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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对宗教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Q_您提到宗教慈善的“中国式困境”，主要表现为在于宗教性慈善组织主体身份的认同问题和慈善管理上的玻璃口袋问题，为什么说困境是“中国式”的？
A_一般说来，慈善组织是指以自愿性为基础,专门从事捐赠救助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慈善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慈善活动的社会性属性。其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一样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但是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时，宗教组织的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当代宗教慈善活动的“中国式困境”之一。
所谓“困境”是指，宗教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它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组织；而它的善款来源和服务对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信仰的社会大众（既包括有相同信仰的，也包括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或无宗教信仰的）。这就使宗教慈善组织既与特定宗教的团体有关联，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既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又不能过分凸显其宗教信仰，甚至要超越其宗教信仰。这就是一种“困境”，而这种“困境”还是“中国式”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宗教组织不像海外宗教团体在其社会中那样有“强势”地位，宗教慈善经过长时期的沉寂，目前刚刚复苏，在许多方面处于探索中，有待成熟和完善。此外，宗教问题在当代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在发展过程中还不能真的和非公募基金会一样，得到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如果宗教慈善组织只是一个社会性组织而没有明显的宗教性特征的话，就能很好的开展一些活动，但现在因为它本身具有的宗教性带来了一些困惑和困境。
最初在汶川地震，很多宗教性组织参与了救灾，一开始当地政府觉得比较敏感，持着迟疑的态度。一些个别的宗教组织也很强调自己的宗教性，后来在救灾中大家达成共识，抗震救灾救人是第一位的，不论信仰。
地震重建中灾民不仅要物质家园重建，也要精神家园的重建。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让灾民们有可能接受宗教性组织进行慈善活动的心理准备。后来很多宗教组织留下来，在帮助灾民重建物质家园的同时，也帮助他们重建精神家园。这个活动中，他们凸显的是一种文化模式，在实践中帮助别人，慢慢地消解了自己这种身份认同的中国式困境。
Q_宗教慈善很难做，原因是不是因为它兼具宗教方面的问题和公益慈善方面的问题？
A_我持相反意见。慈善活动对宗教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任何一个宗教需要发展，需要向社会展示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不仅仅是财富向外流动，更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国家今年2月出台《关于规范和鼓励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的意见》，相当于给宗教慈善开绿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任何宗教，只要能够处理好宗教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发展机会。我抱着很乐观的态度。
Q_现在宗教的民众信仰基础如何？
A_从1978年以来，中国宗教一直处于复苏和发展的阶段，发展得非常好，民众知道得越来越多，认可也越来越多。
Q_宗教慈善要做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A_自身人才建设、制度建设、社会的参与等等，各方面需要全面的提高，怎样和现代社会接轨？和国际接轨等问题都是慈善公益组织要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宗教慈善，而是任何一个慈善公益组织都要面临的问题。
宗教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体系
Q_我们如何看待宗教慈善机构的基金户与非公募基金会之间的区别？
A_宗教慈善机构某种程度上也属于非公募基金会，不过是非公募基金会当中特殊的一种，我称之为“另类”。非公募基金会有自己的章程，宗教机构原来不能成立基金会，最近几年开始纷纷成立，可以从事一些活动。只要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可以得到批准。在进行宗教慈善活动时，只要能够处理好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两者的关系，就能得到很快的发展。
实际上，慈济功德会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典范。
慈济功德会虽然是台湾的，但在全球8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慈善救援组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号召全球各地的人参与到慈善救援活动中来，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它的模式就是，不凸显宗教身份。国外是宗教信仰比较普遍的，慈济功德会在国外可以被基督教徒接受，为什么？慈济功德会可以和其他宗教一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起唱赞美诗。慈济功德会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帮助别人当成修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强调“我是佛教徒，我来帮你”。慈济人自己有一个信念：我是佛教徒，我要帮助别人。但是慈济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并不会凸显自己佛教徒的身份。所以，慈济功德会能够在非宗教信仰区域或者非佛教信仰区域内得到认同和接受。
Q_慈济是否会在慈善活动中凸显自己佛教徒的身份？
A_没有。慈济人穿统一的慈济功德会的马甲或T恤，凸显组织的身份。当然也有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因为认同慈济的佛教信仰，而是认同慈济做的慈善而加入慈济的活动。
Q_让东林慈善困惑的是宗教和慈善分不开？
A_这个从来就分不开，担心是多余的。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秘书长亨利.阿伦.莫有一句名言，他说：“宗教是慈善之母”。宗教和慈善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最初的慈善活动就是由宗教组织发起的，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东林慈善临终关怀的活动，在处理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时，把握到一种度就行。东林慈善践行的就是佛教的理念，临终关怀也是基督徒关注的慈善，这就是宗教的一种传统。
Q_也就是说，现代宗教慈善需要正常化？
A_本来就应该常态化。宗教本来就有慈善的传统，文革期间很多宗教活动被取消，改革开放之后宗教活动才逐步恢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逐步正确认识宗教。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就是儒释道，佛教和道教两种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系当中，也已经日常化、生活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佛教慈善活动，也是能够被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氛围所包容的。
如何管理寺院的财富？ Q_寺院的主管部门除了宗教局，还有哪些机构？
A_旅游局、园林部门、文物部门等，这种划归没有统一规定。
Q_寺庙的财富来源，除了香火钱，还有哪些渠道？
A_最主要是信徒捐赠，还有游客捐款。有时有点寺院功德箱里最多的不是信徒的捐赠，而是游客的捐赠。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是功利性比较强，所以很多游客并不一定有信仰，但来到寺院玩了，就想在菩萨面前许愿，许愿之后就要捐一点功德钱，几十、几百都有，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累积下来就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而且我们现在发展旅游事业，“天下名山僧占多”，很多寺院都在风景区里面。游客去游玩，就要许愿，一许愿就会投钱，所以功德箱其实是很大一笔钱。
Q_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笔钱有多少？
A_这属于寺院经济的一个问题，确实有关政府部门和寺院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寺院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立、严格的财务管理、自我管理制度，但也还会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正在逐步逐步理顺，这和国外的宗教情况有点不一样。
Q_寺庙的钱是怎么花的？
A_寺庙的财富分为几大块，有一块用于寺庙场所建筑、装修等，很多寺院都是木制的，过了一段时间就要装修，这个很贵，维修一个寺院场所可能不只一两百万。寺院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用于这个维修、工程建筑，很小一部分用于内部的消耗，还有一部分就是用于宗教慈善。去年，普陀山捐赠了4亿元用于修建朱家嘴大桥，这个就是寺院向社会做公益活动最大的一笔单项捐赠。这个也是寺院经济的支出。
Q_寺庙里设置的功德箱，是否有点像公募？
A_不是。公募是指政府支持公开向公众募款，寺庙不是政府性质的，不能算公募，我们说有点像私募。
商业与宗教慈善的关系
Q_关于佛商，很多名山名寺、大学都有禅修班， 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A_事实上，佛商和宗教慈善已经没有关系了，属于不同的问题。你所说的佛商是指既有佛教徒身份，同时又做生意的商人吧。因此“佛商”不是必须要与宗教慈善相联系。当然，也有很多佛商在做宗教慈善公益或者说史社会慈善公益活动的。按照你的定义，曹德旺就应该属于“佛商”了。
禅修在中国一下子成为热门，这是好事，意味着当人们的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精神方面的支持。台湾林清玄写了一本书《身心安顿》，很多人都喜欢看。就是说，经济发展了，每个人的身都可以安顿下来，大部分人都有了安身之地，能够吃饱、穿暖、有安顿之所。大家就开始思考，究竟需要什么。很多企业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接触过的人，觉得佛教能够提供让心灵安顿、宁静的“清凉之水”。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尤其是佛教的力量，让人的心灵沉静下来。佛教教你如何去看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如何去处理各种痛苦，通过禅修寻求心灵的安顿。这就是禅修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选择寺院呢？禅修是整个佛教的传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非常高深的理论体系。当人开始思考自我价值的时候，需要通过一些经历对自我价值认可。对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财富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更想寻求心灵的充电，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修行之后，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反过来又以佛商的身份出现。
禅修班在中国的规模很大，但没有准确数字，很多寺院都可以办这个班。只要寺院有实力，能够吸引人，就能够办起来，禅修班的规模就越来越大
Q_寺院的实力从哪些方面来衡量？
A_僧才是很重要的。寺院内部必须有人懂得禅修，有佛教理论，对佛学理念有深刻的体悟和了解，而且讲得出来，能够当一个好老师。自己自身的实力要很强的。另外，寺院提供吃住行甚至在外面办班，需要经济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如果禅修班做得比较大，影响较大，还要到当地宗教局备案。所以，还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事。
Q_佛商是否会对商业伦理产生影响？
A_那当然会。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文化产业开发和市场伦理之间的关系。佛教肯定是向善的，最基本的就是让人尽量做好事，强调你现在所有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业力，与来世的果报有关。佛教主要是业报轮回的观点，参加禅修班的商人肯定会受到向善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提升商业伦理。
比如，中国的首善曹德旺是个佛教徒，同时也是个企业家。他的企业能够得到良性循环，不会说把三级的玻璃当高级玻璃的价格卖给别人，他不会以次充好。他自己的价值道德观念会影响整个企业文化，佛商和市场伦理之间有一个过渡，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精神而不是佛商的个体行为，去影响市场伦理。
Q_企业家的个人追求如何影响商业伦理？
A_这要看企业家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企业文化受到了佛商的影响，树立了很强的佛教文化精神，那么就会对市场伦理产生影响，这不是个体行为的影响。我们一旦谈到市场伦理，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个体在市场当中只是一个原子，他需要一个群体来形成影响，需要通过这个群体来凸显他的“名人效应”或者实现他所主张的文化精神或追求。这个群体，就佛商而言，就是他自己企业的文化精神。企业伦理是和企业文化精神直接相关的。
Q_企业家能给寺院带来怎样的影响？
A_企业家可以捐赠给寺院财富，也可以做一些慈善文化活动。现在很多宗教慈善公益组织，都有企业家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家的参与也给宗教慈善组织带来一种有效运作机制，让寺院的慈善活动高效运作，这是非常有利的。
Q_您提到宗教慈善的“中国式困境”，主要表现为在于宗教性慈善组织主体身份的认同问题和慈善管理上的玻璃口袋问题，为什么说困境是“中国式”的？
A_一般说来，慈善组织是指以自愿性为基础,专门从事捐赠救助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慈善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慈善活动的社会性属性。其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一样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但是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时，宗教组织的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当代宗教慈善活动的“中国式困境”之一。
所谓“困境”是指，宗教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它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组织；而它的善款来源和服务对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信仰的社会大众（既包括有相同信仰的，也包括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或无宗教信仰的）。这就使宗教慈善组织既与特定宗教的团体有关联，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既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又不能过分凸显其宗教信仰，甚至要超越其宗教信仰。这就是一种“困境”，而这种“困境”还是“中国式”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宗教组织不像海外宗教团体在其社会中那样有“强势”地位，宗教慈善经过长时期的沉寂，目前刚刚复苏，在许多方面处于探索中，有待成熟和完善。此外，宗教问题在当代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在发展过程中还不能真的和非公募基金会一样，得到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如果宗教慈善组织只是一个社会性组织而没有明显的宗教性特征的话，就能很好的开展一些活动，但现在因为它本身具有的宗教性带来了一些困惑和困境。
最初在汶川地震，很多宗教性组织参与了救灾，一开始当地政府觉得比较敏感，持着迟疑的态度。一些个别的宗教组织也很强调自己的宗教性，后来在救灾中大家达成共识，抗震救灾救人是第一位的，不论信仰。
地震重建中灾民不仅要物质家园重建，也要精神家园的重建。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让灾民们有可能接受宗教性组织进行慈善活动的心理准备。后来很多宗教组织留下来，在帮助灾民重建物质家园的同时，也帮助他们重建精神家园。这个活动中，他们凸显的是一种文化模式，在实践中帮助别人，慢慢地消解了自己这种身份认同的中国式困境。
Q_宗教慈善很难做，原因是不是因为它兼具宗教方面的问题和公益慈善方面的问题？
A_我持相反意见。慈善活动对宗教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任何一个宗教需要发展，需要向社会展示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不仅仅是财富向外流动，更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国家今年2月出台《关于规范和鼓励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的意见》，相当于给宗教慈善开绿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任何宗教，只要能够处理好宗教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发展机会。我抱着很乐观的态度。
Q_现在宗教的民众信仰基础如何？
A_从1978年以来，中国宗教一直处于复苏和发展的阶段，发展得非常好，民众知道得越来越多，认可也越来越多。
Q_宗教慈善要做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A_自身人才建设、制度建设、社会的参与等等，各方面需要全面的提高，怎样和现代社会接轨？和国际接轨等问题都是慈善公益组织要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宗教慈善，而是任何一个慈善公益组织都要面临的问题。
宗教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体系
Q_我们如何看待宗教慈善机构的基金户与非公募基金会之间的区别？
A_宗教慈善机构某种程度上也属于非公募基金会，不过是非公募基金会当中特殊的一种，我称之为“另类”。非公募基金会有自己的章程，宗教机构原来不能成立基金会，最近几年开始纷纷成立，可以从事一些活动。只要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可以得到批准。在进行宗教慈善活动时，只要能够处理好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两者的关系，就能得到很快的发展。
实际上，慈济功德会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典范。
慈济功德会虽然是台湾的，但在全球8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慈善救援组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号召全球各地的人参与到慈善救援活动中来，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它的模式就是，不凸显宗教身份。国外是宗教信仰比较普遍的，慈济功德会在国外可以被基督教徒接受，为什么？慈济功德会可以和其他宗教一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起唱赞美诗。慈济功德会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帮助别人当成修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强调“我是佛教徒，我来帮你”。慈济人自己有一个信念：我是佛教徒，我要帮助别人。但是慈济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并不会凸显自己佛教徒的身份。所以，慈济功德会能够在非宗教信仰区域或者非佛教信仰区域内得到认同和接受。
Q_慈济是否会在慈善活动中凸显自己佛教徒的身份？
A_没有。慈济人穿统一的慈济功德会的马甲或T恤，凸显组织的身份。当然也有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因为认同慈济的佛教信仰，而是认同慈济做的慈善而加入慈济的活动。
Q_让东林慈善困惑的是宗教和慈善分不开？
A_这个从来就分不开，担心是多余的。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秘书长亨利.阿伦.莫有一句名言，他说：“宗教是慈善之母”。宗教和慈善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最初的慈善活动就是由宗教组织发起的，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东林慈善临终关怀的活动，在处理宗教性身份和社会性身份时，把握到一种度就行。东林慈善践行的就是佛教的理念，临终关怀也是基督徒关注的慈善，这就是宗教的一种传统。
Q_也就是说，现代宗教慈善需要正常化？
A_本来就应该常态化。宗教本来就有慈善的传统，文革期间很多宗教活动被取消，改革开放之后宗教活动才逐步恢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逐步正确认识宗教。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就是儒释道，佛教和道教两种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系当中，也已经日常化、生活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佛教慈善活动，也是能够被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氛围所包容的。
如何管理寺院的财富？ Q_寺院的主管部门除了宗教局，还有哪些机构？
A_旅游局、园林部门、文物部门等，这种划归没有统一规定。
Q_寺庙的财富来源，除了香火钱，还有哪些渠道？
A_最主要是信徒捐赠，还有游客捐款。有时有点寺院功德箱里最多的不是信徒的捐赠，而是游客的捐赠。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是功利性比较强，所以很多游客并不一定有信仰，但来到寺院玩了，就想在菩萨面前许愿，许愿之后就要捐一点功德钱，几十、几百都有，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累积下来就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而且我们现在发展旅游事业，“天下名山僧占多”，很多寺院都在风景区里面。游客去游玩，就要许愿，一许愿就会投钱，所以功德箱其实是很大一笔钱。
Q_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笔钱有多少？
A_这属于寺院经济的一个问题，确实有关政府部门和寺院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寺院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立、严格的财务管理、自我管理制度，但也还会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正在逐步逐步理顺，这和国外的宗教情况有点不一样。
Q_寺庙的钱是怎么花的？
A_寺庙的财富分为几大块，有一块用于寺庙场所建筑、装修等，很多寺院都是木制的，过了一段时间就要装修，这个很贵，维修一个寺院场所可能不只一两百万。寺院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用于这个维修、工程建筑，很小一部分用于内部的消耗，还有一部分就是用于宗教慈善。去年，普陀山捐赠了4亿元用于修建朱家嘴大桥，这个就是寺院向社会做公益活动最大的一笔单项捐赠。这个也是寺院经济的支出。
Q_寺庙里设置的功德箱，是否有点像公募？
A_不是。公募是指政府支持公开向公众募款，寺庙不是政府性质的，不能算公募，我们说有点像私募。
商业与宗教慈善的关系
Q_关于佛商，很多名山名寺、大学都有禅修班， 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A_事实上，佛商和宗教慈善已经没有关系了，属于不同的问题。你所说的佛商是指既有佛教徒身份，同时又做生意的商人吧。因此“佛商”不是必须要与宗教慈善相联系。当然，也有很多佛商在做宗教慈善公益或者说史社会慈善公益活动的。按照你的定义，曹德旺就应该属于“佛商”了。
禅修在中国一下子成为热门，这是好事，意味着当人们的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精神方面的支持。台湾林清玄写了一本书《身心安顿》，很多人都喜欢看。就是说，经济发展了，每个人的身都可以安顿下来，大部分人都有了安身之地，能够吃饱、穿暖、有安顿之所。大家就开始思考，究竟需要什么。很多企业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接触过的人，觉得佛教能够提供让心灵安顿、宁静的“清凉之水”。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尤其是佛教的力量，让人的心灵沉静下来。佛教教你如何去看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如何去处理各种痛苦，通过禅修寻求心灵的安顿。这就是禅修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选择寺院呢？禅修是整个佛教的传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非常高深的理论体系。当人开始思考自我价值的时候，需要通过一些经历对自我价值认可。对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财富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更想寻求心灵的充电，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修行之后，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反过来又以佛商的身份出现。
禅修班在中国的规模很大，但没有准确数字，很多寺院都可以办这个班。只要寺院有实力，能够吸引人，就能够办起来，禅修班的规模就越来越大
Q_寺院的实力从哪些方面来衡量？
A_僧才是很重要的。寺院内部必须有人懂得禅修，有佛教理论，对佛学理念有深刻的体悟和了解，而且讲得出来，能够当一个好老师。自己自身的实力要很强的。另外，寺院提供吃住行甚至在外面办班，需要经济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如果禅修班做得比较大，影响较大，还要到当地宗教局备案。所以，还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事。
Q_佛商是否会对商业伦理产生影响？
A_那当然会。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文化产业开发和市场伦理之间的关系。佛教肯定是向善的，最基本的就是让人尽量做好事，强调你现在所有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业力，与来世的果报有关。佛教主要是业报轮回的观点，参加禅修班的商人肯定会受到向善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提升商业伦理。
比如，中国的首善曹德旺是个佛教徒，同时也是个企业家。他的企业能够得到良性循环，不会说把三级的玻璃当高级玻璃的价格卖给别人，他不会以次充好。他自己的价值道德观念会影响整个企业文化，佛商和市场伦理之间有一个过渡，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精神而不是佛商的个体行为，去影响市场伦理。
Q_企业家的个人追求如何影响商业伦理？
A_这要看企业家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企业文化受到了佛商的影响，树立了很强的佛教文化精神，那么就会对市场伦理产生影响，这不是个体行为的影响。我们一旦谈到市场伦理，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个体在市场当中只是一个原子，他需要一个群体来形成影响，需要通过这个群体来凸显他的“名人效应”或者实现他所主张的文化精神或追求。这个群体，就佛商而言，就是他自己企业的文化精神。企业伦理是和企业文化精神直接相关的。
Q_企业家能给寺院带来怎样的影响？
A_企业家可以捐赠给寺院财富，也可以做一些慈善文化活动。现在很多宗教慈善公益组织，都有企业家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家的参与也给宗教慈善组织带来一种有效运作机制，让寺院的慈善活动高效运作，这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