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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恒是一位比较喜欢写悲剧的“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主要是悲剧，一是生的悲剧，二是死的悲剧。本文主要是结合作品与前人的品论的基础上，对刘恒小说进行解读，对刘恒作品中悲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索，找寻刘恒作品背后无力而必须承受的宿命人生。通过仔细的阅读作品和整理前人关于刘恒的评论发现，这与刘恒的生活经历和受到的影响有关。同时又对刘恒的悲剧情节进行了终极探索。
关键词：“刘恒”；“宿命”；“悲剧”；“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7-0051-01
前言：
刘恒作为“新写实”派的一位代表作家，在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其作品关注的焦点始终放在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上。八十年代后期的刘恒在其创作中改变了其前期的创作风格，以沉重的悲剧写实代替了他以往轻飘飘的人性赞歌。在向现实生活拓展的同时，也向人性的深度拓展。人为了生存而奋力挣扎，但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怪圈。刘恒的小说对人类的生存之重，对人的生存和意义﹑灵与肉、本能与文明、情感与道德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挣扎中的生存状态作了最冷静的描述，并对发生在其作品中的悲剧进行了探索。在刘恒的小说中，悲剧一幕又一幕的上演，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悲剧的结局。读刘恒的作品，你必须做好忍受残酷之美的挤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狼窝》到九十年代的《黑的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生命、人性、生存，成了刘恒创作的一以贯之的主题。本文试图探究其悲剧的原因，找寻其作品阴冷沉重风格背后无力而必须承受的宿命人生。
一、悲剧的原因
（一）社会的原因。
人不是单独的个体，是社会的人，如果在社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理想和现实往往就会错位，就很难实现自身价值。终将不被社会接受，这就导致悲剧的发生。人如果与社会不能和谐共处的话，社会就会淘汰你，这也就是达尔文所说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也就是说社会是造成悲剧的外在原因，它的作用还特别的大，尤其体现在刘恒的作品中。
《黑的雪》中的李慧泉的死就是社会造成的悲剧。李慧泉从劳改队释放后对新生活满怀渴望的回到了社会。他渴望爱情、友情，渴望与人沟通，但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后他发现这个社会不是他所想象的社会，人和人之间是有隔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生活狠狠地扇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他终于明白了社会的残酷。李慧泉虽是被人杀害，但他面临的孤独境遇就让他就是一只找不到港口的破旧小船，船舱里已经进水，就要下沉了他身边的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人群中，他寻不到一丝丝的温暖与慰籍。心，在躯体的第一颗细胞刚要死亡后一颗细胞死亡之前早已经死掉了。或许，世态炎凉导致的死亡是刘恒最令人伤痛的一种死亡方式，也是文本中最具哲学意味的死亡悲剧。
《伏羲伏羲》开篇就给我们揭示了社会的残酷。杨金山用二十亩地的大价钱换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给他传宗接代。这也为悲剧的结尾埋下了伏笔。再说王菊豆和侄子杨天青的“爱”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它是一种乱伦，是违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他们的情欲和社会的伦理道德相违背，社会容不下你就只能淘汰你。文本开始就注定会有一个悲剧的结局。
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摆脱这个残酷的时代背景而独立生存。剖析《狗日的粮食》，我们不难看出曹杏花生活的年代，大约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四个时期。由于社会的饥荒，杨天宽才得以用二百斤谷子换来了一个曹杏花，又是因为社会的原因，曹杏花才会为了家里人的吃饭问题去偷、去使坏、去骗。曹杏花丧了命，因为丢了粮证，当时社会粮证就粮食，就是生命。丢了证就是丢了生命，生命不完结，人也会完结。社会为曹杏花挖了个坑，让她自己把自己给填满了，社会是一切悲剧的制造者。
（二）文化的原因。
“文化制约着人类”这是阿城等寻根文学作家的共识。人类处在文化的包围之中，人性就要受到文化的控制和制约。刘恒从文化对人的制约，以及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挖掘着人的悲剧宿命。
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失和漂泊在《苍河白日梦》中淋漓尽致的得以体现。“二少爷”满怀期望一心培养国人的互助协作精神，理想丰满但现实无比骨敢。古老中国的封建思想早已在国民这里根深蒂固，可“二少爷”选用的却是西方的先进文化。文化的不融合性必然导致惨败的结局。面对文化，确切的说是文化冲突，尽显了人的失落和逃避。人有了文化也有了枷锁，有了枷锁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把枷锁并不是有钥匙就能打开。它已不再是锁，在刘恒这里已成了个幽灵，甚至在人死后还阴魂不散。
（三）性格心理的原因。
刘恒认为：人的那种自身弱点，就跟人的自身命运一样，对人的生活价值的影响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都起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么一种作用。人类生活总是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悲剧。在大多的悲剧发生的原因里，人的性格心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性格即命运，他笔下的不健全的人格决定了他笔下人物的命运。
《狗日的粮食》中具有母老虎般性格特征的“瘿袋”，为了粮食全然不顾脸面充其量她是一个恶俗的妇女形象，但这只是她的一个侧面。文本中她把骡马粪中的粮食渣滓淘汰出来以充饥，表现了她的智慧与技巧。强悍是他的一贯性格，可当她失掉粮证，遭到战俘的恶意报复却一反常态的忍气吞声，少有的温顺立竿见影。最终她选择了死的解脱方式。强悍泼辣、忍辱负重、工于心计、蛮不讲理复杂的人性在瘿袋的身上汇集，每一种性格都叫她此时此刻没有出路，最终只有选择死亡。刘恒在《白涡》中从人格的分化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周兆路人格的分化迫使他在家庭、事业、道德、欲望的夹缝中求生。“人的悲剧命运造就了复杂的人性，而人性的复杂也使人无法逃脱悲剧性的命运。”
二、终极探索
“人在怎么挣扎也逃不出罗网。”人生就像一座古老的大钟，人在痛苦和挣扎之间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却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段摆幅，也无力摆脱这种宿命。刘恒的作品中为什么大都以悲剧来结尾呢？这是和他的生活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受到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创作背景。
刘恒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的农村度过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和农民的生存困境，他深有体验。不经意间他的作品中总会表达对农民困苦处境的某种总结性的思考。刘恒的作品大多题材来源于他的故乡。作家以故乡为题材，也表达了作家对儿时故乡的一种思念。故乡是个亲切而温馨的字眼，它是血脉的渊源、生命的摇篮、是离乡者的梦境、都市人的童话。人常说“落叶归根”，根与故乡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是故乡沁透了人伦的亲缘感、归属感和慰籍感。刘恒以自己故乡为蓝本的“洪水峪系列”小说描绘的就是洪水峪一代农民的苦难、仇恨和欲望。刘恒把“粮食”“力气”“性”看成是人赖以生存的几根柱子。可以说刘恒的作品就是写他对他童年生活的一种思念，同时也写出了故乡的父老乡亲的苦难，是故乡给了刘恒更多的创作题材，造就了他的创作风格。
刘恒出生于1955年，赶上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刘恒有深刻地体会，因而作品也写得深刻入骨。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很少，但总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农民在那几个时期所受到的苦难。刘恒通过对人物的悲剧性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几个转型时期，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为垫脚石的，每一次的转型都是伴随着痛苦的过程。同时，这种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也为刘恒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时代背景。
（二）终极探索。
“缺乏快乐的沉痛感，可以说是刘恒小说的一大特色”。实际上不管刘恒的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写得多悲观多么的悲惨，刘恒认同宿命后都又超越了宿命。“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的活着。”这是最好的诠释。刘恒说过：“人类要过得好一点，必须得把自己的那种善良贡献出来，活着好好活着。”“认同宿命所以悲观；超越宿命，所以达观；在认同与超越宿命之间徘徊，所以才给人以相信宿命而未走向虚无，悲观而不绝望的说辞。”
作品中客观的展示人的终极宿命既是无可遁逃的死亡。作品中他解剖着人，探索着人的死亡情节，发现没有比死亡更具有宿命的意味。透视文本表面展示的死亡，更深处是刘恒对人存在的意义的困惑提出的探索和思考，这使刘恒的宿命观更加具备了深刻的哲学意蕴。出于对生存的热爱与渴望。他才会如此淋漓尽致的表现死亡，并对死亡加以深入的描绘与剖析。他的用意只有一个：透过对众生的死亡，勇敢的面对并不美的人生，并且能正当、合理、美好的活着。
参考文献：
[1]洪之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林舟：《生活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3]刘恒：《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昌切：《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文学评论，1999年。
[5]《无处可逃的生命悲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6]曹文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丁帆、许志英：《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8]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简介：丁文梅，女。（1983-）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
关键词：“刘恒”；“宿命”；“悲剧”；“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7-0051-01
前言：
刘恒作为“新写实”派的一位代表作家，在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其作品关注的焦点始终放在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上。八十年代后期的刘恒在其创作中改变了其前期的创作风格，以沉重的悲剧写实代替了他以往轻飘飘的人性赞歌。在向现实生活拓展的同时，也向人性的深度拓展。人为了生存而奋力挣扎，但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怪圈。刘恒的小说对人类的生存之重，对人的生存和意义﹑灵与肉、本能与文明、情感与道德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挣扎中的生存状态作了最冷静的描述，并对发生在其作品中的悲剧进行了探索。在刘恒的小说中，悲剧一幕又一幕的上演，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悲剧的结局。读刘恒的作品，你必须做好忍受残酷之美的挤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狼窝》到九十年代的《黑的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生命、人性、生存，成了刘恒创作的一以贯之的主题。本文试图探究其悲剧的原因，找寻其作品阴冷沉重风格背后无力而必须承受的宿命人生。
一、悲剧的原因
（一）社会的原因。
人不是单独的个体，是社会的人，如果在社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理想和现实往往就会错位，就很难实现自身价值。终将不被社会接受，这就导致悲剧的发生。人如果与社会不能和谐共处的话，社会就会淘汰你，这也就是达尔文所说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也就是说社会是造成悲剧的外在原因，它的作用还特别的大，尤其体现在刘恒的作品中。
《黑的雪》中的李慧泉的死就是社会造成的悲剧。李慧泉从劳改队释放后对新生活满怀渴望的回到了社会。他渴望爱情、友情，渴望与人沟通，但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后他发现这个社会不是他所想象的社会，人和人之间是有隔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生活狠狠地扇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他终于明白了社会的残酷。李慧泉虽是被人杀害，但他面临的孤独境遇就让他就是一只找不到港口的破旧小船，船舱里已经进水，就要下沉了他身边的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人群中，他寻不到一丝丝的温暖与慰籍。心，在躯体的第一颗细胞刚要死亡后一颗细胞死亡之前早已经死掉了。或许，世态炎凉导致的死亡是刘恒最令人伤痛的一种死亡方式，也是文本中最具哲学意味的死亡悲剧。
《伏羲伏羲》开篇就给我们揭示了社会的残酷。杨金山用二十亩地的大价钱换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给他传宗接代。这也为悲剧的结尾埋下了伏笔。再说王菊豆和侄子杨天青的“爱”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它是一种乱伦，是违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他们的情欲和社会的伦理道德相违背，社会容不下你就只能淘汰你。文本开始就注定会有一个悲剧的结局。
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摆脱这个残酷的时代背景而独立生存。剖析《狗日的粮食》，我们不难看出曹杏花生活的年代，大约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四个时期。由于社会的饥荒，杨天宽才得以用二百斤谷子换来了一个曹杏花，又是因为社会的原因，曹杏花才会为了家里人的吃饭问题去偷、去使坏、去骗。曹杏花丧了命，因为丢了粮证，当时社会粮证就粮食，就是生命。丢了证就是丢了生命，生命不完结，人也会完结。社会为曹杏花挖了个坑，让她自己把自己给填满了，社会是一切悲剧的制造者。
（二）文化的原因。
“文化制约着人类”这是阿城等寻根文学作家的共识。人类处在文化的包围之中，人性就要受到文化的控制和制约。刘恒从文化对人的制约，以及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挖掘着人的悲剧宿命。
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失和漂泊在《苍河白日梦》中淋漓尽致的得以体现。“二少爷”满怀期望一心培养国人的互助协作精神，理想丰满但现实无比骨敢。古老中国的封建思想早已在国民这里根深蒂固，可“二少爷”选用的却是西方的先进文化。文化的不融合性必然导致惨败的结局。面对文化，确切的说是文化冲突，尽显了人的失落和逃避。人有了文化也有了枷锁，有了枷锁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把枷锁并不是有钥匙就能打开。它已不再是锁，在刘恒这里已成了个幽灵，甚至在人死后还阴魂不散。
（三）性格心理的原因。
刘恒认为：人的那种自身弱点，就跟人的自身命运一样，对人的生活价值的影响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都起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么一种作用。人类生活总是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悲剧。在大多的悲剧发生的原因里，人的性格心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性格即命运，他笔下的不健全的人格决定了他笔下人物的命运。
《狗日的粮食》中具有母老虎般性格特征的“瘿袋”，为了粮食全然不顾脸面充其量她是一个恶俗的妇女形象，但这只是她的一个侧面。文本中她把骡马粪中的粮食渣滓淘汰出来以充饥，表现了她的智慧与技巧。强悍是他的一贯性格，可当她失掉粮证，遭到战俘的恶意报复却一反常态的忍气吞声，少有的温顺立竿见影。最终她选择了死的解脱方式。强悍泼辣、忍辱负重、工于心计、蛮不讲理复杂的人性在瘿袋的身上汇集，每一种性格都叫她此时此刻没有出路，最终只有选择死亡。刘恒在《白涡》中从人格的分化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周兆路人格的分化迫使他在家庭、事业、道德、欲望的夹缝中求生。“人的悲剧命运造就了复杂的人性，而人性的复杂也使人无法逃脱悲剧性的命运。”
二、终极探索
“人在怎么挣扎也逃不出罗网。”人生就像一座古老的大钟，人在痛苦和挣扎之间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却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段摆幅，也无力摆脱这种宿命。刘恒的作品中为什么大都以悲剧来结尾呢？这是和他的生活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受到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创作背景。
刘恒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的农村度过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和农民的生存困境，他深有体验。不经意间他的作品中总会表达对农民困苦处境的某种总结性的思考。刘恒的作品大多题材来源于他的故乡。作家以故乡为题材，也表达了作家对儿时故乡的一种思念。故乡是个亲切而温馨的字眼，它是血脉的渊源、生命的摇篮、是离乡者的梦境、都市人的童话。人常说“落叶归根”，根与故乡是那样的紧密相连，是故乡沁透了人伦的亲缘感、归属感和慰籍感。刘恒以自己故乡为蓝本的“洪水峪系列”小说描绘的就是洪水峪一代农民的苦难、仇恨和欲望。刘恒把“粮食”“力气”“性”看成是人赖以生存的几根柱子。可以说刘恒的作品就是写他对他童年生活的一种思念，同时也写出了故乡的父老乡亲的苦难，是故乡给了刘恒更多的创作题材，造就了他的创作风格。
刘恒出生于1955年，赶上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刘恒有深刻地体会，因而作品也写得深刻入骨。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很少，但总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农民在那几个时期所受到的苦难。刘恒通过对人物的悲剧性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几个转型时期，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为垫脚石的，每一次的转型都是伴随着痛苦的过程。同时，这种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也为刘恒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时代背景。
（二）终极探索。
“缺乏快乐的沉痛感，可以说是刘恒小说的一大特色”。实际上不管刘恒的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写得多悲观多么的悲惨，刘恒认同宿命后都又超越了宿命。“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的活着。”这是最好的诠释。刘恒说过：“人类要过得好一点，必须得把自己的那种善良贡献出来，活着好好活着。”“认同宿命所以悲观；超越宿命，所以达观；在认同与超越宿命之间徘徊，所以才给人以相信宿命而未走向虚无，悲观而不绝望的说辞。”
作品中客观的展示人的终极宿命既是无可遁逃的死亡。作品中他解剖着人，探索着人的死亡情节，发现没有比死亡更具有宿命的意味。透视文本表面展示的死亡，更深处是刘恒对人存在的意义的困惑提出的探索和思考，这使刘恒的宿命观更加具备了深刻的哲学意蕴。出于对生存的热爱与渴望。他才会如此淋漓尽致的表现死亡，并对死亡加以深入的描绘与剖析。他的用意只有一个：透过对众生的死亡，勇敢的面对并不美的人生，并且能正当、合理、美好的活着。
参考文献：
[1]洪之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林舟：《生活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3]刘恒：《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昌切：《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文学评论，1999年。
[5]《无处可逃的生命悲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6]曹文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丁帆、许志英：《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8]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简介：丁文梅，女。（1983-）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