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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地，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被战争自身的悲惨所取代，异常膨大的受害者意识麻痹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感。
想起了前首相石桥湛山
今年是日本战败６０周年。然而日本与亚洲各交战国之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不仅没能得到解决，反而有一举爆发之势。
年初以来，因教科书问题、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日中、日韩间的对立日趋激化。同时，伴随着日本试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和钓鱼岛所有权争议等问题，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
无须置疑，问题的核心在靖国神社问题。小泉首相就任之后，连年参拜这个象征军国主义的神社，不仅使国内反对派和赞成派的对立激化，更招致来自国外的抗议，使之成为一个政治、外交问题的症结点。
看到小泉这种试图与亚洲各国和日本国内舆论为敌的强硬姿态，不禁使我想起了前首相石桥湛山先生在日本战败后所做的“靖国神社废止”的言论：
“这次给日本带来万世不可拂拭之屈辱的大东亚战争，几乎使国家遭受灭顶之灾，今日即使能在此地继续祭祀战争的牺牲者，也不可能达到‘靖国’之目的了。如使这神社残存，我后世子孙将以何种感情站立于祭坛之前呢。作为一个永远的屈辱和怨恨的象征，靖国神社只能将这一段阴惨的记忆刻印于后人心中。现今日本人需要的是对战争作深刻的反省，而不是要继承这种只能留下怨恨的军国主义纪念物。”
这痛快淋漓的发言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者石桥湛山的真正的爱国心。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悼念本国战争牺牲者的“靖国”精神，而是面向世界做出的对侵略战争的诚挚反省。
作为一个经济评论家，石桥从战前就高举“小国主义”的旗号，在大国主义、侵略主义的时代潮流中独树一帜地打出反对帝国主义、放弃殖民地的旗号，主张用以人为本发展国内生产力的方法来解决日本面临的领土狭窄、资源贫瘠、人口过剩的矛盾。
战后他所喊出的第一声就是“利用头脑和劳动来建设小国日本”。１９５７年他从首相职务上引退之后，为缓和冷战的对立，他携带着自己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草案走访于中苏之间，实现了自己的“诚心诚意跳到对方的怀里促膝倾谈”的诺言。
“大国主义”的思想意识
笔者认为，在今天中日两国对立的舞台之后，隐藏着一种“大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对中国来说，反日情绪的根源诚然出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不加反省的顽固态度，但也不能否认在其背后，有着一种以经济发展为背景的大国思想。
对日本来说，所谓右派“自由主义史观”论者所持有的那种要取得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试图挽回因战败所丧失的国民自尊心的大国主义倾向，其实也是日本政府早就拥有的潜在意识。上世纪６０年代以作家林房雄为代表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８０年代中曾根政权的“战后政治总决算”、９０年代的“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都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最近成为问题焦点的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种不加反省的大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所以无论以“公”还是以“私”的身份去参拜，只要政府阁僚踏入这个禁区，就足已说明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所持的立场。说这一行为是向亚洲各国进行挑衅决不过分。因为靖国神社本身就具有一种检验政治立场的试金石的特殊作用。
膨胀的受害意识
战败６０年后，日本仍不能与亚洲各国友好相处，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这两个方面。
从历史认识方面来看，首先必须指出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理解十分薄弱。尤其是日本政府，总是试图美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强调各战争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比如“伟大的明治时代”与“黑暗的昭和时代”（又称司马辽太郎史观），“值得自豪的日清（甲午）、日俄战争”，“突然勃发的日华（卢沟桥）事变”，“忍无可忍被迫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种战争认识，原本出自战后东京审判中日本辩护团的陈述，是为战犯争取有利判决的穷争滥辩，但后来这个发言的精神却成了日本政府的非公开的立场。
通过这种肆意的历史曲解，日本人似乎保住了国家和民族的面子，实质上却失去了一个对战争反省的重要机会。之后，这种认识更发展普及于多数国民中，成了今日历史认识对立的祸根。
虽然战后一些推进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出于自己的“受害体验”，对军部和天皇制的国家体制也进行了严厉批判，但遗憾的是，作为战争的参加者、支持者，他们对加害于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
此外，驻日的联合国军所主导的处罚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将一般日本国民置于旁观席上，从而使他们失去了自身反省的机会。在观望联合国军将一切罪恶归于一小撮陆军军人，而赦免了天皇、重臣、海军和民众全体的过程中，日本普通国民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不过是被军部的宣传所欺骗，所以大骂几声东条英机，便使自己的良心得到解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战争的受害者。
而将这种历史观和受害意识固定下来、并传延于后代的，是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管理下的中小学校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现在几乎所有检订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原因的分析和历史构造的解释都十分薄弱，多以历史事实的平面介绍或悲惨性的描写为中心内容，而故意回避阐述战争的重大犯罪事实。而且这种悲惨性的描写也多为自己国民的受害体验，例如美军对东京的地毯式轰炸，美军的冲绳登陆作战，广岛、长崎两地的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惨状等，给人的印象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此外，学校还通过修学旅行和种种的纪念活动，使记录着各种空袭、原子弹爆炸的影像资料牢牢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这种所谓的“和平教育”培育了大量的无原则憎恨战争的一代，却没能塑造出理智地分析战争构造、辨别侵略战争真正原因的青年。“侵略战争也好，反侵略战争也好，绝没有任何正义可言”——此为笔者从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口中听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不知不觉地，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被战争自身的悲惨所取代，异常膨大的受害者意识麻痹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感。
诚然，政治方面的休战需要中、韩方面的宽容。但作为过去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只是做出对等的让步姿态，并不能称之为有诚意，也不一定能使对方接受。６０年前的战争的确使日本化为焦土，但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损失比此不知要大多少倍。８月１５日，日本人在追悼３１０万本国牺牲者的同时，如不将死于战争的２０００余万亚洲人民铭刻于心，是永远不会得到国际社会谅解的。 （作者为１９９３年度石桥湛山奖获奖者）
想起了前首相石桥湛山
今年是日本战败６０周年。然而日本与亚洲各交战国之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不仅没能得到解决，反而有一举爆发之势。
年初以来，因教科书问题、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日中、日韩间的对立日趋激化。同时，伴随着日本试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和钓鱼岛所有权争议等问题，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
无须置疑，问题的核心在靖国神社问题。小泉首相就任之后，连年参拜这个象征军国主义的神社，不仅使国内反对派和赞成派的对立激化，更招致来自国外的抗议，使之成为一个政治、外交问题的症结点。
看到小泉这种试图与亚洲各国和日本国内舆论为敌的强硬姿态，不禁使我想起了前首相石桥湛山先生在日本战败后所做的“靖国神社废止”的言论：
“这次给日本带来万世不可拂拭之屈辱的大东亚战争，几乎使国家遭受灭顶之灾，今日即使能在此地继续祭祀战争的牺牲者，也不可能达到‘靖国’之目的了。如使这神社残存，我后世子孙将以何种感情站立于祭坛之前呢。作为一个永远的屈辱和怨恨的象征，靖国神社只能将这一段阴惨的记忆刻印于后人心中。现今日本人需要的是对战争作深刻的反省，而不是要继承这种只能留下怨恨的军国主义纪念物。”
这痛快淋漓的发言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者石桥湛山的真正的爱国心。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悼念本国战争牺牲者的“靖国”精神，而是面向世界做出的对侵略战争的诚挚反省。
作为一个经济评论家，石桥从战前就高举“小国主义”的旗号，在大国主义、侵略主义的时代潮流中独树一帜地打出反对帝国主义、放弃殖民地的旗号，主张用以人为本发展国内生产力的方法来解决日本面临的领土狭窄、资源贫瘠、人口过剩的矛盾。
战后他所喊出的第一声就是“利用头脑和劳动来建设小国日本”。１９５７年他从首相职务上引退之后，为缓和冷战的对立，他携带着自己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草案走访于中苏之间，实现了自己的“诚心诚意跳到对方的怀里促膝倾谈”的诺言。
“大国主义”的思想意识
笔者认为，在今天中日两国对立的舞台之后，隐藏着一种“大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对中国来说，反日情绪的根源诚然出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不加反省的顽固态度，但也不能否认在其背后，有着一种以经济发展为背景的大国思想。
对日本来说，所谓右派“自由主义史观”论者所持有的那种要取得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试图挽回因战败所丧失的国民自尊心的大国主义倾向，其实也是日本政府早就拥有的潜在意识。上世纪６０年代以作家林房雄为代表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８０年代中曾根政权的“战后政治总决算”、９０年代的“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都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最近成为问题焦点的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种不加反省的大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所以无论以“公”还是以“私”的身份去参拜，只要政府阁僚踏入这个禁区，就足已说明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所持的立场。说这一行为是向亚洲各国进行挑衅决不过分。因为靖国神社本身就具有一种检验政治立场的试金石的特殊作用。
膨胀的受害意识
战败６０年后，日本仍不能与亚洲各国友好相处，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这两个方面。
从历史认识方面来看，首先必须指出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理解十分薄弱。尤其是日本政府，总是试图美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强调各战争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比如“伟大的明治时代”与“黑暗的昭和时代”（又称司马辽太郎史观），“值得自豪的日清（甲午）、日俄战争”，“突然勃发的日华（卢沟桥）事变”，“忍无可忍被迫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种战争认识，原本出自战后东京审判中日本辩护团的陈述，是为战犯争取有利判决的穷争滥辩，但后来这个发言的精神却成了日本政府的非公开的立场。
通过这种肆意的历史曲解，日本人似乎保住了国家和民族的面子，实质上却失去了一个对战争反省的重要机会。之后，这种认识更发展普及于多数国民中，成了今日历史认识对立的祸根。
虽然战后一些推进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出于自己的“受害体验”，对军部和天皇制的国家体制也进行了严厉批判，但遗憾的是，作为战争的参加者、支持者，他们对加害于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
此外，驻日的联合国军所主导的处罚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将一般日本国民置于旁观席上，从而使他们失去了自身反省的机会。在观望联合国军将一切罪恶归于一小撮陆军军人，而赦免了天皇、重臣、海军和民众全体的过程中，日本普通国民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不过是被军部的宣传所欺骗，所以大骂几声东条英机，便使自己的良心得到解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战争的受害者。
而将这种历史观和受害意识固定下来、并传延于后代的，是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管理下的中小学校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现在几乎所有检订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原因的分析和历史构造的解释都十分薄弱，多以历史事实的平面介绍或悲惨性的描写为中心内容，而故意回避阐述战争的重大犯罪事实。而且这种悲惨性的描写也多为自己国民的受害体验，例如美军对东京的地毯式轰炸，美军的冲绳登陆作战，广岛、长崎两地的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惨状等，给人的印象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此外，学校还通过修学旅行和种种的纪念活动，使记录着各种空袭、原子弹爆炸的影像资料牢牢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这种所谓的“和平教育”培育了大量的无原则憎恨战争的一代，却没能塑造出理智地分析战争构造、辨别侵略战争真正原因的青年。“侵略战争也好，反侵略战争也好，绝没有任何正义可言”——此为笔者从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口中听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不知不觉地，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被战争自身的悲惨所取代，异常膨大的受害者意识麻痹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感。
诚然，政治方面的休战需要中、韩方面的宽容。但作为过去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只是做出对等的让步姿态，并不能称之为有诚意，也不一定能使对方接受。６０年前的战争的确使日本化为焦土，但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损失比此不知要大多少倍。８月１５日，日本人在追悼３１０万本国牺牲者的同时，如不将死于战争的２０００余万亚洲人民铭刻于心，是永远不会得到国际社会谅解的。 （作者为１９９３年度石桥湛山奖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