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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哈萨克从一个独立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跨境民族，并逐渐形成了其在新疆的现代分布格局。清末民初以传播宗教知识为目标的统学校教育开始兴起，并受时代潮流影响渐进由宗教教育内向世俗和现代教育过渡；同时。新疆统治者为整合国家认同，曾以发展政府公立学校为重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哈萨克族教育纳入国家化的轨道。
关键词：哈萨克族；学校教育；发展演变
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的哈萨克族，历史上形成了并发展与经济文化类型相适应的传统教育方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其中学校教育占了了重要地位。在清末民初，以传播宗教知识为目标的传统学校教育开始兴起，并受时代潮流影响渐进由宗教教育内向世俗和现代教育过渡；同时。新疆统治者为整合国家认同，曾以发展政府公立学校为重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哈萨克族教育纳入国家化的轨道。
一、新疆哈萨克族分布格局演变
哈萨克族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是由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奄蔡及其他许多古代部落、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到15世纪初叶，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名称、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民族意识、共同民族感情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1]。
19世纪中叶，沙俄吞并哈萨克草原，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64年，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原已内属的哈萨克部落大部分又划归俄国。但是，划界后归入俄国的哈萨克人，因不愿接受俄国的统治，纷纷又迁人划界后的中国境内。1864年，游牧在斋桑湖一带的哈萨克族12个克烈部，因不堪沙皇俄国的统治和压迫，在其首领阿吉公的率领下离开原牧地，移居到阿尔泰山地区。1871年4月，哈萨克阿勒班部落在其首领塔扎别克率领下投奔伊犁，被安置在托古斯塔柳。同年，俄国出兵强占伊犁。伊犁各族人民不甘忍受沙俄的殖民统治，纷纷逃往他处谋生。1883年，哈萨克黑宰部落3千多户迁入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一些哈萨克部落甚至到达乌鲁木齐河上游。至清末，哈萨克族主要游牧于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但由于连年发生自然灾害，阿勒泰的哈萨克大半流亡。有的迁到昌吉、玛纳斯、乌鲁木齐、奇台、木垒、巴里坤等地，甚至迁至甘肃、青海和西藏。
二.哈萨克族传统学校教育的发展演变
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教育从形式上可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和自然形态教育等五种形式，其中的学校教育也称“共同教育”，其特点是有固定的场所、专门的教师和一定数量的学生，有一定的培养目标、管理制度和规定的教学内容[2]。公元8至10世纪，哈萨克族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由于包括萨满教和历代哈萨克族统治者在内的传统势力对伊斯兰教一直采取敌对态度，直至16世纪伊斯兰教才成为哈萨克族全民信仰的宗教。随着哈萨克族接受伊斯兰教，以传播宗教知识为目标的讲经堂和经学院开始兴起，学校性质属于私人办学，既有哈萨克族贵族、部落头人自设的阿吾勒讲经堂，也有中亚的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传教士设立的附属于清真寺的经文学堂。因此，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传播与发展，有赖于上述传统学校教育。
（一）、哈萨克族传统学校教育形式：经堂教育的发展
有清以来，经堂教育是新疆哈萨克首要传统教育。一般来讲，由于牧民流动不居，清真寺和经文学堂也少有固定，因此阿吾勒讲经堂成为哈萨克族牧区常见的教育方式。阿吾勒讲经堂是指哈萨克族阿吾勒头人举办的间歇性讲经场所，它以教授识字为主，带有私塾性质。讲经堂人数为10至50人，其中富家子弟占据大半；讲经堂每年分夏牧场和冬牧场时期两季招生，学制一般为7—8年。在新疆最早从事阿吾勒讲经堂教育的当属乌孜别克族人沙比提大毛拉，他于1864年以后开始在新疆阿勒泰草原讲经布道。沙比提大毛拉足迹遍布于新疆阿勒泰的居特拜、哈巴河的沃斯潘等王公贵族和部落头人的阿吾勒，在哈萨克族学童中广泛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近现代史上的哈萨克族名人迈米、努尔塔扎、塔塔乃毛拉等都曾接受其教诲[3]。
清末至民国初年，长期从事游牧的新疆哈萨克族开始部分转向定居生活，于是固定的经文学堂也发展起来。大批以传教为己任的中亚乌孜别克族、塔尔族毛拉深入新疆哈萨克居住区传教并开办经文学校，招收哈萨克族学生。此外，在中亚接受高等教育哈萨克族一些学者、毛拉也相继在哈萨克族聚居区开办了很多经文学校。早在1820年，乌孜别克族学者沙黑·满素尔到阿勒泰地区创办经文学校。不过继沙比提大毛拉后，阿勒泰地区较有名的毛拉是来自布哈拉的乌孜别克人木合买提·木黑买提，此人被誉为“克烈部落的伊善”和“喀孜之父”。1827-1898年间，他在阿勒泰草原和萨吾尔山一带共开办过50多座清真寺，并不同程度地建有学堂。1910年，塔塔尔人吾买尔·阿杰在塔城创办“吾买力亚”经文学堂，有百余名学生，后该校又招收女生，成为新疆哈萨克族第一所男女同校的经文学堂。在哈萨克族经文学堂发展时期，以1896年哈萨克族人迈米（民国时期哈萨克部落首领，曾被袁世凯封为镇国公，杨增新时被任命为阿勒泰山区管带）在阿勒泰额尔齐斯河和克兰河交汇处巴坡清真寺原址创办的阿巴黑亚经文学堂最为有名[4]。
经堂教育以普及宗教知识为重点，其经文入门教材为初级阿拉伯语的《艾外力》和《散尼》，前者以读书识字、后者以拼读词句为主。读完上述教材后，学生就进入了《古兰经》经段背诵阶段。由于包括毛拉在内都不能完全理解阿拉伯经文的全部意义，经堂教育中最初是采用察合台语、塔塔尔语语音转译阿拉伯语经文释义的方法来教授伊斯兰教教义的。此外，经堂学校还讲授《大智之书》、《巴克尔尕尼》、《穆圣传》、《天堂之路》等伊斯兰教史和伊斯兰教义。新疆哈萨克经堂教育在教授阿拉伯文时，先后使用过乌苏里哈得米和乌苏里加迪提两种经文教学法，由于乌苏里加迪提更便于阿语拼读，于是20世纪后它逐渐在教学中取代了前者[5]。
（二）、哈萨克族传统学校教育的转型：宗教与世俗教育并存 进入民国以后，曾为长期统治新疆的杨增新对伊斯兰教作为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他毫不隐讳地宣称：“且全疆人民约二百万，回缠占百分之九十六七，非利用若辈，无以维持现状”[6]。杨增新利用新疆伊斯兰教，一面通过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统治当地的广大穆斯林：一面利用阿訇维持统治秩序，让其在广大穆斯林中起“开导”作用。正因为如此，杨增新对新疆伊斯兰宗教学校采取比较宽容和支持态度，致使新疆哈萨克族学校教育得到一定发展。同时，哈萨克族中有识之士深深感受到，惟有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方有民族之兴旺强盛，只有革新旧式的经堂教育，才能适应时代之需要。
1916年，托合江在特克斯县阿克卓勒村设立的经文学校（麦得里思）。开设的课程有宗教、算术、俄语、拉丁语、历史、地理、教育学等。从1917年一1930年，它成为新源县、巩留县、昭苏县、尼勒克县乃至“三河”（即喀什河、巩乃斯河、特克斯河）地区哈萨克人民知识传播的中心，对推动当时整个伊犁哈萨克族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
1918年，来自哈萨克斯坦卡里毛拉的影响，萨特巴勒德在伊犁新源县阿力麻里乡开设的萨特巴勒德经文学校，学校实施男女同读，在这学习过的很多学生都被送到惠远的汉族学校或乌鲁木齐蒙哈学堂继续深造。萨特巴勒德本人1937年一1939年担任新源县哈柯文化促进会会长，为当时学校教育的普及做出了不懈努力。
1917年，阿布德卡德勒在霍城县绥定城内设立的经文学校。因讲授科学文化知识内容多，规模不断扩大，受到政府限制，1918年被迫迁到他的家乡拉斯塔，被称为“学校麦得里思”。开设课程有：宗教、算术、俄语、历史、地理、教育学等。除霍城县境内的哈萨克族孩子外，还有来自特克斯县、新源县、尼勒克县、吉里于孜的孩子来这求学。在来自俄国中亚高级经文学校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它成为当时伊犁地区哈萨克族学习文化知识的中心[7]。
另外，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一些哈萨克族进步开明人士在塔城县、托里县、新源县、额敏县等地开办了一批新式哈萨克族现代学校。如1928年在塔城开办的“吐兰平原”公办学校；1930年克孜尔·马米尔别克将托里县阿吾勒学堂发展成为有8间教室的寄宿制学校，并开设了汉语、俄语课程。
杨增新虽不限制发展哈萨克族宗教教育，但由于担心现代教育会对威胁其统治，因此禁止各地兴办学堂传播科学知识。如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经文学院求过学的阿不都·卡德尔早年在绥定办经文学堂，因自然科学课程过多而遭到到当地政府的强行关闭。因此，一些哈萨克族举办的以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为躲避政府审查，都将学校命名为“经文学校”。
二、以公办学校为中心，清末民初教育国家化进程中的哈萨克族教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之冲击—回应模式中，中国艰难而又缓慢从天朝王国向民族国家转变，同时这一国家形态的转型又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历程。尽管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线，但在教育领域的国家化倾向也是明显历史事实，其基本特征是：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用行政手段发展公立学校，确立国民教育制度，以实现国家对教育的干预与管理。教育国家化是教育领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趋势。清末民初，新疆统治者曾以建立公立学校为重点，发展哈萨克族现代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纳入教育国家化的轨道。
（一）、清末新政与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的出现
1884年10月，新疆建省，设置了学政使司，掌管文化教育。清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列强入侵和国内改革派的压力，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8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的1月又出台了《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1905年9月2日，清光绪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在全国的影响之下，新疆也开始对教育进行革新。1906年新疆首任提学使杜彤提出了在新疆教育改革的三项基本措施：“一、求普不求多；二、学务用人，厚薪不兼差；
三、以次渐进，不惑于种人难于见功之说”[8]。
1908年，提学使杜彤奏准设立了实业教员讲习所，讲习所由教员6人，学生120人。另外，迪化、吐鲁番等地开办了农林、棉纺、桑蚕、采玉等专业艺徒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等。以此同时，伊犁将军长庚在惠远（霍城）创办了武备速成学堂、绥定初等学校、宁远高初等公校、汉回学校等新式学校，并在塔城设立了养正学堂，专门吸收哈萨克、蒙古等各族子弟入学。曾留学日本的土尔扈特王公帕勒塔也在省城和塔城设立了学堂2所，招收蒙古、汉、回和哈萨克族子弟，选用各族教习用本民族语言授课[9]。这一时期学堂的教学内容己大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学堂的课程设置也同内地一样，开设了物理、化学、数学、外文、地理、音乐、美术等有关近代人文与科技知识类的课程。从此政府主办的新疆哈萨克族近代学校教育开始在新疆出现。
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各地共建立学堂总计为606个，教习764人，学生16，063名。新政的文化教育政策改变了以往清政府“因俗而治”传统，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上的努力，为新疆的哈萨克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初年哈萨克族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现状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废除了封建教育体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国民教育的法规政令。1915年，北京政府督办各省教育，主政新疆杨增新主张“设法劝导，次第举办”。尽管杨增新也以“新疆风气晚开，种类庞杂，办理教育，实有特殊困难”[9]，为他在新疆的愚民教育进行辩解。但在大时代的影响下，新疆的官方主导的哈萨克族教育毕竟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1912年，迪化学堂毕业生塔依尔别克等3人赴南京回见了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中山，请求政府打破清真寺对教育的控制，建立哈萨克族学校教育。孙中山接见了他们并答应由政府出面解决。于是1916年，新疆省政府在迪化开办了师范讲习班，以培养初、高等小学的师资。经过考试，录取了各县选送的成绩优良的学生45名，学习期两年，全部实行公费制，每人每月还有津贴银二两。学生多数为汉族，也有少量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从1916—1924年，师范讲习班共举办了4期，毕业学生达200人左右，大部分分配到各县担任小学校长和教员。
1917年，杨增新在伊犁惠远小学（今霍城县南）设蒙、哈班，招收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学生。学生除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之外，重点学习汉文。共两个班，学生百余名，学制1—6年。这所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哈萨克族精英，间接促进了哈萨克族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如哈萨克族著名诗人唐加勒克·卓勒德（1903—1947年）于1922年曾在在惠远小学学习三年，并掌握了汉语。另外，哈萨克族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如努素福汗·昆拜（曾经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都曾在这所学堂学习过。
为了培养本民族更高水平人才，1922年在哈萨克、蒙古族上层人物的推动下，新疆省政府在乌鲁木齐建立了“蒙哈学堂”，专门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蒙古族、哈萨克族青年。是年，来自伊犁、塔城、阿勒泰的80名哈萨克族学生入学就读。蒙哈学堂以汉语授课为重点，开设了文理课程，先后培养了不少哈萨克族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哈萨克族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沙里福汗·精思汗曾经是这所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这所学堂学习过的其他著名人物还有：阿勒泰人沙依素里堂.·精思汗、穆哈西·加克、扎尔依普·卓西；来自塔城地区的乌马尔、伊犁人阿别乌等[10]。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投身文化教育，为促进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小结
清末民初新疆哈萨克族中存在的公私二元学校教育结构，既有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也与新疆统治者的施政理念相关联。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族学校教育与过去相比已有较大进步，但无论私立亦或是公立学校，教育普及率低、教学质量不高、教学内容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等缺陷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如1928年新疆学龄前儿童183725人，受义务教育为4132人，仅占总数的2.25%。台湾著名学者张大军也认为为：“新疆民初教育与交通一样均于坎坷道路之上行走，确实是落后的，但若以历史眼光观察，民族文化之辉煌与丰富，其它地区是莫可比拟的”，新疆“汉文教育虽不发达，而回文教育未必不发达。”[11]
参考文献：
[1]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25.
[2]曲木铁西.试论少数民族教育的分类[J].民族教育研究，2009（4）.
[3]哈比毛拉·哈吉巴也夫.哈萨克族教育史话（哈萨克文） [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155.
[4]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文化大观[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75.
[5]房若愚.新疆哈萨克族中的伊斯兰经堂教育[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针学版），2005（2）.
[6]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
[7]贾合甫·居努斯.哈萨克族教育简史（哈萨克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
[9]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450.
[10]夏里甫罕·阿布达里.新疆哈萨克族近代文化转型历程述论[J].西域研究，2001（2）.
[1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代（第五册）[M].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2292.
关键词：哈萨克族；学校教育；发展演变
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的哈萨克族，历史上形成了并发展与经济文化类型相适应的传统教育方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其中学校教育占了了重要地位。在清末民初，以传播宗教知识为目标的传统学校教育开始兴起，并受时代潮流影响渐进由宗教教育内向世俗和现代教育过渡；同时。新疆统治者为整合国家认同，曾以发展政府公立学校为重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哈萨克族教育纳入国家化的轨道。
一、新疆哈萨克族分布格局演变
哈萨克族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是由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奄蔡及其他许多古代部落、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到15世纪初叶，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名称、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民族意识、共同民族感情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1]。
19世纪中叶，沙俄吞并哈萨克草原，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64年，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原已内属的哈萨克部落大部分又划归俄国。但是，划界后归入俄国的哈萨克人，因不愿接受俄国的统治，纷纷又迁人划界后的中国境内。1864年，游牧在斋桑湖一带的哈萨克族12个克烈部，因不堪沙皇俄国的统治和压迫，在其首领阿吉公的率领下离开原牧地，移居到阿尔泰山地区。1871年4月，哈萨克阿勒班部落在其首领塔扎别克率领下投奔伊犁，被安置在托古斯塔柳。同年，俄国出兵强占伊犁。伊犁各族人民不甘忍受沙俄的殖民统治，纷纷逃往他处谋生。1883年，哈萨克黑宰部落3千多户迁入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一些哈萨克部落甚至到达乌鲁木齐河上游。至清末，哈萨克族主要游牧于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但由于连年发生自然灾害，阿勒泰的哈萨克大半流亡。有的迁到昌吉、玛纳斯、乌鲁木齐、奇台、木垒、巴里坤等地，甚至迁至甘肃、青海和西藏。
二.哈萨克族传统学校教育的发展演变
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教育从形式上可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和自然形态教育等五种形式，其中的学校教育也称“共同教育”，其特点是有固定的场所、专门的教师和一定数量的学生，有一定的培养目标、管理制度和规定的教学内容[2]。公元8至10世纪，哈萨克族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由于包括萨满教和历代哈萨克族统治者在内的传统势力对伊斯兰教一直采取敌对态度，直至16世纪伊斯兰教才成为哈萨克族全民信仰的宗教。随着哈萨克族接受伊斯兰教，以传播宗教知识为目标的讲经堂和经学院开始兴起，学校性质属于私人办学，既有哈萨克族贵族、部落头人自设的阿吾勒讲经堂，也有中亚的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传教士设立的附属于清真寺的经文学堂。因此，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传播与发展，有赖于上述传统学校教育。
（一）、哈萨克族传统学校教育形式：经堂教育的发展
有清以来，经堂教育是新疆哈萨克首要传统教育。一般来讲，由于牧民流动不居，清真寺和经文学堂也少有固定，因此阿吾勒讲经堂成为哈萨克族牧区常见的教育方式。阿吾勒讲经堂是指哈萨克族阿吾勒头人举办的间歇性讲经场所，它以教授识字为主，带有私塾性质。讲经堂人数为10至50人，其中富家子弟占据大半；讲经堂每年分夏牧场和冬牧场时期两季招生，学制一般为7—8年。在新疆最早从事阿吾勒讲经堂教育的当属乌孜别克族人沙比提大毛拉，他于1864年以后开始在新疆阿勒泰草原讲经布道。沙比提大毛拉足迹遍布于新疆阿勒泰的居特拜、哈巴河的沃斯潘等王公贵族和部落头人的阿吾勒，在哈萨克族学童中广泛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近现代史上的哈萨克族名人迈米、努尔塔扎、塔塔乃毛拉等都曾接受其教诲[3]。
清末至民国初年，长期从事游牧的新疆哈萨克族开始部分转向定居生活，于是固定的经文学堂也发展起来。大批以传教为己任的中亚乌孜别克族、塔尔族毛拉深入新疆哈萨克居住区传教并开办经文学校，招收哈萨克族学生。此外，在中亚接受高等教育哈萨克族一些学者、毛拉也相继在哈萨克族聚居区开办了很多经文学校。早在1820年，乌孜别克族学者沙黑·满素尔到阿勒泰地区创办经文学校。不过继沙比提大毛拉后，阿勒泰地区较有名的毛拉是来自布哈拉的乌孜别克人木合买提·木黑买提，此人被誉为“克烈部落的伊善”和“喀孜之父”。1827-1898年间，他在阿勒泰草原和萨吾尔山一带共开办过50多座清真寺，并不同程度地建有学堂。1910年，塔塔尔人吾买尔·阿杰在塔城创办“吾买力亚”经文学堂，有百余名学生，后该校又招收女生，成为新疆哈萨克族第一所男女同校的经文学堂。在哈萨克族经文学堂发展时期，以1896年哈萨克族人迈米（民国时期哈萨克部落首领，曾被袁世凯封为镇国公，杨增新时被任命为阿勒泰山区管带）在阿勒泰额尔齐斯河和克兰河交汇处巴坡清真寺原址创办的阿巴黑亚经文学堂最为有名[4]。
经堂教育以普及宗教知识为重点，其经文入门教材为初级阿拉伯语的《艾外力》和《散尼》，前者以读书识字、后者以拼读词句为主。读完上述教材后，学生就进入了《古兰经》经段背诵阶段。由于包括毛拉在内都不能完全理解阿拉伯经文的全部意义，经堂教育中最初是采用察合台语、塔塔尔语语音转译阿拉伯语经文释义的方法来教授伊斯兰教教义的。此外，经堂学校还讲授《大智之书》、《巴克尔尕尼》、《穆圣传》、《天堂之路》等伊斯兰教史和伊斯兰教义。新疆哈萨克经堂教育在教授阿拉伯文时，先后使用过乌苏里哈得米和乌苏里加迪提两种经文教学法，由于乌苏里加迪提更便于阿语拼读，于是20世纪后它逐渐在教学中取代了前者[5]。
（二）、哈萨克族传统学校教育的转型：宗教与世俗教育并存 进入民国以后，曾为长期统治新疆的杨增新对伊斯兰教作为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他毫不隐讳地宣称：“且全疆人民约二百万，回缠占百分之九十六七，非利用若辈，无以维持现状”[6]。杨增新利用新疆伊斯兰教，一面通过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统治当地的广大穆斯林：一面利用阿訇维持统治秩序，让其在广大穆斯林中起“开导”作用。正因为如此，杨增新对新疆伊斯兰宗教学校采取比较宽容和支持态度，致使新疆哈萨克族学校教育得到一定发展。同时，哈萨克族中有识之士深深感受到，惟有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方有民族之兴旺强盛，只有革新旧式的经堂教育，才能适应时代之需要。
1916年，托合江在特克斯县阿克卓勒村设立的经文学校（麦得里思）。开设的课程有宗教、算术、俄语、拉丁语、历史、地理、教育学等。从1917年一1930年，它成为新源县、巩留县、昭苏县、尼勒克县乃至“三河”（即喀什河、巩乃斯河、特克斯河）地区哈萨克人民知识传播的中心，对推动当时整个伊犁哈萨克族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
1918年，来自哈萨克斯坦卡里毛拉的影响，萨特巴勒德在伊犁新源县阿力麻里乡开设的萨特巴勒德经文学校，学校实施男女同读，在这学习过的很多学生都被送到惠远的汉族学校或乌鲁木齐蒙哈学堂继续深造。萨特巴勒德本人1937年一1939年担任新源县哈柯文化促进会会长，为当时学校教育的普及做出了不懈努力。
1917年，阿布德卡德勒在霍城县绥定城内设立的经文学校。因讲授科学文化知识内容多，规模不断扩大，受到政府限制，1918年被迫迁到他的家乡拉斯塔，被称为“学校麦得里思”。开设课程有：宗教、算术、俄语、历史、地理、教育学等。除霍城县境内的哈萨克族孩子外，还有来自特克斯县、新源县、尼勒克县、吉里于孜的孩子来这求学。在来自俄国中亚高级经文学校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它成为当时伊犁地区哈萨克族学习文化知识的中心[7]。
另外，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一些哈萨克族进步开明人士在塔城县、托里县、新源县、额敏县等地开办了一批新式哈萨克族现代学校。如1928年在塔城开办的“吐兰平原”公办学校；1930年克孜尔·马米尔别克将托里县阿吾勒学堂发展成为有8间教室的寄宿制学校，并开设了汉语、俄语课程。
杨增新虽不限制发展哈萨克族宗教教育，但由于担心现代教育会对威胁其统治，因此禁止各地兴办学堂传播科学知识。如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经文学院求过学的阿不都·卡德尔早年在绥定办经文学堂，因自然科学课程过多而遭到到当地政府的强行关闭。因此，一些哈萨克族举办的以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为躲避政府审查，都将学校命名为“经文学校”。
二、以公办学校为中心，清末民初教育国家化进程中的哈萨克族教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之冲击—回应模式中，中国艰难而又缓慢从天朝王国向民族国家转变，同时这一国家形态的转型又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历程。尽管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线，但在教育领域的国家化倾向也是明显历史事实，其基本特征是：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用行政手段发展公立学校，确立国民教育制度，以实现国家对教育的干预与管理。教育国家化是教育领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趋势。清末民初，新疆统治者曾以建立公立学校为重点，发展哈萨克族现代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纳入教育国家化的轨道。
（一）、清末新政与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的出现
1884年10月，新疆建省，设置了学政使司，掌管文化教育。清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列强入侵和国内改革派的压力，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8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的1月又出台了《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1905年9月2日，清光绪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在全国的影响之下，新疆也开始对教育进行革新。1906年新疆首任提学使杜彤提出了在新疆教育改革的三项基本措施：“一、求普不求多；二、学务用人，厚薪不兼差；
三、以次渐进，不惑于种人难于见功之说”[8]。
1908年，提学使杜彤奏准设立了实业教员讲习所，讲习所由教员6人，学生120人。另外，迪化、吐鲁番等地开办了农林、棉纺、桑蚕、采玉等专业艺徒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等。以此同时，伊犁将军长庚在惠远（霍城）创办了武备速成学堂、绥定初等学校、宁远高初等公校、汉回学校等新式学校，并在塔城设立了养正学堂，专门吸收哈萨克、蒙古等各族子弟入学。曾留学日本的土尔扈特王公帕勒塔也在省城和塔城设立了学堂2所，招收蒙古、汉、回和哈萨克族子弟，选用各族教习用本民族语言授课[9]。这一时期学堂的教学内容己大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学堂的课程设置也同内地一样，开设了物理、化学、数学、外文、地理、音乐、美术等有关近代人文与科技知识类的课程。从此政府主办的新疆哈萨克族近代学校教育开始在新疆出现。
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各地共建立学堂总计为606个，教习764人，学生16，063名。新政的文化教育政策改变了以往清政府“因俗而治”传统，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上的努力，为新疆的哈萨克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初年哈萨克族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现状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废除了封建教育体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国民教育的法规政令。1915年，北京政府督办各省教育，主政新疆杨增新主张“设法劝导，次第举办”。尽管杨增新也以“新疆风气晚开，种类庞杂，办理教育，实有特殊困难”[9]，为他在新疆的愚民教育进行辩解。但在大时代的影响下，新疆的官方主导的哈萨克族教育毕竟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1912年，迪化学堂毕业生塔依尔别克等3人赴南京回见了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中山，请求政府打破清真寺对教育的控制，建立哈萨克族学校教育。孙中山接见了他们并答应由政府出面解决。于是1916年，新疆省政府在迪化开办了师范讲习班，以培养初、高等小学的师资。经过考试，录取了各县选送的成绩优良的学生45名，学习期两年，全部实行公费制，每人每月还有津贴银二两。学生多数为汉族，也有少量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从1916—1924年，师范讲习班共举办了4期，毕业学生达200人左右，大部分分配到各县担任小学校长和教员。
1917年，杨增新在伊犁惠远小学（今霍城县南）设蒙、哈班，招收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学生。学生除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之外，重点学习汉文。共两个班，学生百余名，学制1—6年。这所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哈萨克族精英，间接促进了哈萨克族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如哈萨克族著名诗人唐加勒克·卓勒德（1903—1947年）于1922年曾在在惠远小学学习三年，并掌握了汉语。另外，哈萨克族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如努素福汗·昆拜（曾经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都曾在这所学堂学习过。
为了培养本民族更高水平人才，1922年在哈萨克、蒙古族上层人物的推动下，新疆省政府在乌鲁木齐建立了“蒙哈学堂”，专门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蒙古族、哈萨克族青年。是年，来自伊犁、塔城、阿勒泰的80名哈萨克族学生入学就读。蒙哈学堂以汉语授课为重点，开设了文理课程，先后培养了不少哈萨克族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哈萨克族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沙里福汗·精思汗曾经是这所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这所学堂学习过的其他著名人物还有：阿勒泰人沙依素里堂.·精思汗、穆哈西·加克、扎尔依普·卓西；来自塔城地区的乌马尔、伊犁人阿别乌等[10]。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投身文化教育，为促进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小结
清末民初新疆哈萨克族中存在的公私二元学校教育结构，既有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也与新疆统治者的施政理念相关联。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族学校教育与过去相比已有较大进步，但无论私立亦或是公立学校，教育普及率低、教学质量不高、教学内容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等缺陷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如1928年新疆学龄前儿童183725人，受义务教育为4132人，仅占总数的2.25%。台湾著名学者张大军也认为为：“新疆民初教育与交通一样均于坎坷道路之上行走，确实是落后的，但若以历史眼光观察，民族文化之辉煌与丰富，其它地区是莫可比拟的”，新疆“汉文教育虽不发达，而回文教育未必不发达。”[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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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族文化大观[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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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
[7]贾合甫·居努斯.哈萨克族教育简史（哈萨克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
[9]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450.
[10]夏里甫罕·阿布达里.新疆哈萨克族近代文化转型历程述论[J].西域研究，2001（2）.
[11]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代（第五册）[M].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2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