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昌首义后，南下镇压革命的清军与革命军队展开激烈的阳夏战争。在此期间，武汉归元禅寺众僧组建了受革命党人影响下的第一支僧团。众寺僧在参与粮食弹药器械保管和运输、救护伤员等工作的同时，还组织和尚队直接在前线与清军作战。寺僧参与革命与清末“庙产兴学”的政策和革命思想在佛教界的传入息息相关，而其事迹经报道后，在南方佛教界人士中掀起层层波澜，乃至在全国掀起了一番寺僧参与革命的热潮。寺僧也成为辛亥革命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力量。
　　关键词：寺僧；归元禅寺；阳夏战争；庙产兴学
　　归元寺位于武汉市内，是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浙江僧人白光、主峰来此创建的，取“归元性不二，方便有多门”的佛偈而命名。在辛亥革命的阳夏战争中，归元禅寺的众僧在云岩长老的带领下，组建了受革命党人影响下的第一支僧团。积极参与粮食弹药器械保管和运输、救护伤员等工作的同时，还组织和尚队直接在前线与清军作战，为保卫武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学术界，针对宗教与革命这一主题，对革命与宗教思想的交互吸收研究较多，缺少有提及佛教中人具体参与革命的情况。因此，本文通过综合用寺志、回忆录、老旧报刊等史料，从归元禅寺众僧参与阳夏战争切入，探究寺僧参与革命的原因、具体方式及其影响等问题，以期还原这一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
　　一、为什么革命
　　佛教在众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探究寺僧参与辛亥革命的原因要先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五代而臻鼎盛。但是由宋至清，阐释教义的高僧逐渐减少，佛教也逐渐走向衰落。有清一代，佛教遂成为“真正虚有其表的空壳” 。太虚 对清代佛教的衰落也有所感慨：“迨乎前清，其（佛教）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从全球运开，泰西文明过渡东亚，我国之政教学术莫不瞠焉其后，而佛教实后而尤后者。” 清代佛教的衰落与当时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太平天国的“焚像毁庙”与清末新政中的“庙产兴学”都使佛教的地位一降再降，其中清末“庙产兴学”的风潮则对众多寺僧参加革命有直接的影响。
　　“庙产兴学”风潮源于戊戌维新中的教育改革。兴办新式学堂，虽可开民智，培育新式人才，但经费不足是个大问题。因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庙产兴学”的主张。首先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 除张之洞外，当时的维新变法人士也提出相似的主张，康有为在其《尊孔折》提出：“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不独教化易成，亦且风气遍开。” 在张之洞、康有为等人的一再呼吁下，光绪颁布了把民间祠庙改为学堂的上谕。后清末新政兴起，“庙产兴学”这一趋势逐渐强化，在各地方官员借口办学经费不足而占用庙产的同时，一些地方的恶痞劣绅也趁机从中渔利。《太虚法师年谱》中记载：“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各地教育会，每藉口经费无着，提僧产充学费，假僧舍作学堂。僧界惶惶不可终日。” 在当时，因寺产纠纷，得罪官府被拘禁的僧人也不在少数。“庙产兴学”对当时已经衰落的佛教无疑是雪上加霜，经过这场浩劫，“全国僧尼总数从清末的80万人锐减到民国初年的20万人。” 同时这场浩劫也推动了寺僧反清斗争。
　　在当时，除了“庙产兴学”的风潮之外，革命思潮涌入寺院，也使众多僧人认识到振兴佛教要以振兴国家为首要。清末的高僧华山、栖云、太虚等都以传播革命思想为己任。太虚在二十岁时已熟习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子书、告白衣书、严复天演论、谭嗣同仁学等，其后又在广东与革命党人相交往，阅及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马克思等译著。武汉归元禅寺的云岩长老在当时“交游甚广，名播江左，支持革命，人所共知” 。其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后，结识太虚，并一见如故，回到湖北后，便“结识各界，宣传革命” 。在众多僧人积极宣传革命的同时，一些革命党人也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
　　二、怎样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后，清王朝满朝上下一片恐慌，立即拼凑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前往武汉镇压。先是命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紧接着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开赴武汉江面，又被迫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镇压革命。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也加紧扩军备战，誓死保卫武汉。“武汉保卫战于10月18日正式揭开帷幕，整个保卫战系由汉口战役（10月18日至11月1日）与汉阳战役（11月2日至11月20日）组成，历时40余天，一般称之为‘阳夏战争’。” 在这场大规模的战役中，众多工人、学生、农民等前来加入革命军队，“军政府不到5天就扩充了4个协约20000人的新兵。” 而在阳夏战争中，一支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力量——寺僧，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辛亥武昌首义史》记载：“浙江僧人管锷，遍历南北，闻武昌起义，即权锡而来，谓革命战争即出家人亦不能置身事外，因奔走武汉各寺庵间，倡导联络，拟成立和尚军助战，军务部曾给予支持，并发了文件。” 在众多寺僧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位于汉阳的归元禅寺的僧人。
　　归元禅寺众僧在阳夏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归元禅寺为战时总司令部、粮台和军械库所在地，是阳夏战争的后勤中心。武昌首义后，革命党领袖黄兴奔赴武汉就任战时总司令，将总司令部设在归元禅寺南侧的昭忠祠内，又“命王安澜为兵站司令，在汉阳归元寺设粮台，又派胡祖舜为辎重营长，以输送军需接济” ，“各部队给养用归元寺粮秣” 。在反攻汉口的战役中，设在归元寺的后勤机关“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队，每队派辎重兵一二百人，从归元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一里之间设一兵站，采取分途递运的办法，将军用物资及时准确地运往前线。” 归元禅寺的优越的战略位置，是其被选为后勤中心的重要原因，而禅寺中的僧人也很好地参与了革命。 　　其二，在阳夏战争中，云岩长老率归元禅寺僧人投身到革命军行列，在参与粮食弹药器械保管和运输、救护伤员等工作的同时，还组织“和尚队”，直接在前线与清军作战。《申报》上刊登的署名嘉定二我的诗作《阿弥陀佛》记载了这一情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归元寺的和尚投军去了……佛云佛云：吾不入战场，谁入战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一切众生，善男人，善女人，一切众生，一切同情。哈！哈！哈！寺名‘归元’，若不去归黎元洪，去归哪个？快快去！去——去——” 可以看出，在阳夏战争中，和尚队在自发组织与军政府号召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壮大，对抵抗清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三，云岩长老面对汉阳失守，决心誓守禅寺，选择自焚而与寺院同烬。由于汉阳战役前线失利，黄兴等率领军队撤回武昌。黎元洪命令存放在归元禅寺中的军械粮草全部焚毁，不得落入清军手中。归元禅寺云岩长老面对军队惨败，汉阳失守，禅寺四面火起，“从容行之” ，“师整衣持具趺坐佛殿后大土座前，是晚，炬火剧烈。” 云岩长老面对来劝他走的僧人“从容语曰：‘殿烬吾身亦烬，吾事了矣，无关汝事。’实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初六亥时。” 云岩长老以身殉法，众弟子后同立云岩碑以记录其革命事迹，云岩长老也成为寺僧参与革命的一个典范。
　　三、革命之后
　　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感念众僧相助革命，带头为归元寺捐钱，还将当时用作铺设电线杆的木料拨出一部分给归元寺作重建之用。1915年，黎元洪亲书“归元古刹”和“胜大宏阔”两块匾额，分别悬挂在韦驮殿正门上方和大雄宝殿正梁之上。1922年，修建一新的藏经阁落成之日，已是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又题“三乘广运”四字，悬挂于新藏经阁正门上。《重修归元禅寺记》中记载了其重修始末。
　　归禅寺的和尚队作为在辛亥革命期间受革命党人影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僧团，掀起了一番寺僧参与革命的热潮。继归元禅寺后，以寺产充军饷、组建僧团参加辛亥革命的僧人大大增多，如“上海玉佛寺的却非，绍兴开元寺的铁岩，戒珠寺的谛闲等” 。上海光复后，浙江定海普陀山寺僧人代表向《民立报》表示愿资助军饷，响应革命，要求革命政府派人上山交谈。沪军都督陈其美遂委派陕西革命党人马凌甫和雷展去普陀山与僧人交谈。这笔款项后来成为陕西革命军购买军火的专款。
　　从武汉归元禅寺众僧参与阳夏战争，到各省的寺僧积极参与革命，捐资助饷。可以看出，寺僧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反观清末的“庙产兴学”激起众僧强烈反抗，可知众多佛教界人士认识到兴国才能兴寺，而唯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才可兴国。
　　在清末颁布“庙产兴学”政策，僧界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下，随着革命思想的传入，借助武昌首义后保卫武汉的契机，归元禅寺众僧打响了寺僧参与辛亥革命的第一次枪，并逐渐成星火燎原之势。一些曾对民主革命持怀疑、冷漠乃至是悲观态度的爱国寺僧也开始认识到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必然性。众寺僧在民国建立后积极开展复兴佛教的活动，从而推动了佛教的现代化转型。
　　（作者简介：杨梓楠（1989-），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