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成为新清华的舵手，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鲜为人知的是，在革命年代，蒋南翔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蒋南翔等一辈清华革命先驱，以中共清华地下党组织为阵地所开展的艰苦斗争及所体现的清华精神，应该被世人永远铭记。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即1932年，19岁的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入学前半年，因学业负担重，他埋头读书，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1933年初，日军攻陷重要隘地山海关，占领热河，华北岌岌可危，这促使着蒋南翔思想上行动上的转变。1933年下半年，他相继参加进步团体“三三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进步书刊，接触马列主义。后来在同乡好友何凤元介绍下，参加了清华秘密社联小组。1933年秋，通过高年级同学万愈的介绍，蒋南翔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成员之一。这时，已成立七个年头的清华地下党组织在多次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开展斗争。
　　入党后，蒋南翔热衷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多次参加中共西郊区委组织的飞行集会，散发淞沪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到学校附近的大有庄调查贫苦农户的情况等。随着清华进步学生不断增多，为了扩大思想宣传，清华党支部成立“现代座谈会”，蒋南翔随即报名参加，并成为该会哲学组负责人，经常组织学生开展两周一次的时事座谈等活动。
　　然而，频繁的学生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开始加紧对爱国学生的迫害。1934年下半年始，国民党三番五次派便衣特务持枪到清华园企图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周刊》总编辑牛佩琮，清华党支部书记何凤元等人，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校园，清华地下党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危难之际，作为清华党支部成员的蒋南翔没有退缩，他果敢坚决，选择迎着风暴继续斗争。他发起募捐支援被捕学生，和许留芬一起探望关押在宪兵第三团的清华同学，还主动与几位同学重建了清华秘密社联小组。随着社联小组不断扩大，蒋南翔又通过韦毓梅在女同学中秘密建立社联小组。作家韦君宜在《记领路人蒋南翔》中回忆：“我们六个女生是一组，由蒋南翔领导……他教我们阅读《中国大革命史》，教我们开会怎么开法，先是时事分析，再是工作讨论，再是工作布置……他还告诉我们，有个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如果打起仗来，苏联的拖拉机可以改装成坦克……反正都是闻所未闻的奇怪事儿。”
　　后来，蒋南翔与北平市委的周小舟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党领导的民族武装自卫会。他作为中共清华地下党的重要舆论阵地——《清华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常以南风等为笔名发表文章，揭露侵略者恶行，启发广大青年觉醒。他在《华北的危机》中呐喊：“中国的领土虽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欲壑更深，有限的领土无法填满日本的无底壑，一味的摇尾乞怜，忍辱退让，希冀能邀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怜而顾我’，那是绝对难以办得到的！我们的出路在那儿？唯有全国民众自己能觉悟，奋起自救，踏着东北义勇军的血路前进！”
　　1935年，在全体同学的支持下，蒋南翔当选《清华周刊》总编辑。面对国民党对革命刊物的全面“围剿”，《清华周刊》在蒋南翔的主持下，顶住压力，继续刊载进步文章，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揭露亲日派卖国行径。这一届《清华周刊》还出版了几期扩大篇幅的学科专号，声誉日旺。蒋南翔以穆文等为笔名发表多篇文章，其中《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对唤起学生们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作用。文章指出了日本侵华的必然性和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强调：“我们的政府处在现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局势下，需要‘友邦’的‘提携’正多，他们为了‘顾全大局’，自不可攀逆鳞而批之，得罪了我们的‘友邦’，所以对于华北的人民和土地，我们的政府，只好心有余而力不足……被抛弃了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恃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可见，蒋南翔在革命的考验中不断成长，在思想上政治上日渐成熟。
　　1935年7月，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和日方达成《何梅协定》，这一卖国行径实际上彻底放弃了华北主权。噩耗传来，蒋南翔与清华地下党立即决定，利用暑假动员学生开展救亡活动。蒋南翔、姚依林、吴承明等人成立暑期同学会，蒋南翔为主席。他们注重同学思想和生活等问题，组织清寒食堂帮助困难学生，坚决反对日本走私，积极参与赈济黄河水灾活动，还秘密组织印发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等。
　　不久，原清华党支部书记何凤元获释返回清华，在蒋南翔帮助下，何凤元找到上级党组织，清华党支部得以恢复，何凤元继续担任支部书记，蒋南翔任支部委员兼清华共青团支部书记。1935年10月，何凤元调到北平市委工作，22岁的蒋南翔接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并担任北平西郊区委委员，支委有韦毓梅、方琦德、吴承明、牛荫冠。正是蒋南翔主持的这一届党支部，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的清华地下工作。

二

　　有人说，“五四”是北大的光荣，“一二九”是清华的光荣。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军企图建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国民政府准备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1935年11月，刚成立不久、总部位于清华园的北平学联，立即作出发动北平学生游行请愿的决定。根据北平市委指示，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
　　一二九運动爆发前，在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党支部策划下，成立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包括黄诚、吴承明、陆璀等11人。清华向来有民主传统，学生的集体活动必须由全体学生大会通过。11月27日，蒋南翔利用学生集会时间，作为大会主持，同提案人吴承明建议学生参加游行请愿，因部分学生极力反对，无果而散。这丝毫没有打击蒋南翔的信心，随后他组织进步学生走访同学、召开座谈会等，争取大多数同学支持。12月3日，清华举行全体学生大会，经过激烈争辩，最后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的议案，蒋南翔等进步学生取得胜利。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平市委的何凤元立刻赶赴清华找到蒋南翔，请蒋南翔在游行请愿开始之前，起草一份对外宣言。接到这一光荣任务，蒋南翔心潮澎湃，当夜即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地下室的印刷车间起草《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满腔热血，悲愤激动，反复斟酌修改，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后定稿。12月6日，该宣言在清华救国会《怒吼吧》杂志上率先发表，宣言以读书和救国关系为主题，虽千余字，却侃侃而谈，铿锵有力。“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荣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道出了广大爱国青年的心声。

　　12月9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数千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当天，蒋南翔和随行同学高呼口号，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前，他起草的已被印成单页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广为散发，四处张贴，成为动员万千青年和广大民众起来抗日的锐利的战斗口号。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份宣言出自蒋南翔之手，他也从不向人说是自己写的。之后，全国各地爆发学生爱国行动，工人进行罢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
　　12月16日，国民党正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党组织秘密决定再举行一次大示威。何凤元又找到蒋南翔，要他起草示威宣言。蒋南翔用了一个晚上撰写好，交与何凤元印发。20世纪80年代，蒋南翔在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之际回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和《一二·一六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宣言》，反映了我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际的思想认识和救亡热情，或许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平爱国学生的共同感情。”
　　面对学生连续两次大规模示威，国民政府惊慌失措，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北平学联根据北平市委指示，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其中，清华、燕京和辅仁等大学编为第三团。作为清华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率先报名，并作为清华代表成为第三团指挥部成员之一。出发前，他做了大量工作，动员本校团员和社联、武委会等地下革命组织成员参加，还广泛吸收表现积极的进步同学。南下过程中，蒋南翔负责的第三团在高碑店遭到军警武力威胁，为了团结被解散的同学，他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到一致拥护。通过此次经历，蒋南翔看到了被压迫农民的疾苦，不仅认识到广大青年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更意识到抗日救亡必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为之后他充分理解和运用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返回北平后，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林枫于1936年1月中旬到西郊区委，召集清华、燕京两支部党员开了两天会。蒋南翔同牛冠荫、方琦德、黄华等人一同参会，在林枫的指导下，学习讨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如何配合，党的民主集中制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区别等问题，深受启发。2月1日，北平市委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随着各地学生爱国运动扩大，苟安卖国的国民党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要求解散救亡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对进步学生和爱国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和镇压。
　　2月29日，国民党突然出动百名军警包围清华园，严密封锁不许进出。他们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蒋南翔作为重点抓捕对象首先被捕，关押在工字厅。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恶行引起了学生公愤，看押者见势不妙，立即把蒋南翔转移到西校门警卫室。北京学联党团负责人姚依林、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也被关押进来。当时，好几百名学生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冲到西校门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在民先队的带领下，吴承明带人踢开警卫室的门，宪警立刻端起枪来，后来看到大批学生蜂拥而至，势不可挡，就灰溜溜地跑了。学生们立刻帮蒋南翔等人松绑，还有许多学生赶到西校门外，当场把准备装载被捕学生的卡车砸破。清华爱国学生在党的正确指导下，顶住了反动派镇压，在反搜捕中变得更加英勇顽强。
　　当天晚上，反动当局为了报复，以“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为由出动5000余军警再次包围清华园。清华支部事先作了部署，清华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也早有准备，主要骨干预先躲离。蒋南翔在清华二院食堂几位工友的掩护下躲过了反动派的魔爪。清华大部分学生离开寝室，集中隐蔽在体育馆篮球场。晚上全校熄灯，军警摸黑在校園各处进行搜捕，寻不到任何踪迹。直到天将明才找到体育馆，随便抓了20多名学生回去交差。

　　为了保存骨干力量，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何凤元要蒋南翔暂时离开学校避风头。蒋南翔安排好清华支部的交接工作后离校，随后，宫曰健接任清华党支部书记一职。蒋南翔曾感慨：“我在‘二二九’大逮捕事件中得以幸免，要感谢广大爱国同学的正义声援，也要感谢二院食堂工友的同情支持，还要深深感谢临离北平以前给我热诚帮助的同志和朋友。在‘二二九’大逮捕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华同学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精神，当时使我深受感动;就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仍然感到神往。”

三

　　蒋南翔暂告北平后，回到老家宜兴待了几天就赴沪参加了上海抗日青年团，负责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不久，何凤元来信邀请蒋南翔回北方继续工作，蒋南翔也想完成最后一年学业，取得毕业文凭。1936年8月，蒋南翔重返北平。这时，在学生运动问题上党内有争论，出现了以徐芸书（又叫徐高阮，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 “无条件统一”，实质上完全取消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徐芸书还到天津向北方局进行申诉。

　　1936年9月，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了解情況，研究如何改进学生运动的领导问题。彭真亲自到清华大学调查，找蒋南翔和徐芸书谈话，征求他们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意见。为了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彭真代表北方局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北平学委”），任命蒋南翔为北平学委书记，北平学委直接受北方局领导，由彭真直接负责联系。北平学委委员包括蒋南翔、高承志、于启明三人。其中，蒋南翔主持学委会议，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党团，领导西郊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党支部。学委成立前后，蒋南翔仍兼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面对不同的声音，蒋南翔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反对徐芸书等人的错误观点。1936年10月10日，徐芸书在《学生与国家》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论无条件的统一》，认为全国一切力量在大患之前要无条件的统一起来，要求民众对统一的原则再无怀疑，“实现现阶段的真正的统一，实质的统一”。在学生运动实际工作中，徐芸书等人还主张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各种学生团体，要求把学生团体都统一到国民党所控制的组织上去。在《学生与国家》同一期上，蒋南翔发表《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一文，表示愿意纠正过去学生运动中“左”的错误，认为“抗日救国”与“读书救国”二者不是对立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在救亡总目标下，吸收各种不同立场和兴趣的同学，唤醒并领导广大青年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发挥各自能力，汇成伟大的救亡巨流。同时指出，今后愿意与政府及各校当局、全国人士开诚合作，强调“除了敌人的侵略不能再容忍再忘记外，其余一切内部的嫌隙和旧日的恩怨，都应该忘记，应该一笔勾销”，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引起了很大反响，取得了社会广大阶层的支持，当时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专门发表社论予以赞许。
　　从1936年秋北平学委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南翔大部分时间主要是领导北平学委和北平学联党团工作，期间，他仍直接领导清华支部的工作。在蒋南翔的主持下，在北平学委和清华支部的带领下，当时的学生开始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再对抗，还邀请傅作义到清华讲话，清华党支部专门组织慰问团到绥远抗战前线支援。后来，双十二事变爆发，部分学生主张杀蒋，蒋南翔则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事变和平解决后，清华党支部有意识地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蒋南翔、杨学诚还派出几位同学与国民党右派学生接触，并让熊向晖等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中山公园，与国民党右派学生聚会聊天，做思想工作。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城里人潮水般往城外涌。蒋南翔、杨学诚等人负责领导北平流亡学生中的党的工作，以保卫党组织和党内同志的安全。在离开北平的前两天，蒋南翔等人在负责筹划和组织北平学校中党的撤退工作的同时，还设法通过西直门、海淀、清华园等敌人岗哨回到清华校园，分别将藏在几个地方的重要文件烧毁，保护了党的机密。
　　面对祖国的危亡和民族的灾难，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于1926年应运而生，在党的指引下，英勇斗争，百折不挠，不断发展壮大。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清华党支部先后共有27任支部书记，光荣战斗的共产党员累计约110名，蒋南翔就是其中之一，他对清华地下党、清华大学和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蒋南翔昔日好友张宗植这样评价：“南翔是学生时代以来最亲密亦最尊敬的战友，对国家对党的热诚终生不渝。抗日反帝运动中，我讲不响亮的话，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他始终是我的明灯。”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
　　（编辑 郭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