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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古有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近有在全国推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教育的价值在于让全人类享受人人平等，然而越是提倡教育公平，越让一些人成为了“教育公平”的对立面，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教育开始进入了“产业化”发展之路，关于教育的关键词变成了“重点大学”“学区房”“中小学择校”。
教育的理想：真假“王娜娜”背后折射出“高考改变人生”
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贺拉斯·曼曾宣称：“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而人类社会早已深知教育对人的生存境遇、存在价值的深层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越是提及教育的重要性，反而造就了一部分想实现“教育价值”的“小偷”。
近些年，关于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屡禁不鲜。就在4月29日，“王娜娜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的详细调查结果公布，1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3人涉嫌违法已移交司法机关。
尽管如此，真的“王娜娜”仍然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她在得知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后表示，“即使他们受到处理，我的梦还是圆不了，给再多的钱也回不到过去。”
13年前，真的王娜娜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语老师。2003年，在沈丘县二高复读并参加高考的王娜娜，分数为399分，填报“高职高专二批”志愿时选择“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将其录取通知书寄往沈丘县二高。
同年，在商水县二高就读的张莹莹高考落榜， 但在当年9月9日，张莹莹拿着王娜娜的录取通知书到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报到，学校未对张莹莹的入学资格进行复查。2004年5月10日，张莹莹的父亲张合停到派出所以张莹莹户口与学籍档案姓名不一致为由，申请将其女“张莹莹”的姓名随其母姓变更为“王娜娜”。
假王娜娜从此以“王娜娜”之名上完了大学。而真的王娜娜在2015年去银行办理业务时，获知了假王娜娜的存在。“被冒名顶替之事”浮出水面。
如今，真王娜娜表示，如果自己当初顺利入学，境遇肯定大不一样，“以我的性格一定会继续读本科、读研究生，最起码也会在县里当老师。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我一辈子的阴影。”如今虽然她仍然想要继续入学读书，但无奈的是，“我30多岁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都还太小，需要我的照顾。我不可能安心地回去读书，我还有自己的家庭生活。”
现实之困：
教育的差距与不均衡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旨在普及“受教育权利”，其十分重视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这等同于在“扫文盲”，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那时有一半人属于文盲。
1977年恢复高考，也重新恢复了教育“有教无类”的全民性，恢复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平等的教育权利，以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序公正。到了2001年，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性原则，更加关注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问题，努力为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
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政策，在近60多年的教育改革中，旨在普及“大众教育”，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公正”的教育公平。
但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是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不均衡及严重的教育差距。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的分析，影响我国教育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按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民族差距和性别差距。
农村教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难点。农村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以及农村经济收入低导致入学难等问题，均影响了农村人口“教育公平”的进程。最近几年实施的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意在缩短这种差距。
在地区差距上，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不仅是地理的，也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更进一步说，地区内的差距大于地区之间的差距。举例来说，青海与上海的差距固然很大，但青海省内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要大于青海与上海的差距。
性别上的教育差距问题也很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存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在西部边远和贫困地区，女童的失学、辍学仍是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层次越高、女生比例越低”的特征和“男强女弱”的基本格局依旧。
这种教育环境造成了向城市倾斜的价值取向。例如高考招生制度中的地区差距，所谓“倾斜的高考分”、学生的家庭背景极大的影响了一名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而中低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分布于普通中学。在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比例平均为42.1%，是低阶层的1.6倍。
“教育产业化”的功利表达：
权利还是特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变革的深化，教育走上了一条“教育产业化”的道路，学术化的说法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
教育的主题词开始倾向于“普及”、“跨越式发展”、“重点建设”、“争创世界一流”，以及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和“择校热”，公办高校举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以及用房地产开发的模式兴建“大学城”等。在普及大众教育之后，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层层设置中小学重点学校，为高校输送“尖子”的做法，选择了“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
原本，“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主要是为了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它“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然而“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在筛选出一小批“尖子人才”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即所谓的“差生”以及辍学流失的学生。
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这一教育发展的现实，使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教育在舆论和民意中成为“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
如果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接受“大学教育”常被视为教育公平实现与否的试金石。更进一步说，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才可谓真正的“教育平等”。区别于“让每一个人都上大学”的平等观，新的平等观是“适才适所”，即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
教育的理想：真假“王娜娜”背后折射出“高考改变人生”
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贺拉斯·曼曾宣称：“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而人类社会早已深知教育对人的生存境遇、存在价值的深层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越是提及教育的重要性，反而造就了一部分想实现“教育价值”的“小偷”。
近些年，关于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屡禁不鲜。就在4月29日，“王娜娜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的详细调查结果公布，1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3人涉嫌违法已移交司法机关。
尽管如此，真的“王娜娜”仍然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她在得知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后表示，“即使他们受到处理，我的梦还是圆不了，给再多的钱也回不到过去。”
13年前，真的王娜娜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语老师。2003年，在沈丘县二高复读并参加高考的王娜娜，分数为399分，填报“高职高专二批”志愿时选择“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将其录取通知书寄往沈丘县二高。
同年，在商水县二高就读的张莹莹高考落榜， 但在当年9月9日，张莹莹拿着王娜娜的录取通知书到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报到，学校未对张莹莹的入学资格进行复查。2004年5月10日，张莹莹的父亲张合停到派出所以张莹莹户口与学籍档案姓名不一致为由，申请将其女“张莹莹”的姓名随其母姓变更为“王娜娜”。
假王娜娜从此以“王娜娜”之名上完了大学。而真的王娜娜在2015年去银行办理业务时，获知了假王娜娜的存在。“被冒名顶替之事”浮出水面。
如今，真王娜娜表示，如果自己当初顺利入学，境遇肯定大不一样，“以我的性格一定会继续读本科、读研究生，最起码也会在县里当老师。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我一辈子的阴影。”如今虽然她仍然想要继续入学读书，但无奈的是，“我30多岁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都还太小，需要我的照顾。我不可能安心地回去读书，我还有自己的家庭生活。”
现实之困：
教育的差距与不均衡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旨在普及“受教育权利”，其十分重视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这等同于在“扫文盲”，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那时有一半人属于文盲。
1977年恢复高考，也重新恢复了教育“有教无类”的全民性，恢复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平等的教育权利，以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序公正。到了2001年，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性原则，更加关注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问题，努力为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
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政策，在近60多年的教育改革中，旨在普及“大众教育”，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公正”的教育公平。
但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是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不均衡及严重的教育差距。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的分析，影响我国教育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按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民族差距和性别差距。
农村教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难点。农村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以及农村经济收入低导致入学难等问题，均影响了农村人口“教育公平”的进程。最近几年实施的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意在缩短这种差距。
在地区差距上，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不仅是地理的，也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更进一步说，地区内的差距大于地区之间的差距。举例来说，青海与上海的差距固然很大，但青海省内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要大于青海与上海的差距。
性别上的教育差距问题也很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存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在西部边远和贫困地区，女童的失学、辍学仍是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层次越高、女生比例越低”的特征和“男强女弱”的基本格局依旧。
这种教育环境造成了向城市倾斜的价值取向。例如高考招生制度中的地区差距，所谓“倾斜的高考分”、学生的家庭背景极大的影响了一名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而中低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分布于普通中学。在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比例平均为42.1%，是低阶层的1.6倍。
“教育产业化”的功利表达：
权利还是特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变革的深化，教育走上了一条“教育产业化”的道路，学术化的说法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
教育的主题词开始倾向于“普及”、“跨越式发展”、“重点建设”、“争创世界一流”，以及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和“择校热”，公办高校举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以及用房地产开发的模式兴建“大学城”等。在普及大众教育之后，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层层设置中小学重点学校，为高校输送“尖子”的做法，选择了“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
原本，“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主要是为了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它“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然而“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在筛选出一小批“尖子人才”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即所谓的“差生”以及辍学流失的学生。
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这一教育发展的现实，使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教育在舆论和民意中成为“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
如果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接受“大学教育”常被视为教育公平实现与否的试金石。更进一步说，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才可谓真正的“教育平等”。区别于“让每一个人都上大学”的平等观，新的平等观是“适才适所”，即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