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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话实说》停播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构好“真实、理性话语空间”之节目核心价值。一档谈话节目的良性发展,除了从业者需要坚守和发展节目的核心价值,还需要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因此,需要突破体制性拘谨所带来的过度敏感,警惕市场无形之手对媒体公共利益追求的限制。
关键词《实话实说》 停播 体制性拘谨 市场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
2009年9月26日,央视名牌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在播出最后一期节目之后永久停播,在央视新一轮改版中出局,央视给出的理由是收视率不佳。这一变化引发业界、学界及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什么一个存在13年且红极一时的名牌栏目落得如此下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视率的下滑呢?红极一时的名牌栏目黯然离场对于今后谈话节目的建设与发展有何教训?鉴于上述这些问题,有必要对该事件进行回溯与反思。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在国内迅速形成了收视热点。《实话实说》传递出了多种声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视角,倡导一种宽容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给当时的电视屏幕带来了极大活力。这种活力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主创人员自主追求的结果。《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曾谈过节目创办的初衷:“一个最根本的冲动就是要实现尊重人的主张,而尊重人的标志就是让人说话。”“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还给老百姓。”“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电视能给观众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①在时间的这些叙述中,关于《实话实说》节目的定位和追求极为清晰——力图在节目中构建出一个真实、理性的话语空间。在如此制作理念的观照下,作为中国大陆电视谈话节目拓荒者的《实话实说》开播不久即走红电视荧屏,创下了晨间节目5.4的高收视率,许多观众甚至以能参加节目的现场制作为荣。
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话实说》逐渐被指摘话题不吸引人、观众参与度热情下降、收视率连年下滑……甚至有人爆料“《实话实说》不让我说实话”。②有网友甚至在网上直言:“一个宣称说实话的栏目,听不到多少实话,只说一堆无关痛痒的废话,不死才怪!”
为什么一个存在13年且红极一时的名牌栏目落得今日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视率的下滑呢?有论者指出《实话实说》“节目失去了作为一个品牌栏目赖以生存的基石——有分量、有真知灼见,有社会影响力与推动力的现实积淀和价值志趣的缺失”③这是从栏目品牌建构角度给出的一种解析,有一定道理,未必尽然。从谈话节目的本体来看,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目核心价值的流失——真实、理性话语空间建构的缺失。研究西方谈话节目发展历程会发现,谈话节目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中经久不衰,并且出现不少存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长青的节目如《奥帕拉·温弗莉秀》,其奥秘不在其他,正是在于这些节目一直致力于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与公共话题的关注,建构一个开放、真实、理性的谈话空间,并以此在社会中形成影响力和威力,正如美国学者吉妮·格拉汉姆·斯科特所说“广播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听众放松身心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一个途径。在今天的地球村里,这些节目还起着古老时代社区议事场的作用,人们在那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现实问题,交流闲闻逸事,或是谈论哲学、艺术和文学。”④在谈话节目中构建一个能使公众感到松弛的公共议事场,是吉妮·格拉汉姆·斯科特分析美国王牌谈话节目历久弥新之原因所给出的一个核心因素。显而易见,从时间在谈及节目创办初衷时所说的上述那番话可以看出,《实话实说》主创人员从国外引入“脱口秀”节目形式在国内推出《实话实说》节目,看重的正是谈话节目的这种作用,然而,这种节目创建初期的理想和追求却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失落了。
那么,为什么创建初期的理想和追求以及付诸实践的节目运行模式,不能固化为恒久呢?谈话节目要恒久、要良性发展,需要从业者自身对一档节目本身的核心价值观有坚守和发展,但坚守和发展其实需要有外部的条件,其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突破体制性拘谨所带来的限制。毫无疑问,《实话实说》真实、理性话语空间建构的逐渐缺失并不是《实话实说》主创人员的主观意愿,说制作团队水平下降似乎也难以令人完全信服。所谓“体制性拘谨”来自于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说法,“坚持稳定压倒一切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一种不恰当地执行的情况,即将稳定问题过分估计,结果导致一种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不敢向前推进的倾向……这样的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⑤也就是说,按照孙立平教授的说法,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对于谈话节目的选题也可能带来较大影响。因为拘谨的体制性思维,对(下转第150页)(上接第148页)于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忧,对谈话节目的选题也就会过分的限制。也许正是因为类似限制的存在,和晶才会在她的博客中抛出第一个反问“《实话实说》的选题是可以由一个人来画圈打勾的吗?”。
其实,这种选题限制不仅存在《实话实说》中,在其他谈话节目中都存在,有论者曾论及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缺陷:节目谈话现场缺乏论说色彩,讨论的深度不够,未能展现足够多的不同观点,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理性沟通;节目注重个案的分析和展示,多讲述少论说,成为一种谈话表演;节目中引入过多的娱乐因素,使电视谈话节目成为“全民化的娱乐通道”。⑥这些缺陷的存在与国内因体制性拘谨所带来的过分敏感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毫无疑问,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些话题禁区,这并不奇怪,需要警惕的是过分的拘谨所带来的过分限制。
第二,要警惕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限制。从有关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所基于假设的相关理论,我们或许会得到一些启示,其假设这样表述:“个人受自我利益而不是任何公共利益观念的驱动,他们是自身利益的最好法官。”⑦如果把这里的自我利益理解为产业化进程中自负盈亏的新闻媒介的自我利益,我们有理由对以下的表述表示审慎的赞同:“新闻媒介因自身利益的驱动有时会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这样的论断能有效地为我们思考本论文的主旨问题拓展思路。
提及市场这一因素并不是为了非议《实话实说》停播的原因——因收视率下滑而出局。收视率下滑而停播无疑是符合媒体发展的市场逻辑的,问题是市场逻辑并不是传媒传播事业发展的唯一逻辑。若一个媒体过于重视市场利益在整个媒介系统中的地位,结果必然是重个体利益、轻公共利益,趋利避害,多上没有风险而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节目。这样的一种媒体发展逻辑,对于以建构真实、理性话语空间为旨归的谈话节目而言当然是不利的,所以才会有和晶所谓的“一个亲爹不要,后娘不疼的孩子,是孩子自己的错吗?”这样的反问。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的经济利益取向是媒体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媒体及其从业者要谨防媒体及从业者的职业自觉意识的过度市场化。
《实话实说》应该还是不应该停播,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而如何才能使大陆谈话节目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则可以从《实话实说》节目的停播一事中汲取诸多教训。
注释
①时间等.实话实说的实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8.
②殷谦.《实话实说》不让我说实话[J].当代,2007(5).
③贾瑞雪.品牌栏目如何可持续发展——对《实话实说》谢幕的反思[J].记者摇篮,2009.(12):64.
④Gini Granham Scott: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8.
⑤孙立平.体制性拘谨是一种过分的敏感[J].新远见,2008(4):128.
⑥于丽爽 宋茜.脱口成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
⑦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三联书店,2004:28.
关键词《实话实说》 停播 体制性拘谨 市场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
2009年9月26日,央视名牌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在播出最后一期节目之后永久停播,在央视新一轮改版中出局,央视给出的理由是收视率不佳。这一变化引发业界、学界及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什么一个存在13年且红极一时的名牌栏目落得如此下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视率的下滑呢?红极一时的名牌栏目黯然离场对于今后谈话节目的建设与发展有何教训?鉴于上述这些问题,有必要对该事件进行回溯与反思。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开播,在国内迅速形成了收视热点。《实话实说》传递出了多种声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视角,倡导一种宽容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给当时的电视屏幕带来了极大活力。这种活力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主创人员自主追求的结果。《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曾谈过节目创办的初衷:“一个最根本的冲动就是要实现尊重人的主张,而尊重人的标志就是让人说话。”“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还给老百姓。”“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电视能给观众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①在时间的这些叙述中,关于《实话实说》节目的定位和追求极为清晰——力图在节目中构建出一个真实、理性的话语空间。在如此制作理念的观照下,作为中国大陆电视谈话节目拓荒者的《实话实说》开播不久即走红电视荧屏,创下了晨间节目5.4的高收视率,许多观众甚至以能参加节目的现场制作为荣。
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话实说》逐渐被指摘话题不吸引人、观众参与度热情下降、收视率连年下滑……甚至有人爆料“《实话实说》不让我说实话”。②有网友甚至在网上直言:“一个宣称说实话的栏目,听不到多少实话,只说一堆无关痛痒的废话,不死才怪!”
为什么一个存在13年且红极一时的名牌栏目落得今日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视率的下滑呢?有论者指出《实话实说》“节目失去了作为一个品牌栏目赖以生存的基石——有分量、有真知灼见,有社会影响力与推动力的现实积淀和价值志趣的缺失”③这是从栏目品牌建构角度给出的一种解析,有一定道理,未必尽然。从谈话节目的本体来看,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目核心价值的流失——真实、理性话语空间建构的缺失。研究西方谈话节目发展历程会发现,谈话节目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中经久不衰,并且出现不少存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长青的节目如《奥帕拉·温弗莉秀》,其奥秘不在其他,正是在于这些节目一直致力于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与公共话题的关注,建构一个开放、真实、理性的谈话空间,并以此在社会中形成影响力和威力,正如美国学者吉妮·格拉汉姆·斯科特所说“广播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听众放松身心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一个途径。在今天的地球村里,这些节目还起着古老时代社区议事场的作用,人们在那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现实问题,交流闲闻逸事,或是谈论哲学、艺术和文学。”④在谈话节目中构建一个能使公众感到松弛的公共议事场,是吉妮·格拉汉姆·斯科特分析美国王牌谈话节目历久弥新之原因所给出的一个核心因素。显而易见,从时间在谈及节目创办初衷时所说的上述那番话可以看出,《实话实说》主创人员从国外引入“脱口秀”节目形式在国内推出《实话实说》节目,看重的正是谈话节目的这种作用,然而,这种节目创建初期的理想和追求却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失落了。
那么,为什么创建初期的理想和追求以及付诸实践的节目运行模式,不能固化为恒久呢?谈话节目要恒久、要良性发展,需要从业者自身对一档节目本身的核心价值观有坚守和发展,但坚守和发展其实需要有外部的条件,其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突破体制性拘谨所带来的限制。毫无疑问,《实话实说》真实、理性话语空间建构的逐渐缺失并不是《实话实说》主创人员的主观意愿,说制作团队水平下降似乎也难以令人完全信服。所谓“体制性拘谨”来自于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说法,“坚持稳定压倒一切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一种不恰当地执行的情况,即将稳定问题过分估计,结果导致一种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不敢向前推进的倾向……这样的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⑤也就是说,按照孙立平教授的说法,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对于谈话节目的选题也可能带来较大影响。因为拘谨的体制性思维,对(下转第150页)(上接第148页)于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忧,对谈话节目的选题也就会过分的限制。也许正是因为类似限制的存在,和晶才会在她的博客中抛出第一个反问“《实话实说》的选题是可以由一个人来画圈打勾的吗?”。
其实,这种选题限制不仅存在《实话实说》中,在其他谈话节目中都存在,有论者曾论及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缺陷:节目谈话现场缺乏论说色彩,讨论的深度不够,未能展现足够多的不同观点,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理性沟通;节目注重个案的分析和展示,多讲述少论说,成为一种谈话表演;节目中引入过多的娱乐因素,使电视谈话节目成为“全民化的娱乐通道”。⑥这些缺陷的存在与国内因体制性拘谨所带来的过分敏感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毫无疑问,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些话题禁区,这并不奇怪,需要警惕的是过分的拘谨所带来的过分限制。
第二,要警惕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限制。从有关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所基于假设的相关理论,我们或许会得到一些启示,其假设这样表述:“个人受自我利益而不是任何公共利益观念的驱动,他们是自身利益的最好法官。”⑦如果把这里的自我利益理解为产业化进程中自负盈亏的新闻媒介的自我利益,我们有理由对以下的表述表示审慎的赞同:“新闻媒介因自身利益的驱动有时会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这样的论断能有效地为我们思考本论文的主旨问题拓展思路。
提及市场这一因素并不是为了非议《实话实说》停播的原因——因收视率下滑而出局。收视率下滑而停播无疑是符合媒体发展的市场逻辑的,问题是市场逻辑并不是传媒传播事业发展的唯一逻辑。若一个媒体过于重视市场利益在整个媒介系统中的地位,结果必然是重个体利益、轻公共利益,趋利避害,多上没有风险而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节目。这样的一种媒体发展逻辑,对于以建构真实、理性话语空间为旨归的谈话节目而言当然是不利的,所以才会有和晶所谓的“一个亲爹不要,后娘不疼的孩子,是孩子自己的错吗?”这样的反问。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的经济利益取向是媒体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媒体及其从业者要谨防媒体及从业者的职业自觉意识的过度市场化。
《实话实说》应该还是不应该停播,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而如何才能使大陆谈话节目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则可以从《实话实说》节目的停播一事中汲取诸多教训。
注释
①时间等.实话实说的实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8.
②殷谦.《实话实说》不让我说实话[J].当代,2007(5).
③贾瑞雪.品牌栏目如何可持续发展——对《实话实说》谢幕的反思[J].记者摇篮,2009.(12):64.
④Gini Granham Scott: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8.
⑤孙立平.体制性拘谨是一种过分的敏感[J].新远见,2008(4):128.
⑥于丽爽 宋茜.脱口成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
⑦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三联书店,20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