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时年20岁的李贺应河南府试，获隽。踌躇满志，准备进京举进士试。
　　自15岁以乐府诗闻名于时人以来，少年李贺的前途被众多名公钜卿看好。19岁那年，韩愈、皇甫浞闻李贺名，给李贺出了篇命题作文，考考他的才气。李贺也不客气，当场作《高轩过》一诗答韩愈和皇甫浞：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东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精照耀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龍。”
　　此诗历来被称颂。“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钱锺书先生认为“不特长吉（李贺字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之道著矣”，评价甚高，而“秋蓬生华风”“附鸿”“作龙”等语，则将一个有志青年面对即将到来的“飞黄腾达”的喜悦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
　　从诗题“韩员外愈、皇甫待御浞见过，因而命作”来看，是李贺当场应韩愈和皇甫浞所请而作无疑，于中也可见出李贺对韩愈、皇甫浞这两个文学大家、词章前辈过访自己这个“文学青年”的感激。朱自清在为李贺所作年谱中如此记录：“其过贺足为增名不少，贺之感激可知;故有秋蓬生风，附鸿，作龙之语，信其能相推引也。”诚为知心之论。
　　府试得中，举进士试。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李贺的锦绣前程似乎就此展开。
　　然而，就在他准备进京举进士试时，有人突然向他发难了：李贺，且别忙着举进士试，你父亲名晋肃，出于避讳，你李贺怎么可以举进士试呢？
　　发难者所谓避讳，为唐时成为风尚之避嫌名讳。自避讳之俗起于周朝以来，经过数百近千年的发展演变，自唐时已达极盛。《唐律·职制篇》明确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地方官员的官号名称如果和自己的父亲、祖父名字相同而不知道避讳辞官胆敢就任的，一经举报查实就要处以一年的徒刑。

　　在这个严密的避讳制度之下，唐朝出现了很多因为避讳而辞官不受的例子。《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洙父名次公）’，请改授闲官。”滑州刺史的“刺”字与卫洙的父亲次公的“次”字音同，避嫌名讳，卫洙不敢去当这个滑州刺史，于是只好向朝廷上表，请求改授其他闲官。
　　好在朝廷讲道理，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意思是这个官名不犯讳，你的请求不能得到批准，你还是去上任吧。
　　卫洙当然是幸运的，而李贺就比较尴尬了。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音同，属于避嫌名讳的范畴，所以李贺不能举进士。向他发难的人隐在历史的暗处，拿避父讳这个大棒子打击李贺，让李贺毫无还手之力。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李贺当然不能忍受别人在道德上挑自己的刺，于是决定不举进士试。
　　李贺不知道，他的这一决定，正中了发难者的下怀：你少年得名又如何？举不了进士试，将来你就不可能是进士出身，不是进士出身，再有名又如何？
　　按进士出身之重要性，对唐时读书人不言而喻。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沈转变之概状矣。
　　进士重于明经，这是高宗、武后以后的唐代政治发展趋势，李贺生于进士科隆盛之时，对于进士出身的向往和汲汲以求，大可理解。一方面，进士出身是他这样的士子入仕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唐自开元、天宝以后，进士出身而担任担任中央要职的比重日益增大。典型的例子摆在那里，李贺没有理由不趋之若骛。
　　但凭空甩出来的“避嫌名讳”把他震得毫无还手之力。他做不到耍无赖，也没有能力抗辩。从当时的道德风尚来讲，避嫌名讳对他而言，是一招一剑封喉的杀着，而因为有着良好的道德洁癖，他便也没有耍无赖的资本和资历。

　　还是韩愈久经人事，面对众口一词，他看出了问题所在，积极为李贺鸣不平。在散文《讳辩》中，韩愈一面温言劝慰李贺还是要去举进士试，一面批判“毁”李贺的人所持有的观点：“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蓝’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韩愈拿孔子避母亲讳为例说：凡双名不专讳一个字。郑玄认为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在说“征”的时候不说“在”，说“在”的时候不说“征”。《律》文又说：不讳声音相近的字。郑玄说：譬如“禹”之与“雨”，“丘”之与“蓲”之类就是。现在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去考进士，是违背了二名律呢，还是违背了嫌名律呢？如果父亲名仁，难道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韩愈这篇文章既是为李贺开脱，也是为千百年而下的不合人情与事理的避讳制度发起的战斗檄文，其观点犀利，逻辑严密，本有理由说服当时的社会风尚，继而让李贺安之若素地参加进士试。然而，韩愈和李贺都没有料到，《讳辩》写出之后，非但没有引起士人社会的广泛理解和同情，反而为韩愈招来了无端指责。舆论认为：韩愈以文章大家之身，不仅没有带头维护避嫌名讳这个道德风尚，还百般为一个文学青年辩护，鼓励年轻人热衷功名而抛弃道统，理应受到谴责。
　　当此情形之下，李贺更不能置韩愈于艰难处境，于是他做出了人生最为痛苦也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卒不就试，归。”
　　藏在暗角里诋毁李贺的人，终于松了一口長气。他们挥舞着标榜正义和道德责任感的大旗，料定了李贺招架不住，而结果的确如此，小人最终胜出，李贺惨败。从李贺短暂而悲怆的一生结局来看，这个所谓正义和充满道德责任感的大旗，不过是妒贤嫉能和阴私毁才的幌子罢了。
　　李贺感恩于韩愈的赏识和仗义，但尤其如此，他更不能铤而走险，“拒不避讳”这样的道德评价他和韩愈都承担不起。另外一方面，尽管《讳辩》看起来在理，但并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更为重要的是，因避讳而辞官的例子，在他前面的有很多很多。《旧唐书·贾曾传》里的贾曾，和卫洙的遭遇差不多是一样的：“拜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与曾父名音同字别，于礼无嫌，乃就职。”人家到手的官都可以不要，一场考试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李贺大约是在公元811年初回到河南老家昌谷的，在回家路上所写的诗《出城》中，有“啼鸟被弹归”“无印自堪悲”等句，当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次因避嫌名讳而不举进士试的遭遇对他的一生可谓影响深巨。朱自清先生在《李贺年谱》中如是叹息：贺方盛年，固以远大自期，遭此坎轲，其怨愤无聊可以想见。其诗如“二十男儿那刺促”“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少年心事当孥云，谁令幽寒坐鸣呃”“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天网信崇大，矫士常怪怪”“文章何处哭秋风”，皆此物此志也。好友沈亚之谓其所赋，“怨郁凄艳之功，盖古排今”;杜牧论其诗，以为“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而钱锺书先生则谓“长吉好用‘啼’‘泣’等字”，“连篇累牍，强草木使偿泪债者哉。殆亦仆本恨人，都以眼泪洗面耶。”其恨如何？当然跟这次避嫌名讳而不举进士试有关。
　　次年，因韩愈引荐，李贺当了一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三年后，以病归，“家居撰著读诵，有燕婉之乐”，其后，短暂往潞州依张彻。公元817年（唐元和十一年），李贺死于昌谷家中，年27岁。少年颇得诗名的李贺，却折戟于青年意气浮于天的进士科场，原因竟然是避嫌名讳，唐时避讳制度和社会风尚之害由此可见一斑。
　　李贺去世后大约两百多年，南宋文人、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为他避父讳而弃进士试大加赞赏。在《李长吉诗集序》中，薛季宣如此称颂李贺：长吉讳父嫌名，不举进士，虽过中道，然其蔑福贵、达人伦，不以时之贵尚滞蓟乎方寸，其于末世，顾不可以厚风俗、美教化哉！
　　不参加考试，反而成为李贺高风亮节的证据。以薛季宣之处理学盛世而议李贺之终生遗恨，李贺是不会照单全收的。而在我看来，薛季宣之不懂李贺也如此也。或许，这个评价还会深深刺激他：我尚且以此遗恨终生，你还是别给我戴这个高帽子吧。
　　然而，将李贺的人生遭际放在漫长的中国避讳史里来观察，他还不算最不幸的。公元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案引发的“以讳杀戮”事件，不仅当事人王锡侯掉了脑袋，受牵连的子孙七人皆被判斩，就连江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也跟着一同遭殃。《字贯》案的核心在于：其凡例写入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之名讳（玄烨、胤稹、弘历），没有缺笔避讳。乾隆批为“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更朱批“罪不容诛”。以犯讳而杀戮多人，成为中国历史有避讳先例以来最严厉和最血腥的讳例。
　　李贺如能闻听此例，或许会暗自松一口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