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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日起，《广州市募捐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公募权向民间组织开放。这就意味着，由红十字会、慈善会、公募基金会垄断的公募格局宣告终结，全民公募时代来临。广州的这一重大突破，立刻成为国内公益慈善界关注的焦点。
诚如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唐昊所言，公募就是把动员资源的能力赋予每一个公民，赋予每一个公民他所参与的组织。它对于未来的社会建设、成长，乃至于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提升自己的力量非常有意义。《条例》为资源的聚合和社会的成长开辟了一个路径。
机遇背后是挑战。公募权的放开，对民间组织来说，在能力提升、机构透明运作等方面均提出更高要求；对政府机构来说，怎样有效监管、吸纳民间声音同样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公民捐赠在获得更多选择后，要变得日益理性和壮大，方能彰显法律所赋予的知情权、监督权和问责权。
广东省民政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先胜说，公募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是否美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分享智慧，共同建设。”
谈一场公募的“自由恋爱”
根据《条例》，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或赈灾目的而设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经申请取得募捐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和期限内开展募捐活动。红十字会、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可以开展募捐活动，但应当在其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内开展，并向市民政部门备案。
为增强募捐财产使用的透明度，《条例》新增条款规定，募捐组织应当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师事务所对募捐财产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募捐财产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还应当进行年度审计。此外，《条例》对募捐组织的工作成本进行了严格规定。
《条例》一出台，便成为全国慈善领域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开始主动在公益领域主动寻求变革，并且为此尝试去突破原有的一系列法律障碍。省级层面的立法亦在推动之中。王先胜透露，《广东省慈善事业条例》已经上报省政府了，力度将比广州市更大。公募权的放开，渐成趋势。
唐昊分析，这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并非一个孤立的法律文件，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环境变革中看待。它给我国的公益事业的进步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广东省的社会建设，乃至于像公益募捐法规上的进步，是在中国社会改革民间动力力量日益壮大的大背景下，是全国变化的一部分。
在唐昊看来，公募就是把动员资源的能力赋予给每一个公民及他所参与的组织。它对于未来的社会建设、成长，乃至于个体在这个社会当中提升自己的力量非常有意义。“投身进去，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力量恰恰是在行动之中。《条例》为资源的聚合和社会的成长开辟了一个路径。”
北京明善道管理顾问公司执行总裁赵坤宁用“包办”和“自由恋爱”来形容这场政策大变革。她欣喜地看到，在日益丰富而且多元的公益组织得到发展前提下，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选择权。赵坤宁同时提出一个新命题，公募时代，公民怎么扮演好捐赠人的角色？
《条例》从监督权、知情权和问责权方面对捐赠人有很多的保障，捐赠人变得更有权利，责任随之更多。这要求以后我们不是说签一张支票就完事了。捐赠人需要更加理性地使用自己的财富。
鲜花与鸡蛋
《条例》初衷在于，让民间组织获得与官办NGO等同台竞技的机会，重建公众对慈善的信心。不过，对不同阶段的NGO来说，本身受到的影响相差甚大。因此，掌声与质疑并存，送鲜花者与扔鸡蛋者皆有。
胡达中是“麦田计划”佛山分社召集人，他的第一反应是叫好。对他所在的这个纯民间助学团队来说，获得一个募捐的合法名分，对机构长远发展有利。而在2010年，麦田计划也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成立“麦田教育基金会”,成为一个合法组织“至少以后我们的募捐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不用像以前一样偷偷摸摸、打擦边球。”他认为，《条例》带来的一个挑战就是，机构在项目管理、透明运作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迫切地提升自身能力。
按照王先胜的解释，《条例》是广州属地化管理。也就是说募捐只能在广州区域之内，不能到东莞和深圳；反过来东莞和深圳的民间组织到广州搞公募就是侵权，要受到处罚。包括北京的一些组织到广州来搞募捐，也是一个道理。广东省的条例出台之后，外省的组织到广东募捐也要被处罚。
上述规定也是《条例》最受质疑的地方。儿童希望基金会广州儿童社工罗典直言不讳：“我的第一反应是会被骂的。如果外省的基金会在广州筹款，都要面临罚款。我真是觉得可笑。”
投鸡蛋者中，还包括网络名人、天涯社区公益总监梁树新。在4月5日与贵州省青基会成立了一个“微基金”后，他还担任着微基金发起人兼执行主席职务。这位风趣的网络红人，也小小地发了一下牢骚：“属地管理后，本地人只能捐给本地公益组织，用于本地人的帮助，爱心是划地为牢的，这个不可思议。”微基金超过85%都是通过网络募集的，还有部分网银。在强大的互联网时代里，政策的限制将被轻易突破。梁树新说，他已经看到了进步，总有一天是会放开的。
公募时代到来之后，大家要学会自己去募捐。基金会去找钱尚且不容易，要有人脉还要有专业，现在普通的NGO去募捐，很可能就要面对项目制定时的人力缺少、项目的执行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同样，基金会也会有困惑，它以前有现成的募捐渠道。当NGO也去找钱了，它可能就会想自己去执行项目。基金会找钱能力很强，但是执行是其短板。又找钱又执行会给它的角色定位带来混乱。
于是，也有NGO人士表示出担忧，公募时代来临，会不会引发行业的混乱？
作为唯一的官员代表，王先胜首先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公募以后，门槛降低，世界会不会乱？我告诉大家，我还担心不乱。为什么？江苏弄了一个条例出来一年多，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弄出来干吗？所以一定要有用。游戏规则是为了推动这个公益事业，为了方便大家的工作。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那就是失败的。”
公募时代到来，政府准备好了没有？王先胜依旧十分坦白。“我们有一点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为什么？监管问题！过去的公募主体很少，现在这么多我们怎么应对？对于民政部门是一个挑战。所以希望大家接下来对政府多提意见，给大家一个共同发展的环境。”
应对挑战
公募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之后，广州公益组织和整个公益领域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唐昊表示，开启公募时代之门后，对民间公益组织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某些组织操作得比较好，一定会对传统的官方与半官方慈善机构造成冲击，甚至超过它们。公募平台开放后，来申请的公益组织越多，竞争就越大。有能力的组织，自然会存活下去，且越来越大。相反，没能力的组织就会被淘汰。
从政府层面来说，对其监管能力和智慧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把筹集社会资源、聚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下放给了社会组织本身，这个过程就像原来的市场经济把经济资源配置的权力下放给了企业，在中国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整个市场的秩序是一片混乱，许多企业是在五到十年之后才逐步走出内部的混乱和外部的混乱。所以在公募权刚刚开放时必然会导致无序竞争，政府如何在最短时间结束这种混乱，使得公募权带来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挑战。
应对之策，第一是在管理机制上，对各类NGO组织进行规范化的评级与监管。更多地引入专业性的力量对NGO组织进行评级，以及给具体项目打分。第二是公信力的提升。财务透明会带来NGO额外的成本，可能会给一些组织带来很大负担。财务透明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多是能力。第三是分工合作、降低成本。NGO组织不能在同一个领域形成恶性竞争，每一个NGO在做自己专注的项目，必须要了解全局，找到组织的定位，有效地集中资源、精力，避免重复竞争和过度竞争。第四是自律、他律、监管并重。
“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是社会监督。因为政府的监督并不一定能够保证NGO的成长或者说是成长的质量，而且有的时候过度依赖政府的监督，等于说是鼓励政府办社会。”唐昊说。
诚如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唐昊所言，公募就是把动员资源的能力赋予每一个公民，赋予每一个公民他所参与的组织。它对于未来的社会建设、成长，乃至于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提升自己的力量非常有意义。《条例》为资源的聚合和社会的成长开辟了一个路径。
机遇背后是挑战。公募权的放开，对民间组织来说，在能力提升、机构透明运作等方面均提出更高要求；对政府机构来说，怎样有效监管、吸纳民间声音同样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公民捐赠在获得更多选择后，要变得日益理性和壮大，方能彰显法律所赋予的知情权、监督权和问责权。
广东省民政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先胜说，公募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是否美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分享智慧，共同建设。”
谈一场公募的“自由恋爱”
根据《条例》，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或赈灾目的而设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经申请取得募捐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和期限内开展募捐活动。红十字会、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可以开展募捐活动，但应当在其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内开展，并向市民政部门备案。
为增强募捐财产使用的透明度，《条例》新增条款规定，募捐组织应当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师事务所对募捐财产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募捐财产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还应当进行年度审计。此外，《条例》对募捐组织的工作成本进行了严格规定。
《条例》一出台，便成为全国慈善领域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开始主动在公益领域主动寻求变革，并且为此尝试去突破原有的一系列法律障碍。省级层面的立法亦在推动之中。王先胜透露，《广东省慈善事业条例》已经上报省政府了，力度将比广州市更大。公募权的放开，渐成趋势。
唐昊分析，这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并非一个孤立的法律文件，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环境变革中看待。它给我国的公益事业的进步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广东省的社会建设，乃至于像公益募捐法规上的进步，是在中国社会改革民间动力力量日益壮大的大背景下，是全国变化的一部分。
在唐昊看来，公募就是把动员资源的能力赋予给每一个公民及他所参与的组织。它对于未来的社会建设、成长，乃至于个体在这个社会当中提升自己的力量非常有意义。“投身进去，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力量恰恰是在行动之中。《条例》为资源的聚合和社会的成长开辟了一个路径。”
北京明善道管理顾问公司执行总裁赵坤宁用“包办”和“自由恋爱”来形容这场政策大变革。她欣喜地看到，在日益丰富而且多元的公益组织得到发展前提下，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选择权。赵坤宁同时提出一个新命题，公募时代，公民怎么扮演好捐赠人的角色？
《条例》从监督权、知情权和问责权方面对捐赠人有很多的保障，捐赠人变得更有权利，责任随之更多。这要求以后我们不是说签一张支票就完事了。捐赠人需要更加理性地使用自己的财富。
鲜花与鸡蛋
《条例》初衷在于，让民间组织获得与官办NGO等同台竞技的机会，重建公众对慈善的信心。不过，对不同阶段的NGO来说，本身受到的影响相差甚大。因此，掌声与质疑并存，送鲜花者与扔鸡蛋者皆有。
胡达中是“麦田计划”佛山分社召集人，他的第一反应是叫好。对他所在的这个纯民间助学团队来说，获得一个募捐的合法名分，对机构长远发展有利。而在2010年，麦田计划也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成立“麦田教育基金会”,成为一个合法组织“至少以后我们的募捐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不用像以前一样偷偷摸摸、打擦边球。”他认为，《条例》带来的一个挑战就是，机构在项目管理、透明运作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迫切地提升自身能力。
按照王先胜的解释，《条例》是广州属地化管理。也就是说募捐只能在广州区域之内，不能到东莞和深圳；反过来东莞和深圳的民间组织到广州搞公募就是侵权，要受到处罚。包括北京的一些组织到广州来搞募捐，也是一个道理。广东省的条例出台之后，外省的组织到广东募捐也要被处罚。
上述规定也是《条例》最受质疑的地方。儿童希望基金会广州儿童社工罗典直言不讳：“我的第一反应是会被骂的。如果外省的基金会在广州筹款，都要面临罚款。我真是觉得可笑。”
投鸡蛋者中，还包括网络名人、天涯社区公益总监梁树新。在4月5日与贵州省青基会成立了一个“微基金”后，他还担任着微基金发起人兼执行主席职务。这位风趣的网络红人，也小小地发了一下牢骚：“属地管理后，本地人只能捐给本地公益组织，用于本地人的帮助，爱心是划地为牢的，这个不可思议。”微基金超过85%都是通过网络募集的，还有部分网银。在强大的互联网时代里，政策的限制将被轻易突破。梁树新说，他已经看到了进步，总有一天是会放开的。
公募时代到来之后，大家要学会自己去募捐。基金会去找钱尚且不容易，要有人脉还要有专业，现在普通的NGO去募捐，很可能就要面对项目制定时的人力缺少、项目的执行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同样，基金会也会有困惑，它以前有现成的募捐渠道。当NGO也去找钱了，它可能就会想自己去执行项目。基金会找钱能力很强，但是执行是其短板。又找钱又执行会给它的角色定位带来混乱。
于是，也有NGO人士表示出担忧，公募时代来临，会不会引发行业的混乱？
作为唯一的官员代表，王先胜首先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公募以后，门槛降低，世界会不会乱？我告诉大家，我还担心不乱。为什么？江苏弄了一个条例出来一年多，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弄出来干吗？所以一定要有用。游戏规则是为了推动这个公益事业，为了方便大家的工作。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那就是失败的。”
公募时代到来，政府准备好了没有？王先胜依旧十分坦白。“我们有一点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为什么？监管问题！过去的公募主体很少，现在这么多我们怎么应对？对于民政部门是一个挑战。所以希望大家接下来对政府多提意见，给大家一个共同发展的环境。”
应对挑战
公募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之后，广州公益组织和整个公益领域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唐昊表示，开启公募时代之门后，对民间公益组织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某些组织操作得比较好，一定会对传统的官方与半官方慈善机构造成冲击，甚至超过它们。公募平台开放后，来申请的公益组织越多，竞争就越大。有能力的组织，自然会存活下去，且越来越大。相反，没能力的组织就会被淘汰。
从政府层面来说，对其监管能力和智慧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把筹集社会资源、聚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下放给了社会组织本身，这个过程就像原来的市场经济把经济资源配置的权力下放给了企业，在中国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整个市场的秩序是一片混乱，许多企业是在五到十年之后才逐步走出内部的混乱和外部的混乱。所以在公募权刚刚开放时必然会导致无序竞争，政府如何在最短时间结束这种混乱，使得公募权带来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挑战。
应对之策，第一是在管理机制上，对各类NGO组织进行规范化的评级与监管。更多地引入专业性的力量对NGO组织进行评级，以及给具体项目打分。第二是公信力的提升。财务透明会带来NGO额外的成本，可能会给一些组织带来很大负担。财务透明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多是能力。第三是分工合作、降低成本。NGO组织不能在同一个领域形成恶性竞争，每一个NGO在做自己专注的项目，必须要了解全局，找到组织的定位，有效地集中资源、精力，避免重复竞争和过度竞争。第四是自律、他律、监管并重。
“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是社会监督。因为政府的监督并不一定能够保证NGO的成长或者说是成长的质量，而且有的时候过度依赖政府的监督，等于说是鼓励政府办社会。”唐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