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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38年春，农历三四月，成立绥蒙工委，从延安各学校各机关抽调干部。从陕北公学的学生中，调得贺廷俊等十余人。由延到定边，随蒙汉骑兵支队及工委，到达桃力民一带。1939年，绥蒙工委改组为二，一为绥远省委，赴大青山开展绥东抗日游击战争。一为伊盟工委，领导伊盟及绥西地委，仍在中滩（包头西门外百里处）桃力民一带。贺廷俊在桃力民学校当校长，教员，并参加桃力民动员委员会工作。
二、贺廷俊在伊盟工作，主要做群众工作，教育工作，受伊盟工委领导。主要在汉人地区，汉人中工作。同蒙旗、蒙人有往来有关系，主要责任在学校和动委会。他在当时，是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一般干部。在工作中表现积极，能完成任务，能服从党的领导。同群众关系很好，得群众信任，群众也很听他的话。没有犯什么错误，也没发生过什么问题。同他一块去的其他人，或不服组织，或嫌苦，或嫌职位小，或嫌穷。他没有，比起来他是优秀分子。
三、记不清是1940年秋冬（他本人记得确实。应由他谈。我1939年年底已回延安。）或1941年春夏，他从伊盟回延安。1940年起伊工委由刘瑞森、杨一木负责。撤退两次。一次撤到母肯淖一带，一次撤到张家畔（靖边）。不知他是第一次、第二次回延的。撤退的原因，是由于1940年起，全国蒋介石的“反共”“摩擦”高潮，国民党企图投降日本，出现汪精卫降日，皖南事变，胡宗南要进攻延安。绥境，傅作义吞并新三师，挤走八路军。有些人在这之前，或这时候，发生动摇，开小差，如马大肚子、田××、谭××等人，从桃力民一带逃到绥西或回老家四川、南方去了。贺廷俊毫未动摇，坚决同部队，同工委人员，退回延安。贺在退回中无任何问题。
四、贺回延安后，先在边区文协工作，任秘书，归白彦博领导他。1941年，边区政府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我任主任，要辅助工作人员。我从行政学院，调到王耀卿，从边区文协调到贺廷俊，到民委任秘书，助我处理蒙回民干部、学员的问题。1945年起，他又兼任边府秘书处秘书。在机关党委过党的组织生活。1947年解放军围攻榆林，他同抬云梯战士、民兵一起到城下，准备爬上城墙，首先入城找寻我或我的尸体。战争中，人人称他勇敢、坚决。1948年收复延安后，他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民委秘书（杨明轩任民委主任）、边府秘书处秘书三职。1949年，西安解放，随边府入西安。西北大区的西北军管会成立，陕西省的军管会成立，他由边府调到陕西任交际处副处长，至修建人民大厦，调任交际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事务工作）。到1958年后，才交际处长兼省人委秘书长（还是事务为主）。
五、在1943年整风时期，我到他家去过不记一（？）二次，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知他在榆林中学，同学中有高凌云（为国民党22军军长高双城的儿子。那时高凌云尚未任22军的团长。1953年后任陕水利厅副厅长）。
关于贺廷俊的党籍是在延安，或在桃力民解决，我不记了。问他自己。我只记得，他同我往来，已是党员或团员了。调他们时，是由工委组织部长李衡经中央组织部或学校的党组织给转关系的。
1943年以前，兄嫂对他参加革命工作，不挣钱，不能养活父母、妻、子女、小妹妹等有意见。认为他自己穷苦，还累妻、子、女、父、妹也跟上受穷受苦。1943年后，尤其1947年延安失，复，西安解放，全国解放，家中再无对他有不满言行了。
关于贺廷俊的材料
（一）贺廷俊，延安人。父亲弟兄二人，一在南门外三十里堡住家务农。他父在延安城内住家。1938年日本飞机炸延安后，房屋皆被炸毁，他家迁出城外，在南门外七里堡山下打了两个土窑洞住着。贺廷俊弟兄二人。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小商。姊妹不知几人，我只知他有个妹妹，在抗日后期与革命干部结婚，不在延安了。
（二）延安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唐宋已很有名，尤其宋、元、明、清數代，在军事政治方面出人不少，但总不及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十年多，领导抗日胜利，解放全国，伟大光荣，真正名扬全球，振奋人类。同治年，回民暴乱，延安几乎人烟断绝。辛丑条约后，各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文化侵略。延安为陕北天主教中心，外国传教士，不啻当时中国政府的太上皇。因此，辛亥以后的十多年，延安，在传统的“孔子”和“天主教”统治之下。1924年冬，由绥德四师，中共领导的反基运动，开始打下了“洋人”“洋教”的威风。
（三）由1924年到1927年，延安的大革命，由两支力量领导形成。一支为1924年秋绥德四师学生中，中共党团员罗百福、张赓飏、吴鸿藻在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下的各种革命活动。一支为1925年，由李子洲为后台，呼震东、田伯英为前台的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校为中心，其中当然是中共延安特支、延安地委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汇合而成1927年春夏，延安的大革命高潮。四中被封闭，是大革命的结束，土地革命的开始。
（四）罗百福，四师三班学生。1924年秋加入S·Y，为四师学生参加最早的十人之一。从1924年搞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基，“五卅”后援，学联……为活动分子，积极分子人物。1926年夏秋之际，未毕业，随史可轩、李子洲、杨明轩、呼震东等入西安，参加西安的大革命。一直未回陕北，闻抗日战争中在国民党某军队中任团长，被特务暗害，暴亡。1943年，我调查，罗为贺廷俊姑表哥哥。罗与我同岁，生月大。张赓飏、吴鸿藻，与罗同入四师。两人在1925、26年先后入党。1927年春二、三月毕业。回延安，在延安县教育局任局长、视学员。在延安县第一高初小学（完小）任校长、教员。担任延安城内支部书记，城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书记。1933年前，1932年陕北鼠疫流行病中，张、吴先后病死。按年龄计算，张、吴二人皆给贺廷俊当过小学校长和教员。张、吴与我同班同毕业，他们入党都经过我。1928年后，陕北特委成立，他们又在特委领导下工作数年。（1928年至1932、33年死）估计罗、张、吴对贺廷俊不会毫无影响。而且，延安四中在1925、26、27年春夏，很红，次于四师，比榆中还红，故被封闭。1927年到1935年，延安四中，发生学潮，敌军搜查学校，对延安人不能毫不知觉。1934年起，尤其1935年，红白对战，延安屡受红军打胜仗的影响而城内敌人恐慌。1936年起，延安四中，又到张光远同志手中（中共党员，任校长）。1937年，“双一二”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红军，陕甘宁特区党委，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都在延安。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陕公，女大……延安成为抗日中心，革命中心。妇孺老幼都知中共。党和革命的影响对延安人，格外深厚。因此，贺廷俊，生长在延安，是“天时”“地利”和“人缘”三者合一的。 （五）贺廷俊住榆林中学，当在1936、35、34年。1937年不知是春天或暑假回来，参加了抗大（？）陕北公学（？）的抗日救亡、革命学习。他在榆林中学，同我三弟赵仰概为先后同学。我弟初中在榆中毕业，高中到绥德师范。他们同学大约在1934年前后。榆中的校长虽反动，学生中党与团的工作，我的关系，1933年、1934年还有。教员，个别党员或同情分子也有。个别叛徒也有。学生中，国民党党员并不多。
（六）国民党搞三青团是抗战后期，兵源缺乏，蒋经国同陈诚勾结搞的，在1939年之后。陕北、榆林国民党从1930年后，才向井岳秀打主意，1932年才拉井“入党”，井部旅长团长1934年尚未全是“党员”。1934年正月，井部的营长尚非“党员”。青年学生在学校中有三民主义、遗嘱、党义、教材、教员。每周有纪念周（对孙中山）。教课本为南京伪中央教育部所审定之教材。教员中有国民党员（也不占大多数）。学生，初中多在十六岁至十九岁，高中多在二十岁上下。按国民党党章，只能在十八岁以上，成年，才可加入。在未有三青团之前，国民党吸收十六、七岁青年入党的事，没有听到见到。1930年至1935年，北京，国立、私立大学中的大学学生，年在廿岁以上，卅岁左右，加入国民党的，还不到百分之一、二十。不能把国民党看的太多太大。国民党滥吸收党员，在1939年后，也有条件、年龄、职业等限制。国民党坍，也坍在党员太多，控制和领导、照顾不了。上下脱离，甚至相背太甚。
（六）延安第四中学，从1925年到1935年，培养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大多为延属各县学生为多，延安本地人并不太多。绥德、米脂、榆林，立中学后，各县学生不少，本县本地学生占很大数目。四中，只留得姚安吉等三、五人在学校当工友的中共党团员，坚持了1930年到1937年中央、毛主席入延安。
（七）我调贺廷俊到民族事务工作委员会任秘书时，本来从伊盟回延安的，还有一位延安人，名叫李耀华，同贺廷俊的情况差不多，家中比贺家富有一些，年龄小一点。我原来想要李也来工作。结果，调时，李不来。后闻李退伍回家，当老百姓去了。1935年到1940年，做蒙古工作，最苦。不只同日寇、国民党、蒙奸、汉奸斗，而且衣、食、住、行、用，件件困难，医药缺乏，天灾、人祸，自然灾难很多，风俗、习惯，无一无难。1940年到1946年，在延安，搞民委工作，更无人愿搞，嫌“搞不出名堂”。蒙文，未学，不学，难学，蒙古解放更不知在何年月。尤其调当秘书，做事务工作，要同很落后的不懂汉话而且吸食鸦片的蒙兵蒙官来往招待他们。蒙人都有马骑。延安，人多，粮草困难。干部分大、中、小灶吃饭。蒙人吃饭，不要求中灶、小灶，但要“牛奶”，“肉”，“熟米”，与汉人不相同，而且“肉”要多。每马每日要二升料，十斤草。草要在数十里外运。一般干部，大灶饭，一人一天才斤半小米或一斤小米，而一马一日便须二升。至少一天要十多匹马。料也要从数里、数十里外运来。给高级首长当警卫员，当勤务员，还有不愿意干的，伺候蒙人、回民，“将来落什么结果？”很多人不愿干。都为“今日伺候蒙回民族，他们革命胜利，成功，认不认人，难卜，难定，难保！”“谁干这种傻事？！”
（八）贺廷俊当省人委秘书长，是由做事务工作，由延安起当交际处长，西安修建人民大厦，招待外宾，招待住交际处的往来干部。一句话，从伺候人，得相信，被提拔的。他经1943年整风。经过解放战争。省人委的修建工作，有他的力。政治上，组织上，由于他做的事务工作出不了领导“首长”，省长、秘书长和机关党委（延安时代，边府党组）的指使范围，他不能有单独的意图或做法。伺候的人，都比他“位”高，“权”大。当然，开会的劳动英雄们，人民代表们，政协代表们，援朝时代的战斗英雄，来西北的国际友人，他认识了很多，招待过很多，在国内外都有不少关系。陕西，政权的性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走资修正主义路线，主要应由省委书记们、省长们负责。我的看法，贺廷俊不能负担责任。他招待任何人的送往迎来及支费，都是经过事先领导布置及事后检查总结的。他只是谨慎勤劳地工作，并无额外享受的。他的开支权也不大。
（九）据我所知，他的历史、出身，并不复杂。榆林高初中一共才是六年。初中只三年。从十三岁到十九岁，或十六岁到廿二岁。初中也有十五岁到十八岁的。而且，由延安到榆林，是寄宿校内，榆林城内风俗虽腐朽，没有亲友，青年学生还有“校规”约束，也不易胡作非为。抗日日期，延安很繁盛，市面小商小贩极易得利。他家中兄嫂，不大赞成他参加革命工作。工作人员既“穷”又“苦”，家中父母妻子也跟着穷苦。兄嫂表示“父母妻子也养活不了，全要我们负担，能干得个啥？”胡宗南进攻延安，西安解放，全国解放，革命在全国大陆胜利，改造了他兄嫂的思想。1949年以后，再未听到他兄嫂对他再有什么闲言。
（十）总计起来，他今只50岁上下。1937年至今已三十年。小学六年的校长、教员，为中共党员。家在延安。受大革命及土地革命的影响多。延安是东北军、张学良“双一二”后让给我们中共的。他在榆林上中学最多六年，少才三年。他的榆中同学中最突出的为高凌云。高于复员后任陕水利厅副厅长。也到革命中来了。其他更无论矣。
估计，他不会也不可能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不可能是党内、政内的走资路线、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连一个副厅长的职权也不及。省人委的大权在省委书记兼省长的人手中，在时逸之那样的秘书长手内。各位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各厅厅长的权，都比他大。他实际只是事务工作的秘书长，主要还是交际处长的工作为主。交际处长是他顶戴过许多其他人，别人升之后，因他年久，事熟，才任交际处长的。論实权，他不及地委第一书记、专员及县的第一书记“权”大。名，当然，比厅长也大些，由于交际处给人吃、穿、住、车，供应了别人，满足了别人的需求之故。我意应从本质上认他。
只供参考。他的职位、工作，我是旁观者。
赵通儒 瓦窑堡
栏目责编：魏建国
二、贺廷俊在伊盟工作，主要做群众工作，教育工作，受伊盟工委领导。主要在汉人地区，汉人中工作。同蒙旗、蒙人有往来有关系，主要责任在学校和动委会。他在当时，是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一般干部。在工作中表现积极，能完成任务，能服从党的领导。同群众关系很好，得群众信任，群众也很听他的话。没有犯什么错误，也没发生过什么问题。同他一块去的其他人，或不服组织，或嫌苦，或嫌职位小，或嫌穷。他没有，比起来他是优秀分子。
三、记不清是1940年秋冬（他本人记得确实。应由他谈。我1939年年底已回延安。）或1941年春夏，他从伊盟回延安。1940年起伊工委由刘瑞森、杨一木负责。撤退两次。一次撤到母肯淖一带，一次撤到张家畔（靖边）。不知他是第一次、第二次回延的。撤退的原因，是由于1940年起，全国蒋介石的“反共”“摩擦”高潮，国民党企图投降日本，出现汪精卫降日，皖南事变，胡宗南要进攻延安。绥境，傅作义吞并新三师，挤走八路军。有些人在这之前，或这时候，发生动摇，开小差，如马大肚子、田××、谭××等人，从桃力民一带逃到绥西或回老家四川、南方去了。贺廷俊毫未动摇，坚决同部队，同工委人员，退回延安。贺在退回中无任何问题。
四、贺回延安后，先在边区文协工作，任秘书，归白彦博领导他。1941年，边区政府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我任主任，要辅助工作人员。我从行政学院，调到王耀卿，从边区文协调到贺廷俊，到民委任秘书，助我处理蒙回民干部、学员的问题。1945年起，他又兼任边府秘书处秘书。在机关党委过党的组织生活。1947年解放军围攻榆林，他同抬云梯战士、民兵一起到城下，准备爬上城墙，首先入城找寻我或我的尸体。战争中，人人称他勇敢、坚决。1948年收复延安后，他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民委秘书（杨明轩任民委主任）、边府秘书处秘书三职。1949年，西安解放，随边府入西安。西北大区的西北军管会成立，陕西省的军管会成立，他由边府调到陕西任交际处副处长，至修建人民大厦，调任交际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事务工作）。到1958年后，才交际处长兼省人委秘书长（还是事务为主）。
五、在1943年整风时期，我到他家去过不记一（？）二次，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知他在榆林中学，同学中有高凌云（为国民党22军军长高双城的儿子。那时高凌云尚未任22军的团长。1953年后任陕水利厅副厅长）。
关于贺廷俊的党籍是在延安，或在桃力民解决，我不记了。问他自己。我只记得，他同我往来，已是党员或团员了。调他们时，是由工委组织部长李衡经中央组织部或学校的党组织给转关系的。
1943年以前，兄嫂对他参加革命工作，不挣钱，不能养活父母、妻、子女、小妹妹等有意见。认为他自己穷苦，还累妻、子、女、父、妹也跟上受穷受苦。1943年后，尤其1947年延安失，复，西安解放，全国解放，家中再无对他有不满言行了。
关于贺廷俊的材料
（一）贺廷俊，延安人。父亲弟兄二人，一在南门外三十里堡住家务农。他父在延安城内住家。1938年日本飞机炸延安后，房屋皆被炸毁，他家迁出城外，在南门外七里堡山下打了两个土窑洞住着。贺廷俊弟兄二人。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小商。姊妹不知几人，我只知他有个妹妹，在抗日后期与革命干部结婚，不在延安了。
（二）延安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唐宋已很有名，尤其宋、元、明、清數代，在军事政治方面出人不少，但总不及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十年多，领导抗日胜利，解放全国，伟大光荣，真正名扬全球，振奋人类。同治年，回民暴乱，延安几乎人烟断绝。辛丑条约后，各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文化侵略。延安为陕北天主教中心，外国传教士，不啻当时中国政府的太上皇。因此，辛亥以后的十多年，延安，在传统的“孔子”和“天主教”统治之下。1924年冬，由绥德四师，中共领导的反基运动，开始打下了“洋人”“洋教”的威风。
（三）由1924年到1927年，延安的大革命，由两支力量领导形成。一支为1924年秋绥德四师学生中，中共党团员罗百福、张赓飏、吴鸿藻在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下的各种革命活动。一支为1925年，由李子洲为后台，呼震东、田伯英为前台的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校为中心，其中当然是中共延安特支、延安地委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汇合而成1927年春夏，延安的大革命高潮。四中被封闭，是大革命的结束，土地革命的开始。
（四）罗百福，四师三班学生。1924年秋加入S·Y，为四师学生参加最早的十人之一。从1924年搞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基，“五卅”后援，学联……为活动分子，积极分子人物。1926年夏秋之际，未毕业，随史可轩、李子洲、杨明轩、呼震东等入西安，参加西安的大革命。一直未回陕北，闻抗日战争中在国民党某军队中任团长，被特务暗害，暴亡。1943年，我调查，罗为贺廷俊姑表哥哥。罗与我同岁，生月大。张赓飏、吴鸿藻，与罗同入四师。两人在1925、26年先后入党。1927年春二、三月毕业。回延安，在延安县教育局任局长、视学员。在延安县第一高初小学（完小）任校长、教员。担任延安城内支部书记，城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书记。1933年前，1932年陕北鼠疫流行病中，张、吴先后病死。按年龄计算，张、吴二人皆给贺廷俊当过小学校长和教员。张、吴与我同班同毕业，他们入党都经过我。1928年后，陕北特委成立，他们又在特委领导下工作数年。（1928年至1932、33年死）估计罗、张、吴对贺廷俊不会毫无影响。而且，延安四中在1925、26、27年春夏，很红，次于四师，比榆中还红，故被封闭。1927年到1935年，延安四中，发生学潮，敌军搜查学校，对延安人不能毫不知觉。1934年起，尤其1935年，红白对战，延安屡受红军打胜仗的影响而城内敌人恐慌。1936年起，延安四中，又到张光远同志手中（中共党员，任校长）。1937年，“双一二”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红军，陕甘宁特区党委，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都在延安。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陕公，女大……延安成为抗日中心，革命中心。妇孺老幼都知中共。党和革命的影响对延安人，格外深厚。因此，贺廷俊，生长在延安，是“天时”“地利”和“人缘”三者合一的。 （五）贺廷俊住榆林中学，当在1936、35、34年。1937年不知是春天或暑假回来，参加了抗大（？）陕北公学（？）的抗日救亡、革命学习。他在榆林中学，同我三弟赵仰概为先后同学。我弟初中在榆中毕业，高中到绥德师范。他们同学大约在1934年前后。榆中的校长虽反动，学生中党与团的工作，我的关系，1933年、1934年还有。教员，个别党员或同情分子也有。个别叛徒也有。学生中，国民党党员并不多。
（六）国民党搞三青团是抗战后期，兵源缺乏，蒋经国同陈诚勾结搞的，在1939年之后。陕北、榆林国民党从1930年后，才向井岳秀打主意，1932年才拉井“入党”，井部旅长团长1934年尚未全是“党员”。1934年正月，井部的营长尚非“党员”。青年学生在学校中有三民主义、遗嘱、党义、教材、教员。每周有纪念周（对孙中山）。教课本为南京伪中央教育部所审定之教材。教员中有国民党员（也不占大多数）。学生，初中多在十六岁至十九岁，高中多在二十岁上下。按国民党党章，只能在十八岁以上，成年，才可加入。在未有三青团之前，国民党吸收十六、七岁青年入党的事，没有听到见到。1930年至1935年，北京，国立、私立大学中的大学学生，年在廿岁以上，卅岁左右，加入国民党的，还不到百分之一、二十。不能把国民党看的太多太大。国民党滥吸收党员，在1939年后，也有条件、年龄、职业等限制。国民党坍，也坍在党员太多，控制和领导、照顾不了。上下脱离，甚至相背太甚。
（六）延安第四中学，从1925年到1935年，培养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大多为延属各县学生为多，延安本地人并不太多。绥德、米脂、榆林，立中学后，各县学生不少，本县本地学生占很大数目。四中，只留得姚安吉等三、五人在学校当工友的中共党团员，坚持了1930年到1937年中央、毛主席入延安。
（七）我调贺廷俊到民族事务工作委员会任秘书时，本来从伊盟回延安的，还有一位延安人，名叫李耀华，同贺廷俊的情况差不多，家中比贺家富有一些，年龄小一点。我原来想要李也来工作。结果，调时，李不来。后闻李退伍回家，当老百姓去了。1935年到1940年，做蒙古工作，最苦。不只同日寇、国民党、蒙奸、汉奸斗，而且衣、食、住、行、用，件件困难，医药缺乏，天灾、人祸，自然灾难很多，风俗、习惯，无一无难。1940年到1946年，在延安，搞民委工作，更无人愿搞，嫌“搞不出名堂”。蒙文，未学，不学，难学，蒙古解放更不知在何年月。尤其调当秘书，做事务工作，要同很落后的不懂汉话而且吸食鸦片的蒙兵蒙官来往招待他们。蒙人都有马骑。延安，人多，粮草困难。干部分大、中、小灶吃饭。蒙人吃饭，不要求中灶、小灶，但要“牛奶”，“肉”，“熟米”，与汉人不相同，而且“肉”要多。每马每日要二升料，十斤草。草要在数十里外运。一般干部，大灶饭，一人一天才斤半小米或一斤小米，而一马一日便须二升。至少一天要十多匹马。料也要从数里、数十里外运来。给高级首长当警卫员，当勤务员，还有不愿意干的，伺候蒙人、回民，“将来落什么结果？”很多人不愿干。都为“今日伺候蒙回民族，他们革命胜利，成功，认不认人，难卜，难定，难保！”“谁干这种傻事？！”
（八）贺廷俊当省人委秘书长，是由做事务工作，由延安起当交际处长，西安修建人民大厦，招待外宾，招待住交际处的往来干部。一句话，从伺候人，得相信，被提拔的。他经1943年整风。经过解放战争。省人委的修建工作，有他的力。政治上，组织上，由于他做的事务工作出不了领导“首长”，省长、秘书长和机关党委（延安时代，边府党组）的指使范围，他不能有单独的意图或做法。伺候的人，都比他“位”高，“权”大。当然，开会的劳动英雄们，人民代表们，政协代表们，援朝时代的战斗英雄，来西北的国际友人，他认识了很多，招待过很多，在国内外都有不少关系。陕西，政权的性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走资修正主义路线，主要应由省委书记们、省长们负责。我的看法，贺廷俊不能负担责任。他招待任何人的送往迎来及支费，都是经过事先领导布置及事后检查总结的。他只是谨慎勤劳地工作，并无额外享受的。他的开支权也不大。
（九）据我所知，他的历史、出身，并不复杂。榆林高初中一共才是六年。初中只三年。从十三岁到十九岁，或十六岁到廿二岁。初中也有十五岁到十八岁的。而且，由延安到榆林，是寄宿校内，榆林城内风俗虽腐朽，没有亲友，青年学生还有“校规”约束，也不易胡作非为。抗日日期，延安很繁盛，市面小商小贩极易得利。他家中兄嫂，不大赞成他参加革命工作。工作人员既“穷”又“苦”，家中父母妻子也跟着穷苦。兄嫂表示“父母妻子也养活不了，全要我们负担，能干得个啥？”胡宗南进攻延安，西安解放，全国解放，革命在全国大陆胜利，改造了他兄嫂的思想。1949年以后，再未听到他兄嫂对他再有什么闲言。
（十）总计起来，他今只50岁上下。1937年至今已三十年。小学六年的校长、教员，为中共党员。家在延安。受大革命及土地革命的影响多。延安是东北军、张学良“双一二”后让给我们中共的。他在榆林上中学最多六年，少才三年。他的榆中同学中最突出的为高凌云。高于复员后任陕水利厅副厅长。也到革命中来了。其他更无论矣。
估计，他不会也不可能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不可能是党内、政内的走资路线、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连一个副厅长的职权也不及。省人委的大权在省委书记兼省长的人手中，在时逸之那样的秘书长手内。各位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各厅厅长的权，都比他大。他实际只是事务工作的秘书长，主要还是交际处长的工作为主。交际处长是他顶戴过许多其他人，别人升之后，因他年久，事熟，才任交际处长的。論实权，他不及地委第一书记、专员及县的第一书记“权”大。名，当然，比厅长也大些，由于交际处给人吃、穿、住、车，供应了别人，满足了别人的需求之故。我意应从本质上认他。
只供参考。他的职位、工作，我是旁观者。
赵通儒 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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