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社会主义国家、非洲战乱动荡国家有何相似之处？答案是贫富差距问题。
　　 与通常的印象不同，美国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可能超过一般的估计，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未能迅速复苏的经济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背景，而1％与99％的口号也从侧面印证了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在大选之年，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出人意料，失业率降至9％以下。而美联社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失业率已经降至8.3％，有望在大选日降至8％。虽然这对奥巴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但前路绝不轻松。
　　 美国的经验是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就业、对低收入家庭进行税收减免和福利补贴政策、增加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财富政策。但中美两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对美国有效的经济政策未必能在中国发挥同样的功效，反过来也是一样。
　　 事实上，中国尽管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没有美国严重，但在大手笔刺激经济方面却不逊色，而在促进就业方面的成效并不十分明显。刚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预期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在调低GDP增长幅度到7.5％之后，要同时完成控制失业和通胀，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尽管有大量关于“民工荒”的报道，但这主要是由于季节性失业、工作的结构性不匹配和户籍引发的城乡隔阂所致。而且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可能并没有反映在城镇登记失业率中。
　　 总体而言，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政策不外乎“增收、减免和补贴”，这是中美乃至世界各国都应该共同面对的。但在具体的政策细节上，各国的经验是否能够通用，则存在很大的疑问。
　　 就中国而言，减免税收的政策往往难以真正落实到需要减免的低收入家庭身上，因此全面取消某些税种或者对此进行类似“农业税改革”一般的改革，或能对农村低收入家庭有所帮助。但这并不能改善城乡差距和在城市以及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
　　 是以，补贴往往在中国成为重要手段。而补贴面临的问题是“贫困县积极花钱争取贫困县资格”的悖论，因为补贴也往往难以补贴到有需要的人手里。即便是补贴低收入者能行之有效，也不足以使这些人脱离贫困状态。
　　 因此在应对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上，增收是关键。而增收的关键是减少政策壁垒和落实法律的规定。减少政策壁垒方面尤其要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劳动力能自由流动，寻找到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增加收入；落实法律的规定方面以便增加财产性收入，例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落实保障“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真正增加低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作者为本刊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