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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次都绝望了
Q_2010年茶园小学开学的时候，你说“有好几次都绝望了”，为什么？
A_绝望是消耗，并不是说因为钱不够而绝望，当然钱一直是不够的。我们原来预算28万不到，现在大概30万，现在实际花了大概不到50万。
Q_28万和30万有区别吗？
A_对我们来说有区别，如果只花28万，剩下那两万就可以拿来补贴支教老师的费用和孩子们的免费午餐。
Q_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绝望？
A_比如说，学校平整土地的时候，我们请了一辆挖掘机。那时下着暴雨，快开到学校的时候山崖滑坡，把路断了，司机放弃了，说路不通，不能往里进。挖掘机从开出来那个点就开始掐表，按小时计费，一个小时是200多块钱吧，车停在那里也要收钱！
当时有个来自上海的小女孩叫刘芸，就开始自己拿着锄头去挖路，越挖越绝望，全身都淋湿了。后来村里打电话给我们，让她不要再这么干，万一山崖再滑坡怎么办。我说能不能让司机接一下电话，但他不可能接你电话，也不可能帮忙。他要做的就是在学校那块平整土地。我说另外加钱，他也不肯。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多！
Q_这种状况下，就是孤立无援。
A_人在某些利益面前，不会考虑你另外的事情。援建中的物资、材料、器械的涨价太惊人了！你想到这些事会难过！并不是物资匮乏，仅仅是交通不便，一块两毛钱的砖运过来，需要人力费用，但也不至于涨到八毛钱一块，这真的是不可理解的！
Q_所以很多事情只能自己动手干？
A_去年校园门口那条路一直没有修。村里的劳动力很少，在家的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找不到干活的人。我就自己去干，第四天就有人来了。之前我们只是做计划，这个计划就会永远地往后拖，消耗性特别大。
Q_许工（许义兴）派工程师去当地驻守，一待就是三四个月？
A_是啊，后来我们去至少也待一周，这样就能把很多事情持续做下去。
建立乌托邦
Q_茶园小学是不是你们用理想主义的想法去做的一个理想乌托邦？
A_是想做相对理想化的学校，但这个理想不是我们的理想，是符合当地愿望的理想。
甚至是点燃当地的理想。
我们接触很多当地年轻人，一开始就是叼根烟，观望你的态度，完全不理睬你，后来他们就会参与进来，还会建议我们怎么做。他们渐渐回复到淳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一些被现代化、城市化、物质欲望打碎的东西，有可能会慢慢回归。
Q_对乌托邦来说，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太渺小？
A_我相信个体的努力能带来群体的努力，普通人的确很微小，但这种微小、渺茫结合一些愿望，是可以去尝试，去做可能的改变。一千个人里面是不是有一百个人有向善的愿望？小孩子在小学学到的一些宝贵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一直留存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我觉得会！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Q_你的成长经历对你影响大吗？
A_“文革”期间，我外公被下放到乡下，平反之后他拒绝回城，从一个公安变成了一个医生。他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菩萨，他的家庭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我以前逃学，到处游荡，去很多地方，发现当你渴了饿了，帮你的那些人绝对不是高门大户，都是很普通的人。我现在容易和普通人打交道，农民工、保安、保洁员，我能和他们在第一时间达成好的沟通。
我们做茶园助学的团队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是因为大家都彼此关注、扶持。
Q_你现在做的事情，和少年经历有关吗？
袁鸿：如果牵强地说童年，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作为普通人的责任，公民的自觉。
Q_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自觉。
A_我也有自私的一面，每个人都会有。只是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们要做到相对的超然，这个超然并不是洒脱，而是不受物质的干扰。我不认为拿着名牌包、开豪车就怎么样。大部分时候，我还是自卑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别人都在做大事，我什么都没做。
公益和戏剧都需要相当有耐心的付出
Q_你是一个很坚持的人，茶园小学做了4年，做戏剧也20多年了。
A_我给你说个例子。中戏表演系90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叫理惠子，她至今还在做戏剧，现在中戏90班还在做戏剧的就只有一个人。理惠子在中戏上完本科，要先学语言，就考到表演系的研究生，在北剧场待了两三年，一直做小剧场，
1997年，她去了香港，建了个剧团，继续做了小剧场，她在香港有两份工作：教香港人说普通话（一个日本人！）；在香港青少年舞狮队做表演指导。她用两份工作养活自己，每年排两场戏，做很专业的小剧场演出。
前两年她回到日本东京，去年我在东京看到了她，她又在剧团的一个研修班里上学，40多岁的女人啊！现在她在日本打两份工，一个卖牛肉饭的地方，还有一个居酒屋，工作之余做戏剧。
国外有很多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终其一生地去做戏剧。他们不能成为一个闪光的阶层，而是默默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样，公益和戏剧都需要相当有耐心的付出。
Q_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部戏剧吗？
A_我的人生很普通，很多人比我丰富得多。我用相对比较画面感的东西来陈述一些东西，你看到之后不会忘。不管是买一盒茶叶，还是遇到国家灾难捐款，第一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对应的情绪。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要一个美好的家庭，要好的生活，都是很具体、很微小的细节，没有那些宏大的东西。
Q_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A_大家可以更简单，我也简单一点，喝放心的茶，看戏不会担心浪费时间、交通让人放心一点。
关注不同生态的人
Q_你的微博除了戏剧、电影，就是社会、时政的。
A_我不太关注戏剧、电影类的人，更多关注不同生态的人。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归类。孙恒（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同心打工子弟学校发起人）现在做的也许是以前我要做，但没有坚持做成的事情。也许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记者，邓飞做的我没做到。在很多人身上，我看到了我试图努力的方向，这点比较分裂，也比较纠结。
Q_你是否因为人无法全能而烦恼？
A_不会。我的烦恼是，少给社会制造麻烦。
Q_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A_现在相对规律。以前不规律，不吃早餐，现在吃早餐，我希望以后把多一点的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戏剧上，和更少的人做一些偏长远的创作计划、更小的计划，而不是做艺术中心、产业园区。
这几年戏剧的虚热、假繁荣，会让我有意识地远离。我觉得就像茶园小学，除了茶园小学还有中国更多不同的小学，它是根据不同地方特色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一个城市的干净整洁不是爱国卫生运动达到的，而是社区、家庭、每一个人在举手之间做的事情。在群体里面的个体力量是很大的，也许一千年都做不到，但如果这一千年总在做呢？
Q_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A_有相当强挫败感的人，看起来挺乐观。悲观，不至于绝望。总是说的比做的好，行动还是不够——这是这一年多来的检讨；能力还是不行，应该自我淘汰、自我放逐。
Q_茶园小学给你带来了什么？
A_通过茶园小学，我更多地看到忽略的事情，看到更多阳光。虽然你绝望了很多次，但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一杯茶？
Q_2010年茶园小学开学的时候，你说“有好几次都绝望了”，为什么？
A_绝望是消耗，并不是说因为钱不够而绝望，当然钱一直是不够的。我们原来预算28万不到，现在大概30万，现在实际花了大概不到50万。
Q_28万和30万有区别吗？
A_对我们来说有区别，如果只花28万，剩下那两万就可以拿来补贴支教老师的费用和孩子们的免费午餐。
Q_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绝望？
A_比如说，学校平整土地的时候，我们请了一辆挖掘机。那时下着暴雨，快开到学校的时候山崖滑坡，把路断了，司机放弃了，说路不通，不能往里进。挖掘机从开出来那个点就开始掐表，按小时计费，一个小时是200多块钱吧，车停在那里也要收钱！
当时有个来自上海的小女孩叫刘芸，就开始自己拿着锄头去挖路，越挖越绝望，全身都淋湿了。后来村里打电话给我们，让她不要再这么干，万一山崖再滑坡怎么办。我说能不能让司机接一下电话，但他不可能接你电话，也不可能帮忙。他要做的就是在学校那块平整土地。我说另外加钱，他也不肯。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多！
Q_这种状况下，就是孤立无援。
A_人在某些利益面前，不会考虑你另外的事情。援建中的物资、材料、器械的涨价太惊人了！你想到这些事会难过！并不是物资匮乏，仅仅是交通不便，一块两毛钱的砖运过来，需要人力费用，但也不至于涨到八毛钱一块，这真的是不可理解的！
Q_所以很多事情只能自己动手干？
A_去年校园门口那条路一直没有修。村里的劳动力很少，在家的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找不到干活的人。我就自己去干，第四天就有人来了。之前我们只是做计划，这个计划就会永远地往后拖，消耗性特别大。
Q_许工（许义兴）派工程师去当地驻守，一待就是三四个月？
A_是啊，后来我们去至少也待一周，这样就能把很多事情持续做下去。
建立乌托邦
Q_茶园小学是不是你们用理想主义的想法去做的一个理想乌托邦？
A_是想做相对理想化的学校，但这个理想不是我们的理想，是符合当地愿望的理想。
甚至是点燃当地的理想。
我们接触很多当地年轻人，一开始就是叼根烟，观望你的态度，完全不理睬你，后来他们就会参与进来，还会建议我们怎么做。他们渐渐回复到淳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一些被现代化、城市化、物质欲望打碎的东西，有可能会慢慢回归。
Q_对乌托邦来说，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太渺小？
A_我相信个体的努力能带来群体的努力，普通人的确很微小，但这种微小、渺茫结合一些愿望，是可以去尝试，去做可能的改变。一千个人里面是不是有一百个人有向善的愿望？小孩子在小学学到的一些宝贵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一直留存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我觉得会！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Q_你的成长经历对你影响大吗？
A_“文革”期间，我外公被下放到乡下，平反之后他拒绝回城，从一个公安变成了一个医生。他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菩萨，他的家庭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我以前逃学，到处游荡，去很多地方，发现当你渴了饿了，帮你的那些人绝对不是高门大户，都是很普通的人。我现在容易和普通人打交道，农民工、保安、保洁员，我能和他们在第一时间达成好的沟通。
我们做茶园助学的团队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是因为大家都彼此关注、扶持。
Q_你现在做的事情，和少年经历有关吗？
袁鸿：如果牵强地说童年，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作为普通人的责任，公民的自觉。
Q_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自觉。
A_我也有自私的一面，每个人都会有。只是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们要做到相对的超然，这个超然并不是洒脱，而是不受物质的干扰。我不认为拿着名牌包、开豪车就怎么样。大部分时候，我还是自卑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别人都在做大事，我什么都没做。
公益和戏剧都需要相当有耐心的付出
Q_你是一个很坚持的人，茶园小学做了4年，做戏剧也20多年了。
A_我给你说个例子。中戏表演系90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叫理惠子，她至今还在做戏剧，现在中戏90班还在做戏剧的就只有一个人。理惠子在中戏上完本科，要先学语言，就考到表演系的研究生，在北剧场待了两三年，一直做小剧场，
1997年，她去了香港，建了个剧团，继续做了小剧场，她在香港有两份工作：教香港人说普通话（一个日本人！）；在香港青少年舞狮队做表演指导。她用两份工作养活自己，每年排两场戏，做很专业的小剧场演出。
前两年她回到日本东京，去年我在东京看到了她，她又在剧团的一个研修班里上学，40多岁的女人啊！现在她在日本打两份工，一个卖牛肉饭的地方，还有一个居酒屋，工作之余做戏剧。
国外有很多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终其一生地去做戏剧。他们不能成为一个闪光的阶层，而是默默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样，公益和戏剧都需要相当有耐心的付出。
Q_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部戏剧吗？
A_我的人生很普通，很多人比我丰富得多。我用相对比较画面感的东西来陈述一些东西，你看到之后不会忘。不管是买一盒茶叶，还是遇到国家灾难捐款，第一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对应的情绪。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要一个美好的家庭，要好的生活，都是很具体、很微小的细节，没有那些宏大的东西。
Q_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A_大家可以更简单，我也简单一点，喝放心的茶，看戏不会担心浪费时间、交通让人放心一点。
关注不同生态的人
Q_你的微博除了戏剧、电影，就是社会、时政的。
A_我不太关注戏剧、电影类的人，更多关注不同生态的人。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归类。孙恒（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同心打工子弟学校发起人）现在做的也许是以前我要做，但没有坚持做成的事情。也许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记者，邓飞做的我没做到。在很多人身上，我看到了我试图努力的方向，这点比较分裂，也比较纠结。
Q_你是否因为人无法全能而烦恼？
A_不会。我的烦恼是，少给社会制造麻烦。
Q_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A_现在相对规律。以前不规律，不吃早餐，现在吃早餐，我希望以后把多一点的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戏剧上，和更少的人做一些偏长远的创作计划、更小的计划，而不是做艺术中心、产业园区。
这几年戏剧的虚热、假繁荣，会让我有意识地远离。我觉得就像茶园小学，除了茶园小学还有中国更多不同的小学，它是根据不同地方特色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一个城市的干净整洁不是爱国卫生运动达到的，而是社区、家庭、每一个人在举手之间做的事情。在群体里面的个体力量是很大的，也许一千年都做不到，但如果这一千年总在做呢？
Q_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A_有相当强挫败感的人，看起来挺乐观。悲观，不至于绝望。总是说的比做的好，行动还是不够——这是这一年多来的检讨；能力还是不行，应该自我淘汰、自我放逐。
Q_茶园小学给你带来了什么？
A_通过茶园小学，我更多地看到忽略的事情，看到更多阳光。虽然你绝望了很多次，但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一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