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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方式有史实性的历史编纂方式、影视的再现方式、文学的再现方式以及纪念馆的再现方式等。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需要在史实性再现与影视、文学等隐喻性再现之间取得平衡，既表现出国家的灾难、人性的裂变，又能抚慰创伤、振奋民族精神。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以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场景，也塑造了以孙志坚、江洪为代表的军人形象，体现了国难当头时其爱国情怀与反抗精神，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再现；文学；张恨水；《大江东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69-05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张纯如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中曾指出：“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1]（1）南京大屠杀作为二战期间发生的惨剧、作为历史事件已经过去，然而，遗忘过去就等于二次屠杀，那么，如何才能让世人铭记过去，避免类似的惨剧发生？南京大屠杀作为创伤性事件的发生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给人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它所造成的心理恐慌、无助、惊吓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如何再现作为创伤性事件的南京大屠杀？
一、如何再现南京大屠杀
目前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主要有以历史编纂的方式进行的史实性再现、以影视的方式再现、以文学的方式再现等。第一种再现方式以相对准确的数据、官方文献资料等为基础来再现历史真实，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不会去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他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往往通过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影视、文学等方式，这种再现方式避免了枯燥的数据罗列，却又会流于简单化、抽象化、不准确。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再现，已有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三种叙事方式。有学者将这些影片归结为正史叙事、文艺片叙事、商业化叙事三种叙事模式，并认为这三种模式的叙事效果都不理想，“吴子牛‘正史’的叙述模式突出民族浩劫的表面现象，未能充分发挥这一题材的极端性，拘泥于历史资料记载的真实性，仅仅停留在惯常的人伦情感，未能真实地表现‘南京大屠杀’造成的内心震撼、人性裂变。陆川的《南京！南京！》借助普适的人性价值强调了这一题材的艺术性，但却回避了这一题材本身难以回避的国族政治特征。在本民族无比悲恸的惨剧面前，施暴的一面无论怎样也难以等同于受难者。因此，影片未能满足国内观众抚慰本民族精神创伤的观影期待。”“《金陵十三钗》虽然叙述沉重的民族灾难、历史记忆，却充满了商业化的世俗气质。”[2]因而，在超越人类理性与理解力的大屠杀面前，如何才能既表现出国家的灾难、人性的裂变，又能抚慰创伤、振奋民族精神，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编纂需要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文学创作也可以表现历史真实。[3]也就是说，文学并不等于虚构，特别是主张客观、冷静、真实地观察和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按照生活的原本面目去精确而真实地再现生活。然而，直接描写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有学者统计，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只有阿垅的长篇小说《南京血祭》、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等几部，并且这几部作品都不是完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关于大屠杀的内容占的篇幅都不大。[4]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之一《大江东去》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场景，也表现了以孙志坚、江洪为代表的军人的民族大义，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此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再现。“纪念性建筑设计，除了具有比例、尺度、韵律、陪衬、均衡等一般建筑与艺术创作共同规律外，还有其本身的特殊表现手法，它借助环境气氛，建筑形象和雕塑语言。通过寓意、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段获取最大的艺术表现力，使思想性与艺术性在纪念建筑上高度统一，达到纪念价值。”[5]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遇难者3000000”的黑字、象征死难同胞累累白骨的无数的白色鹅卵石、残墙断壁、展厅中的大屠杀史实影片等等，都渲染出一种悲惨、压抑、沉重的气氛，形象化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引起人们强烈的内心震撼。弗朗索瓦·哈托在讲述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提出，纪念馆通过照片、影片、物体等许多真实而且让人深有体会的东西，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从而达到一种历史教育的目的，而纪念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引领参观者亲身体验当时遇难者的悲惨遭遇，产生情感共鸣，“通过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大屠杀的纪念，纪念馆把不计其数的参观者改造为具有代表性的见证人，他们是替换或者说替代品的见证人。”[6]
关于再现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然而，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这些材料往往是围绕着一条简单的线索：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或对已经明了的史实进行再确证。其实大屠杀的基本事实已经在五六十年代澄清了，后面多少年的研究工作大都只是在证明这些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不断以各种抗辩的方式在补证和再证着，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没有有活力地继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对大屠杀的记忆不能变成日常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今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总是只在档案馆里，在历史研究的数字中，或在纯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史中，却不会进入生活世界。”[7]也就是说，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性再现，无法成为日常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无法保持新鲜而活跃的话语活力。因而，随着电视、电影、文学等新的再现方式的不断出现与发展，需要在写实性的历史编纂与隐喻性的影视、文学等再现方式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说，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一方面要具有形象性，易于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要保证历史真实性，不能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存在。 二、《大江东去》：以文学方式
再现南京大屠杀
张恨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言情小说的大家，创作了《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社会言情小说，另一方面，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国难时期，他创作了《大江东去》、《热血之花》、《虎贲万岁》等抗战小说。汤哲声认为，张恨水“是中国‘抗战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家意识’最为鲜明的作家之一。”[8]在张恨水的的抗战系列小说中，《大江东去》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文学作品如何再现南京大屠杀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系统的研究。
《大江东去》以南京保卫战为背景，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军人孙志坚在前线之前，托付同是军人的好友江洪护送妻子薛冰如去武汉。江洪一路上十分细心、体贴地照顾薛冰如，后来南京陷落，孙志坚下落不明、生死未知。薛冰如逐渐对江洪产生了爱慕之情，并想与他结婚。江洪婉言谢绝。在炮火连天的南京，孙志坚英勇作战，并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生还。但是，此时的薛冰如已经移情于江洪，对他毫无感情，不顾丈夫的诚恳挽留，坚持离婚，并要求江洪和她结婚。江洪坚决地拒绝了薛冰如，并和好友孙志坚同赴抗战前线。张恨水的这部小说虽然以薛冰如、江洪、孙志坚的情感纠葛为线索，然而却并无言情小说的艳情哀婉之气，主基调表现了孙志坚、江洪为代表的军人的民族大义。正如陈惠芬、袁进所认为的：“《大江东去》，谴责女子对抗战军人的负心，虽不乏卿卿我我的成分；但感伤气氛大大减弱，立意主要从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并不完全局限于男女私情。同时，小说还插入守卫南京光华门之战及日寇占领南京后大屠杀的场景描写，力图以揭发敌人的暴行激起人们的爱国血性和民族仇恨。”[9]
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以写实的笔触描写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之残酷。日军肆意杀人，路上到处都是死人，“死的不但是中国的壮丁，老人也有，女人也有，小孩也有。有的直躺在枯的深草里，有的倒在枯树根下，有的半截在水沟里。而唯一的特征，女人必定是被剥得赤条条的，直躺在地上，那女人的脸上，不是被血糊了，便是披发咬牙，露出极惨苦的样子，有的人没有头，有的人也没有了下半截。有几根电线柱上，有小孩反手被绑着，连衣服带胸膛被挖开了，脏腑变了紫黑色，兀自流露在外面。”[10]（195）张恨水还以一个倭兵的角度叙述了日军进南京第二天两个军曹之间的杀人比赛，十二个小时内，分别杀了186人、313人，比赛胜利的人还写报告回国。张纯如曾指出：“仅从死亡人数看，南京大屠杀就已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的暴行。……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相比，南京大屠杀也足以成为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残忍例证。”[1]（3）
无疑，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蕴含着无法愈合的创伤，我们永远都无法真切而全面地了解受害者的精神伤害。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1]许多被日军强奸而怀孕的妇女，因无法忍受内心的屈辱、自我厌恶而选择自杀，而成千上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身体上曾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创痛。张连红在《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物质层面的生活尽管有所改善，但不容乐观。而他们在精神上也不同程度地承受着难言的创伤，有些人因为大屠杀期间与其后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而存有心理阴影，把所捡的垃圾都堆在家中；有些人经常被噩梦惊醒；有些女性被日军强奸后不能生育……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主要有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因而，“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社会救济和精神治疗两者均不可或缺。”[12]
对于这样一段民族的创伤史，最可怕的是遗忘与无视。同样是发生于二战期间的纳粹屠犹事件，已被以影视、文学等再现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生产、复制、传播，而南京大屠杀却在世界历史的话语体系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几乎不可想象，在讨论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时，一个中国人会对自己痛苦的记忆避而不谈。”[13]（1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炎提出：“对于一个曾被全副武装的异族军人一次性地屠杀了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民族，一个自己的妇女曾被强征为随军妓女的民族，忘却就等于犯罪！”[13]（53）就此而言，张恨水的《大江东去》以文学方式直接再现南京大屠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大江东去》中，张恨水对于南京大屠杀如何悲惨的如实描写，是愤怒的控诉，更引人反思，记住历史不是目的，让此类惨剧不再发生才是目的。“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1]（8）
三、《大江东去》中的民族大义
张恨水在《大江东去》中塑造了以孙志坚、江洪为代表的军人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体现了国难当头时的爱国情怀与反抗精神，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汤哲声指出，张恨水的作品不仅写了沉重的国难，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控诉日军的邪恶，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中国人民是怎样奋起抗战的，塑造了悲壮、震撼人心的反抗场景。也就是说，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中表现出很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个国家就是正在遭受磨难的中华民国，这是当时的张恨水和所有中国人的祖国；这个意识就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当时的张恨水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所在。”“张恨水的这些‘抗战小说’创作的根本驱动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节。”[8]而正是坚守民族气节，张恨水才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抗战小说，创作出《大江东去》中孙志坚、江洪这样的人物形象。
在《大江东去》第十四回“炮火连天千军作死战，肝脑涂地只手挽危城”中，张恨水描写了孙志坚的镇定、智慧与勇敢。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孙志坚接到师长的命令去光华门移除几个阻拦交通的未爆炸的炸弹，然而，汽车刚上马路就遇到三架日军的飞机，一路上，孙志坚敏捷地躲过了敌机投下的炸弹。他所带领的士兵对他十分敬佩：“你们看看，我们营长，不但是十分勇敢，而且十二分的机警。这车子再开过去几尺路，就是很大的危险。我们在阵地上，处处都应该学 他。”[10]（167）夜晚，敌人借着黑暗和炮火的掩护向城墙进犯，连续的大炮轰击，炮弹带着通红的血光像无数的魔爪伸向光华门的城垣。城墙上有几处工事被炮弹炸坏了，孙志坚奉命去修。面对敌军的疯狂炮火攻击，孙志坚不顾个人的安危，执行师长的命令，保卫光华门。“那头上的炮弹，却又一个跟着一个，在长空呜溜溜作声，飞个不断。其中也有几次，恰好就落在城墙上。志坚全不理会，只是来往地指挥。”[10]（169）孙志坚个人的优秀品质对士兵们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当城门左角的城墙被大炮轰击而崩坍出一个缺口时，敌人利用缺口进行机关枪扫射，威胁到了整个光华门。班长尚斌主张要求去靠近机关枪，他身上挂着三颗手榴弹，手里又拿了一颗手榴弹，然而，手榴弹在拔开引线和塞进敌军掩体中间，要过几秒才能爆炸，尚斌为了消灭敌军的机关枪，连手都伸进了掩蔽工事里，手榴弹成功地爆炸了，尚斌却也牺牲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挽回了光华门的危险局面。
江洪作为孙志坚的好友，要将薛冰如护送到武汉，一路上经历许多艰难险阻。日军的飞机轰炸了火车站，许多旅客被炸死、炸伤，尸首横飞，场面极为残酷。不仅如此，日军还轰炸了坐满难民的船只，同船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幸存。在火车站，在荒洲上，在渔民家里，在九江，在船上，江洪一直保护、关照薛冰如，救过她的性命，她生病时不离不弃。在去汉口的船上，江洪曾让薛冰如住在船舱里，自己睡在舱外，“这船外江天乌黑，星斗横空，那尖厉的风，只管向人身上扑打……满江细雨蒙蒙，船外几丈远，便都在烟雾中。”[10]（75）江洪因为一路辛苦劳累又吹了一夜的江风而生病发烧。他曾对薛冰如说：“我们军人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什么困难都可以扫除干净，有了困难，我们就应当这样想，我是军人。”[10]（74）而他所做的一切，皆因好友孙志坚的托付，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江洪的吃苦耐劳、无畏精神、细心、乐观，还可以看出他的重信、重义。当薛冰如对江洪产生爱慕之情并主动追求他时，他想的是不能有负好友，以理智战胜了情感，“我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好男儿。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人，我能脱了这身军服去看朋友之妻吗？笑话，我不去了。”[10]（122-123）江洪始终不忘自己的军人本色，国难当头的时候不应该纠缠于儿女私情，更不应该和好友的妻子谈恋爱。当薛冰如丝毫不念旧情，冷漠地拒绝了丈夫孙志坚的挽留，坚决地离婚，并要嫁给江洪，他坚决地拒绝并谴责薛冰如，“在南京的时候，志坚托我照应他的太太。于今他出面了，我正好把他的太太送给他，不负他所托，这才是做朋友患难相处的道理。怎么？人家在前方出生入死，不得到后方来，我可对他所托的妻子讲恋爱，这已经不合人情。若是他回到后方来了，我还要你和他离婚，由我来替代他那个位子，这成个朋友吗？”“丈夫为国效力回来，你对他没有一点安慰，给予他的是和他离婚，增加他一种人心不可问的创痛，未免大拂人情。”[10]（230）在民族大义与儿女私情之间，江洪选择了前者，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和孙志坚一起去前线。
综上可见，张恨水的《大江东去》通过孙志坚、江洪这两位军人以及他们和薛冰如的关系，表达了对薛冰如的谴责，对孙志坚、江洪所坚守的爱国思想、民族大义的赞赏。秦弓认为，“这部抗战言情小说虽然也有三角，但早期源自传统言情小说的哀感顽艳却被刚健大气所取代，抗日军人的豪迈胸襟抑制了个人情慷而不显得硬涩。”[14]汤哲声也指出，张恨水前期的社会言情小说表现的是文学魅力，而他后期的抗战系列小说表现的是人格魅力，“一个作家只有在将他文学上的独特贡献与他高尚的人格素质相提并论时才能显示出他的可敬。”[8]可以说，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既有对人物形象、心理的细致刻画，又有宏大的历史场景，既有对侵略者残暴行径的揭发，也有对军人民族大义的赞颂，既表现出国家的灾难、人性的裂变，又能抚慰创伤、振奋民族精神。
结语
陈林侠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对造成民族的浩劫、存亡等灾难性事件的叙述，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素材，能够通过对民族危机的再现与回忆，释放民族的悲痛，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而且，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2]就此而言，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其再现方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有历史文献资料、影视、文学、纪念馆等方式，再现这一沉重的历史事件，目的不仅是为了重述与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与民族的创痛，更重要的是要引发人们的思考、反省，正如郝建所认为的：“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引出丰富的哲理思考和对人性诸多角度的挖掘，引出对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诸多历史反思和经验教训。”[15]房福贤在研究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时也指出，以电影的方式来叙述与再现南京大屠杀，不是为了让本民族与世界记住仇恨，是为了疗治由于战争而导致的民族精神创伤的自救行为，对于背负着沉重历史的民族来说，需要体验、释放民族的精神创伤，更需要痛苦的自审。[16]
对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再现较多，而文学作品却很少。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作为文学作品，传达出历史的真实内涵，为我们认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创伤与抗争提供了文本依据，也表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再现，只要不否认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不违背历史真实，就可以通过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情节编织与文学创作，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对话。然而，这一作品也存在缺陷，有学者曾指出，在《大江东去》中，“多角恋爱的线索漫无节制地同抗战生活纠缠在一起，重点则又落在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上，成了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说，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因而，我们说，张恨水的这类作品在真实地反映抗战生活上，与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9]此外，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需要研究各种再现方式与叙述方式的可能性，也需要多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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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房福贤. 民族精神创伤的疗治不能缺少痛苦的自审——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J]. 当代电影，2012，（8）：145-148.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再现；文学；张恨水；《大江东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69-05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张纯如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中曾指出：“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1]（1）南京大屠杀作为二战期间发生的惨剧、作为历史事件已经过去，然而，遗忘过去就等于二次屠杀，那么，如何才能让世人铭记过去，避免类似的惨剧发生？南京大屠杀作为创伤性事件的发生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给人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它所造成的心理恐慌、无助、惊吓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如何再现作为创伤性事件的南京大屠杀？
一、如何再现南京大屠杀
目前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主要有以历史编纂的方式进行的史实性再现、以影视的方式再现、以文学的方式再现等。第一种再现方式以相对准确的数据、官方文献资料等为基础来再现历史真实，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不会去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他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往往通过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影视、文学等方式，这种再现方式避免了枯燥的数据罗列，却又会流于简单化、抽象化、不准确。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再现，已有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三种叙事方式。有学者将这些影片归结为正史叙事、文艺片叙事、商业化叙事三种叙事模式，并认为这三种模式的叙事效果都不理想，“吴子牛‘正史’的叙述模式突出民族浩劫的表面现象，未能充分发挥这一题材的极端性，拘泥于历史资料记载的真实性，仅仅停留在惯常的人伦情感，未能真实地表现‘南京大屠杀’造成的内心震撼、人性裂变。陆川的《南京！南京！》借助普适的人性价值强调了这一题材的艺术性，但却回避了这一题材本身难以回避的国族政治特征。在本民族无比悲恸的惨剧面前，施暴的一面无论怎样也难以等同于受难者。因此，影片未能满足国内观众抚慰本民族精神创伤的观影期待。”“《金陵十三钗》虽然叙述沉重的民族灾难、历史记忆，却充满了商业化的世俗气质。”[2]因而，在超越人类理性与理解力的大屠杀面前，如何才能既表现出国家的灾难、人性的裂变，又能抚慰创伤、振奋民族精神，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编纂需要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文学创作也可以表现历史真实。[3]也就是说，文学并不等于虚构，特别是主张客观、冷静、真实地观察和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按照生活的原本面目去精确而真实地再现生活。然而，直接描写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有学者统计，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只有阿垅的长篇小说《南京血祭》、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等几部，并且这几部作品都不是完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关于大屠杀的内容占的篇幅都不大。[4]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之一《大江东去》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场景，也表现了以孙志坚、江洪为代表的军人的民族大义，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此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再现。“纪念性建筑设计，除了具有比例、尺度、韵律、陪衬、均衡等一般建筑与艺术创作共同规律外，还有其本身的特殊表现手法，它借助环境气氛，建筑形象和雕塑语言。通过寓意、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段获取最大的艺术表现力，使思想性与艺术性在纪念建筑上高度统一，达到纪念价值。”[5]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遇难者3000000”的黑字、象征死难同胞累累白骨的无数的白色鹅卵石、残墙断壁、展厅中的大屠杀史实影片等等，都渲染出一种悲惨、压抑、沉重的气氛，形象化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引起人们强烈的内心震撼。弗朗索瓦·哈托在讲述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提出，纪念馆通过照片、影片、物体等许多真实而且让人深有体会的东西，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从而达到一种历史教育的目的，而纪念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引领参观者亲身体验当时遇难者的悲惨遭遇，产生情感共鸣，“通过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大屠杀的纪念，纪念馆把不计其数的参观者改造为具有代表性的见证人，他们是替换或者说替代品的见证人。”[6]
关于再现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然而，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这些材料往往是围绕着一条简单的线索：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或对已经明了的史实进行再确证。其实大屠杀的基本事实已经在五六十年代澄清了，后面多少年的研究工作大都只是在证明这些既成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不断以各种抗辩的方式在补证和再证着，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没有有活力地继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对大屠杀的记忆不能变成日常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今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总是只在档案馆里，在历史研究的数字中，或在纯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史中，却不会进入生活世界。”[7]也就是说，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性再现，无法成为日常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无法保持新鲜而活跃的话语活力。因而，随着电视、电影、文学等新的再现方式的不断出现与发展，需要在写实性的历史编纂与隐喻性的影视、文学等再现方式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说，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一方面要具有形象性，易于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要保证历史真实性，不能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存在。 二、《大江东去》：以文学方式
再现南京大屠杀
张恨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言情小说的大家，创作了《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社会言情小说，另一方面，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国难时期，他创作了《大江东去》、《热血之花》、《虎贲万岁》等抗战小说。汤哲声认为，张恨水“是中国‘抗战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家意识’最为鲜明的作家之一。”[8]在张恨水的的抗战系列小说中，《大江东去》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文学作品如何再现南京大屠杀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系统的研究。
《大江东去》以南京保卫战为背景，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军人孙志坚在前线之前，托付同是军人的好友江洪护送妻子薛冰如去武汉。江洪一路上十分细心、体贴地照顾薛冰如，后来南京陷落，孙志坚下落不明、生死未知。薛冰如逐渐对江洪产生了爱慕之情，并想与他结婚。江洪婉言谢绝。在炮火连天的南京，孙志坚英勇作战，并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生还。但是，此时的薛冰如已经移情于江洪，对他毫无感情，不顾丈夫的诚恳挽留，坚持离婚，并要求江洪和她结婚。江洪坚决地拒绝了薛冰如，并和好友孙志坚同赴抗战前线。张恨水的这部小说虽然以薛冰如、江洪、孙志坚的情感纠葛为线索，然而却并无言情小说的艳情哀婉之气，主基调表现了孙志坚、江洪为代表的军人的民族大义。正如陈惠芬、袁进所认为的：“《大江东去》，谴责女子对抗战军人的负心，虽不乏卿卿我我的成分；但感伤气氛大大减弱，立意主要从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并不完全局限于男女私情。同时，小说还插入守卫南京光华门之战及日寇占领南京后大屠杀的场景描写，力图以揭发敌人的暴行激起人们的爱国血性和民族仇恨。”[9]
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以写实的笔触描写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之残酷。日军肆意杀人，路上到处都是死人，“死的不但是中国的壮丁，老人也有，女人也有，小孩也有。有的直躺在枯的深草里，有的倒在枯树根下，有的半截在水沟里。而唯一的特征，女人必定是被剥得赤条条的，直躺在地上，那女人的脸上，不是被血糊了，便是披发咬牙，露出极惨苦的样子，有的人没有头，有的人也没有了下半截。有几根电线柱上，有小孩反手被绑着，连衣服带胸膛被挖开了，脏腑变了紫黑色，兀自流露在外面。”[10]（195）张恨水还以一个倭兵的角度叙述了日军进南京第二天两个军曹之间的杀人比赛，十二个小时内，分别杀了186人、313人，比赛胜利的人还写报告回国。张纯如曾指出：“仅从死亡人数看，南京大屠杀就已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的暴行。……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相比，南京大屠杀也足以成为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残忍例证。”[1]（3）
无疑，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蕴含着无法愈合的创伤，我们永远都无法真切而全面地了解受害者的精神伤害。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1]许多被日军强奸而怀孕的妇女，因无法忍受内心的屈辱、自我厌恶而选择自杀，而成千上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身体上曾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创痛。张连红在《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物质层面的生活尽管有所改善，但不容乐观。而他们在精神上也不同程度地承受着难言的创伤，有些人因为大屠杀期间与其后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而存有心理阴影，把所捡的垃圾都堆在家中；有些人经常被噩梦惊醒；有些女性被日军强奸后不能生育……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主要有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因而，“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社会救济和精神治疗两者均不可或缺。”[12]
对于这样一段民族的创伤史，最可怕的是遗忘与无视。同样是发生于二战期间的纳粹屠犹事件，已被以影视、文学等再现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生产、复制、传播，而南京大屠杀却在世界历史的话语体系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几乎不可想象，在讨论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时，一个中国人会对自己痛苦的记忆避而不谈。”[13]（1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炎提出：“对于一个曾被全副武装的异族军人一次性地屠杀了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民族，一个自己的妇女曾被强征为随军妓女的民族，忘却就等于犯罪！”[13]（53）就此而言，张恨水的《大江东去》以文学方式直接再现南京大屠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大江东去》中，张恨水对于南京大屠杀如何悲惨的如实描写，是愤怒的控诉，更引人反思，记住历史不是目的，让此类惨剧不再发生才是目的。“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1]（8）
三、《大江东去》中的民族大义
张恨水在《大江东去》中塑造了以孙志坚、江洪为代表的军人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体现了国难当头时的爱国情怀与反抗精神，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汤哲声指出，张恨水的作品不仅写了沉重的国难，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控诉日军的邪恶，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中国人民是怎样奋起抗战的，塑造了悲壮、震撼人心的反抗场景。也就是说，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中表现出很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个国家就是正在遭受磨难的中华民国，这是当时的张恨水和所有中国人的祖国；这个意识就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当时的张恨水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所在。”“张恨水的这些‘抗战小说’创作的根本驱动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节。”[8]而正是坚守民族气节，张恨水才创作了震撼人心的抗战小说，创作出《大江东去》中孙志坚、江洪这样的人物形象。
在《大江东去》第十四回“炮火连天千军作死战，肝脑涂地只手挽危城”中，张恨水描写了孙志坚的镇定、智慧与勇敢。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孙志坚接到师长的命令去光华门移除几个阻拦交通的未爆炸的炸弹，然而，汽车刚上马路就遇到三架日军的飞机，一路上，孙志坚敏捷地躲过了敌机投下的炸弹。他所带领的士兵对他十分敬佩：“你们看看，我们营长，不但是十分勇敢，而且十二分的机警。这车子再开过去几尺路，就是很大的危险。我们在阵地上，处处都应该学 他。”[10]（167）夜晚，敌人借着黑暗和炮火的掩护向城墙进犯，连续的大炮轰击，炮弹带着通红的血光像无数的魔爪伸向光华门的城垣。城墙上有几处工事被炮弹炸坏了，孙志坚奉命去修。面对敌军的疯狂炮火攻击，孙志坚不顾个人的安危，执行师长的命令，保卫光华门。“那头上的炮弹，却又一个跟着一个，在长空呜溜溜作声，飞个不断。其中也有几次，恰好就落在城墙上。志坚全不理会，只是来往地指挥。”[10]（169）孙志坚个人的优秀品质对士兵们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当城门左角的城墙被大炮轰击而崩坍出一个缺口时，敌人利用缺口进行机关枪扫射，威胁到了整个光华门。班长尚斌主张要求去靠近机关枪，他身上挂着三颗手榴弹，手里又拿了一颗手榴弹，然而，手榴弹在拔开引线和塞进敌军掩体中间，要过几秒才能爆炸，尚斌为了消灭敌军的机关枪，连手都伸进了掩蔽工事里，手榴弹成功地爆炸了，尚斌却也牺牲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挽回了光华门的危险局面。
江洪作为孙志坚的好友，要将薛冰如护送到武汉，一路上经历许多艰难险阻。日军的飞机轰炸了火车站，许多旅客被炸死、炸伤，尸首横飞，场面极为残酷。不仅如此，日军还轰炸了坐满难民的船只，同船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幸存。在火车站，在荒洲上，在渔民家里，在九江，在船上，江洪一直保护、关照薛冰如，救过她的性命，她生病时不离不弃。在去汉口的船上，江洪曾让薛冰如住在船舱里，自己睡在舱外，“这船外江天乌黑，星斗横空，那尖厉的风，只管向人身上扑打……满江细雨蒙蒙，船外几丈远，便都在烟雾中。”[10]（75）江洪因为一路辛苦劳累又吹了一夜的江风而生病发烧。他曾对薛冰如说：“我们军人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什么困难都可以扫除干净，有了困难，我们就应当这样想，我是军人。”[10]（74）而他所做的一切，皆因好友孙志坚的托付，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江洪的吃苦耐劳、无畏精神、细心、乐观，还可以看出他的重信、重义。当薛冰如对江洪产生爱慕之情并主动追求他时，他想的是不能有负好友，以理智战胜了情感，“我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好男儿。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人，我能脱了这身军服去看朋友之妻吗？笑话，我不去了。”[10]（122-123）江洪始终不忘自己的军人本色，国难当头的时候不应该纠缠于儿女私情，更不应该和好友的妻子谈恋爱。当薛冰如丝毫不念旧情，冷漠地拒绝了丈夫孙志坚的挽留，坚决地离婚，并要嫁给江洪，他坚决地拒绝并谴责薛冰如，“在南京的时候，志坚托我照应他的太太。于今他出面了，我正好把他的太太送给他，不负他所托，这才是做朋友患难相处的道理。怎么？人家在前方出生入死，不得到后方来，我可对他所托的妻子讲恋爱，这已经不合人情。若是他回到后方来了，我还要你和他离婚，由我来替代他那个位子，这成个朋友吗？”“丈夫为国效力回来，你对他没有一点安慰，给予他的是和他离婚，增加他一种人心不可问的创痛，未免大拂人情。”[10]（230）在民族大义与儿女私情之间，江洪选择了前者，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和孙志坚一起去前线。
综上可见，张恨水的《大江东去》通过孙志坚、江洪这两位军人以及他们和薛冰如的关系，表达了对薛冰如的谴责，对孙志坚、江洪所坚守的爱国思想、民族大义的赞赏。秦弓认为，“这部抗战言情小说虽然也有三角，但早期源自传统言情小说的哀感顽艳却被刚健大气所取代，抗日军人的豪迈胸襟抑制了个人情慷而不显得硬涩。”[14]汤哲声也指出，张恨水前期的社会言情小说表现的是文学魅力，而他后期的抗战系列小说表现的是人格魅力，“一个作家只有在将他文学上的独特贡献与他高尚的人格素质相提并论时才能显示出他的可敬。”[8]可以说，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既有对人物形象、心理的细致刻画，又有宏大的历史场景，既有对侵略者残暴行径的揭发，也有对军人民族大义的赞颂，既表现出国家的灾难、人性的裂变，又能抚慰创伤、振奋民族精神。
结语
陈林侠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对造成民族的浩劫、存亡等灾难性事件的叙述，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素材，能够通过对民族危机的再现与回忆，释放民族的悲痛，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而且，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2]就此而言，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其再现方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有历史文献资料、影视、文学、纪念馆等方式，再现这一沉重的历史事件，目的不仅是为了重述与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与民族的创痛，更重要的是要引发人们的思考、反省，正如郝建所认为的：“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引出丰富的哲理思考和对人性诸多角度的挖掘，引出对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诸多历史反思和经验教训。”[15]房福贤在研究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时也指出，以电影的方式来叙述与再现南京大屠杀，不是为了让本民族与世界记住仇恨，是为了疗治由于战争而导致的民族精神创伤的自救行为，对于背负着沉重历史的民族来说，需要体验、释放民族的精神创伤，更需要痛苦的自审。[16]
对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再现较多，而文学作品却很少。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作为文学作品，传达出历史的真实内涵，为我们认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创伤与抗争提供了文本依据，也表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再现，只要不否认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不违背历史真实，就可以通过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情节编织与文学创作，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对话。然而，这一作品也存在缺陷，有学者曾指出，在《大江东去》中，“多角恋爱的线索漫无节制地同抗战生活纠缠在一起，重点则又落在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上，成了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说，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因而，我们说，张恨水的这类作品在真实地反映抗战生活上，与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9]此外，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需要研究各种再现方式与叙述方式的可能性，也需要多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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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