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董学仁百万字的心血之作《自传与公传》，钦敬于作者坚韧的、日复一日的写作姿态与书中流露出的历史深度。他在开篇便提到：“我想来想去，至多可以像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那样，写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不同的是，他采访的是别人，我采访的是自己和我经过的时代。再想来想去，我将要写下的东西，是将我、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国度、我的世界融会在一起的编年史，是自传和公传。”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具备清晰的非虚构写作意识，这让整本书具备了外在的辨认征兆，也让读者找到了深入文本的进径。
　　相对于文学的“虚构”寫作，“非虚构”并非某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更多的是指一个大的写作类型的集合。它在不同场域有不同的指认对象，文学界、新闻界、历史界等对它的看法均有不同。而本书作者董学仁在青年时期从事多年文学工作，担任过著名的校园文学杂志《新叶》的编辑，刊发北岛等人的诗作;后期又有长期的媒体工作经历。此种复杂的人生体验，使得他能够超越“学院”的标准框架，让《自传与公传》拥有文学写作与新闻写作的双重特征，这一点，与白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好有一比。但此书的可贵之处，又在于亲历者的姿态，在于作者深度书写了中国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历史面貌。所以笔者认为，“杂糅”之后的历史才是《自传与公传》的本色，它将为构建当代人的集体记忆发挥光热。自传是个人的历史，公传是集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它们汇合成了时间的河流。在再现现实真相和还原历史原貌方面，非虚构写作拥有极大的文体优势。它兼具微小和深度、情感和能量，让文字得以获得新的生长机会。正是借助“非虚构写作”，董学仁在种种“辩证”之中，完成了“历史的超越”。
　　一.小与大：小人物与大人物
　　何兆武先生在《访问历史》一书中说：“老人有两种，一种就是本人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应该写回忆录……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人，可以就普通人的观点感受来记，那也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历史中并不仅仅有伟大的人物，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要是写下真实的回忆，我们就可以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西南联大毕业的何兆武先生学识丰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却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历史进程中小人物的作用。关注小人物，也是非虚构写作自诞生之日起的应有之义，它既包括小人物拿起笔记录生活的真实，也包括写作者通过长期发掘以进入小人物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董学仁在写作之中贯彻的理念。他同时写小人物和大人物，运用亲历和文本两种资源，让历史变得更加丰满和新鲜。
　　在侧重于表现集体主义的时期，文学作品中对个人精神着墨相对较少。但董学仁以人道主义精神重新发掘个人的生命痕迹，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方式。他为不幸惨死的“无名者”立传，有他不认识的人，有他的熟人，还有许多其他人;他写被误锁在防空洞中去世的热恋情侣，爱情居然“不幸”地走向了人间地狱;他写他的外婆因为饥饿来到城里居住，却因晚上眼神不好而将大便拉上了全家人的救命口粮，后因内疚返乡，结果很快就去世了;他写那些苦练游泳的逃港者，也写那些在频繁战争中去世的人;他写一个人因自行车多次被偷而发疯，也写一个人因逃避工作而故意去偷自行车……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很小，但董学仁在历史的世界里，用丰富的细节召唤情感，重新给予他们尊重与肯定。当他们会聚在一起时，新的历史就产生了，非虚构的深度也得以完成，而看似死去的集体记忆也重新活了过来。董学仁当然也写“大人物”，但他写“大”是为了映衬“小”，发现“小”的真实。正是这种极小，抓住了人性的深处与历史的本质，也锻就了他作品的深度，即在微小中成就真实。换句话说，董学仁笔下的“公传”并不试图把握宏大与完整，那只是他眼里的全世界与集体记忆，并不具备“暴力”属性。它是小人物的，也是宏大时代的。
　　这种专注于“小”的写作，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一个传统，后发的“非虚构写作”可以说是它的延续。在革命热潮之后的改革热潮中，部分写作者厌弃了日复一日的宏大叙事，转而感兴趣于“小现实”和“小历史”的展现。这些作家真诚地进入记忆，在细致反映现实的基础上予以超越和提升。董学仁也正是如此，许多的“小”不代表零碎，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思考与历史的缘由。这正是“小”的贴切性带来的，它以更为直接的距离打开记忆的阀门，进而刺激思考。通过董学仁笔下种种小人物的命运，现实被翻了过来，这种从现实问题出发的众多叙述超越了单纯的事件，通过追根溯源的历史叙事建构了崭新的集体记忆，读者方能被引领去重新认识过往。董学仁为自我的人生立传，为千千万万小人物立传，就此，旧的历史被超越了。
　　二.虚与实：有情与事功
　　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记载，1952年沈从文赴四川参加土改，曾致信家人。他以《史记》为例，谈到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事功”与“有情”：（两者）“有时合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以顾此失彼……因此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即必须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透过沈从文的文字，读者可以发掘出许多东西。在“事功”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沈从文却看到了“有情”的价值，这种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堪称伟大。他在大变局之前透过“有情”与“事功”的辩证转折，清晰地预见了后来的时代变革，为此才两次自杀。但幸运的是，“有情”让他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正轨，接受了“无能”，并通过转入文物工作，和环境保持距离以保全性命。
　　这种“无能”和“有情”，放在董学仁的书中也是一样，在他书写的二三十年里，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他“年幼时营养不足，身体瘦弱，读小学后因为有一些口吃，语言表达不如别人，养成了敏感、内向、柔弱的性格，孤独感一直很强”。这种孤独的个性固然使他在当时备尝失落，但同时，也让他以更加清醒的姿态感受周遭的一切，不断积聚痛苦与失望。董学仁在反思记录那数十年的历史时，支撑他对“小”持续关注的正是“有情”。于是，非虚构也才成为“文学”。对于人物的命运，他不持冷眼旁观的态度，而是始终将个体心力倾注其中，书写事件中的情感流动。在《自传与公传》中，他记录最多的感受恐怕是爱情、饥饿和“无常的梦”，小人物在这些“活动”中的活力极大地丰富和照耀了历史，那众多鲜活的材料更增添了文本的分量。 　　原本是可以养活自己的，可为什么突然就大饥荒了？他写自己的饥饿，写全家人的饥饿，以及所有其他人的饥饿和一小部分人的“不饥饿”。饥饿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比虚无，但却能将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连“动物性”的基础需要都不再正常，所以，人也早已不再是“人”了。但当董学仁深度回溯这些事件时，可以看出的恰恰是作者巨大的“有情”，他是在为那些不幸的人哀悼，更是警示后人那样的悲剧不要重演。
　　撇开饥饿，人最基本的情感“爱”，竟然也要“被迫消失”。它要么直接被消灭，要么得沾染上种种功利因素而不再纯洁。在作者曾供职的长甸机械厂，一位漂亮的女工向一个男工表白爱意，那个男工却因为物质的原因拒绝了她，并把这件事情扩散了出去，不久，这个叫阿玲的女孩就“羞愧”自杀了。爱成为羞辱的理由，成为一种致命的罪过。于是，美好的情感成了“坟墓”，爱情则只能作为面目狰狞的禁忌而存在。但人总需要爱，压抑也需要出口，于是又有了离奇怪诞的“梦”。一位年轻男工梦到和车间一名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到处吹嘘，导致那位女工“羞愤难当”而上吊自杀。当然事情没完，后来经过法院激烈讨论，院长最后拍板决定，判处年轻男工10年有期徒刑，罪名为“反革命梦奸罪”！因为现实中爱情与性都是禁忌，于是它只好逃逸和藏匿到梦境之中。但当“梦”清晰流出时，居然也具有杀人的力量，如此缥缈的东西效力竟这么大。
　　借助董学仁作品中“有情”的一面，读者可以看到，那些有情的力量会被“事功”压抑到什么程度，而“有情”还是辨识董学仁作品的核心要素。以上提到的对“饥饿”“爱情表白”“梦”等事件的叙述，与典型的历史叙述有着极大区别，由于让历史接受了文学的修饰，董学仁的非虚构写作便不仅具有史料的价值，更是充满了人的味道。也正如沈从文所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当年弱小的董学仁将自己的感受藏匿起来，说很少的话，却默默将自己的情感注入无辜的大千万物。这些对他物的感受一直没有离开，许多年后，重新鲜活地注入了《自传与公传》。对普通人而言，那些宏大叙事都太遥远，这些细微的感受却深入人心，看似杂乱无章，却能“润物细无声”。在虚和实的交会处，在有情与事功的争斗与辩证中，机枪口号和帝王将相都成为空虚，董学仁笔下的文字却可能因有情而悠远久长。
　　三.精与繁：用途与滥用
　　前文提到，董学仁的作品以非虚构的写作姿态呈现为总体的“历史写作”，对塑造集体记忆和理解人性与现实有一定的作用，但在言辞、思想和摘选上尚拥有一些上升的空间。当然，超越没有止境，成为“超人”需要持续努力，或许用董学仁比较喜欢并多处引用的尼采来理解这一过程会更好些。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中尼采曾说：“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清晰可见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限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的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的感觉。”
　　尼采的这段话不难理解，概括而言，便是提醒人们，需要限制对历史的感受与接收：我们需要更多的裁剪和思考，而不是不断去堆积;不要让历史来掌控生活，而是要让生活去主导历史。具体到非虚构的历史写作，则需要作者更深入地思考写作的核心，并得出一定的主线和规模。这也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混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所有的坚定和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以深度著称的非虚构写作，似乎也到了需要接受一定规模限定的时候了，因为过于冗长的“深度”，容易演变成虚无和单纯的智识游戏，堆积会变得极其危险。如《古拉格群岛》那般可怕的蔓延，或许不是作者的经历所能支撑的，毕竟，对于所记录的内容，董学仁只是个不完全的亲历者，有大量的东西，尚需借助纸质资料和他人回忆，这样的非虚构，在效果上很难不大打折扣，至少编排选择上的笨重无序，就会拖拉全书的后腿。因此，作者起笔之初即提出的写作基准，看上去大半并未完成。比如对诺贝尔奖的诸多记录，就未免空泛和略显多余，这暴露出的，是思想准备的不够完善;而记录诸多哲人行迹时的蜻蜓点水，又常常因为或理解不够或生硬牵强，有着一些拉大旗做虎皮的嫌疑。思想并不依靠数量，深度和质量才是稀缺之物。
　　针对患有“历史病”的人，尼采给出的是这样的解药：“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我用非历史一词指代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我称之为‘超历史’的力量，它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显然，尼采是希望人们去追求宗教、艺术和智慧等相对形而上的，也更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一味地拘泥于一堆事實流连打转。
　　但愿尼采的意见，对《自传与公传》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或许，只有完成“精与繁”的第四重辩证，超越历史的能量才能被读者接受并发挥出来。
　　 作者简介：
　　钟书，本名钟大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文学创作与批评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