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写在副标题中的“心理积存”这四个字，是从我老师所谓“心理积淀”的提法中变化而来的，而且，我们选用此类大同小异的说法，都是意在指涉理性或其他心理内容渗入并塑造感性的过程；由此也就可以说，我们都对人类的情感本性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都认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能力与情感反应，有可能在时间中得到生成和迁移。
　　不过，两代人之间仍有基本的分歧。李泽厚老师利用“心理积淀”的说法，主要是来描绘他所谓“心理建设”的上升过程，或者说，来动态地描绘他所理解的暗合黑格尔目的论的康德心理结构的发生与发展。而我换用“心理积存”的说法，则是有意让措辞稍稍“陌生化”一些，以便能从意识中隔断那种对于历史本身的无原则崇拜。实际上，从打我写作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西方的丑学》的时候，我就对那种“从美丽走向更美丽”独断上升过程表示了怀疑，尽管当时我还并不认识李老师，无缘把我这些不同意见当面讲给他听。
　　但这个话题，则要简捷地从“九一一”事件谈起。还记得，那个袭击事件甫一发生，便能听到许多人在咄咄地称奇：这镜头简直太像好莱坞的大片了……甚至，世贸双塔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倒下来，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已经在媒体上念叨：原以为这类恐怖场面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想到它竟然现实地发生了……
　　“九一一”那天所发生的一切，肯定是当代人类史的一大综合转折，对其中非常具体而复杂的侧面，必须进行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中甚至也包括我现在由之出发的美学。人们或许会诧异：你这么高雅的学科，本应深藏在美术馆或者音乐厅里，怎么会跟曼哈顿那片文明冲突的废墟有关呢？然而不然。
　　在我看来，尽管中文世界跟从了中江兆民的误译，西语原文中aesthetics一词的首要义项，仍然一直是“感性之学”。由此，正因为一开初就设定了把“感性”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虽说学院中的“美学”经常表现为干巴巴的教义，跟人类的任何实际生活包括感性生活都相隔遥远，然而aesthetics这门学科本身，就其发展的空间而言，仍有足够的潜能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加专注于人类的感性问题。正是这个感性之学的特定视角，方使我们有可能抓住不放地追问：在“九一一”事件和好莱坞大片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感性心理联系？——不然的话，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极其罕见和骇人听闻的暴力，何以会跟现代影视工场中司空见惯的流水制作这等相似？
　　进行此种联想的心理基础，首先在于两者间非常相似的视觉效果。虽说在“九一一”那天，几乎是全球同步地看到了那场恐怖袭击，但当时绝大多数的人毕竟不在现场，他们能够通过“现场直播”收视到的，仍然属于某种虚拟的真实。由此，大多数家庭的起居室中那个经常播放恐怖大片的电视屏幕，在“九一一”那天所演示出来的模拟图像，就很容易在心理上被混同于平时早已看惯了的恐怖电影。甚至我们也已经看到，正由于此种长期养成的收视习惯，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读图效果——即使明知那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仍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摄影棚里的幻象。
　　不负责任的娱乐界简直是在先下手为强地辩称：“九一一”的恐怖现场并不是碰巧才跟恐怖大片如此相似的，这种契合刚好显示出了好莱坞惊人的“超前”想象力，说明艺术的想象力可以敏感地预告未来的突发事变。然则照我看来，这种似是而非的强词夺理，把事情整个儿弄颠倒了，仿佛我们以后还非得多多益善地观看这些该死的大片似的！
　　事实上，尽管在正统的宣传和世俗的观念中，都迷信艺术之流是在跟从生活之源的，然而此等俗念早该经受一场“哥白尼革命”了。也就是说，我们早该旗帜鲜明地主张——生活在任何具体文明时空场域中的人们，其行为方式都必会受到具体意义结构的规范，而艺术作品恰又是生活意义的主要载体之一；缘此，只要是文明的进程已经实际地发端，那么对于任何具体文明人而言，生活都是在摹仿着艺术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特定文化表征的图像景观，其自身就是生产性乃至宰制性的。
　　偏巧在“九一一”这件事上，我遭遇过一个最尴尬的切身经历。那是在二○○一年八月中旬，有位美籍华人学者携家小来访，信口谈起他为了生活便利而放弃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宁可选择去纽约大学。我也许是太喜欢斯坦福那边的研究条件和辉煌校园了，一时不知哪来的胡思乱想，遂信口对他乱讲道——住到纽约去有什么好？下次只要恐怖分子能搞到一颗原子弹，挨炸的就准是曼哈顿！……可想而知，话刚说出口不到一个月，我就为这张“乌鸦嘴”而懊恼了。说来也怪，自己既不是恐怖分子，更不是恐怖分子的头子，当时哪里来的这种先知先觉呢？经过一番仔细反省思忖，才把原委回想清楚：还不是无形中受到了《独立日》和《空军一号》之类大片的影响！
　　琢磨起来，问题就益发严重了：既然连我一介书生，都能糊里糊涂地进行这类联想，更何况那帮成天琢磨怎么不惜手段向美国复仇的亡命之徒。他们干吗不把好莱坞的电影情节简简单单地重演一遍？！我们固无确凿的证据来咬定，那次恐怖袭击是直接受到了恐怖大片的启发，但后来的调查毕竟证实了：那些劫机者并不是什么“山顶洞人”，而是曾经长期居留在西方、非常熟悉此间规则的现代人。最起码我们也应当记住：这些人是既能看到美国的电影，又能听懂电影中的英文对白。由此就不妨稍加推想，既然电影屏幕早已替这帮亡命之徒把那座纽约城给毁灭过多次，既然在他们的视觉表象里早已充满了这类暴力，而且他们在“欣赏”这类镜头时肯定充满了报复的快意，那么，他们能够自觉地避免此种视觉文化的熏染和暗示，那倒反而显得有些奇怪了！
　　而且，很可能正是靠着这种暴力场景的鼓舞，那些恐怖分子的内心反而排除了恐怖，只是充溢着强烈的快感。
　　如果从严格的原教旨出发，那么，不断夸张和宣示物质欲望的好莱坞影视工业，当然跟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格格不入。众所周知，那些恐怖分子之所以要采取如此极端的破坏行动，恰恰是要反击美国商业文化及其裹挟的价值观念对于自己既定生活方式的入侵和破坏。然而，大家是否都想到了：其实这些恐怖分子同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文化产业与恨它入骨的恐怖袭击之间，居然存在着一种隐秘却真实的同构关系。比如，正像我们刚刚已经揭示的，它们居然都隶属于同一种视觉文化，都在复制和共享着同一类图像产品。进一步讲，它们也就同属于被霍布斯鲍姆所命名的《极端的年代》。我们都记得，这本书中一开头就用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语句定下了调子：“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二十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的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它却是西方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才在书中提醒：“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懂得，就是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而且在理论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之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这种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我们堕落的速度愈来愈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十九世纪祖宗斥之为野蛮的境地。”
　　站在感性之学的基点上，我此刻想到的其实正是我从二十年前就坚持追问“aesthetics为什么非得是美学”的深层原因。那本小书前面那一连串的追问，意味着作者已然敏感到了，并且也从当代艺术实践中观察到了，他所从事的感性学有可能不再是“有关美的学问”。《西方的丑学》一书所给出的反向描述是：“这是一种完全笃信丑学的，用来看待世间一切事物的丑的滤色镜。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他们怎能不把他人看做地狱（萨特），把自我看成荒诞（卡缪），把天空看做尸布（狄兰·托马斯），把大陆看做荒原（T.S.艾略特）呢？他们怎能不把整个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嘈杂、血腥、混乱、变态、肮脏、扭曲、苍白、孤独、冷寂、荒凉、空虚、怪诞和无聊呢？”
　　正如艺术早已不再赏心悦目一样，在如此这般的文化语境中，艺术史的用途也早就跟审美无干了。——它并不是在展现人类感性经验“从美丽走向美丽”的进化过程，而只是尽量向我们提供着经典例证，从而标注出人类感性心理的蜕变历程。这种蜕变的过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与其像李老师当年所描画的那样，是作为《美的历程》，还不如像我当年所描画的那样，是作为“丑的历程”。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是“麻木——刺激——更麻木——更刺激——直至麻木不仁……”甚至很可能是“残忍——接受——更残忍——再接受——直至惨不忍睹……”比如，电影史常识告诉我们，第一次在银幕上出现人脸特写的时候，没见过世面的观众都惊吓得几乎昏厥了，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人头。然而，且来对比一下今天的武侠电影：导演经常故意让首级从尸腔子上骨碌碌地滚落，却就是没见到再惊吓到了谁！又比如，正如我在《浮世绘》一书中所对比的：“在日益过敏的现代感应性面前，如果古人存心制作出的冲突竟然比今人刻意寻找的和谐还要和谐，那也不能被说成是仅仅由我们的耳朵弄出的错！我们的室外背景声早已变成了各种引擎的永无休止的轰鸣，我们的听觉参照系也早已变成了OK伴奏带里的千篇一律的喧闹，由此一来，海顿《G大调第94交响曲》中那个有名的响亮和弦就很难再让我们感到多少‘惊愕’了，而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K．466）中极度渲染的情感张力也很难再使我们感到多少骚动了；除非专攻音乐史的方家，则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瞳孔读到、而不是凭借耳鼓听出其中之‘急风暴雨’和‘激动不安’的……”再来听听肖斯塔科维奇怎样演奏他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吧！这位现代音乐大师只需简单敲几下琴键，整个空中就都弥散出现代调子来了。令人嗟叹的是，西方的古典世界花费过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大的心力，去寻找和声的秘密，而且也确实达到了高度的成就；然而西方的现代音乐，偏又是从打破对位法的教条、执意要撞击出不和谐效果开始的。
　　这还是老肖早年的作品呢！谈到他晚年那首《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时，我曾这样对我的学生们说：“用语言去表达声音艺术是危险的，但我还是要预先提示大家，在这首曲子中可以听到现代人独有的凄厉、惊厥、狂躁、急迫以及他们独有的忧郁、苍凉、颤栗、孤寂，以及他们独有的单薄、自怜、滑稽、变态，以及他们独有的琐碎、呻吟、低回、隐秘……你可以感受到，在空前的暴政之下，在苦痛的病患之中，在死亡的黑洞面前，当然也在果戈理、契诃夫的传统里面，人类的想象力正被逼向一个墙角。”他怎么会胆敢这样做呢？他不是在《见证》一书中明确转述过这样的禁令么？——“日丹诺夫宣布：‘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要求音乐优美、细致。’他还说，音乐的目的是使人愉快，可是我们的音乐是粗糙的、低级的，听这种音乐无疑会使人(例如日丹诺夫)心理上和生理上失去平衡。……从今以后，音乐必须永远是优美的，和谐的，悦耳的。他们要求特别重视歌唱，因为没有歌词的音乐只能满足少数唯美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反常的趣味。”但他又只能借这种方式来发泄郁结。——要知道，那不光是一个发展出了法西斯蒂的时代，而且，此种空前的现代动员与整合组织，也势必会导致备受压抑的感性经验。正如阿萨菲耶夫所说：“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就是对现实中强力冲突的极度神经质的、极其敏感的呐喊……这种呐喊犹如当代人类惊恐的反应，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惊恐，也不是某些普通人的那种惊恐，而是整个人类的惊恐。”这样，在聆听老肖的第七或第八交响乐的时候，一旦那排山倒海的吓人节奏碾轧过来，我劝大家就不必再徒劳无益地猜测其具体所指了。想想看，在写作这种湮灭一切的节奏时，这位作曲家的胸前和背后各有一个可怕的极权，所以他那种共时性的恐怖经验，就连他自己都难以准确区分——正如他在《见证》中的清晰勾连：“威廉和罗曼诺夫是血统上的亲戚，斯大林和希特勒是精神上的亲戚。”而更加要命的是，这种音乐就像浓烈的麻辣味道，一旦它把舌尖娇嫩的味蕾细胞灼伤，人们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因为他们的感官只有借更强的刺激才能兴奋起来。而一代接一代地积累下来，到现在就连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也不过瘾了。人们的心灵已经变得既麻木又惊觉，既要靠爆炸式的音乐来刺激自己，又要靠安眠药的药力来安抚自己。
　　在同样的语境中，我们更培育出了飙车一族和暴走一族，他们竟如此陶醉于过山车和蹦极的惊吓感受，如此贪恋电玩游戏里面越来越逼真的血腥。——谁能预料到：等到他们真需要拿起凶器杀人的时候，还有多少心理障碍需要克服？他们还会像《静静的顿河》里的主人公那样为了杀人场景而呕吐吗？说到这里，再来回顾我跟我老师的不同之处：难道这样的感性变化也算得上进化吗？如果也算，那就一定要从思想上把“进化”跟“进步”区分开来。正是为此我才主张，绝不要把“不合理的合理化”向着人类感性心理的这种渗入，正当化为所谓的“心理积淀”，——那充其量不过是些文明的垃圾和碎片在心灵深处的可怕“积存”罢了！
　　毋庸讳言，正是在“历史会不会犯错误”的问题上，我跟我的老师发生了由来已久的争议。记得有一次，我曾借着酒兴当面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三句话，希望他不要把“心理上升为本体”、“经验上升为先验”、“历史上升为理性”。不料李老师后来竟将计就计，干脆拿这三句话当做大纲，写出了他那本《历史本体论》。但我此刻却要明确重申：历史终不过只是“曾经显得”朝着理性和灵性上升过罢了——凭借着这种上升，我们自身也曾好不容易地从茹毛饮血爬向了文明风雅。从感性学的角度来验收，此种文明进程在我们身体上的突出印迹，就是造就了属人的眼睛和耳朵，以及其他人性的器官。照我看来，这才是最本质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正是由它才外化出了那些被人们看重的物产。进一步说，并非仅限于被希腊人偏爱的那两个理论感官（眼睛和耳朵），再来读读《武林旧事》中大多失传的菜单，再来尝尝法国数不胜数的奶酪，再来闻闻日本人化为仪式的香道，我们就会骄傲地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本身，确曾表现为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
　　只可惜，正如历史并没有继续上升为理性一样，我们的心理包括我们的感性心理，也并没有继续上升为本体，恰恰相反，它倒是日渐下作和不断沉沦了。比如它不断外化而成的影视作品，就总是在突破以往的视觉禁忌，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面对乃至适应那些自从脱出动物界后就不愿再去直面的种种可怖。由此就不可否认，正是在视觉文化的这种滑落中，我们的人性也正不断地向下迁移。制片商们总在如此这般地盘算着：如果上部影片已经恐怖成了那样，下回我还能靠打破什么禁忌来卖钱？在这方面，最新的例证大概要数刚刚参选过奥斯卡奖的《天堂此时》了，它的导演这次连自杀炸弹都绑到主人公身上去了！就是在这种步步下沉的商业考虑中，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露出了凶光。就我所知，对于文明世界的核袭击，更是早已被他们的视觉产品突破的心理极限了。
　　话说到这里，再来回顾“九一一”事件，大家或许会有点儿奇怪：当人们在那天为“恐怖”也能发展成“主义”而吃惊的时候，他们居然没能去顺势发现——原来眼睛也可以杀人！而且，那些正在把杀人当儿戏的眼睛，还不多不少正是我们自己的眼睛。在这个意义上，你若问天底下到底有多少恐怖分子，只怕多到了连你都不敢承认的地步！“九一一”事件之后，李慎之先生曾在席间信口问道：究竟什么才是“恐怖主义”呢？而我也就信口戏答道：那说穿了不过是弱者的策略——我打不过你就打他，既然你这么在乎他！实际上，这种弱者的武器原也不失为一种小把戏，我们小时候多少都玩过。而恐怖分子的问题则在于，他们一下手就把无辜者往死里打！
　　但即便如此也不要误以为，这种极端模式只跟极端分子有关。实际上，自从出现了希区柯克那样的恐怖大师以后，借助于银幕的空前传播，恐怖早已凸显为当代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甚至也早已成为我们的主要心理质素之一。要不天底下哪来的那么多恐怖片？要不恐怖怎么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门类？这些恐怖作品想要逢迎的，说到底正是不知餍足的普遍嗜血偏好。在大众心理和恐怖影片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已经生产出来的同构关系。更加要命的是，对于这种恐怖心理的迎合，其实并不仅限于娱乐圈。“九一一”事件之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之后，网上流传过一种“看谁最终受益”的有罪推断，它以搞笑的口吻推定说：其实本·拉登最不像“九一一”的发动者，因为他此后马上就成了过街老鼠和丧家之犬；倒是美国总统小布什最像——因为他从此得以长期凌驾于两党之上。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那我也愿略带玩笑地指出：大概只有传媒业特别是电视业最像，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最巴不得天下大乱！
　　凡此种种都在提示着：其实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社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二元要素，而是互动与共生的同一文化过程。此一过程的最新表现是：一方面，社会环境本身的扭曲变态，会同构于感性器官本身的粗鄙化；另一方面，感性器官本身的扭曲变态，也会反映着社会环境本身的粗鄙化。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看来一时根本无法扭转。正因为感性心理的普遍暴虐化，恐怖本身便成为一种如此成功的产品和商品——人们变得对于恐怖居然有如此旺盛的需求，甚至每天每夜都要大量地消费这种恐怖。
　　去年五月，趁着到美国东部讲学的方便，我专门来到纽约的世贸大厦故址凭吊了一番。透过严密的铁护栏遥遥望去，在地表的那个大窟窿之上，人们正在修造着什么。再看旁边的牌子，说是在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那天，纽约市政府和新泽西州政府的首脑曾在这里宣布，将以“九一一英雄”的名义，在此处竖起一道景观墙，以促使世界省思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并从重建活动中汲取勇气和灵感。
　　这益发把我带入了忧虑——这个“九一一”事件真正被人们反思过吗？人们真正意识到了现代性带给我们心理本身的这种重大代价吗？进而，在感性心理普遍暴虐化的前提下，我们还能像孟子当年那样，寄望于把文明奠基于类似“四端”那样的作为社会本能的良知么？在我们行将步入老年的时候，还能安心把未来托付给从小就以电玩中的杀戮为乐的下一代么？
　　在感性学的意义上，我们的思绪不由被逼上了这样的层面——必须回答：由这门学科所倾力研究的这种既相对独立又不断迁移的人类心理，在我们整个的意识活动中，乃至于在我们整个的生命活动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和居于何种地位呢？感性自然是相对于理性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简要地表述为：感性和理性这两种心理素质，究竟哪一种更属于或更贴近于我们的本性？毫无疑问，大部分宗教家或者形而上学家，都会偏向于后者，既然他们都想要凭借某种不变真谛的支点，来教化民众和变化气质。然而，就算有人告诉我们，他确曾凭借着理性而上升到了某种永恒的存在，并且也由此而内省到了灵与肉之间的分裂与挣扎，我们仍有足够的根据向他指出——如果感性还不算我们的生命底层本身的话，那么它至少也算是我们生命状态的最即时反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性的暴虐才是一种更加深层的暴虐，才是真正化入当代人类本能深处的暴虐。如果有那么一天，人类及其文明整个地毁灭了，恐怕最终的败因并不是什么核武器，而正是这种人类感性深处的破坏驱力——或者如毛泽东所说，是爆发在“灵魂深处的精神原子弹”。古典美学向来以为，只要能把理性渗入感性，或者只要能让感性弥散在理性的范畴之内，人类就能逐渐攀上文明的高峰，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境。然而，古人当年无法逆料，他们的子孙不仅有可能停驻在克尔凯郭尔的感性学阶段而拒绝超升，而且其感性心理本身还有可能不断地向下滑落。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感性学的独特视角帮我们发现了——原来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偏偏来自自己的感官和肉身！
　　即使如此，我仍然拒绝相信冥冥中会有一种恶灵，在暗中决定着人类的无可挽回的堕落与下沉，正如我一向拒绝相信乐观的黑格尔式的“理性的狡计”，它宣扬这世界自有其隐秘的目的因，在保佑着人类的无可置疑的和不由自主的上升。正因为这样，眼下我还能相信的只有一点：在所有的历史成因中，至少还有一项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就是我们选择作为或者不作为；我要说，正是由于这种选择的自由，我们的未来才可能是有限开敞的和部分或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