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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只有隶属于CDC（国家疾控中心）国家控烟办公室的8名全职工作人员，是中国真正的控烟人员。他们是劝阻中国3.5亿名烟民控烟的主要力量，但是与每年中国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的人数而言，他们的存在犹如一个笑话。
烟雾缭绕的中国，吞云吐雾的国民感受不到慢性毒药给予的痛苦。相反，烟雾给国家、烟草制造商带来的是巨大财富。
2012年，这是中国宣称控烟的第九年。
2003年11月，中国以“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受害国”的身份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77个签约国。
时至今日，国家仍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控烟立法。在围绕GDP的巨大利益面前，关于控烟的博弈很纠结，也“很中国”。
8：3.5亿的悬殊
位于广州市海联路52号的一栋三层建筑里是广东省控烟协会所在地。秘书长汤捷递上来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的头衔。对方无奈地解释道：“除了隶属于CDC国家控烟办公室的8名全职工作人员外，其他在中国做控烟的人都得兼职。”
据中国卫生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全国有3.56亿烟民，有7.4亿不吸烟的人群正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有1.8亿是15岁以下儿童。
8：3.5亿，从开始就注定了这不是一场平等的较量。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烟草消耗大省的广东面对控烟问题同样疲软。根据汤捷描述，广东省控烟协会每年只能依靠省卫生厅下拨的10万经费开展工作。其余部分，全靠世界肺健基金会的支持。而国家控烟办公室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每年政府在烟草控制方面的支出，只有960万元。
没有足够的财力，控烟队伍却要撬动一个数量和势力都更庞大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批评意见指出的，中国控烟之难，不在于3.5亿烟民的庞大人数，而来自“中国特色”的体制。
中国是世界上除了朝鲜以外，仍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唯一一个国家。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被公众形象地称为“左手控烟、右手卖烟”。
令汤捷印象最深刻的是，2010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在5月到访广东，与广东省洽谈合作，力求共同推进广东烟草行业做大做强，特别是积极为本土品牌发展成为全国性知名品牌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这篇报道在媒体上刊登了一个版，还报道了某烟草公司进行降焦减害技术改进等内容。”无疑于给控烟工作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实际上，所谓“降焦减害”技术一度是烟草企业对抗国内日益高涨的控烟呼声的法宝。积极倡导控烟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组织撰写《控烟观察——民间视角》的报告。在2009年的报告中，其就明确指出“降焦减害”是上世纪西方烟草企业编织的一个谎言，已被科学研究证明其谬误，在西方早已偃旗息鼓。但如今这个破产的谎言却被中国的烟草企业沿用，意图转移对控制烟草流行的努力。
2009年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把“降焦减害”当作控烟工作的成绩。
2011年，中国工程院公布了54名新晋院士名单，以“研究出最大限度减少烟草危害的新方法”的谢剑平位列其中。谢剑平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基于“降焦减害”技术提取出了神农萃取液。
据了解，添加了神农萃取液的广东某烟草品牌陆续在一二线城市热销，让濒临破产的老牌国企梅州卷烟厂起死回生，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纳税大户。国家烟草专卖局赞叹谢剑平用“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居功至伟。”
中国工程院的做法引发了控烟人士的强烈反弹，战火再次被点燃。一些激进的控烟人士抨击谢的研究是“高效杀人”，称呼他为“杀人院士”——这些话语，对一个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显得有些刻薄；显然批评者不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之上，而是站在国民的健康保障的立场之上，甚至有批评者认为他的当选，“简直就是个笑话”。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王克安甚至表示：“很多烟草界人士自己都不吸烟”。
“最脏烟灰缸”
5.84秒，这点时间也许还不够点燃一支香烟，但地球上却有一个生命因吸烟导致的疾病从此消逝了。
2008年11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就悬挂着这样一面黑色的“死亡钟”，上面记录的数字代表着无数被烟草夺去的生命，每隔5.84秒，它就增加一个。
按照议程，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通过《公约》的第5.3条、第11条和第13条的实施准则。第5.3条规定的是缔约国一般义务：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第11条针对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以文字或图片标明吸烟危害，同时，不得出现“低焦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误导性信息。第13条针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在众多与会代表和国际观察员看来，这三条是整个《公约》文件的基础。
尽管中国政府对烟草的暧昧态度在国际社会早已深入人心。但中方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还是令所有参会者大吃一惊。
大会公布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名单里，有两位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代表，其中一位还在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而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的公共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不是把狐狸放到鸡窝里了吗？”一名全程参与谈判的南非卫生部顾问惊讶地表示。
而后，在讨论《公约》的11条烟草制品的包装问题时，中国代表对在烟盒上印刷提醒消费者吸烟会得肺癌、使新生儿患疾病等主题的警示图片“表示反对”。一位来自外交部的代表发言称，中国生产的卷烟图案大多是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代表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很难想象在这优美神圣的图案里放上难堪的图片。
他最后表态：“从法律上和健康上我们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此番言语引来了全场嘘声一片。
与会观察员遗憾地说，“对于公众健康而言，中国错失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机会”。在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决定给中国一个“提醒”，一致投票把代表控烟不积极的“烟灰缸奖”颁给中国。会议简报上登载的授奖理由是：“因其嘲笑公约第11条准则，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由非政府组织给中国“烟灰缸奖”，自然惹怒了身担责任的中国官方代表团。第二天来自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代表对NGO发出“逐客令”。这种恼怒再次遭到一致反击。100多个与会国家纷纷质问中国代表们：“你们到底好好看了《公约》没有？”
在《公约》的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不隶属于烟草业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其他成员，包括卫生专业机构，妇女、青年、环境和消费者团体，以及学术机构和卫生保健机构，对国家和国际烟草控制努力的特殊贡献，及其参与国家和国际烟草控制努力的极端重要性。
自此，中国控烟不力的国际形象再次减分。
卫生部单打独斗
实际上，比起2003年签约时的积极，中国在先后进行的几次公约政府间谈判的表现可谓每况愈下。曾参与过5次公约政府间谈判的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对媒体表示，这与牵涉的各部门利益有莫大关系。
原来，首次进行公约政府间谈判时，是由国家发改委工业司牵头，该司与烟草局并无直接关系，卫生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均派了代表，中国在谈判中表现积极；尔后，谈判改由直接分管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发改委经济运行局负责，谈判也还算中立；到了2008年大部委调整，领导中国履约小组谈判的成了工信部，而国家烟草专卖局主管单位也是工信部，于是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2008年，就在卫生部门公开我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呼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进一步关注控烟行动之时，国家烟草专卖局却开始呼吁“科技兴烟”，“低焦”、“中草药保健”、“顺喉”等功能五花八门。有烟草企业甚至大胆地把新品种直接命名“环保”、“和谐”。
按公约要求，2011年1月9日起，我国应在包括工作场所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烟。
但一个由工信部签约的协定，却只能由卫生部来牵头，汤捷认为这本身就不合常理。于是在现有的形势下，控烟只能变成某个部门系统的内部行为，卫生部多少显得单打独斗。
2011年，卫生部联合爱卫会、武警和解放军后勤部门，发起了2011年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协定，要求率先实现公约目标，做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系统100%无烟。
“国外研究表明，一个医生抽烟相当于做15万美元的烟草广告。戒烟比做手术救病人更有意义。”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卫生厅副巡视员黄晓军表示。而医院要申请成为“无烟”必须通过三大考核，即不准在室内吸烟、不准穿白大褂吸烟、不准在非吸烟区吸烟。
广东省控烟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创建“无烟医院项目”，医生吸烟率由创建前的19.8%下降至创建后的11.5%；戒烟率由44.8%上升至59.8%；在诊疗时，被调查者经常主动询问病人的吸烟情况由51.0%上升至73.9%；在知道病人吸烟后，建议病人戒烟的情况由60.4%上升至77.0%。
而除了卫生系统，教育部门也开始有所行动，出台了类似规定，要求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校园室内外禁止吸烟，大学室内禁止吸烟。
尽管无法动员到国家层面的支持，但卫生部对烟草企业的反击却从没有间断。2012年3月，一向温文尔雅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对控烟进程“迟缓积弊”表现得非常愤怒，他指出：“国际经验显示，运用价格和税收的杠杆（提高烟税和烟价）并不会减少国家税收；相反，吸烟率会大幅下降，尤其是对价格敏感的青少年吸烟者可明显减少。”陈竺表示，呼吁提高中低档烟的烟价，是卫生部下一步控烟要点。
利用烟草税进行控烟已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控烟手段。世界各地的科学研究表明，价格提高10％，高收入国家总体卷烟消费就会减少约4％，发展中国家总体卷烟消费则会减少高达8％。提高价格已被证明能有效地防止儿童开始使用烟草制品，并鼓励烟草使用者戒烟。但在我国烟草税率仅为36%，世界排名倒数第三，只高于柬埔寨（20%）和刚果（32%）。这是烟民数量长期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9年5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曾对烟草消费税进行过一次调整，将甲类卷烟的从价消费税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为56%；乙类卷烟的从价消费税税率由原来的30%调整为36%，并在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一道从价税，税率为批发价的5%。
但这次税收调整同时重新按价格划分烟草类别，使部分卷烟的税率不升反降，也并未引起“税价联动”效应。税收带来的成本在烟草企业内部被消化掉了，没能反映到烟草产品的零售价上，所以通过增税来控烟的目的并未达到。
2010年，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就曾上书国务院，建议中国在提高烟草税时，应同步上调卷烟价格，才能起到控烟作用。他表示，经过经济学测算，可以对甲类烟的零售价每包提高3元，乙类烟每包提高5角钱。
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也在两会期间建言，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我国烟草制品税率提高到60%以上。姚认为，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例只由35%~40%提高到了43.7%~48.7%，与国际烟草税负的平均水平（65%~70%）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直对外宣称，将继续上调烟草消费税，推高烟价，但迟迟不见动作。对税收成本是继续内部消化还是转移在零售价格上，在烟草系统内部依旧分歧明显，阻力很大。
立法突破
在医疗系统内部，控烟也因为缺乏强制力约束，更像是一种带有“鼓励”性质的行为。医院按人头把“控烟奖金”发放到各科室，发现问题则“一票否决”。
广东省无烟医院创建期间，汤捷曾和同事一起到各医院暗访控烟情况。在一家基层医院，一名医生就穿着白大褂，在办公室里当着调查组的面抽起烟来。整个场面很尴尬，但除了口头劝阻，调查组不可能再对医生有更多惩罚，理由是“没有执法依据”。
世卫组织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且不包括由吸烟导致的其他损失。而据卫生部门保守估计，2020年我国因烟草导致疾病的年死亡人数将达到200万人，占世界总数比重的21.3%。2030年这个人数将达到350万人，占世界预测烟草归因死亡人数的43.75%，中国将进入烟草疾病负担的高峰。
控烟立法已是刻不容缓。近年，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市级层面的控烟条例，要求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在汤捷看来，这些地方立法得以顺利出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例如北京召开奥运会、上海举行世博会、广州举办亚运会、杭州则借助健康城市的势头。而中国第一个实现二手烟控烟立法的城市哈尔滨，实际上也得到了包括来自世卫组织、无烟草青少年运动、美国疾控中心基金会、世界肺健康基金会、彭博公共健康学院等机构的共同资助。
而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控烟条例也有望在广东出炉。目前，广东省控烟协会会同广东省法制办、省疾控中心、省健康教育中心、省公共卫生研究院、省人大代表、法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等正在对立法做可行性研究。“现在已经拿出来一个法律样本的建议稿。但法律界方面的顾虑比较多，牵涉到吸烟人群的权益问题，而且我们这个条例在打官司时没办法帮助非吸烟人群索赔。另外也涉及到执法权的问题，到底该由什么部门执法。很多人建议把权限给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但说到底，它只是一个各级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总之我们还处在讨论修改阶段。”
自此，由于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巨大阻力和卫生部的弱势地位，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形成了被地方“倒逼”的焦虑局面。与此同时，国际各大基金会却对中国控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2011年11月，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了900万美金开展控烟项目，这是迄今中国控烟领域接受的最大单笔捐赠。而在此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中国首富李彦宏曾共同面对媒体，宣布建立公益同盟，并一起发起“被吸烟，我不干”的行动倡议，鼓励被动吸烟者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利。帮助中国履行《公约》，宣传吸烟对中国烟民和非烟民造成的危害，成为了盖茨基金会在华的工作重点。
烟雾缭绕的中国，吞云吐雾的国民感受不到慢性毒药给予的痛苦。相反，烟雾给国家、烟草制造商带来的是巨大财富。
2012年，这是中国宣称控烟的第九年。
2003年11月，中国以“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受害国”的身份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77个签约国。
时至今日，国家仍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控烟立法。在围绕GDP的巨大利益面前，关于控烟的博弈很纠结，也“很中国”。
8：3.5亿的悬殊
位于广州市海联路52号的一栋三层建筑里是广东省控烟协会所在地。秘书长汤捷递上来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的头衔。对方无奈地解释道：“除了隶属于CDC国家控烟办公室的8名全职工作人员外，其他在中国做控烟的人都得兼职。”
据中国卫生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全国有3.56亿烟民，有7.4亿不吸烟的人群正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有1.8亿是15岁以下儿童。
8：3.5亿，从开始就注定了这不是一场平等的较量。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烟草消耗大省的广东面对控烟问题同样疲软。根据汤捷描述，广东省控烟协会每年只能依靠省卫生厅下拨的10万经费开展工作。其余部分，全靠世界肺健基金会的支持。而国家控烟办公室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每年政府在烟草控制方面的支出，只有960万元。
没有足够的财力，控烟队伍却要撬动一个数量和势力都更庞大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批评意见指出的，中国控烟之难，不在于3.5亿烟民的庞大人数，而来自“中国特色”的体制。
中国是世界上除了朝鲜以外，仍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唯一一个国家。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被公众形象地称为“左手控烟、右手卖烟”。
令汤捷印象最深刻的是，2010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在5月到访广东，与广东省洽谈合作，力求共同推进广东烟草行业做大做强，特别是积极为本土品牌发展成为全国性知名品牌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这篇报道在媒体上刊登了一个版，还报道了某烟草公司进行降焦减害技术改进等内容。”无疑于给控烟工作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实际上，所谓“降焦减害”技术一度是烟草企业对抗国内日益高涨的控烟呼声的法宝。积极倡导控烟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组织撰写《控烟观察——民间视角》的报告。在2009年的报告中，其就明确指出“降焦减害”是上世纪西方烟草企业编织的一个谎言，已被科学研究证明其谬误，在西方早已偃旗息鼓。但如今这个破产的谎言却被中国的烟草企业沿用，意图转移对控制烟草流行的努力。
2009年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把“降焦减害”当作控烟工作的成绩。
2011年，中国工程院公布了54名新晋院士名单，以“研究出最大限度减少烟草危害的新方法”的谢剑平位列其中。谢剑平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基于“降焦减害”技术提取出了神农萃取液。
据了解，添加了神农萃取液的广东某烟草品牌陆续在一二线城市热销，让濒临破产的老牌国企梅州卷烟厂起死回生，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纳税大户。国家烟草专卖局赞叹谢剑平用“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居功至伟。”
中国工程院的做法引发了控烟人士的强烈反弹，战火再次被点燃。一些激进的控烟人士抨击谢的研究是“高效杀人”，称呼他为“杀人院士”——这些话语，对一个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显得有些刻薄；显然批评者不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之上，而是站在国民的健康保障的立场之上，甚至有批评者认为他的当选，“简直就是个笑话”。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王克安甚至表示：“很多烟草界人士自己都不吸烟”。
“最脏烟灰缸”
5.84秒，这点时间也许还不够点燃一支香烟，但地球上却有一个生命因吸烟导致的疾病从此消逝了。
2008年11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就悬挂着这样一面黑色的“死亡钟”，上面记录的数字代表着无数被烟草夺去的生命，每隔5.84秒，它就增加一个。
按照议程，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通过《公约》的第5.3条、第11条和第13条的实施准则。第5.3条规定的是缔约国一般义务：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第11条针对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以文字或图片标明吸烟危害，同时，不得出现“低焦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误导性信息。第13条针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在众多与会代表和国际观察员看来，这三条是整个《公约》文件的基础。
尽管中国政府对烟草的暧昧态度在国际社会早已深入人心。但中方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还是令所有参会者大吃一惊。
大会公布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名单里，有两位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代表，其中一位还在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而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的公共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不是把狐狸放到鸡窝里了吗？”一名全程参与谈判的南非卫生部顾问惊讶地表示。
而后，在讨论《公约》的11条烟草制品的包装问题时，中国代表对在烟盒上印刷提醒消费者吸烟会得肺癌、使新生儿患疾病等主题的警示图片“表示反对”。一位来自外交部的代表发言称，中国生产的卷烟图案大多是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代表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很难想象在这优美神圣的图案里放上难堪的图片。
他最后表态：“从法律上和健康上我们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此番言语引来了全场嘘声一片。
与会观察员遗憾地说，“对于公众健康而言，中国错失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机会”。在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决定给中国一个“提醒”，一致投票把代表控烟不积极的“烟灰缸奖”颁给中国。会议简报上登载的授奖理由是：“因其嘲笑公约第11条准则，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由非政府组织给中国“烟灰缸奖”，自然惹怒了身担责任的中国官方代表团。第二天来自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代表对NGO发出“逐客令”。这种恼怒再次遭到一致反击。100多个与会国家纷纷质问中国代表们：“你们到底好好看了《公约》没有？”
在《公约》的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不隶属于烟草业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其他成员，包括卫生专业机构，妇女、青年、环境和消费者团体，以及学术机构和卫生保健机构，对国家和国际烟草控制努力的特殊贡献，及其参与国家和国际烟草控制努力的极端重要性。
自此，中国控烟不力的国际形象再次减分。
卫生部单打独斗
实际上，比起2003年签约时的积极，中国在先后进行的几次公约政府间谈判的表现可谓每况愈下。曾参与过5次公约政府间谈判的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对媒体表示，这与牵涉的各部门利益有莫大关系。
原来，首次进行公约政府间谈判时，是由国家发改委工业司牵头，该司与烟草局并无直接关系，卫生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均派了代表，中国在谈判中表现积极；尔后，谈判改由直接分管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发改委经济运行局负责，谈判也还算中立；到了2008年大部委调整，领导中国履约小组谈判的成了工信部，而国家烟草专卖局主管单位也是工信部，于是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2008年，就在卫生部门公开我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呼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进一步关注控烟行动之时，国家烟草专卖局却开始呼吁“科技兴烟”，“低焦”、“中草药保健”、“顺喉”等功能五花八门。有烟草企业甚至大胆地把新品种直接命名“环保”、“和谐”。
按公约要求，2011年1月9日起，我国应在包括工作场所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烟。
但一个由工信部签约的协定，却只能由卫生部来牵头，汤捷认为这本身就不合常理。于是在现有的形势下，控烟只能变成某个部门系统的内部行为，卫生部多少显得单打独斗。
2011年，卫生部联合爱卫会、武警和解放军后勤部门，发起了2011年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协定，要求率先实现公约目标，做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系统100%无烟。
“国外研究表明，一个医生抽烟相当于做15万美元的烟草广告。戒烟比做手术救病人更有意义。”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卫生厅副巡视员黄晓军表示。而医院要申请成为“无烟”必须通过三大考核，即不准在室内吸烟、不准穿白大褂吸烟、不准在非吸烟区吸烟。
广东省控烟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创建“无烟医院项目”，医生吸烟率由创建前的19.8%下降至创建后的11.5%；戒烟率由44.8%上升至59.8%；在诊疗时，被调查者经常主动询问病人的吸烟情况由51.0%上升至73.9%；在知道病人吸烟后，建议病人戒烟的情况由60.4%上升至77.0%。
而除了卫生系统，教育部门也开始有所行动，出台了类似规定，要求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校园室内外禁止吸烟，大学室内禁止吸烟。
尽管无法动员到国家层面的支持，但卫生部对烟草企业的反击却从没有间断。2012年3月，一向温文尔雅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对控烟进程“迟缓积弊”表现得非常愤怒，他指出：“国际经验显示，运用价格和税收的杠杆（提高烟税和烟价）并不会减少国家税收；相反，吸烟率会大幅下降，尤其是对价格敏感的青少年吸烟者可明显减少。”陈竺表示，呼吁提高中低档烟的烟价，是卫生部下一步控烟要点。
利用烟草税进行控烟已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控烟手段。世界各地的科学研究表明，价格提高10％，高收入国家总体卷烟消费就会减少约4％，发展中国家总体卷烟消费则会减少高达8％。提高价格已被证明能有效地防止儿童开始使用烟草制品，并鼓励烟草使用者戒烟。但在我国烟草税率仅为36%，世界排名倒数第三，只高于柬埔寨（20%）和刚果（32%）。这是烟民数量长期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9年5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曾对烟草消费税进行过一次调整，将甲类卷烟的从价消费税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为56%；乙类卷烟的从价消费税税率由原来的30%调整为36%，并在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一道从价税，税率为批发价的5%。
但这次税收调整同时重新按价格划分烟草类别，使部分卷烟的税率不升反降，也并未引起“税价联动”效应。税收带来的成本在烟草企业内部被消化掉了，没能反映到烟草产品的零售价上，所以通过增税来控烟的目的并未达到。
2010年，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就曾上书国务院，建议中国在提高烟草税时，应同步上调卷烟价格，才能起到控烟作用。他表示，经过经济学测算，可以对甲类烟的零售价每包提高3元，乙类烟每包提高5角钱。
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也在两会期间建言，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我国烟草制品税率提高到60%以上。姚认为，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例只由35%~40%提高到了43.7%~48.7%，与国际烟草税负的平均水平（65%~70%）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直对外宣称，将继续上调烟草消费税，推高烟价，但迟迟不见动作。对税收成本是继续内部消化还是转移在零售价格上，在烟草系统内部依旧分歧明显，阻力很大。
立法突破
在医疗系统内部，控烟也因为缺乏强制力约束，更像是一种带有“鼓励”性质的行为。医院按人头把“控烟奖金”发放到各科室，发现问题则“一票否决”。
广东省无烟医院创建期间，汤捷曾和同事一起到各医院暗访控烟情况。在一家基层医院，一名医生就穿着白大褂，在办公室里当着调查组的面抽起烟来。整个场面很尴尬，但除了口头劝阻，调查组不可能再对医生有更多惩罚，理由是“没有执法依据”。
世卫组织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且不包括由吸烟导致的其他损失。而据卫生部门保守估计，2020年我国因烟草导致疾病的年死亡人数将达到200万人，占世界总数比重的21.3%。2030年这个人数将达到350万人，占世界预测烟草归因死亡人数的43.75%，中国将进入烟草疾病负担的高峰。
控烟立法已是刻不容缓。近年，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市级层面的控烟条例，要求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在汤捷看来，这些地方立法得以顺利出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例如北京召开奥运会、上海举行世博会、广州举办亚运会、杭州则借助健康城市的势头。而中国第一个实现二手烟控烟立法的城市哈尔滨，实际上也得到了包括来自世卫组织、无烟草青少年运动、美国疾控中心基金会、世界肺健康基金会、彭博公共健康学院等机构的共同资助。
而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控烟条例也有望在广东出炉。目前，广东省控烟协会会同广东省法制办、省疾控中心、省健康教育中心、省公共卫生研究院、省人大代表、法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等正在对立法做可行性研究。“现在已经拿出来一个法律样本的建议稿。但法律界方面的顾虑比较多，牵涉到吸烟人群的权益问题，而且我们这个条例在打官司时没办法帮助非吸烟人群索赔。另外也涉及到执法权的问题，到底该由什么部门执法。很多人建议把权限给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但说到底，它只是一个各级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总之我们还处在讨论修改阶段。”
自此，由于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巨大阻力和卫生部的弱势地位，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形成了被地方“倒逼”的焦虑局面。与此同时，国际各大基金会却对中国控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2011年11月，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了900万美金开展控烟项目，这是迄今中国控烟领域接受的最大单笔捐赠。而在此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中国首富李彦宏曾共同面对媒体，宣布建立公益同盟，并一起发起“被吸烟，我不干”的行动倡议，鼓励被动吸烟者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利。帮助中国履行《公约》，宣传吸烟对中国烟民和非烟民造成的危害，成为了盖茨基金会在华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