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南部一所公立小学校长马克·埃尔姆斯2009～2010年度收入为20多万英镑，尽管他的每一份收入都亮在阳光下，还是让一些人吃惊——这相当于英国首相年薪的两倍！可更多的学生家长却说：“埃尔姆斯是一分钱、一分货，绝对物有所值！”
　　埃尔姆斯2001年出任一个落魄学校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变化巨大，学生进步令人吃惊。因此，《金融时报》评论说，我们根本不应该质问埃尔姆斯是不是拿得太多了，而是应该反思，出这么点钱，上哪儿去找更多的像埃尔姆斯这样的校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也搞绩效工资了，但似乎“绩效”不起来，一方面，我们叫喊了多年，其实并没有真正把学校里最关键的人——教师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我们看重的不是想到、说到和做到，而是钻到、谋到和混到，往往本事比能力更管用。
　　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遗憾的是，18年前的目标迄今尚未实现。有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下限为4.07%，而我国早在1998年就已超过800美元。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重提4%（但GNP变成了GDP，而前者一般大于后者），缩水而纠结的4%会不会又打水漂呢？显然，新时期以来，我国教育投入一直没有执行规划，也不遵守教育法。
　　简单地看，中西方教育投入模式之别类似于大家一起进餐。西方人奉行AA制，责任清晰，该承担多少清清楚楚；我们是随便由其中一人支付，责任模糊，付账时就争得假模假式。德国法律规定，教育投入联邦政府占10%左右，州政府占65%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就没有从政策上更没有从法律上规定各级政府的投入比例。因此，教育投入成了领导的随心功德，即使那些自封“教育书记”、“教育市长”的领导，在他的投入盘子里，也从来没有一个能说服人的比例。更何况，注重形象工程的决策更加重了教育投入在软硬件上比重的倒挂，对决定教育发展水平的教育中人，出手总是吝啬有加。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到处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标语，为什么到现在，中国的许多党政机关开始奢华——办公楼一家比一家豪华，警察都开着劳斯来斯、宝马执行公务了，还在穷着教育？许多人已经习惯“享受”——可以拥有私人飞机、花上亿元人民币买一辆顶级豪华车了，还在苦着孩子？什么时候，国家会像一个家庭把孩子的教育当成头等大事一样，把国民教育当成头等大事？什么时候，学校会建成安全舒适的“天堂”？什么时候，寄宿学校的学生才不会营养不良？
　　搞不懂为什么政府老是宁愿建些歌舞升平的场所，却不舍得往利国利民的教育上投资！真的想不明白？看过下面三段对话，也许你会明白一二。
　　1887年，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让清政府每年在教育上投入一百万两白银。
　　李提摩太：“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需要二十年才能见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1905年，严复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