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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88年的陆文夫来说，本就不多产的他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已少有作品发表了，但他的这篇发表于《鸭绿江》1988年第3期的《故事法——<小巷人物志>之二十一》，不仅充实了他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也以其独特的“故事法”浸染了当时文坛的先锋气息。对1988年的文坛来说，余华的《现实一种》、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罂粟之家》、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刘恒的《伏羲伏羲》当然更有影响，相比之下，陆文夫更像是在潮流之外的一位作家。他依然循着自己的“小巷人物志”一路写下去，小说中的人物、空间与对话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与发展，但是，仔细看去，才发现这位被称为“陆苏州”的小说家也在讲故事的方法上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笔墨，那正是半瓣巷里写市井百态，故事法中含微言大义。
先从小巷说起。苏州的寻常巷陌几乎在陆文夫的作品中构成了不可更改的底色，每一条街巷都有历史，每一条街巷也都有故事。它们是《牌坊的故事》里的银壶巷，是《临街的窗》里的三山街，是《献身》里的方家巷，是《享福——<小巷人物志>之二十二》里的东林寺巷……可以说，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有了一条具体的巷子，人物才在其中活了起来，他的确是一位由空间意识而延展出来的小说家。小巷与人物在其中交融而生，故事与时代在其中相互呼应，由此，开始了陆文夫的文学舞台。写小巷，有时是街巷依故事而生，如《故事法》这篇作品中所写：
姚晓明嘛就是小明，他是巷子中间姚德明的独养儿子。……我们这条半瓣巷是条水巷，一面临河，家家的门前有块空地，有一架石码头深插到河底。
看似几笔，便交代出了小说《故事法》中主人公姚晓明的身世来路，而对住在半瓣巷里的人物家世背景之了解又跃然纸上。借助这条名为半瓣巷的水巷，小说写出了姚晓明当官后的一段经历与心态的起落变化。
写小巷，有时又是开门见山，直陈小巷之名，如《享福》中：
这东林寺巷也没有什么特别，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巷子，狭长深邃，弹石路面，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掠衣裳的竹竿横担在两边的屋檐上面，红、绿、黄、白的衣衫像欢迎外宾的彩旗。
《享福》是陆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的最后一篇小说，发表于《小说界》1993年第1期，他写了这条普通巷子里一位老人的生与死、希望与绝望。这就是陆文夫，他的文学世界正是在苏州街巷中铺展，每一篇与此相关的作品都是他对苏州的体悟，是对生活在普通巷子里的人生百态的勘探，是文学的小品而非文学的大厦，这里是人性的实验场，也是大时代中显得落寞的江南一隅。但是，如何把这文学的小品写得游刃有余而又对世道人心有所警醒，这是陆文夫下笔前始终不断思考的问题。从《小贩世家》开始，他两次经历了个人文学命运的起伏，而在重新回到文坛后他多次写文章表达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想法。对他来说，文学的天地并无大小之分，并不是说写小巷里的普通人就一定是容易的，也不意味着写引车卖浆者之流就是与生活接了轨的。实际上，在陆文夫看来，写凡人小事的局限是很大的，因为这并不是文学的捷径，也不能因此而离政治远点，离生活近点，如果没有足够的笔力和对人性的深入洞察，那么则会变为浮光掠影与就事论事的琐碎。又如果仅仅依靠笔下对苏州街巷环境的勾勒与生活气息的渲染来架构一个他所熟稔的人物故事，那么，也很难篇篇出彩。怎样打破写凡人小事的局限，如何避免自我创作上的重复，这对20世纪80年代的陆文夫而言，的确是一个必须面临的创作难题。在发表于《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的《却顾所来径》一文里陆文夫写道：“文学既是生活的场景也是历史的舞台，谁进来就得带来一段生活，誰进来就得接受历史的检验。”
这篇文章颇值得读者多加注意，也颇值得研究者细加揣摩。陆文夫的这篇长文看似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但却处处不忘设身处地去检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陆文夫的笔下，文学首先意味着生活场景的扑面而来，其次才是人物关系走向的交织错落。的确如此，这篇《故事法》里多在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世相，市井百态的参差对照与恒常人生的永恒主题在这里构成了小说矛盾的出现和解决的关节。当姚晓明当上官以后，他的生活里涌入了很多画外音，他由此成了小巷人的谈资。有的人说“这家伙肯定会一阔脸就变”，有的人说“姚晓明当得越大越好，邻里乡党都可以沾沾光”，有的人则提出“我们去向姚晓明建议，请他想想办法，把我们这条巷里的路铺铺平”，更有人笃定“陈大奎，这下子该你走运了，姚晓明小时候差不多是养在你家的，如今他当大官了，哪能忘记你”，这些围绕在姚晓明身上的预言能否变为事实，是小说家留给我们的悬念。但作者一开始并不急于解开这些悬念，反而另费笔墨，十分传神地写出了姚晓明新官上任后的心路历程。刚开始他决心悄悄做到三点：治标（上任以后不要秘书写发言稿）、治本（不搞那种无休止的研究研究和不负责任的酌情办理）、律己（不利用职权办私人的事体），然而，他的这些决心最终没能实现。在他写了很多发言稿后，他得到了个绰号“姚祝贺”，因为发言里只有冠冕堂皇的废话;在他面临真要处理的问题时又发现谈何容易;在他决心不为私利开口子时，最后却机缘巧合为自己的儿时玩伴调换了工作、解决了住房。理想主义者姚晓明在这里似乎宣告了自己三个目标的破产，但是，作家的思考并没有在此戛然而止。小说最后写到姚晓明经过了详实测量与考察终于为这条破旧又没有护栏的水巷整修时，巷子里的沉寂被打破了。姚晓明终于成为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一个官。这些情节里既有作家对官场习气的讽刺，也有对新上任官员心态的细致描摹，真实而深入。透过小巷这一独特的生活空间将主人公的变化呈现出来，又通过小巷市井百态的一一上演来映照主人公姚晓明如何一步步从发言稿里走出而与生活为伍、与百姓交朋友的过程，应该说，这正是陆文夫《故事法》里要表达的主题，姚晓明这位从小巷里走出的官员最终仍要回归这条小巷。
之所以将自己主要的小说作品放在苏州小巷里展开，这一方面源于陆文夫与苏州的不解之缘，虽非苏州人，但却在苏州生活、工作多年，情感上的认同与心理上的亲近给了他书写苏州的底气。他在苏州的住所也正如《故事法》小说里所写，坐落在靠近河流的巷子里。曾有朋友戏言，说陆文夫可以在门口系一小船，不写作时便可以开着船，直接开到太湖里去。扩而大之，幼年时在家乡泰兴的临江而居以及在不断迁徙中仍未脱离的水乡生活，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温润着他笔下的小巷。更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底陆文夫被赶出作家队伍，回到苏州纶纱厂当工人，每天拆车头、掮滚筒、穿锭带，后来因技术不错，调到技术革新组，制造落纱机，这样的工作他正式干了五年;1969年冬又被下放到苏北射阳农村，他照样把农活儿、农事干得如同老农，这样的生活又是十年;直到1979年他回到苏州。因此，生活给予陆文夫的绝不仅仅是人事的变故与磨难，在他与苏州这座城市的牵连中，更多地融入了他在市井与底层的经历中所观察到的内容，它们伴随着陆文夫的一篇篇作品构成了他的苏州文事。这里有对工厂的流水线与师徒关系的一再书写，如《二遇周泰》《葛师傅》，老一辈无产者与新一代青年工人的形象是在陆文夫笔下变得鲜活起来的;这里有对苏州风物、习俗的深切体认与娓娓道来，如《美食家》;这里有对人生片段的绝妙玩味，如《圈套》……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所关联的是长时段的文学维度，在这个给定的空间里实际上却包含着更为广阔的与之相关的生命记忆和生活体验，看看《故事法》里这段姚德明、姚晓明父子的对话便可知晓一二： “小明，我想问问你，你这个芝麻绿豆官准备当到哪一天？”
“啊，当了半年多啦。”姚晓明心不在焉。
“我是问你能当多久？”
“决不会天长地久，一任是四年，连一任是八年，但愿不被撤职不连任，穷人的买卖一次头。”
“噢，最多也是八年抗战，看得见的。战争结束后你是准备进京呢还是出国留洋去？”
“都不可能，最后还得向你学习，种花养鸟，每天早晨吃碗焖肉面。”
姚德明把酒杯一放：“呔，你少了点火候，学不会。我看你是在向沈眼镜学习，到头来是瘸腿瘸脚，由老婆搀着在巷子里锻炼！”
“没有那么严重吧。”姚晓明还是笑嘻嘻地。
老头儿威了：“不要嬉皮笑脸！为官是一时，为人是一世。你上了台就不睬人，下了台谁睬你，不当官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被人家说长道短地，到时候你可以平安自在地坐在树下听鸟叫，那些不咸不淡的话也不会飘到你的耳朵里，顺风得意的时候不要把篷扯足，否则要翻船，船翻了还没人救你！”
父子对话里说的是为官之道，内里承载的却是为人处世的古老命题。父亲的教诲包含的都是市井百姓对当官之人的认识，也内蕴着朴实的人生道理。尖锐言辞里渗透的全是老人对儿子的关心，陆文夫文笔的老练与识人察世的通透也都在小说《故事法》里这段较长的对话里展露无遗。
阅读陆文夫这些与苏州有关的“小巷人物志”，就仿佛一段段新的“世说新语”，有的是以小说人物的性格特质来生发一个故事，如《清高》;有的是以一个意象来贯穿小说全局，如《井》;有的是以一桩迟迟未了的心愿来调度小说情节，如《还债》……应该说，每一篇作品的写法都不相同，这恰恰需要作家对生活的细心打量，更需要对笔下作品的费心打磨。然而，在力求变化的创作实践中，他依然坚持着一个不变的元素，那就是小说中作者视角的出现。这一视角有时是隐含的、秘而不宣的，例如《围墙》《圈套》《门铃》，作者在不动声色的细描里渗透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将之传递给读者，达到警醒人心的目的，而往往这样的一些作品其主题十分明确，带有极强的批判性，文笔也在夸张中蕴含嘲讽。
更多时候，作者视角是具体而可感的，这就是在陆文夫的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我”，以第一人称叙事“我”来带动整篇小说的布局和走向。这篇《故事法》就是极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从“我”的视角写起继而贯穿全篇，“我”在小说里是一位住在半瓣巷里的作家，也是看着主人公姚晓明长大的一位长辈。在“我”的观察中，姚晓明小时候就是一个不爱说话却极有心眼儿的孩子，就是苏州方言里的“闷皮”。小说中写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十岁时的姚晓明也因为贪玩忘记回家吃饭，有一次坐在临巷的小楼上伏案书写的“我”实在无法忍受姚晓明母亲呼唤儿子回家吃饭的大嗓门，直接把姚晓明从水码头边拎起送回了家。这样的细节生动而鲜活，文字间流淌着水乡生活的气息，也为小说其后二人的交集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姚晓明当了官，生活骤然起了变化，而“我”越来越发现姚晓明更不愿意开口了，只是有一次他向“我”发问：语言到底有多少能量，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此时的姚晓明正经历着内心的冲突，而从“我”的经验出发也很难应对他的提问。毕竟，生活不是抽象的命题，也不是轻松的选择，需要的是在其中被煎熬、被撕裂，然后再被重塑的过程。没有人会天生就懂得这个道理，对姚晓明来说，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宣泄的途径。小说里“我”的叙述视角一方面充当了整篇小说的穿针引线者，由“我”而带出了半瓣巷里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市井中人。另一方面，“我”又在小说里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引路者的角色，然而，这里的引路者绝不再是简单的教导，面对姚晓明的提问，我也只好以自身的经验来回答，启蒙者的功能被大大弱化了，因为，在小说《故事法》里的“我”还有一场自我的变革尚未完成。这是陆文夫在这篇小说里最有深意的发现。
如前所述，小说里的“我”常坐在临巷的小楼上伏案书写，陆文夫用了四个字来塑造那时的“我”，即：踞高临下。很显然，“我”虽住在小巷里，熟识小巷中的人，也看惯了这条水巷的景色，但是，“我”和笔下的文字都还是高高在上的，并没有主动融入其中。此时的叙述者“我”对半瓣巷的态度是保持着一段距离的，“我”对小巷的“看”是俯瞰而非平视，这也像极了刚当上官的姚晓明。其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只有发言、报告，而忘记了那些住在巷头巷尾的、他本该坐下来与之拉拉家常的普通人。随着心态的转变，叙述者“我”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小说结尾处半瓣巷经过整修而旧貌换新颜时，“我”在小楼上坐不住了，每天都参加巷子里的乘凉晚会，姚晓明这时也与民同乐，不再闷在家里写发言稿什么的。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融入才能带来彻头彻尾的改变，自我的变革意味着丢弃原来的俯瞰姿态，沉入民间后获得的才是真切的市井百态。从这个层面来看，小说《故事法》经由“我”这一视角所带出的叙事姿态隐含着的是知识者如何完成启蒙的话题。对陆文夫来说，这种话题由来已久。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他的生活方式，都在对这个话题的探索中渐趋成型。如果说早期小说中的知识者启蒙在形象塑造上还稍显生硬，比如《小巷深处》里张俊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启蒙与救赎色彩，他的到来对徐文霞更像是一场灵魂的审判。那么，从《葛师傅》开始，陆文夫在小说里放置的这一主题则更多的是被师徒关系等民间伦理所替代，在生活面前，启蒙无法空谈。尤其是他的“小巷人物志”系列的最后一篇作品《享福》，更是对如刘一川这样的知识分子所操持的启蒙空想来了一记当头棒喝。当陆文夫一边办起《苏州杂志》，一边开起老苏州酒楼，那样的他也真正在文学的天地中走向了苏州，走向了他笔下的小巷、庭院与人物。
陆文夫曾言自己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复述每一篇小说的开头，这实在不是故意的夸张。小说《故事法》的题目和开头就颇值得读者一想一看。将这篇小说题目取为《故事法》，在表面上很是契合了当时先锋小说的一脉。故事怎么讲？用什么笔法讲出来？如果按照先锋小说的路数来写，那么至少姚晓明刚入官场的那一段应该写得更有荒诞感和戏剧感，尽管陆文夫并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家。但从小说的写作和发表时间来看，应该说1987、1988年间先锋小说的出现确实影响了他，1987年12月他完成了《故事法》这篇小说，1988年3月刊发于《鸭绿江》。否则，他不会把这篇小说的题目取为《故事法》。但是，这种影响与文坛气息的波及是有限的，其表征在于他更善于在小说里融入自己对小说这一文体的思考。小说的开头陆文夫先借叙述者“我”说了一个老账本的故事，也就是小说叙述者“我”把凡属过去的事统统称作故事，统统记在老账本里，有意无意地作为立身处世、判断是非的參照系。由此可见，这一老账本的叙事方式是相当传统的，它类似于说书人手中的那块惊堂木，一声断喝，故事与人物则倾口而出。更可想见的是这一老账本的情节设计和苏州评弹里的三弦、琵琶应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声声拨弄传达出历史故事里上演的唏嘘感叹。翻一翻老账本，且听陆文夫在《故事法》里为读者诸君道一段水边小巷里的庸庸碌碌，且看作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为我们打捞生活的细节，在文学与时代之中为我们丈量人性的长度，在小巷与人物的记录里为我们丰盈一方水土滋养下的天地众生。
也许，还有一个悬念陆文夫还没为我们解开，那就是：姚晓明以后依然会是一个好官吗？他的理想主义真的就破产了吗？回到历史，我们读到了小说《故事法》里曾出现的两位官员，一个是住在半瓣巷东头的老沈，一个是住在半瓣巷西头的老方，寥寥几笔陆文夫便写出了世态炎凉之感。而拉入现实，姚晓明的为官之路还长，与他有关的故事还在持续。
【责任编辑】 洪 波
作者简介：
毕文君，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先从小巷说起。苏州的寻常巷陌几乎在陆文夫的作品中构成了不可更改的底色，每一条街巷都有历史，每一条街巷也都有故事。它们是《牌坊的故事》里的银壶巷，是《临街的窗》里的三山街，是《献身》里的方家巷，是《享福——<小巷人物志>之二十二》里的东林寺巷……可以说，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有了一条具体的巷子，人物才在其中活了起来，他的确是一位由空间意识而延展出来的小说家。小巷与人物在其中交融而生，故事与时代在其中相互呼应，由此，开始了陆文夫的文学舞台。写小巷，有时是街巷依故事而生，如《故事法》这篇作品中所写：
姚晓明嘛就是小明，他是巷子中间姚德明的独养儿子。……我们这条半瓣巷是条水巷，一面临河，家家的门前有块空地，有一架石码头深插到河底。
看似几笔，便交代出了小说《故事法》中主人公姚晓明的身世来路，而对住在半瓣巷里的人物家世背景之了解又跃然纸上。借助这条名为半瓣巷的水巷，小说写出了姚晓明当官后的一段经历与心态的起落变化。
写小巷，有时又是开门见山，直陈小巷之名，如《享福》中：
这东林寺巷也没有什么特别，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巷子，狭长深邃，弹石路面，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掠衣裳的竹竿横担在两边的屋檐上面，红、绿、黄、白的衣衫像欢迎外宾的彩旗。
《享福》是陆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的最后一篇小说，发表于《小说界》1993年第1期，他写了这条普通巷子里一位老人的生与死、希望与绝望。这就是陆文夫，他的文学世界正是在苏州街巷中铺展，每一篇与此相关的作品都是他对苏州的体悟，是对生活在普通巷子里的人生百态的勘探，是文学的小品而非文学的大厦，这里是人性的实验场，也是大时代中显得落寞的江南一隅。但是，如何把这文学的小品写得游刃有余而又对世道人心有所警醒，这是陆文夫下笔前始终不断思考的问题。从《小贩世家》开始，他两次经历了个人文学命运的起伏，而在重新回到文坛后他多次写文章表达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想法。对他来说，文学的天地并无大小之分，并不是说写小巷里的普通人就一定是容易的，也不意味着写引车卖浆者之流就是与生活接了轨的。实际上，在陆文夫看来，写凡人小事的局限是很大的，因为这并不是文学的捷径，也不能因此而离政治远点，离生活近点，如果没有足够的笔力和对人性的深入洞察，那么则会变为浮光掠影与就事论事的琐碎。又如果仅仅依靠笔下对苏州街巷环境的勾勒与生活气息的渲染来架构一个他所熟稔的人物故事，那么，也很难篇篇出彩。怎样打破写凡人小事的局限，如何避免自我创作上的重复，这对20世纪80年代的陆文夫而言，的确是一个必须面临的创作难题。在发表于《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的《却顾所来径》一文里陆文夫写道：“文学既是生活的场景也是历史的舞台，谁进来就得带来一段生活，誰进来就得接受历史的检验。”
这篇文章颇值得读者多加注意，也颇值得研究者细加揣摩。陆文夫的这篇长文看似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但却处处不忘设身处地去检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陆文夫的笔下，文学首先意味着生活场景的扑面而来，其次才是人物关系走向的交织错落。的确如此，这篇《故事法》里多在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世相，市井百态的参差对照与恒常人生的永恒主题在这里构成了小说矛盾的出现和解决的关节。当姚晓明当上官以后，他的生活里涌入了很多画外音，他由此成了小巷人的谈资。有的人说“这家伙肯定会一阔脸就变”，有的人说“姚晓明当得越大越好，邻里乡党都可以沾沾光”，有的人则提出“我们去向姚晓明建议，请他想想办法，把我们这条巷里的路铺铺平”，更有人笃定“陈大奎，这下子该你走运了，姚晓明小时候差不多是养在你家的，如今他当大官了，哪能忘记你”，这些围绕在姚晓明身上的预言能否变为事实，是小说家留给我们的悬念。但作者一开始并不急于解开这些悬念，反而另费笔墨，十分传神地写出了姚晓明新官上任后的心路历程。刚开始他决心悄悄做到三点：治标（上任以后不要秘书写发言稿）、治本（不搞那种无休止的研究研究和不负责任的酌情办理）、律己（不利用职权办私人的事体），然而，他的这些决心最终没能实现。在他写了很多发言稿后，他得到了个绰号“姚祝贺”，因为发言里只有冠冕堂皇的废话;在他面临真要处理的问题时又发现谈何容易;在他决心不为私利开口子时，最后却机缘巧合为自己的儿时玩伴调换了工作、解决了住房。理想主义者姚晓明在这里似乎宣告了自己三个目标的破产，但是，作家的思考并没有在此戛然而止。小说最后写到姚晓明经过了详实测量与考察终于为这条破旧又没有护栏的水巷整修时，巷子里的沉寂被打破了。姚晓明终于成为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一个官。这些情节里既有作家对官场习气的讽刺，也有对新上任官员心态的细致描摹，真实而深入。透过小巷这一独特的生活空间将主人公的变化呈现出来，又通过小巷市井百态的一一上演来映照主人公姚晓明如何一步步从发言稿里走出而与生活为伍、与百姓交朋友的过程，应该说，这正是陆文夫《故事法》里要表达的主题，姚晓明这位从小巷里走出的官员最终仍要回归这条小巷。
之所以将自己主要的小说作品放在苏州小巷里展开，这一方面源于陆文夫与苏州的不解之缘，虽非苏州人，但却在苏州生活、工作多年，情感上的认同与心理上的亲近给了他书写苏州的底气。他在苏州的住所也正如《故事法》小说里所写，坐落在靠近河流的巷子里。曾有朋友戏言，说陆文夫可以在门口系一小船，不写作时便可以开着船，直接开到太湖里去。扩而大之，幼年时在家乡泰兴的临江而居以及在不断迁徙中仍未脱离的水乡生活，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温润着他笔下的小巷。更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底陆文夫被赶出作家队伍，回到苏州纶纱厂当工人，每天拆车头、掮滚筒、穿锭带，后来因技术不错，调到技术革新组，制造落纱机，这样的工作他正式干了五年;1969年冬又被下放到苏北射阳农村，他照样把农活儿、农事干得如同老农，这样的生活又是十年;直到1979年他回到苏州。因此，生活给予陆文夫的绝不仅仅是人事的变故与磨难，在他与苏州这座城市的牵连中，更多地融入了他在市井与底层的经历中所观察到的内容，它们伴随着陆文夫的一篇篇作品构成了他的苏州文事。这里有对工厂的流水线与师徒关系的一再书写，如《二遇周泰》《葛师傅》，老一辈无产者与新一代青年工人的形象是在陆文夫笔下变得鲜活起来的;这里有对苏州风物、习俗的深切体认与娓娓道来，如《美食家》;这里有对人生片段的绝妙玩味，如《圈套》……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所关联的是长时段的文学维度，在这个给定的空间里实际上却包含着更为广阔的与之相关的生命记忆和生活体验，看看《故事法》里这段姚德明、姚晓明父子的对话便可知晓一二： “小明，我想问问你，你这个芝麻绿豆官准备当到哪一天？”
“啊，当了半年多啦。”姚晓明心不在焉。
“我是问你能当多久？”
“决不会天长地久，一任是四年，连一任是八年，但愿不被撤职不连任，穷人的买卖一次头。”
“噢，最多也是八年抗战，看得见的。战争结束后你是准备进京呢还是出国留洋去？”
“都不可能，最后还得向你学习，种花养鸟，每天早晨吃碗焖肉面。”
姚德明把酒杯一放：“呔，你少了点火候，学不会。我看你是在向沈眼镜学习，到头来是瘸腿瘸脚，由老婆搀着在巷子里锻炼！”
“没有那么严重吧。”姚晓明还是笑嘻嘻地。
老头儿威了：“不要嬉皮笑脸！为官是一时，为人是一世。你上了台就不睬人，下了台谁睬你，不当官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被人家说长道短地，到时候你可以平安自在地坐在树下听鸟叫，那些不咸不淡的话也不会飘到你的耳朵里，顺风得意的时候不要把篷扯足，否则要翻船，船翻了还没人救你！”
父子对话里说的是为官之道，内里承载的却是为人处世的古老命题。父亲的教诲包含的都是市井百姓对当官之人的认识，也内蕴着朴实的人生道理。尖锐言辞里渗透的全是老人对儿子的关心，陆文夫文笔的老练与识人察世的通透也都在小说《故事法》里这段较长的对话里展露无遗。
阅读陆文夫这些与苏州有关的“小巷人物志”，就仿佛一段段新的“世说新语”，有的是以小说人物的性格特质来生发一个故事，如《清高》;有的是以一个意象来贯穿小说全局，如《井》;有的是以一桩迟迟未了的心愿来调度小说情节，如《还债》……应该说，每一篇作品的写法都不相同，这恰恰需要作家对生活的细心打量，更需要对笔下作品的费心打磨。然而，在力求变化的创作实践中，他依然坚持着一个不变的元素，那就是小说中作者视角的出现。这一视角有时是隐含的、秘而不宣的，例如《围墙》《圈套》《门铃》，作者在不动声色的细描里渗透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将之传递给读者，达到警醒人心的目的，而往往这样的一些作品其主题十分明确，带有极强的批判性，文笔也在夸张中蕴含嘲讽。
更多时候，作者视角是具体而可感的，这就是在陆文夫的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我”，以第一人称叙事“我”来带动整篇小说的布局和走向。这篇《故事法》就是极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从“我”的视角写起继而贯穿全篇，“我”在小说里是一位住在半瓣巷里的作家，也是看着主人公姚晓明长大的一位长辈。在“我”的观察中，姚晓明小时候就是一个不爱说话却极有心眼儿的孩子，就是苏州方言里的“闷皮”。小说中写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十岁时的姚晓明也因为贪玩忘记回家吃饭，有一次坐在临巷的小楼上伏案书写的“我”实在无法忍受姚晓明母亲呼唤儿子回家吃饭的大嗓门，直接把姚晓明从水码头边拎起送回了家。这样的细节生动而鲜活，文字间流淌着水乡生活的气息，也为小说其后二人的交集埋下了伏笔。大学毕业后姚晓明当了官，生活骤然起了变化，而“我”越来越发现姚晓明更不愿意开口了，只是有一次他向“我”发问：语言到底有多少能量，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此时的姚晓明正经历着内心的冲突，而从“我”的经验出发也很难应对他的提问。毕竟，生活不是抽象的命题，也不是轻松的选择，需要的是在其中被煎熬、被撕裂，然后再被重塑的过程。没有人会天生就懂得这个道理，对姚晓明来说，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宣泄的途径。小说里“我”的叙述视角一方面充当了整篇小说的穿针引线者，由“我”而带出了半瓣巷里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市井中人。另一方面，“我”又在小说里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引路者的角色，然而，这里的引路者绝不再是简单的教导，面对姚晓明的提问，我也只好以自身的经验来回答，启蒙者的功能被大大弱化了，因为，在小说《故事法》里的“我”还有一场自我的变革尚未完成。这是陆文夫在这篇小说里最有深意的发现。
如前所述，小说里的“我”常坐在临巷的小楼上伏案书写，陆文夫用了四个字来塑造那时的“我”，即：踞高临下。很显然，“我”虽住在小巷里，熟识小巷中的人，也看惯了这条水巷的景色，但是，“我”和笔下的文字都还是高高在上的，并没有主动融入其中。此时的叙述者“我”对半瓣巷的态度是保持着一段距离的，“我”对小巷的“看”是俯瞰而非平视，这也像极了刚当上官的姚晓明。其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只有发言、报告，而忘记了那些住在巷头巷尾的、他本该坐下来与之拉拉家常的普通人。随着心态的转变，叙述者“我”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小说结尾处半瓣巷经过整修而旧貌换新颜时，“我”在小楼上坐不住了，每天都参加巷子里的乘凉晚会，姚晓明这时也与民同乐，不再闷在家里写发言稿什么的。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融入才能带来彻头彻尾的改变，自我的变革意味着丢弃原来的俯瞰姿态，沉入民间后获得的才是真切的市井百态。从这个层面来看，小说《故事法》经由“我”这一视角所带出的叙事姿态隐含着的是知识者如何完成启蒙的话题。对陆文夫来说，这种话题由来已久。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他的生活方式，都在对这个话题的探索中渐趋成型。如果说早期小说中的知识者启蒙在形象塑造上还稍显生硬，比如《小巷深处》里张俊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启蒙与救赎色彩，他的到来对徐文霞更像是一场灵魂的审判。那么，从《葛师傅》开始，陆文夫在小说里放置的这一主题则更多的是被师徒关系等民间伦理所替代，在生活面前，启蒙无法空谈。尤其是他的“小巷人物志”系列的最后一篇作品《享福》，更是对如刘一川这样的知识分子所操持的启蒙空想来了一记当头棒喝。当陆文夫一边办起《苏州杂志》，一边开起老苏州酒楼，那样的他也真正在文学的天地中走向了苏州，走向了他笔下的小巷、庭院与人物。
陆文夫曾言自己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复述每一篇小说的开头，这实在不是故意的夸张。小说《故事法》的题目和开头就颇值得读者一想一看。将这篇小说题目取为《故事法》，在表面上很是契合了当时先锋小说的一脉。故事怎么讲？用什么笔法讲出来？如果按照先锋小说的路数来写，那么至少姚晓明刚入官场的那一段应该写得更有荒诞感和戏剧感，尽管陆文夫并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家。但从小说的写作和发表时间来看，应该说1987、1988年间先锋小说的出现确实影响了他，1987年12月他完成了《故事法》这篇小说，1988年3月刊发于《鸭绿江》。否则，他不会把这篇小说的题目取为《故事法》。但是，这种影响与文坛气息的波及是有限的，其表征在于他更善于在小说里融入自己对小说这一文体的思考。小说的开头陆文夫先借叙述者“我”说了一个老账本的故事，也就是小说叙述者“我”把凡属过去的事统统称作故事，统统记在老账本里，有意无意地作为立身处世、判断是非的參照系。由此可见，这一老账本的叙事方式是相当传统的，它类似于说书人手中的那块惊堂木，一声断喝，故事与人物则倾口而出。更可想见的是这一老账本的情节设计和苏州评弹里的三弦、琵琶应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声声拨弄传达出历史故事里上演的唏嘘感叹。翻一翻老账本，且听陆文夫在《故事法》里为读者诸君道一段水边小巷里的庸庸碌碌，且看作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为我们打捞生活的细节，在文学与时代之中为我们丈量人性的长度，在小巷与人物的记录里为我们丰盈一方水土滋养下的天地众生。
也许，还有一个悬念陆文夫还没为我们解开，那就是：姚晓明以后依然会是一个好官吗？他的理想主义真的就破产了吗？回到历史，我们读到了小说《故事法》里曾出现的两位官员，一个是住在半瓣巷东头的老沈，一个是住在半瓣巷西头的老方，寥寥几笔陆文夫便写出了世态炎凉之感。而拉入现实，姚晓明的为官之路还长，与他有关的故事还在持续。
【责任编辑】 洪 波
作者简介：
毕文君，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