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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曾两次撰文谈到了信仰问题，这对当今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信仰是一个民族的基因
《龙》杂志2016年第4期刊载了刘亚洲署名文章，题为《关于信仰》。文中，刘亚洲提到，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利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
戴季陶（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
二百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 “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这也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最深层次原因。
最强大国家在于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不过，刘亚洲提到，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就在甲午战争发生四十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就是1934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
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中国南方出发时有八万多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六千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四十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还是信仰。
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国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六十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
建国以来，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很多人包括不少共产党人在内，信仰再度丢失了。信仰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信仰更糟糕，就像文明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一样。有段子说，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的扫盲。比如，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鸡蛋中认识了苏丹红，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这种无道德是无信仰的体现，因为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正因此，信仰的重建在今天比物质的构建要重要百倍。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反复强调我们党一定要重新找回初心的重大意义所在。精神一变天地宽。我们相信，一旦我们的党员都有了真正的信仰，我们的人民都有了真正的信仰，中华民族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将再度显现无疑。
军人坚定信仰是对党最好的感悟
在2016年6月3日，刘亚洲也曾撰文提到信仰问题。他在《坚定信仰是对党最好的感悟》一文中指出，信仰是党员安身立命的根基。信仰坚定，绝对忠诚才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才能牢不可破。张学良曾总结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红军有信仰，甚至于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话令人深思。
今天，在红军将士身上体现的对党的信仰、向往和依赖党的精神，在有的党员那里已经被淡忘了、丢掉了。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思想空虚，精神迷茫。就连有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在家里设佛堂、供神龛，卜卦算命看风水，花大价钱到寺庙抢头炷香。还有的甚至把下属给不给他贿赂，看作是对其忠不忠诚的表现，可见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到何等严重的程度。“金钱买来的忠诚一定会被金钱收买”。要从根子上对党绝对忠诚，必须从灵魂深处正本清源。
特别是面对敌对势力的渗透策反和“颜色革命”的冲击影响，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坚守党员的信仰高地和精神家园，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如习主席指出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对党忠誠才能有牢靠的基础。”
作为军人，对党的忠诚信仰最终体现在敢打强敌的实战上。一支军队的忠诚度最终是要对手来检验。人民军队历史上，何时缺少强敌？在强敌面前，我们这支军队是以敢打、能打、善打，而铸就一座座高耸的山峰！敢打强敌，要有胜敌一筹的指挥技巧，更要有一种血性的硬汉气质，一种打死仗的精神，一种强者的姿态。这种精神气质的根源，就来自于对党忠诚；这种以弱胜强的力量，来自于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伟力！
改革强军的征程上，无担当不忠诚。国防大学是我国最高军事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的战略任务，必须开风气之先。以改革的劲风，荡涤嫉贤妒能、空谈误国之风，淘汰滥竽充数、琐屑颟顸之辈，打破资格、颠覆惯例，让人才脱颖而出。
今天，面对复杂的周边局势，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我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精神、心理、气质准备好了吗？我们能打仗打胜仗的整体实力准备好了吗？面对这种诘问，我们唯有把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愿望和决心，落实到强军兴军、谋战制胜的实际行动中，踏踏实实攻坚克难，义无反顾披荆斩棘，才能让源自灵魂深处的伟力凝聚为强军伟力，在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上全面迸发。
（新华网2016.12.9等）
信仰是一个民族的基因
《龙》杂志2016年第4期刊载了刘亚洲署名文章，题为《关于信仰》。文中，刘亚洲提到，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利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
戴季陶（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
二百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 “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这也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最深层次原因。
最强大国家在于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
不过，刘亚洲提到，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就在甲午战争发生四十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就是1934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
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中国南方出发时有八万多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六千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四十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还是信仰。
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国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六十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
建国以来，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国很多人包括不少共产党人在内，信仰再度丢失了。信仰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信仰更糟糕，就像文明一旦崩溃，比不曾有过文明还要糟糕一样。有段子说，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的扫盲。比如，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鸡蛋中认识了苏丹红，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这种无道德是无信仰的体现，因为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正因此，信仰的重建在今天比物质的构建要重要百倍。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反复强调我们党一定要重新找回初心的重大意义所在。精神一变天地宽。我们相信，一旦我们的党员都有了真正的信仰，我们的人民都有了真正的信仰，中华民族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将再度显现无疑。
军人坚定信仰是对党最好的感悟
在2016年6月3日，刘亚洲也曾撰文提到信仰问题。他在《坚定信仰是对党最好的感悟》一文中指出，信仰是党员安身立命的根基。信仰坚定，绝对忠诚才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才能牢不可破。张学良曾总结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红军有信仰，甚至于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话令人深思。
今天，在红军将士身上体现的对党的信仰、向往和依赖党的精神，在有的党员那里已经被淡忘了、丢掉了。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思想空虚，精神迷茫。就连有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在家里设佛堂、供神龛，卜卦算命看风水，花大价钱到寺庙抢头炷香。还有的甚至把下属给不给他贿赂，看作是对其忠不忠诚的表现，可见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到何等严重的程度。“金钱买来的忠诚一定会被金钱收买”。要从根子上对党绝对忠诚，必须从灵魂深处正本清源。
特别是面对敌对势力的渗透策反和“颜色革命”的冲击影响，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坚守党员的信仰高地和精神家园，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如习主席指出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对党忠誠才能有牢靠的基础。”
作为军人，对党的忠诚信仰最终体现在敢打强敌的实战上。一支军队的忠诚度最终是要对手来检验。人民军队历史上，何时缺少强敌？在强敌面前，我们这支军队是以敢打、能打、善打，而铸就一座座高耸的山峰！敢打强敌，要有胜敌一筹的指挥技巧，更要有一种血性的硬汉气质，一种打死仗的精神，一种强者的姿态。这种精神气质的根源，就来自于对党忠诚；这种以弱胜强的力量，来自于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伟力！
改革强军的征程上，无担当不忠诚。国防大学是我国最高军事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的战略任务，必须开风气之先。以改革的劲风，荡涤嫉贤妒能、空谈误国之风，淘汰滥竽充数、琐屑颟顸之辈，打破资格、颠覆惯例，让人才脱颖而出。
今天，面对复杂的周边局势，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我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精神、心理、气质准备好了吗？我们能打仗打胜仗的整体实力准备好了吗？面对这种诘问，我们唯有把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愿望和决心，落实到强军兴军、谋战制胜的实际行动中，踏踏实实攻坚克难，义无反顾披荆斩棘，才能让源自灵魂深处的伟力凝聚为强军伟力，在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上全面迸发。
（新华网2016.12.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