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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郁达夫的第一篇作品，小说《银灰色的死》奠定了郁达夫后续的创作基调。在翻阅《银灰色的死》时，我的阅读感觉告诉我，这篇作品并不只包含着感伤主义、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它的另一侧还深刻地展示出纠缠在本我、自我、超我间的苦痛心理与挣扎。
“本我”、“自我”与“超我”的概念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本我”是人格中的原始部分，它包括人类本能的性的内驱力和被压抑的倾向，只受“快乐原则”的支配，盲目地追求欲望满足。“自我”是人格中的意识部分，是本我与超我的中间层，它负责与现实接触，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超我”是人格中的理想部分，它代表社会规则与道德良心，在指导自我的同时限制着本我。本我、自我与超我好比三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力，它们共同构建着人格。当三者保持平衡状态时，精神人格会健康地发展。然而当三者间的平衡被打乱时，人格也会随之陷入紊乱，并且在长期的失衡状态中，将导致有精神症或毁灭的可能。在小说《银灰色的死》中，主角“Y君”最终的死亡悲剧也正与其人格中“本我、自我、超我”间的斗争紧密相关。
《银灰色的死》分为上中下三个章节。在文章的开头，作者点明了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日本的东京，且从第一段里的“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这句话中，可以推断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1920年圣诞节前的一段日子。故事主人公“Y君”是一个受到启蒙思想的青年留学生，在描绘主人公形象的同时，作者就已经用“大悲剧的主人公”这一极具暗示性的形容告诉了我们作品的悲剧倾向，此外还将悲剧的原因用以象征隐喻的手法藏在了随后的叙述中。
在随后的情节里作者向我们描述了主角近来的生活状态。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受过启蒙思想的新知识青年，主角的身上却见不着丝毫积极奋发的模样，反倒是一副忧郁、意志薄弱的姿态。并且身为留学生的主角本该以学业为主，但在文章的描写中，他却总是在各处的酒馆里喝酒。在这里作者有意地引入了第一个冲突，若通过对该情节中的“酒馆”与“图书馆”两个意象加以剖析，不难看出“酒馆”在此意指着“本我”，即人格中被压抑着的本能的诱惑。“图书馆”则意指“超我”，即人格中的理想道德部分。而主人公在图书馆中所表现出的坐立不安，也正是由于主角的自我在本我与超我间的摇摆。一方面，象征着本我的酒馆以欲望形式不断引诱着主人公，另一面，以图书馆为代表的超我又以精神道德的压力制约着主人公的行动。随着主人公离开图书馆坐进酒馆的刹那里，作者的第一场“冲突叙述”就已经有了结局：本我战胜了超我，原本和谐的“三我”（本我自我超我）平衡被打破。
在结束了对“冲突”的描写后，作者又立即把目光转向了“三我”失衡后的场景，引入了一段关于主角对故乡的回忆。在对故乡景色的描绘中，作者的笔触是温柔且细腻的，但当主角妻子在回忆中出现的瞬间，一股凄凉、悲伤的气息瞬间像冰川似的覆盖住了整片记憶。这无疑是突兀的，“妻子”被作为一个不和谐的因素置身于回忆里，但作者的意图显然不只是为了渲染故事的悲剧氛围。
如果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回忆中“妻子”的形象除了在给故事带来痛感外，还意指着“超我”所带来的“罪恶感”。在上述的冲突中，作者向我们传达了“三我”的平衡被打破的事实。自我在这场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无法做到调节，选择了向本能的欲望妥协，但“三我”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超我通过对主人公的自我施以道德良心上的压力，迫使失衡的“三我”恢复只原先的平衡状态。但在故事上篇中结尾的部分，酒醒后的主人公独自坐在火车站失神的情节又预示着这场“三我”的斗争还将出现更大的危机。车站往往是旅途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然而故事的主角在这场精神旅途中并未做出任何选择。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来往的人群，孤独地沉浸在犹豫彷徨的精神摇摆里。超我带来的精神愧疚与罪恶感暂时让主人公在本我欲望中获得清醒，但主人公的自我却在这场超我与本我的斗争中陷入了迷失。自我本该是本我与超我间的调停者，有着能与本我和超我相互抗衡的力量，而主人公此时的迷茫却意味着本我、自我与超我间相互抗衡的局面亦将失衡，悲剧在此刻也悄然拉开序幕。
在故事的中篇，作者更加清晰地将“三我”的斗争冲突扩大。“酒馆”在后续情节中依然是本我欲望的象征，然而在此之外作者又加入了另一个出场人物“静儿”。静儿是酒馆老板的女儿，与主人公的交情不浅。然而主人公在其妻子逝世后，开始对静儿的情感产生变化，有时竟会将亡妻的面貌同静儿混到一处来。主人公的内心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对于自己的这份情感是抗拒的，人格中超我的部分也在予以他道德良心上的谴责。
如果说作品《银灰色的死》的上篇是关于本我战胜超我的故事，那么在下篇中，作者向我们展示的则是一个拥有着相反结局的斗争。在得知静儿将要嫁人的消息后，主人公因为经受不住“失去”的沉痛与道德的苛责而进行了逃避，但在本我念头的不断召唤下，他再次回到了静儿所在的那家酒馆里。主人公压抑着自己对于静儿的感情，它受限于伦理道德的制约，且主人公的性格羸弱，也未产生出要为这段感情争取的念头。换而言之，本我在此刻被超我强烈抑制着，因而主角在故事中感受到自己的精神被难言的苦闷与痛楚所撕扯。尽管主人公尝试过用为静儿送嫁礼的方式来对自己被压抑着的情感欲望进行补偿，然而送嫁礼的行为并没有使他得到来自静儿的更多回应，于是主角的本我情感被短暂地满足后，随之又陷入更深的空虚里。
静儿即将结婚的事实让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今后无法再从静儿身上获取到本我力量的支持，因此他急切地想要找到下一个本我力量的寄托，好让“三我”间的失衡状态恢复为相互抗衡的局面。于是在女子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情节中，主人公强烈的自救意识使他做出“挽留幻觉中那位象征本我力量的女子”的举动。但这最终是场幻觉，幻觉的本质早已揭示了主角的挣扎注定无法成功。在故事结尾，主角的死讯也正标志着“三我”斗争的结局——无法寻求到本我寄托的主人公被超我带来的异常压力所摧毁，“三我”间的平衡崩塌终究导致了悲剧的爆发。
参考文献：
[1]李春杰.颓废心理与启蒙精神——《沉沦》零余者形象的精神心理分析[J].文艺争鸣·视野，2014.05.
[2]张楠.论《银灰色的死》中的感伤主义、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J].山西青年报，2014.
“本我”、“自我”与“超我”的概念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本我”是人格中的原始部分，它包括人类本能的性的内驱力和被压抑的倾向，只受“快乐原则”的支配，盲目地追求欲望满足。“自我”是人格中的意识部分，是本我与超我的中间层，它负责与现实接触，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超我”是人格中的理想部分，它代表社会规则与道德良心，在指导自我的同时限制着本我。本我、自我与超我好比三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力，它们共同构建着人格。当三者保持平衡状态时，精神人格会健康地发展。然而当三者间的平衡被打乱时，人格也会随之陷入紊乱，并且在长期的失衡状态中，将导致有精神症或毁灭的可能。在小说《银灰色的死》中，主角“Y君”最终的死亡悲剧也正与其人格中“本我、自我、超我”间的斗争紧密相关。
《银灰色的死》分为上中下三个章节。在文章的开头，作者点明了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日本的东京，且从第一段里的“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这句话中，可以推断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1920年圣诞节前的一段日子。故事主人公“Y君”是一个受到启蒙思想的青年留学生，在描绘主人公形象的同时，作者就已经用“大悲剧的主人公”这一极具暗示性的形容告诉了我们作品的悲剧倾向，此外还将悲剧的原因用以象征隐喻的手法藏在了随后的叙述中。
在随后的情节里作者向我们描述了主角近来的生活状态。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受过启蒙思想的新知识青年，主角的身上却见不着丝毫积极奋发的模样，反倒是一副忧郁、意志薄弱的姿态。并且身为留学生的主角本该以学业为主，但在文章的描写中，他却总是在各处的酒馆里喝酒。在这里作者有意地引入了第一个冲突，若通过对该情节中的“酒馆”与“图书馆”两个意象加以剖析，不难看出“酒馆”在此意指着“本我”，即人格中被压抑着的本能的诱惑。“图书馆”则意指“超我”，即人格中的理想道德部分。而主人公在图书馆中所表现出的坐立不安，也正是由于主角的自我在本我与超我间的摇摆。一方面，象征着本我的酒馆以欲望形式不断引诱着主人公，另一面，以图书馆为代表的超我又以精神道德的压力制约着主人公的行动。随着主人公离开图书馆坐进酒馆的刹那里，作者的第一场“冲突叙述”就已经有了结局：本我战胜了超我，原本和谐的“三我”（本我自我超我）平衡被打破。
在结束了对“冲突”的描写后，作者又立即把目光转向了“三我”失衡后的场景，引入了一段关于主角对故乡的回忆。在对故乡景色的描绘中，作者的笔触是温柔且细腻的，但当主角妻子在回忆中出现的瞬间，一股凄凉、悲伤的气息瞬间像冰川似的覆盖住了整片记憶。这无疑是突兀的，“妻子”被作为一个不和谐的因素置身于回忆里，但作者的意图显然不只是为了渲染故事的悲剧氛围。
如果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回忆中“妻子”的形象除了在给故事带来痛感外，还意指着“超我”所带来的“罪恶感”。在上述的冲突中，作者向我们传达了“三我”的平衡被打破的事实。自我在这场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无法做到调节，选择了向本能的欲望妥协，但“三我”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超我通过对主人公的自我施以道德良心上的压力，迫使失衡的“三我”恢复只原先的平衡状态。但在故事上篇中结尾的部分，酒醒后的主人公独自坐在火车站失神的情节又预示着这场“三我”的斗争还将出现更大的危机。车站往往是旅途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然而故事的主角在这场精神旅途中并未做出任何选择。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来往的人群，孤独地沉浸在犹豫彷徨的精神摇摆里。超我带来的精神愧疚与罪恶感暂时让主人公在本我欲望中获得清醒，但主人公的自我却在这场超我与本我的斗争中陷入了迷失。自我本该是本我与超我间的调停者，有着能与本我和超我相互抗衡的力量，而主人公此时的迷茫却意味着本我、自我与超我间相互抗衡的局面亦将失衡，悲剧在此刻也悄然拉开序幕。
在故事的中篇，作者更加清晰地将“三我”的斗争冲突扩大。“酒馆”在后续情节中依然是本我欲望的象征，然而在此之外作者又加入了另一个出场人物“静儿”。静儿是酒馆老板的女儿，与主人公的交情不浅。然而主人公在其妻子逝世后，开始对静儿的情感产生变化，有时竟会将亡妻的面貌同静儿混到一处来。主人公的内心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对于自己的这份情感是抗拒的，人格中超我的部分也在予以他道德良心上的谴责。
如果说作品《银灰色的死》的上篇是关于本我战胜超我的故事，那么在下篇中，作者向我们展示的则是一个拥有着相反结局的斗争。在得知静儿将要嫁人的消息后，主人公因为经受不住“失去”的沉痛与道德的苛责而进行了逃避，但在本我念头的不断召唤下，他再次回到了静儿所在的那家酒馆里。主人公压抑着自己对于静儿的感情，它受限于伦理道德的制约，且主人公的性格羸弱，也未产生出要为这段感情争取的念头。换而言之，本我在此刻被超我强烈抑制着，因而主角在故事中感受到自己的精神被难言的苦闷与痛楚所撕扯。尽管主人公尝试过用为静儿送嫁礼的方式来对自己被压抑着的情感欲望进行补偿，然而送嫁礼的行为并没有使他得到来自静儿的更多回应，于是主角的本我情感被短暂地满足后，随之又陷入更深的空虚里。
静儿即将结婚的事实让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今后无法再从静儿身上获取到本我力量的支持，因此他急切地想要找到下一个本我力量的寄托，好让“三我”间的失衡状态恢复为相互抗衡的局面。于是在女子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情节中，主人公强烈的自救意识使他做出“挽留幻觉中那位象征本我力量的女子”的举动。但这最终是场幻觉，幻觉的本质早已揭示了主角的挣扎注定无法成功。在故事结尾，主角的死讯也正标志着“三我”斗争的结局——无法寻求到本我寄托的主人公被超我带来的异常压力所摧毁，“三我”间的平衡崩塌终究导致了悲剧的爆发。
参考文献：
[1]李春杰.颓废心理与启蒙精神——《沉沦》零余者形象的精神心理分析[J].文艺争鸣·视野，2014.05.
[2]张楠.论《银灰色的死》中的感伤主义、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J].山西青年报，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