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恍如弹指一挥间，如今放眼壮乡旧貌变新颜的景象，一个曾经在“白色恐怖”下英勇奋战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广西城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柳州市委书记、南宁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及驻阿富汗、冰岛等国大使的陈枫同志。
　　陈枫同志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很深，但和他相识却很晚。那是1984年，陈枫在担任毛里求斯大使回国之后，应聘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咨询员和南宁市委高级顾问。那年冬天他来到了南宁，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南宁市委书记陈辉光和我（时任南宁市委副书记）接待了他。他见到我时，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久久都不愿放下。他说：“民霖同志，我很早就认识了你，可惜现在才有机会第一次见面，真有点遗憾呀!”他那几句亲切的话语，让我的思绪回到了逝去的从前。那是1949年3月，我还在柳州龙城中学念书，经过参加学生运动的锻炼，陈枫同志亲自审查并同意我加入地下党，那时我还不满16岁。新中国成立后，几次政治运动，我的入党问题都受到审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再次因当年未够入党年龄，被扣上了“假党员”的罪名，戴高帽、挂牌子、挨批斗。后来，在北京的陈枫同志为我写了证明材料，我才免遭进一步的迫害。新中国建立后，广西不少地下党员遭到无辜的怀疑和审查，陈枫同志都能实事求是地写出证明材料，把他们从“左”的围城中解救出来。其中也包括我。
　　所以这次见面，我十分激动，当即汇报了我的经历和“文革”中的遭遇。陈枫说：“在‘白色恐怖’下，不允许我接触每个党员，但我却很注意了解每个党员的情况，特别是发展新党员，我总是亲自察访，反复审查。你是16岁入党，我更为慎重，因而事隔多年，记忆犹新。”陈枫接着说：“早在广西解放之时，各市地下党组织就把地下党员名单和有关档案呈报省委组织部门。这些材料包括了地下党员姓名、联络符号和单线联系人等。因此党员的组织关系完全是清楚的，是有档案可查的。”
　　陈枫同志对党、对同志的负责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和钦佩。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尽可能不留或少留文字的东西，所以许多党员的资料无法保留，只能强记在自己的脑海中。即便是保存一份地下党员名单，也是把每个人的姓和名，以及联络符号，分别拆开写在3张小纸上面，然后分3处存放，万一敌特搜查到一份材料，也无法拼凑出一个人的真实姓名。
　　陈枫是广东阳山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敌特横行的险恶环境中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为华南分局）指派到广西，先后担任中共桂柳区特派员、工委书记和中共广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当时广西经过1942年的“7·9”事件和1943年的“1·15”事件后，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等一批党的领导人相继牺牲。陈枫同志来到广西，经过深入调查，对原有的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整顿，随后决定把桂柳区工委机关从反动统治中心的桂林，搬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柳州，并且积极组织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同时派党员到都安、宜山、忻城、来宾、象州、融水、融安、柳城以及桂北广大地区，开展农村的“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运动，组建农会，开展武装斗争。在他与李福海、路璠等同志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桂北、柳北、都宜忻、桂东和桂中等五支游击武装；在桂、柳、邕、梧等城市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广西工农解放联合会、广西爱国民主人士联合会、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等，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开创了城市和农村对敌斗争的崭新局面。
　　陈枫同志最初在桂林以逸仙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工委机关迁到柳州后，他在今曙光东路开了一个杂货店，以行商身份作掩护，以“陈老板”面目出现，而在党内，他又以“老李”为代号。他在柳州既负责全省工作，又直接指导柳州地下党的活动。在当时广西到处充满杀气的严酷环境中，他亲自起草并经工委通过《秘密工作条例》，严格要求地下工作者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坚持党员之间的单线联系，不允许发生横的关系；坚持党员间使用联络符号；坚持党员的汇报制度等。陈枫同志是执行《秘密工作条例》的模范。他在柳州变换了3个住处，遇到紧急情况，他就到郊外露宿，除了地下党柳州城工委书记梁山，其他同志都无法知道他的行踪和住址。他每次到香港分局汇报工作，携带的文件都用密写，或默读背熟，强记于大脑之中。
　　与此同时，他还对党员加强革命气节的教育。记得在我入党时，即被告知：“要永远忠诚于党，万一被敌特逮捕，除力图逃脱之外，应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作必死准备，英勇就义，绝不出卖组织和群众利益。”
　　秘密工作纪律和气节教育对每个地下工作者都是刻骨铭心的，是决不能违背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当时敌强我弱，斗争环境异常残酷，但活跃在柳州隐蔽战线上的150多名地下党员和400多名外围组织成员，没有中途脱离革命或叛变自首，也没有一人落入敌特手中，组织未遭到任何损失，这是非常难得的。
　　陈枫同志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工作严谨、作风踏实、有胆有识、考虑周全，他最嫉恨粗心、鲁莽和冒险主义。记得在1949年5月，广西城工委决定在桂、柳、邕3市统一行动，散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警告特务书》等传单。那时，桂柳都已进驻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到处岗哨林立、军警密布，要完成这一任务十分艰险。可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地下工作者，大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当听到要散发传单的任务时，个个都很高兴，都想一显身手，做出一些惊人之举，以震慑反动政权。
　　陈枫同志似乎很懂得我们的心理，因此在布置任务时特别强调了几项规定：一是严守纪律，全市行动于晚8时半开始，10分钟内要求按指定的地点散发完毕，不准提前或拖延时间。二是要勇敢机智，善于用秘密方式张贴或散发，也可邮寄，但不允许在公众场合公开散发，不准暴露自己。三是两人为一个行动小组，互相掩护、互相配合，做到万无一失。
　　我记得那是5月14日，周民震指定我与潘瑞才为一个行动小组，并作了上述规定的传达。传达之后周民震再次强调不允许有冒险主义行为，因为个人的不慎将影响全局的成败。后来的事实证明，柳州全市200多名地下工作者遵守广西城工委指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出一点纰漏。当敌特发现传单，紧急戒严，进行大搜捕之时，我们的同志都已完成任务，安全转移，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连伪柳州警备司令部都感到惊讶，并咒骂特务警察都是饭桶。到了1949年7月和10月，柳州又散发了第二次、第三次传单，也都顺利完成任务，取得了成功。
　　陈枫同志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强调白区工作既要埋藏隐蔽，积蓄力量，又要相机前进，大胆放手。他善于把握时机，提高斗争艺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善始善终。我印象最深的是柳州龙城中学的“寻师运动”。那是1949年5月19日，陈枫得到情报，得悉敌特要对龙城中学5位地下党员教师罗杰林、丘行、毛恣观、方宏誉、唐美真下毒手。地下党柳州城工委当即决定采取“失踪”方式，秘密把他们撤出柳州，同时布置龙中学生自治会中的地下党员周民震、明乐、潘瑞才、刘明文和我等人组成“寻师委员会”，领导全校师生开展“寻师运动”。当时，我们派代表到伪柳江县政府、伪柳州警备司令部递交《抗议书》，在《广西日报》（柳州版）刊登了醒目的寻师启事，还在校园内召开各种师生会议，提出“还我老师，还我自由”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打击敌特的气焰。
　　正当“寻师运动”在顺利开展之时，我们几个“寻师委员会”的负责人头脑开始发热，认为既然寻师运动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就可以把事态扩展得更大一些，因此要求全市学生总罢课、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组织学生代表到桂林伪省政府抗议，等等。但这些意见均未得到地下党柳州城工委和陈枫同志的批准。陈枫同志指示说，“寻师运动”揭露了敌特迫害进步教师的阴谋，教育和发动了群众，目的已经达到，因而不能再与敌特纠缠。他还指示说，任何群众运动都要适可而止，切忌冒险主义。事实证明，陈枫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敌特妄图逮捕5位老师的阴谋未能得逞，反被打了一记闷棍，当然十分恼火。因此他们正盯住“寻师运动”以寻找借口，准备来一次血腥镇压之时，“寻师运动”就以胜利告终，再次打乱了敌特的部署，赢得了主动。
　　陈枫同志与柳州城工委领导人梁山、胡习恒、熊元清在领导柳州市铁路工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中，也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从1949年春季开始，伪柳州铁路局一再拖欠、停发职工工资，影响了广大员工的生活。在铁路地下党员和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会员的领导下，铁路员工采取了“停工待命”、“索薪罢工”、“索薪签名”等不同的方式，开展了4次大的斗争，不仅为职工争回了拖欠的工资，而且有效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运输能力，迫使4名柳州铁路局正副局长下台，取得了斗争的全胜。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陈枫同志在广西虽然受命于危难之际，但却以出色的工作，迎来了广西的解放。在陈枫主持的最后一次广西城市工作会上，他部署了护厂、护城和迎军的工作，并把柳州地下党与南下部队党组织的联络符号交给了柳州城工委书记梁山。解放军南下党组织的符号是“鹧鸪江陈枫”，柳州地下党的符号是“鱼峰山张明”。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不久，地下党柳州城工委梁山、胡习恒与南下入城解放军党组织的李一平、魏伯对上联络符号，宣告胜利会师，从此结束了柳州党组织的地下状态，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代。
　　往事并不如烟。与陈枫同志的见面和谈话，引发了我对地下工作往事的回忆，也引发了我对地下党战友的思念。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迟来的见面竟成了诀别。1986年8月26日，陈枫同志因病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大家都为之震惊和悲恸。我作为南宁市委、市政府的代表，专程赶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
　　当我站在四周铺满鲜花的遗体前时，泪水夺眶而出。是陈枫同志的关怀和爱护，让少年的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中。站在我身旁的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绍亮，曾是地下党桂林城工委副书记，他与陈枫同志并肩战斗多年，深为陈枫同志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此时他弯着腰、低垂着头，泪水纵横，泣不成声，他那悲恸之情使全场为之动容。
　　陈枫同志走了，但他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