
在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中，双方最初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互相辩论，后逐渐升级爆发骂战，攻击方骂中医“非科学”、捍卫中医者的“愚昧无知”，留英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还曾写过一副颇有当今网络语言风格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相较而言，捍卫中医者的应对则越来越显得左支右绌，最后甚至出现给西医扣违背“三民主义”的政治“大帽子”：
“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也！”（《医药新闻报之通电》，载《申报》1929年3月14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卫生行政部门基本由西医和偏好西医的官员把持。很快在1929年，反中医人士提出“废止中医案”，试图以行政方式废除中医，将中医的生存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一提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中医药从业人员剧烈反弹。他们大规模组织抗议，各地请愿团体进京“上访”。考虑到诸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撤销了“废止中医法案”。此后二十年里，废医提案时有出现，中医在国家行政和法律层面的地位虽未受到根本动摇，但也岌岌可危。而中医地位的坠落，至少在新式知识分子所掌控的公共舆论中，却已经是不可逆转。中医在许多新式报纸上的形象，甚至跟做法事画符的道士和尚已经相去不远了。 如果说“废除中医”运动是中医地位坠落的缘由，毋宁说是中医自身地位下降的产物;以长远的眼光看中医的衰落，自有其历史脉络和根源的。
从历史看，中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分为两块：宫廷与民间。至少在统治者的认知中，宫廷医学之外的民间医疗事业，其重要性并不是很高的。迟至宋代，才出现了官办“惠民药局”等地方医疗机构，此后元明清三朝，不但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就连宋朝创立的地方医政也渐渐废弛，除了在一些“大疫”流行的灾难时期，政府有一些防疫救治的行动，平常的医疗活动已经成为“纯民间”的事业了。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绝大多数读书人是以功名为最高追求目标，只有求之不得、又为生活所迫的时候才习岐黄之术、悬壶行医。因此民间的医生，除了极少数的儒医或世医，绝大部分是混迹草泽、行走江湖的郎中，这样的从医者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他们治疗时又常常将各种宗教、迷信元素混杂在一起。中医在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其实一直存在，这也是跟传统王朝对医疗行业管理的缺失分不开。
另一方面，随着清末西方势力的入侵，西方的医学和医疗体系开始传入中国。面对疾病，它们展现了跟传统中医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应对方式，也重新塑造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关键的，是医疗事业中国家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皇帝制度被废除，宫廷医学寿终正寝，此外，建立西式的社会医疗体制也在民国时期逐渐成为国家重点推行的政策，西医的地位直线上升——更何况这个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自己就是学西医的。
在这种国家大环境的变革中，中医的命运堪忧，1929年成功阻止“废止中医法案”的通过似乎只是苟延馋喘，许多人坚信中医必将一步一步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说法，中医最好的归宿是送进博物馆。
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却并非如此。
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与大变革中，中医为了生存，开始了艰难的蜕变。其自身的变革的程度，远超过其坚守的传统。有学者曾说，如果一百年前的中医师穿越到如今，恐怕也不敢将现在的中医认作自己的子孙。
更重要的是，中医在中国逐渐形成的现代医疗体制中不断调适自己的位置，摸索自己的存在方式。
我们将会看到，在1932年这场席卷全国性霍乱中，在政府统筹缺位，医疗资源贫乏的成都，以中医为主的医疗组织积极投入防疫工作，在努力拯救虎口下的生灵同时，也让中医自身转型的路径逐渐清晰起来。
成都中医的抗疫之战
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如作家黄裳所评论的，“旧的已经渐渐毁灭下去，新的工业文化还没有影子，却已染上了浓厚的浅薄的商业色彩。”（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在各种变革思想对封闭的内陆进行冲击的时代，这个古老城市也渐渐有了一些新气象。电灯、电话、汽车等现代化产品已经出现在城里，警察、西式医院、新式大学等现代组织也在此扎根，其中比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城市管理的现代化：现代市政的建立。
在参考欧美城市的“市长一议会”制度之后，成都于1928年成立了市政府，市政府下设社会局、财政局、卫生局、教育局、公安局，基本的现代市政的架构也已经成型。
架子虽然搭起来了，却是搭在了流沙上。上世纪30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军阀唱主角，成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黔军、滇军、川军对四川督军的争夺，杨森军队进驻之后又被驱逐，在1932年的此时，城头正飘扬着三面“大王旗”：刘文辉、田颂尧与邓锡侯。
此时的成都市政府夹在三支军队间蹒跚而行。军队系统与政府间权责不清，城市的税收大部分被军队把持分配，包括卫生局在内的政府职能机构空有架子，甚至政府官员的任命，也往往是三军争夺妥协的产物。三方关系微妙而又暗潮汹涌，成都的政治结构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就在1932年夏天，霍乱又在成都爆发。
这一次是成都历史上继光绪十八年（1892）后第二次严重的霍乱大肆虐。而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对霍乱早已不陌生。与此同时，西方医学对霍乱病原的认知也被翻译进来，最早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就有详细介绍：“详考此病根源而定其实据，查明之后称其微生物日尾点微生物，因其形似西书所用有尾之点，其实类乎螺丝钻形。霍乱吐泻者便宜流质，形似极稀米浆，内多此微生物。”（傅兰雅主编：《格致汇编》，凤凰出版社，2016年）
因此不管是醫界还是城市管理者，都有了上百年应对霍乱经验的积累。而且随着新式报刊的普及，对于霍乱知识的介绍和宣传也逐渐广为人知。
此时的成都，虽然民间还或多或少掺杂着“瘟神作祟”的迷信色彩，但对于霍乱的病原和传播途径，当时的《新新新闻》就有了专刊介绍。（《霍乱及其扑灭防治方法》，载《新新新闻》1932年6月26日）按理说此时的应对，至少不会像四十年前那样的抓瞎了。
然而不幸的是，应该负有指挥统筹责任的政府却让成都民众指望不上。
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正如前面讲到的，当时统治成都的三大军阀之间勾心斗角、濒临翻脸，此时大疫袭来，政府就算想要防疫救治，恐怕也是有心无力，能动用的财力人力都捉襟见肘。除了依靠驻军印制一些防疫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也仅仅是由卫生局采购一些防疫药品提供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所办防疫注射药品，刻已运到，交由红石柱防疫医院救济市民，特由该会印制免费证二万张，交由公安局转发各区警察署所，转各街街正，发给劳工苦力贫民，持据前往红石柱街防疫医院注射，以免传染时疫。”（《一周间染时疫死亡统计，据公安局报告共计四百余人》，载《新新新闻》1932年9月5日）
二万张的免费证，对于“虎口”下拥有四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无异于杯水车薪。当时成都的西式医院数量少得可怜，仅有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后部分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陕西街的“存仁医院”（后也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眼耳鼻喉专科）、马道街的“博爱圣修医院”、北郊张家巷的“平安医院”四家，而且它们都是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对当时保守的成都居民来说，西医的接受度并不高。
而关于当时成都中医的情况，苏友农曾在《成都中医情况》一文中作了详细分类介绍：
“一、晚清的官宦和士人自学，初为家人治病，推及亲友，后挂牌行医，‘此所谓半路出家者是也’。二、晚清科举不成的读书人自学，多为谋短期速成，即行开业者。三、家传师授，幼而学，壮而行者：以骨伤、疮疡外科为多。四、先学抓药，逐渐知医而行医者，多出身于中药铺老板或学徒。五、在善堂送医成名者，即在善堂义务或半义务看病送诊，一方面积累临床经验，另一方面结识病人，逐渐树立信誉。”
这样以自学、私授为主的医生群体，其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所以民间一直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说法。虽然从清末新政成都巡警道以统一考试为医生挂牌开始，民国市政府（市政公所）卫生局承袭其法，多在开业行医时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标签，但中医传承教学的方式依然变化不大。
而且，成都中医界在同业组织方面，尚没有统一和规范，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严重。舆论对中医界的攻讦，政府很难将其纳入统一管理是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中医人士也逐渐认识到，摒除门户之见，团结同业也是中医生存发展所必须要做的。
由于四川深处内陆，西医传播进来的时间比较晚，力量也比较弱小，民众求医问药的对象还是以中医为主，成都中医人士的危机意识并不强烈。1926年成立了一个“医民总工会”，却因部分医界人士对这一组织的名称不满（实际恐怕还是对于该组织之权威缺乏认同），退出自组一个“中医学会”，后改称“医民联合会”。同业组织不能统一使得许多医界人士无所适从，未加入的医生数量很多，而且这类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组织大规模的医疗行动。
面对肆虐的虎疫和疫情的加重，成都中医界人士不得不捐弃往日嫌隙，自发地团结一致，投身到抗击“虎疫”的战斗中。这时，尤其需要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登高而呼，统筹行动，而且此人必须是中医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才能够服众。
此时，成都中医界公认的杏林领袖是沈绍九。
沈绍九名湘，原籍浙江绍兴，清同治四年（1865）生于成都，年轻时学习“刑名”，在地方衙门当幕客，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师爷”。30岁后拜成都名医范静涛为师，同时又受到浙江名医敬云樵点拨，1896年正式在成都开业行医，数年之间就声名鹊起。清末文人傅崇矩在他编撰的《成都通览》（1909年出版）中，将沈绍九列入蓉城十大内科医生。民国初年沈被誉为成都四大名中医之首，其他三位是陆景廷、顾燮卿与张子初（一说是王朴诚）。
面对这一年霍乱的爆发，沈绍九先生敏锐地认识到，成都中医界应当改变以往的组织和行为的惯例。凭借自身的威望，他与另一位名医陆景廷一同倡议医界人士不分流派和门户，共同组织救护队，并根据疫情的状况，混合抽调“工会”和“联合会”的医生，五人为一小组，分头行动，挨门逐户向患者送医送药，宣传防疫知识。
本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医师法》，根据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区域内同级公会以一个为限”。成都的“医民总工会”和“医民联合会”随即合并，成立新组织“成都国医公会”。这个新组织的成立，虽说是中医界人士对国家法律的响应，但如果没有夏秋之际合作抗疫的这一段经历，成都中医界在组织上的统一恐怕还要好些年才能实现。
对当时成都的中医界来说，这一场防疫工作，仿佛成为老一辈重量级杏林人士的谢幕演出。此时的沈绍九67岁，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已经不能从事第一线的抗疫工作，他于4年后的1936年逝世。国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队长，四大名医之一的陆景廷57岁，也在次年1933年去世。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成都中医界的新老交替，似乎也在这场抗击“虎疫”行动中悄然进行着。
成都中医界的改变
在参与防疫救治的众多医疗小队中，有一支自称为“壬申防疫队”（1932年是壬申年），他们活跃于旧皇城坝、御河边以及城墙边——这些当时成都的“贫民区”，也是疫病发生、传播和死人最多的区域。在这支防疫小队里，有位面容消瘦的中年人，他的名字此后将在成都甚至全国中医界广为人知：李斯炽。
李斯炽出生于1892年的成都，正是蓉城爆发第一场霍乱的那一年，似乎是冥冥中注定要从事治病救人的事业，在“虎疫”威胁下出生的李斯炽，也正是在对抗虎疫的行动中，成长为中医界新一代的中坚人物。
跟许多家学渊源的名医不同，李斯炽原本是一名典型的“理工男”。他中学就读于成都府中学（今石室中学前身），理化成绩相当不错，同时又师从名医董稚庵学习书法和古典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这是研习中医所必需的文化底子。 1915年，23岁的李斯炽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毕业，以优异成绩留校担任理化助教、理化仪器室管理员，并兼任中学的理化老师。同年他正式开始跟随董先生系统学习中医，到39岁时他辞掉国立四川大学的工作，正式开业行医。
在从事专业工作15年之后再改行，是需要当事人有足够勇气和“使命感”做出选择的。那是什么样的“使命感”？在李斯炽之子李克淦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的是他曾目睹“庸医杀人”，并且时常对人说：“庸医之所以杀人，是学而不精;昧者之所以攻讦，是理未普及”。（李克淦：《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载《名老中医之路》;李克淦：《李斯炽教授学术思想探要》，《中医药学刊》2002年第5期）而“庸医”与“昧者”，一直以来都是中医的“内贼”和“外患”。那时的李斯炽应该只是单纯认识到中医在救人活命上的价值，而现实中普遍的学而不精的庸医“杀人”现象，促使这位青年走上了钻研岐黄之路。
1931年，李斯炽才算正式踏入“医林”。但长年累月研习中医，也因技痒为不少病患诊治过，在成都医界积累了不小的名气，并结交了不少成都中医界同道。
1932年疫情大作时，他很快就约集名医蔡品三、罗春舫、谢子鹤、雷敬之、季懋勤、李德安等人成立了“壬申防疫队”。针对霍乱病患的用药，防疫队采用“苍术、细辛、牙皂、荜拨、公丁香、石菖蒲、枯矾、火硝、雄黄、冰片、麝香等药物制成‘防疫邂瘟丹’”（陈懋鲲：《成都名老中医李斯炽先生传略》，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这一方剂很大程度上是改进于早期中医和民间的疗法，无论从中医医理，还是在对症和药效方面，都不如沈绍九老先生研制的“理中汤乌梅丸加减”高明，也比不上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
理中汤和四逆汤应该是中医界经过几十年摸索，发展出的治疗单个霍乱患者（寒性霍乱）非常有效的汤药。上海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曾分别运用盐水注射和四逆汤于数十位霍乱患者身上，“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此可以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成绩，又可见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方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章太炎全集（八）》，医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但重点在于，这两付汤药在当时的情况下熬制不易，成本也不低，尤其是理中汤乌梅丸的方剂里还包含有富贵人家才能用得上的人参。而李斯炽领导的这个防疫小队的经费全来自于私人解囊，经费欠缺，又面对着人数众多的贫困患者，让他们不得不遵循“简、便、廉、验的原则”展开救治行动。
以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怎样应对几乎无限的医疗需求，他们正碰触到了中国医疗事业最根本的矛盾。
在防疫的方针方面，李斯炽特别强调发动疫区群众打扫环境卫生，灭蝇灭鼠。此举看似平常，但是这支由中医师组成的防疫队，主动采取这种做法，意味着这一代的成都中医人士主动或被动接受了以疾病细菌理论为基础的传染病理论（至少部分接受，或是承认有理论效果，与中医传统理论等而视之）。
归根结底，应对城市疫情，不同地方的中医界的反应和行动都不尽相同，这是与地方公共卫生事业主持者的不同有关的。若不是成都在城市公共卫生政策上的缺失，政府行动力严重不足，西医的匮乏，又怎么会不得不由中医界人士来主持呢？而中医人士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对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有资源建立的公共卫生体制，他们的理解和目标也不尽相同。
如果要写一本《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史》，成都这次防疫事件也许并不能纳入值得称道的经典案例。
这场霍乱改变了成都中醫界的现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在确诊患者的治疗效果方面，中医的疗法多种多样，难以标准化，其治疗效果良莠不齐。有高明的，如沈绍九采用理中汤乌梅丸加减，使许多病人从垂危中得以生还，确实显示出中医医理在救治单个患者方面所能体现的水平和成效。然而高明者寥若星辰，民间大量充斥着以食用“白坭（即观音坭，产山岩间，荒年人民以之为食者）”“白矾”等来“泄毒”的治疗方式，报纸杂志漫天都是“主治霍乱、吐泻、镇痛、免疫”某某“灵芝水”的广告。不管这些治疗理念和方法对于中医名家来说是如何荒谬，但在当时中西医激辩的语境下，这口黑锅最终还是由“中医”来背。
况且，同年在数百万人口的上海爆发的霍乱疫情，因统筹得当，防疫得力，成为全国死亡率最少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患病5439人，444人死亡。（《震旦医刊》，第11卷）相比之下，成都死亡率高出一档。《新新新闻》对此次虎疫死亡人数曾进行过两次报道：8月16日报道为“八月一日至十三日共六百八十四人”，9月5日则为“一周间染时疫死亡统计，据公安局报告共计四百余人”。由此可见，这一次霍乱死亡人数接近两千人。（1945年成都再一次爆发大规模霍乱，据统计死亡人数为939名，见《新新新闻》1945年10月13日）
这场以中医师为主力的地方防疫“战役”，并不能立刻扭转整个中医的颓势，但却让人看到一线转机。
以沈绍九、李斯炽为代表的成都中医，以传统医者“悬壶济世”的仁心，主动采用了公共卫生的“现代”模式。而且这次防疫的经验，也融入成都中医师未来的事业当中，这些经验以及背后的意义，将会在此后不停地膨胀、发酵。
以李斯炽为例，他深刻认识到中医组织统一的重要性，也看到了缺乏规范化的学校系统教育这一环节，是中医界的“罩门”之一。因此，当1936年四川国医分馆馆长赖华锋邀请李斯炽担任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医学院即四川国医学院院长一职时，他毅然应允。
从此开始到1979年去世，李斯炽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普及医理”的现代中医教育事业当中。从担任民国时期半官方的四川国医学院院长，再到担任新中国后成立的成都中医学院院长，几十年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伴随了中医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他们这一代医者，以现代学校教育为“刀斧”，将中医这块原本满身杂质、黯淡无光的璞玉，打磨并凿进了当代中国医疗体制的基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