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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社会现状迫使近代新式知识分子都拥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探寻救国救民的途径。然而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由于各自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不同，探寻救国救民的途徑也不一样，并最终走上不同的救国道路。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在 “五四”运动前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一派，“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的思想便发生了分歧，李大钊信奉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研讨了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化，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五四”前后;李大钊;思想;变化
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乃是取其“启封建之蒙”之意。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思想方面，相较于西方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不足。而“知识分子，作为在被压迫民族中间常常是政治感觉比较敏锐，最早觉醒起来的部分”[1]，在鸦片战争后便已开始试图改变中国。在五四运动未完全展开之前，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们，都较为统一的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阵营。然而，“五四”后，各种主义出现，使得知识分子们应接不暇，中使他们开始了群体性的转向与分裂。
一、20世纪前后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
20世纪初的中国，无论是在器物、制度还是在思想层面，相较于西方各国而言，都略逊一筹。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后来，中华民国的制度事实上名存实亡。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的社会的传统思想与基本国情密不可分。自19世纪40年代，中国国门洞开，西方各国便开始了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入，继而过渡到资本输入。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与思想却被试图改变中国现状的人士所学习。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便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所展开的 “出于保障既得利益需要的权势性变革”[2]。甲午战争中方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但是，如果说因为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一场失败的自救运动，就完全否定其功绩，未免太过武断，可以说“中国的士阶层开始转化为早期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中就已经开始”[3]。士与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政策倾向、经济模式、还是在文化推崇等方面的选择上，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近代的对外态度上更是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对外关系上，传统的士存在民族优越感，强调华夏中心论。早期知识分子主张开放，反对闭关锁国”[4]。随着西学的逐渐深入，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个人主张更加能体现人民的诉求，并且能将其应用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实际行动中去。从传统的士阶层转化为新兴的知识分子团体，这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发展趋势。
地主阶级洋务派试图改革却遭遇失败的教训，给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前车之鉴，他们开始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落后。19世纪末，在清德宗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了 “百日维新”。最终，德宗被囚，康有为逃到法国，同时梁启超也在日本隐匿行踪，“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戊戌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较为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时代的思想解放。“戊戌变法运动，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虽然最终变法失败，但它是近代中国持续探寻国家和民族出路的开端。”[5]。许多知识分子在这次失败中，获得了实际政治的初步经验，开始深刻的思考改良主义的缺陷，进而思考并开始进行革命。
这些政治改良的失败，预示着修修补补已经失去它应有的作用。一场大的变革，即将到来。清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于翌年（1912年）元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君主专制集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经验，以及其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致使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革命失败。此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脱离封建士阶层的桎梏，并尝试着从各个方面学习西方，且应用于实际斗争中。在邹容、陈天华等革命思想家的努力下， 1903年，《中外日报》发表了梁启超撰写的《革命驳议》一文，随后“《苏报》上刊载的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使排满革命言论达到最高峰，最终使清政府痛下狠手，制造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6]但是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尚不成熟，《苏报》被封，震惊了整个中国思想界，激起了当时有志之士的愤慨，革命思想得以传播。武昌起义爆发时，湖北新军共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共进会和文学社（中国同盟会外围革命团体）的就约有其三分之一，有文称“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 [7]。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长为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社会团体。
二、李大钊的思想变化
（一）五四运动前
李大钊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期，时正值中国社会动荡、西方国家入侵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基础上，又接受着西方近代教育，李大钊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位。李大钊早年所受的启蒙教育是属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后来他进入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进修，接受了与国内不同的教育思想与思维方式，这对以后李大钊汲取其他的新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并已经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走上扩张的道路，先后于1894年和1905年打败中、俄两个昔日强盛的大国。日本社会中锐意改革的思潮极大的影响着李大钊。另外，二十世纪初，“进化论”传入中国，严复先生的《天演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李大钊与胡适这两位思想家都曾受过“优胜劣汰”思想的影响。作为推动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的知识分子，其与生俱来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治国平天下”品质，促使着他们拥有着更加强烈的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意识。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先生思想的影响，他通过阅读河上肇先生的著作，从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曾评价河上肇的著作“到现在都是我们的参考书”。然而，在中国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拥有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江亢虎。江亢虎也曾留学日本，在此期间，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与腐朽，也深感日本的国富兵强。他开始研习西方国家的理论，认识到中国必须要搞革命，但在与孙中山先生交谈中，因其不赞同“驱除鞑虏”，二人背道而驰。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社会党，因陈翼龙的引荐，李大钊也参与其中。这也算是李大钊早期参与的社会活动之一了。但在1913年8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中国社会党被迫解散。 李大钊原是一名民主主义者，五四时期成为李大钊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内部军阀割据，动荡不安。世界眼中的中国，很自然的被蔑视。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8]，中国人民也是醉酒似的麻木。1916年，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用激昂的言语表达了“青春”的重要性，“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必败，此殆天演真理，莫或能逃者”[9]。呼吁中国青春之青年努力建设“青春之中华”，“冲破过去历史之罗网，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10]，提倡国外的政体，诸如“法兰西、英吉利”，赞美武昌起义等革命之举为“再造神州”。现在的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于世界，但中国的人民却要奋起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中国正值“青春”的青年。这种追求民主的精神在他的《真理与权威》一文中也有体现。在文中李大钊对比世人认为之真理与自信之真理，以李卓吾、苏格拉底及托尔斯泰为例，盛赞此等不流俗与世人之真理。虽其书籍被焚，其身体被殁，然其思想“固犹流在人间也”。而李大钊本人也是“固爱真理，却不逡巡附和于此社会”。争取中国人民应该有的权利，改变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这是当时的中国的有志之士“敢于推翻真理”的应有之举。
（二）、五四运动后
袁世凯复辟后，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文中批判了“客卿”古德诺的“中国特殊国情说”，指出“客卿所论国情，究属皮相之见……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11]，极力抨击袁世凯复辟，提出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此后他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便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宣传十月革命的同时，他逐渐成为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的胜利，促使他更加明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思想也表现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上面。他曾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1918年）与《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三篇文章。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强调“这回战胜的，是全世界的庶民”[12]，是专制主义的失败，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呼吁人们到工人阶层中去。面对中国革命的曲折与反复，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激励人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3]。除此之外，李大钊于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上也曾發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中提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4]，警醒人们不应抱着悲观的态度，因当前的迷雾而放弃了未来的道路。李大钊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后，在文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15]，明确意识到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发生变化，封建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提倡进行“社会革命”，而社会主义的实现，是离不开人民本身的，“劳工结合”是世界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自然之势，此为“不可免之数”。
前文中提到，李大钊曾受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是一名民主主义者，立志改变国民现状，后深受日本社会的改革之利影响，致力于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方法。归国后，又与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主要是对当时的时政进行评判，有文称“其论说的特点是紧密结合时政，时效性强;文章大多短小精悍，立论精辟犀利，富有战斗性”。李大钊在启蒙之际熟读儒家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种子播撒在他的心中。之后赴日留学，了解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经过一系列主义的冲击，在筛选过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李大钊最终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这两大思想，曾占据着十九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而李大钊对其的推动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联系，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推动力。此后，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并且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前行最后胜利。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的思想变化，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况息息相关，无论是高谈主义或是埋头研究问题，不过都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选择道路的不同也与人生境遇有关。姜义华先生曾经提到过，中国启蒙运动出现困顿的原因，“就是它为万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迫”，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争论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当今社会，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视角，着眼于当前，更好的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1]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75.
[2]王光.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变革及转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133-136.
[3][4]章征科.洋务运动时期士向知识分子的初步转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719-723.
[5] 赵珺，谭星宇.戴逸：戊戌变法让中国人民觉醒[J].中国报道，2018（Z1）：100-102.
[6] 任家宣. 论《苏报》与清末革命舆论的建构[D].安徽大学，2011.
[7][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500.
[8]鲁迅.朝花夕拾呐喊[M].万卷出版公司.2015：228-235.
[9][10]李大钊.青春[N].《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
[11][12][15]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59年5：4-7，109-111， 173-211.
[13]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N].《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
[14]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N]. “言治”季刊第3册.1918.
关键词：“五四”前后;李大钊;思想;变化
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乃是取其“启封建之蒙”之意。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思想方面，相较于西方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不足。而“知识分子，作为在被压迫民族中间常常是政治感觉比较敏锐，最早觉醒起来的部分”[1]，在鸦片战争后便已开始试图改变中国。在五四运动未完全展开之前，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们，都较为统一的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阵营。然而，“五四”后，各种主义出现，使得知识分子们应接不暇，中使他们开始了群体性的转向与分裂。
一、20世纪前后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
20世纪初的中国，无论是在器物、制度还是在思想层面，相较于西方各国而言，都略逊一筹。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后来，中华民国的制度事实上名存实亡。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的社会的传统思想与基本国情密不可分。自19世纪40年代，中国国门洞开，西方各国便开始了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入，继而过渡到资本输入。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与思想却被试图改变中国现状的人士所学习。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便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所展开的 “出于保障既得利益需要的权势性变革”[2]。甲午战争中方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但是，如果说因为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一场失败的自救运动，就完全否定其功绩，未免太过武断，可以说“中国的士阶层开始转化为早期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中就已经开始”[3]。士与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政策倾向、经济模式、还是在文化推崇等方面的选择上，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近代的对外态度上更是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对外关系上，传统的士存在民族优越感，强调华夏中心论。早期知识分子主张开放，反对闭关锁国”[4]。随着西学的逐渐深入，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个人主张更加能体现人民的诉求，并且能将其应用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实际行动中去。从传统的士阶层转化为新兴的知识分子团体，这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发展趋势。
地主阶级洋务派试图改革却遭遇失败的教训，给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前车之鉴，他们开始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落后。19世纪末，在清德宗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了 “百日维新”。最终，德宗被囚，康有为逃到法国，同时梁启超也在日本隐匿行踪，“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戊戌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较为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时代的思想解放。“戊戌变法运动，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虽然最终变法失败，但它是近代中国持续探寻国家和民族出路的开端。”[5]。许多知识分子在这次失败中，获得了实际政治的初步经验，开始深刻的思考改良主义的缺陷，进而思考并开始进行革命。
这些政治改良的失败，预示着修修补补已经失去它应有的作用。一场大的变革，即将到来。清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于翌年（1912年）元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君主专制集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经验，以及其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致使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革命失败。此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脱离封建士阶层的桎梏，并尝试着从各个方面学习西方，且应用于实际斗争中。在邹容、陈天华等革命思想家的努力下， 1903年，《中外日报》发表了梁启超撰写的《革命驳议》一文，随后“《苏报》上刊载的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使排满革命言论达到最高峰，最终使清政府痛下狠手，制造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6]但是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尚不成熟，《苏报》被封，震惊了整个中国思想界，激起了当时有志之士的愤慨，革命思想得以传播。武昌起义爆发时，湖北新军共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共进会和文学社（中国同盟会外围革命团体）的就约有其三分之一，有文称“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 [7]。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长为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社会团体。
二、李大钊的思想变化
（一）五四运动前
李大钊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期，时正值中国社会动荡、西方国家入侵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基础上，又接受着西方近代教育，李大钊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位。李大钊早年所受的启蒙教育是属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后来他进入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进修，接受了与国内不同的教育思想与思维方式，这对以后李大钊汲取其他的新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并已经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走上扩张的道路，先后于1894年和1905年打败中、俄两个昔日强盛的大国。日本社会中锐意改革的思潮极大的影响着李大钊。另外，二十世纪初，“进化论”传入中国，严复先生的《天演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李大钊与胡适这两位思想家都曾受过“优胜劣汰”思想的影响。作为推动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的知识分子，其与生俱来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治国平天下”品质，促使着他们拥有着更加强烈的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意识。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先生思想的影响，他通过阅读河上肇先生的著作，从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曾评价河上肇的著作“到现在都是我们的参考书”。然而，在中国最早研究社会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拥有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江亢虎。江亢虎也曾留学日本，在此期间，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与腐朽，也深感日本的国富兵强。他开始研习西方国家的理论，认识到中国必须要搞革命，但在与孙中山先生交谈中，因其不赞同“驱除鞑虏”，二人背道而驰。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社会党，因陈翼龙的引荐，李大钊也参与其中。这也算是李大钊早期参与的社会活动之一了。但在1913年8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中国社会党被迫解散。 李大钊原是一名民主主义者，五四时期成为李大钊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内部军阀割据，动荡不安。世界眼中的中国，很自然的被蔑视。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8]，中国人民也是醉酒似的麻木。1916年，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用激昂的言语表达了“青春”的重要性，“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必败，此殆天演真理，莫或能逃者”[9]。呼吁中国青春之青年努力建设“青春之中华”，“冲破过去历史之罗网，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10]，提倡国外的政体，诸如“法兰西、英吉利”，赞美武昌起义等革命之举为“再造神州”。现在的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于世界，但中国的人民却要奋起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中国正值“青春”的青年。这种追求民主的精神在他的《真理与权威》一文中也有体现。在文中李大钊对比世人认为之真理与自信之真理，以李卓吾、苏格拉底及托尔斯泰为例，盛赞此等不流俗与世人之真理。虽其书籍被焚，其身体被殁，然其思想“固犹流在人间也”。而李大钊本人也是“固爱真理，却不逡巡附和于此社会”。争取中国人民应该有的权利，改变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这是当时的中国的有志之士“敢于推翻真理”的应有之举。
（二）、五四运动后
袁世凯复辟后，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文中批判了“客卿”古德诺的“中国特殊国情说”，指出“客卿所论国情，究属皮相之见……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11]，极力抨击袁世凯复辟，提出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此后他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便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宣传十月革命的同时，他逐渐成为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的胜利，促使他更加明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思想也表现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上面。他曾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1918年）与《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三篇文章。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强调“这回战胜的，是全世界的庶民”[12]，是专制主义的失败，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呼吁人们到工人阶层中去。面对中国革命的曲折与反复，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激励人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3]。除此之外，李大钊于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上也曾發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中提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4]，警醒人们不应抱着悲观的态度，因当前的迷雾而放弃了未来的道路。李大钊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后，在文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15]，明确意识到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发生变化，封建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提倡进行“社会革命”，而社会主义的实现，是离不开人民本身的，“劳工结合”是世界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自然之势，此为“不可免之数”。
前文中提到，李大钊曾受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是一名民主主义者，立志改变国民现状，后深受日本社会的改革之利影响，致力于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方法。归国后，又与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主要是对当时的时政进行评判，有文称“其论说的特点是紧密结合时政，时效性强;文章大多短小精悍，立论精辟犀利，富有战斗性”。李大钊在启蒙之际熟读儒家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种子播撒在他的心中。之后赴日留学，了解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经过一系列主义的冲击，在筛选过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李大钊最终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这两大思想，曾占据着十九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而李大钊对其的推动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联系，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推动力。此后，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并且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前行最后胜利。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的思想变化，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况息息相关，无论是高谈主义或是埋头研究问题，不过都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选择道路的不同也与人生境遇有关。姜义华先生曾经提到过，中国启蒙运动出现困顿的原因，“就是它为万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迫”，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争论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当今社会，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视角，着眼于当前，更好的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1]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75.
[2]王光.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变革及转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133-136.
[3][4]章征科.洋务运动时期士向知识分子的初步转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719-723.
[5] 赵珺，谭星宇.戴逸：戊戌变法让中国人民觉醒[J].中国报道，2018（Z1）：100-102.
[6] 任家宣. 论《苏报》与清末革命舆论的建构[D].安徽大学，2011.
[7][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500.
[8]鲁迅.朝花夕拾呐喊[M].万卷出版公司.2015：228-235.
[9][10]李大钊.青春[N].《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
[11][12][15]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59年5：4-7，109-111， 173-211.
[13]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N].《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
[14]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N]. “言治”季刊第3册.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