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个新闻专题，述及中国“城市病”日益严重，“人们”不得不逃离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云。南京算几线来着？
　　普通人就是活着，考虑怎么活得更好点，哪里谈得上“发展”。若因加班跟老板龃龉，终于休假郊游，远远看到村姑夕阳下劳作，觉名利之心顿消，乃至感慨何时退休归去来兮，但这不能算“逃离”。因为走近，会发现村姑的脸皱巴巴的、护手霜也绝非兰蔻。
　　事实上，村里已经没有村姑。他们都在北上广的车间里，我是说，假如没在东莞的会所中。农村余下老人和孩子，最惨烈的故事时有听闻。
　　摄影家照相，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常见主题，满眼老农笑口齿缺抱玉米，或者肚兜男孩儿搂南瓜，一水儿“大丰收叙事”。这是赤裸裸的粉饰帮闲，农村是你们说的样子吗？没廉耻的东西。
　　汶川地震后群星一遍遍唱着“我让你重回原来的生活”——可那种生活是值得羡慕的、文明有尊严的吗？很多人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就是民族村的载歌载舞，有谁细想过大凉山的小学？
　　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准确地说，农村逃离的。先撂个话儿放这儿：你就打死我，我也要赖在城市里。我之所以没去北上广，是因为失去在那里的机会。
　　你知道农村的真相吗？我们的农村交通更原始、住房更简陋、环境更糟糕、资源更稀缺。如今，村村通勉强通了村村；而我小时候，一场大雨，三五天后才能勉强走出家门。雨靴是极罕见的物件儿，连工字木屐也属奢侈。其它就不说了，喜欢兰花指叙事的城市文青，一定要请上一回我老家的茅房，看他还写不写酸诗，装不装海子。
　　有太多的指数，可以区别城乡的资源情况。虽说城市的环境的确是媒体的热门议题，但农村的环境问题，很少有机会进入媒体视野。他们似乎是一个沉默的虚空，可以被主流社会无限度地转嫁。
　　上海朋友忆苦思甜，说童年时食品短缺，大人把饼干听放在高处，以限制小朋友的馋嘴。我心想：小时候，听说有种叫饼干的美味——在有座叫上海的城市里——我是说在有种叫幼儿园的地方；胸前别着“手捏子”（手帕）的“小朋友”，可以一块块掰着享用。直到课本里，学到周总理给小桂花同学苹果，我还没见过一只真正的苹果。
　　倒是三十年来，总有各级领导，在某个固定的工作季，到农村给孩子送温暖，每次看到都要心痛。我小时候，跟城市的孩子一样会流鼻涕，但却没有手捏子。于是总把它像大人一样，抹到树干或者鞋跟——如果碰巧有鞋跟的话。当然如你所知，俺跟城市的孩子一样会大便，我起誓不会有人想知道，我用什么来替代手纸。
　　彼时乡人的中国梦，是“吃商品粮”，拥有城市户口。实在不行，到城市当临时工也行。说“上班”的感觉，比“下田”实在高端许多。
　　城市病是撑得，农村还饿着。农业文明，仍在畜力阶段，在今天即是不文明。《新概念英语》有篇文章，描写作者对城市文明的赞美，我有共鸣。雨中的广场和夜里的路灯，多有诗意，我根本不怀念故乡漆黑的泥泞。
　　在农村的庙会上，有难得一见的临时舞台。传统戏曲，或者是草台班子的肚皮舞。那里没有小剧场，没有同步全国的院线。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内容稀缺，所以即使是新闻联播，也还有一如既往的魔弹效果。
　　也许城市是让人沮丧，但还有更让人沮丧的农村。老相册里有张合影，我与家兄舍妹，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不过那只是布景。真相是，我们站在皖西北县城的一家照相馆里，在1970年代。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去大城市，让我的孩子，在幼儿园而非牲口屋里开学，胸前也别着个“手捏子”，吃饼干——哪怕你们城里人，把它叫做垃圾食品。
　　哪怕有雾霾，我也要呛死在城市。何况北上广有更好的医院，哪里先呛死，也还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