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光倏忽，岁月无情，世事沧桑，人生多故，我的生命年轮已推上81级。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大半依稀，惟独八年抗战，国恨家仇，刻骨铭心。
八年抗战期间，我生活在苏浙皖三省三角地带的自由区里，目睹过日寇的暴虐兽行，亲眼看到我军的浴血抗战，经历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父亲险遭日寇杀害
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1925年出生在江苏宜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燃起了抗战烽火，但对宜兴触动并不很大。“八·一三”战事波及上海时，宜兴人仍认为自己地处腹地也许可安然无恙。直到上海沦陷，大批撤退部队从京(南京)杭(州)路如潮涌来，这才使宜兴大受惊动，考虑搬迁。
此时，12岁的我正读初中一年级。11月的一天，语文课上老师流泪讲完课文，宣布学校从此停课，此情此景宛如法人都德《最后的一课》中所描述一般。谁料当晚宜兴城垣就遭日机轰炸，时人们睡梦正酣，故死亡惨重。
寇机轰炸刚停，我父母带着我们弟妹四人，一家六口，仓惶出走，从此弃家流亡，痛别故乡。离家不及一月，宜兴就告沦陷。
寒家本来清贫，父亲长久赋闲，仅赖祖遗的少数田地收租为生。父母和我们4个嗷嗷待哺的子女(最大的我不过12岁，幼妹仅3岁)，无力逃到大后方去，仅在离城十余公里的乡村暂时栖身。
1938年春天，不想一场杀身之祸突然降临。为着一家生计，父亲在我们暂住的村子里，开设学塾教几个学生。当风闻宜兴的日寇要下乡扫荡时，父亲让母亲和弟妹逃往几公里外的外婆家。父亲和我两人暂时留守，住在蒋姓的祠堂里。
这天上午，一小队日寇突然进了村。日寇撞开祠堂大门，我和父亲从藏身的神龛下被搜寻出来。日寇用寒光闪闪的长刀架在父亲脖子上，索要“花姑娘”。经给日寇带路的乡民说情，同时在邻屋房顶上日寇找到两个女子，这才放了父亲，死里逃生。日寇一走，我们立即逃离。
这是我首次“零距离”目睹日寇的兽行。
母亡流徙途中
有道是“宁作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当时日寇占领下的宜兴，哪还有什么安静地。我们一家东迁西移、颠沛流离，寻找日寇暂时未到之处。流徙途中最苦的是母亲，她出身书香世家，又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携儿带女、背负衣物，常无舟车可乘，远道跋涉其苦可知，加上那时她又有身孕。1938年夏秋之交，这天大雨滂沱，我们住在乡间一个叫做杨埠庵的寺庙里，患病几天的母亲发着高烧，不省人事。父亲看护母亲，由13岁的我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小镇去请医生，没想到医生却索要高价，迟迟不肯走。好容易等医生赶到时，母亲却因小产死了。
狂风暴雨，天人同悲。那年母亲只有36岁，正当盛年。去世时未留片言只语，双目睁着久久不瞑，她怎甘心抛下两双儿女?!
家已破，人又亡，人间悲剧莫过于此。
古庙外，临河的坡地上，埋葬了母亲。悲风呜咽，父亲泣不作声，我们嚎啕大哭，高喊着：“妈妈，妈妈!”
初闯入海去谋生
我们又踏上流亡之途，暂住在宜兴与常州交界的一个村子里。
暂时安定后，父亲看到战争一时不会停下来，开始考虑子女的安排。
我是长子，他首先想到我，想到我的继续读书。早在我6岁那年，祖母去世前就一再嘱咐，一定要让长孙读书，不然对不起祖宗。这时周边没有中学，无学可上，父亲深深自责没有把我托付给二舅，带我去大后方——川、云、贵。万难中，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亲戚储祎在上海开了家东方书店，写信给他，询问可否让我去当学徒。我曾读过东方书店出的《古今名文八百篇》，徐蔚南编，煌煌一巨册。我不禁开始编织美丽的幻想——去书店有书可读。接到储先生应允的信后，父亲亲自送我到常州。临分手前，千叮咛万嘱咐，他不放心让年仅13岁的儿子，闯入人海去谋生啊。
东方书店在上海爱文义路，无店面，储祎只从事编辑，发行委托别店。当时上海已成孤岛，书业不景气。他把我转介绍到一家自求印刷所去当学徒，学英文排字。这使我大失所望。
行拜师礼、吃拜师酒，都由储先生安排，旧式的学徒生活，形同奴役。我并非浑噩无知的孩子，已读过不少新文学作品，受博爱、平等、自由思想的熏陶。再有每晚席地而卧，那万千臭虫群集的袭击，无法忍受。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储先生，倾诉痛苦与失望，表示我要回家。对我的信，储先生颇感意外，也极赞赏，亲去接我，付了违约赔偿金，并给盘缠，让我回家。一周的学徒生活就此结束。多年以后，我常设想，如那时忍受下来，成了一员工人，也许不会有后来身为文人进人炼狱，接受“运动”洗礼了，是祸是福，实难断言。不过，这是后话。
巧遇新四军
我从上海回来后，父亲决定仍然让我读书。这时的苏浙皖经过3年浴血奋战，已经有了大片自由空间。经宜(兴)溧(阳)广(德)直达屯溪保持着通向西南大后方的通道，输送物资，人员往来畅通无阻。政府机构也建立起来，1937年后首任宜兴县长的储南强，是储安平的伯父、清末状元张謇(季直)的学生。这时中学也开始恢复。因这学期已上课数月，只有等明年(1940年)再插班就读。
那年冬天，有一段巧遇。一天．我在门口边晒太阳边读书。我幼时有一同学查如寅，家中富有，购书很多。宜兴沦陷前，查家把书搬到乡间，恰离我住处不远。查氏兄弟虽去了安徽老家，但他母亲还是认识我的，我每次去借书都如愿以偿。这天我读的《塞上行》(范长江著)，正是从查家借的。多么神奇的一个世界!一支英雄队伍，就像我读过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中所描写的那支队伍，衣衫褴褛、枪支不全，一路厮杀，突然消失得不知踪影，现在奇迹似地出现并屹立在大西北!
我看得入神，有人站在我面前都不知道。
“小朋友，你看什么书啊?”我抬头看，眼前是个身穿灰布军装、帽子上是青天白日帽徽、臂章上写着“新4A”、打着绑腿、挎着灰色布包的军人。我愣了一下，没有作声。“能给我看看吗?”他非常和善，笑着说。我递过书去。“原来是范长江的《塞上行》，这可是本好书!你知道书上写的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吗?”“我当然知道，那是共产党的红军。”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他蹲下来，脸朝着我，一脸笑容。“我们就是书上写的那支部队”接着他解释，“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成为新四军。新四军的先遣队去年就到江南来了，我们正是新四军，路过你们这里。”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支新四军的主力队，他们只是路过。先到的两三人，仅仅几天，就组织起村上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使农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这是我首次看到新四军。
不平静的中学校园
1940年，过了春节，我进了宜兴县立第二临时中学，当了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插班生。
我发愤读书，每当晨光熹微，便蹑手蹑脚，轻轻起床去户外小河边读文章、背英语单词，无奈数理成绩总是平平。
可战时的校园怎能平静!日寇就盘踞在20公里外的宜兴城中，随时都会来“扫荡”。校内也有两种政治力量在较量。有训育主任、军训教官撑腰的一些人，要同学们唱“党的新生，民族的复兴，落在我们双肩”这样的青年团歌；在课上宣扬什么“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这遭到我们的反对。我们偷偷传阅着《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书，也唱起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生命”的《新四军军歌》，我们向往延安、向往“抗大”。
翌年(1941年)，初三毕业这学期，上课都一个多月了，好友查如寅却没有来上学。我寻思他可能去延安了，或者是参加了新四军，我放在心里不向别人说。毕业前夕，终于有人带来口信，证实他确实参加了新四军，活动在宜兴的和桥—带。
我的心早跟随查君去了，但毕业在即，课程要紧，这心思暂且放下。
体会到党组织的力量
初中毕业回到家里，不幸又降临我家。6岁的小妹淑芝，忽患脑膜炎被夺走了幼小的生命。家境日益艰难，弟妹都读书，我既不想再升学，抗战形势的高涨也使我无法安心读书。于是，我偷偷打听到了好友查君在新四军的地址。
听说查君在新四军独立二团(由新四军一个营与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合组而成)，我悄悄离家竞顺利找到了他。分别半年有余，相见的喜悦溢于言表。
当时独二团活动在敌我的交界区，时刻都有可能遭鬼子偷袭，每晚要换两三个宿营地，常常睡梦未醒，行军中还迷糊着。团政治部主任方克强和我谈话后，决定把我送到涌湖那边，驻溧阳水西境内的新四军十六旅教导队去。在等待着船只和人员集中时，父亲竟找到了我，他要我回去继续读书。父亲流着泪向方主任诉述，妻子早逝，子女众多，家境艰难，期盼长子读书后能早日为他分忧。方主任为难了，只好劝我跟父亲回去，抗日的机会总会有的。这是我首次参加新四军，时间大约不到一月。我怏怏地随父回家了。
再次升学读高中，我考进了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虽然无需学费仅交膳宿费，但家中也很艰难才凑齐。
高中三年至今难忘的是名师的教导。程伯威先生是饱学之士，精通英日两国语言。战前曾和平海澜在沪创办英语专修学校，“桃李门墙，化及三千”。还有他的诗词造诣也很深。从程师深受教益，宋之休(莘耕)先生也是一时俊彦。
终于参加新四军
在宜兴名胜龙池山下，有座小庙，丁墅小学就设在庙内。这是我高中毕业后的首任职业和暂时归宿。
其实我曾先后被远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所录取，终因路途遥远和身为长子的养家责任，只能放弃读大学的梦想。由此一误，此后终未能再跨入大学之门，成为一生之憾。
三十多个学生，仅我一个教师。庙中有一供奉香火的老僧，既聋且瞽，无从交谈。我住在殿侧的厢房里，据说此房曾有一人自缢而死。每当入夜，庙外松涛阵阵、竹影移窗，真如憧憧鬼影。我不畏鬼魅只难耐寂寞和凄凉，漫漫长夜，只有挑灯夜读。
这是1944年，我19岁。这样的心境和山外的漫天烽火太不协调，我必须有所改变，我要参加抗战，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龙池古庙的沉寂终被打破，一支革命武装来到山区，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处境。
话说1944年春，属国民党宜兴县党部的青年工作团全团三十余人突然失踪。数天后在宜兴南部山区出现，它已经是新四军的一支队伍。原来的团长任保璞此刻改名任伯达，成为抗日民主政府宜南办事处主任。任伯达率队来到龙池山下，他正好来到古庙休息。任伯达本是我家亲戚，我们意外相逢、交谈，就这样我参加了他所领导的队伍。
我首次穿上军服，背起背包。先是走乡串村做民运工作，也曾随武装同志打过游击，曾与伪军交火，不过我并没有枪。
1944年秋天，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部从苏北分批渡江南下。继德军在欧洲战场溃败，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命运也近在眼前。为准备反攻创造条件，粟裕部队南来，开辟苏浙皖边区。在浙江长兴槐花坎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政委是谭震林(未到职)，兵员3万，军威大振。
不久，苏浙军区创办苏浙公学，广招青年壮大干部队伍。我曾以未能去延安“抗大”为憾，这次自然不肯放过这机会。我把这心愿向党委书记宗瑛说了之后，她当即同意，还为我开了给苏浙公学教育长周林的信。
经过一番艰苦的行军，翻越高峻的罗岕峰，我到达校部。看到校部门口的公告上写着校长是粟裕，副校长叶飞、骆耕漠(经济学家)。见到周林后，方知他就是宗瑛的爱人，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香烟一支支接着抽。
我被分在苏浙公学三队，学员都是京沪沿线各城市来的青年。记得起来的同学有沈默君，高高的个子，曾在晚会上扮演老人，弯腰驼背的样子很像。他就是后来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编剧。
睡地铺、吃糙米饭……生活异常艰苦，但个个精神愉快，不以为苦；听报告、学文件，讨论热烈，学习认真。
学习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时，“反顽”(即国民党顽固派)战斗开始了。这年5月，国民党第三战区以14个师十万余人，从左右两路向苏浙军区的主力部队进攻。
苏浙公学提前结束，同学们依依惜别，各自奔赴战斗岗位。队部通知我，到一师城工部去工作，部长就是周林。去城工部的同学，先集中上了几天课，教员给我们讲“帮会”(青帮与红帮)的知识，同学猜测大概要我们进入大城市去做地下工作。
城工部也跟着一师师部到前方去。那是浙江孝丰县地界，驻地的不远处就是“西北王”胡宗南的老家。我们去看了，那房子很大，连绵数进，足有百问。空无一人，胡的亲属风闻我们要来早已远走。
前方传来胜利消息，我军以6个支队的主力向国民党的左翼部队突然发起反击。血战一昼夜，全歼国民党五十二师及独立第三十三旅一部。缴获的武器和被俘的士兵不断送到后方来。我看到那些衣服残破、耷拉着脑袋，一个个蹒跚走着的被俘的三十三旅士兵，心里在想，1939年不就是这支部队曾经架云梯勇登宜兴城杀日寇吗!没想到现在在内战中却成了战俘。日本人还盘踞在我们国土上，我们不忍看到的内战却发生了……这是民族的悲剧!
战斗还在进行，我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又把顽军的右翼包围在孝丰城的草明山、白水湾狭小地区，在后方都能听到“隆隆”炮声。在取得全胜后，我军主动撤离。
不久，我离开部队仍回地方工作。
胜利的时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宜兴太华山区时已是3天后。
山村沸腾了，村民有鞭炮的放鞭炮，没有鞭炮的敲着铜锣，甚或敲着脸盆。我们的武装同志朝天鸣枪，相互拥抱着唱着、跳着……漫长的八年啊!我们付出多少血与泪的代价，终于把胜利盼来了!
这天，我刚从敌我交界的前方回到宜南办事处汇报工作。
我从一师城工部回到地方，任伯达同志让我担任财经股副股长，带着四五位配短枪的武装同志，在敌我交界区活动，向敌占乡村征收公粮。
南嶽寺是宜兴的古刹，在铜峰山坳，在这里我们遭遇了日寇(夜间我们在敌区活动，清晨刚到这里准备休息)。幸有一位同志到寺外的松林中去小便，瞥见山下一支队伍向山上走来，看清了约有百余日寇，马上回来报告。我们势单力弱，立即爬上寺后的大山。当鬼子发现我们，马上用机枪向我们射击，但我们已经登上山顶，鬼子追不上了。
宜南办事处命令驻张清镇的日寇投降，日寇数十人与伪军一起逃向宜兴城中。我们旋即进驻张清镇，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包围了宜兴城。
胜利接收工作，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接着又传来令人兴奋的喜讯：8月下旬毛主席到了重庆，中国人民所长久期待的“和平”日子就要到来了!
喜讯接踵而来，10月上旬《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内战不再发生，和平在望。传说还有国共将要组成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将迁到苏北淮阴……
中共执行《双十协定》，新四军奉命北撤。
部队北撤前夕，任伯达同志问我今后的去向。为报国仇家恨我参加新四军抗战，此刻日寇已降，家中又频频催我回去(当时已结婚)，难辞养家之责……我坦言心中所想。
高唱着《别了，江南父老兄弟》，任伯达同志和与我曾一起生活、战斗的同志们走了。没想到1949年后方得知，渡江北撤时，任伯达同志与战友800余人所乘轮船不幸在江阴长江中沉没。我则回到刚恢复的残破的宜兴老家。
抗战甫胜，内战又起，后来我改名度过了一段躲藏的生活(国民党追查参加新四军人员)，1947年到无锡进入《人报》任记者。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参加新四军抗日的这段经历，竟成为历次“运动”追查的内容，甚至是换来1955年200天的牢狱之灾。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大半依稀，惟独八年抗战，国恨家仇，刻骨铭心。
八年抗战期间，我生活在苏浙皖三省三角地带的自由区里，目睹过日寇的暴虐兽行，亲眼看到我军的浴血抗战，经历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父亲险遭日寇杀害
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1925年出生在江苏宜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燃起了抗战烽火，但对宜兴触动并不很大。“八·一三”战事波及上海时，宜兴人仍认为自己地处腹地也许可安然无恙。直到上海沦陷，大批撤退部队从京(南京)杭(州)路如潮涌来，这才使宜兴大受惊动，考虑搬迁。
此时，12岁的我正读初中一年级。11月的一天，语文课上老师流泪讲完课文，宣布学校从此停课，此情此景宛如法人都德《最后的一课》中所描述一般。谁料当晚宜兴城垣就遭日机轰炸，时人们睡梦正酣，故死亡惨重。
寇机轰炸刚停，我父母带着我们弟妹四人，一家六口，仓惶出走，从此弃家流亡，痛别故乡。离家不及一月，宜兴就告沦陷。
寒家本来清贫，父亲长久赋闲，仅赖祖遗的少数田地收租为生。父母和我们4个嗷嗷待哺的子女(最大的我不过12岁，幼妹仅3岁)，无力逃到大后方去，仅在离城十余公里的乡村暂时栖身。
1938年春天，不想一场杀身之祸突然降临。为着一家生计，父亲在我们暂住的村子里，开设学塾教几个学生。当风闻宜兴的日寇要下乡扫荡时，父亲让母亲和弟妹逃往几公里外的外婆家。父亲和我两人暂时留守，住在蒋姓的祠堂里。
这天上午，一小队日寇突然进了村。日寇撞开祠堂大门，我和父亲从藏身的神龛下被搜寻出来。日寇用寒光闪闪的长刀架在父亲脖子上，索要“花姑娘”。经给日寇带路的乡民说情，同时在邻屋房顶上日寇找到两个女子，这才放了父亲，死里逃生。日寇一走，我们立即逃离。
这是我首次“零距离”目睹日寇的兽行。
母亡流徙途中
有道是“宁作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当时日寇占领下的宜兴，哪还有什么安静地。我们一家东迁西移、颠沛流离，寻找日寇暂时未到之处。流徙途中最苦的是母亲，她出身书香世家，又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携儿带女、背负衣物，常无舟车可乘，远道跋涉其苦可知，加上那时她又有身孕。1938年夏秋之交，这天大雨滂沱，我们住在乡间一个叫做杨埠庵的寺庙里，患病几天的母亲发着高烧，不省人事。父亲看护母亲，由13岁的我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小镇去请医生，没想到医生却索要高价，迟迟不肯走。好容易等医生赶到时，母亲却因小产死了。
狂风暴雨，天人同悲。那年母亲只有36岁，正当盛年。去世时未留片言只语，双目睁着久久不瞑，她怎甘心抛下两双儿女?!
家已破，人又亡，人间悲剧莫过于此。
古庙外，临河的坡地上，埋葬了母亲。悲风呜咽，父亲泣不作声，我们嚎啕大哭，高喊着：“妈妈，妈妈!”
初闯入海去谋生
我们又踏上流亡之途，暂住在宜兴与常州交界的一个村子里。
暂时安定后，父亲看到战争一时不会停下来，开始考虑子女的安排。
我是长子，他首先想到我，想到我的继续读书。早在我6岁那年，祖母去世前就一再嘱咐，一定要让长孙读书，不然对不起祖宗。这时周边没有中学，无学可上，父亲深深自责没有把我托付给二舅，带我去大后方——川、云、贵。万难中，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亲戚储祎在上海开了家东方书店，写信给他，询问可否让我去当学徒。我曾读过东方书店出的《古今名文八百篇》，徐蔚南编，煌煌一巨册。我不禁开始编织美丽的幻想——去书店有书可读。接到储先生应允的信后，父亲亲自送我到常州。临分手前，千叮咛万嘱咐，他不放心让年仅13岁的儿子，闯入人海去谋生啊。
东方书店在上海爱文义路，无店面，储祎只从事编辑，发行委托别店。当时上海已成孤岛，书业不景气。他把我转介绍到一家自求印刷所去当学徒，学英文排字。这使我大失所望。
行拜师礼、吃拜师酒，都由储先生安排，旧式的学徒生活，形同奴役。我并非浑噩无知的孩子，已读过不少新文学作品，受博爱、平等、自由思想的熏陶。再有每晚席地而卧，那万千臭虫群集的袭击，无法忍受。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储先生，倾诉痛苦与失望，表示我要回家。对我的信，储先生颇感意外，也极赞赏，亲去接我，付了违约赔偿金，并给盘缠，让我回家。一周的学徒生活就此结束。多年以后，我常设想，如那时忍受下来，成了一员工人，也许不会有后来身为文人进人炼狱，接受“运动”洗礼了，是祸是福，实难断言。不过，这是后话。
巧遇新四军
我从上海回来后，父亲决定仍然让我读书。这时的苏浙皖经过3年浴血奋战，已经有了大片自由空间。经宜(兴)溧(阳)广(德)直达屯溪保持着通向西南大后方的通道，输送物资，人员往来畅通无阻。政府机构也建立起来，1937年后首任宜兴县长的储南强，是储安平的伯父、清末状元张謇(季直)的学生。这时中学也开始恢复。因这学期已上课数月，只有等明年(1940年)再插班就读。
那年冬天，有一段巧遇。一天．我在门口边晒太阳边读书。我幼时有一同学查如寅，家中富有，购书很多。宜兴沦陷前，查家把书搬到乡间，恰离我住处不远。查氏兄弟虽去了安徽老家，但他母亲还是认识我的，我每次去借书都如愿以偿。这天我读的《塞上行》(范长江著)，正是从查家借的。多么神奇的一个世界!一支英雄队伍，就像我读过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中所描写的那支队伍，衣衫褴褛、枪支不全，一路厮杀，突然消失得不知踪影，现在奇迹似地出现并屹立在大西北!
我看得入神，有人站在我面前都不知道。
“小朋友，你看什么书啊?”我抬头看，眼前是个身穿灰布军装、帽子上是青天白日帽徽、臂章上写着“新4A”、打着绑腿、挎着灰色布包的军人。我愣了一下，没有作声。“能给我看看吗?”他非常和善，笑着说。我递过书去。“原来是范长江的《塞上行》，这可是本好书!你知道书上写的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吗?”“我当然知道，那是共产党的红军。”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他蹲下来，脸朝着我，一脸笑容。“我们就是书上写的那支部队”接着他解释，“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成为新四军。新四军的先遣队去年就到江南来了，我们正是新四军，路过你们这里。”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支新四军的主力队，他们只是路过。先到的两三人，仅仅几天，就组织起村上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使农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这是我首次看到新四军。
不平静的中学校园
1940年，过了春节，我进了宜兴县立第二临时中学，当了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插班生。
我发愤读书，每当晨光熹微，便蹑手蹑脚，轻轻起床去户外小河边读文章、背英语单词，无奈数理成绩总是平平。
可战时的校园怎能平静!日寇就盘踞在20公里外的宜兴城中，随时都会来“扫荡”。校内也有两种政治力量在较量。有训育主任、军训教官撑腰的一些人，要同学们唱“党的新生，民族的复兴，落在我们双肩”这样的青年团歌；在课上宣扬什么“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这遭到我们的反对。我们偷偷传阅着《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书，也唱起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生命”的《新四军军歌》，我们向往延安、向往“抗大”。
翌年(1941年)，初三毕业这学期，上课都一个多月了，好友查如寅却没有来上学。我寻思他可能去延安了，或者是参加了新四军，我放在心里不向别人说。毕业前夕，终于有人带来口信，证实他确实参加了新四军，活动在宜兴的和桥—带。
我的心早跟随查君去了，但毕业在即，课程要紧，这心思暂且放下。
体会到党组织的力量
初中毕业回到家里，不幸又降临我家。6岁的小妹淑芝，忽患脑膜炎被夺走了幼小的生命。家境日益艰难，弟妹都读书，我既不想再升学，抗战形势的高涨也使我无法安心读书。于是，我偷偷打听到了好友查君在新四军的地址。
听说查君在新四军独立二团(由新四军一个营与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合组而成)，我悄悄离家竞顺利找到了他。分别半年有余，相见的喜悦溢于言表。
当时独二团活动在敌我的交界区，时刻都有可能遭鬼子偷袭，每晚要换两三个宿营地，常常睡梦未醒，行军中还迷糊着。团政治部主任方克强和我谈话后，决定把我送到涌湖那边，驻溧阳水西境内的新四军十六旅教导队去。在等待着船只和人员集中时，父亲竟找到了我，他要我回去继续读书。父亲流着泪向方主任诉述，妻子早逝，子女众多，家境艰难，期盼长子读书后能早日为他分忧。方主任为难了，只好劝我跟父亲回去，抗日的机会总会有的。这是我首次参加新四军，时间大约不到一月。我怏怏地随父回家了。
再次升学读高中，我考进了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虽然无需学费仅交膳宿费，但家中也很艰难才凑齐。
高中三年至今难忘的是名师的教导。程伯威先生是饱学之士，精通英日两国语言。战前曾和平海澜在沪创办英语专修学校，“桃李门墙，化及三千”。还有他的诗词造诣也很深。从程师深受教益，宋之休(莘耕)先生也是一时俊彦。
终于参加新四军
在宜兴名胜龙池山下，有座小庙，丁墅小学就设在庙内。这是我高中毕业后的首任职业和暂时归宿。
其实我曾先后被远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所录取，终因路途遥远和身为长子的养家责任，只能放弃读大学的梦想。由此一误，此后终未能再跨入大学之门，成为一生之憾。
三十多个学生，仅我一个教师。庙中有一供奉香火的老僧，既聋且瞽，无从交谈。我住在殿侧的厢房里，据说此房曾有一人自缢而死。每当入夜，庙外松涛阵阵、竹影移窗，真如憧憧鬼影。我不畏鬼魅只难耐寂寞和凄凉，漫漫长夜，只有挑灯夜读。
这是1944年，我19岁。这样的心境和山外的漫天烽火太不协调，我必须有所改变，我要参加抗战，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龙池古庙的沉寂终被打破，一支革命武装来到山区，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处境。
话说1944年春，属国民党宜兴县党部的青年工作团全团三十余人突然失踪。数天后在宜兴南部山区出现，它已经是新四军的一支队伍。原来的团长任保璞此刻改名任伯达，成为抗日民主政府宜南办事处主任。任伯达率队来到龙池山下，他正好来到古庙休息。任伯达本是我家亲戚，我们意外相逢、交谈，就这样我参加了他所领导的队伍。
我首次穿上军服，背起背包。先是走乡串村做民运工作，也曾随武装同志打过游击，曾与伪军交火，不过我并没有枪。
1944年秋天，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部从苏北分批渡江南下。继德军在欧洲战场溃败，日本法西斯灭亡的命运也近在眼前。为准备反攻创造条件，粟裕部队南来，开辟苏浙皖边区。在浙江长兴槐花坎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政委是谭震林(未到职)，兵员3万，军威大振。
不久，苏浙军区创办苏浙公学，广招青年壮大干部队伍。我曾以未能去延安“抗大”为憾，这次自然不肯放过这机会。我把这心愿向党委书记宗瑛说了之后，她当即同意，还为我开了给苏浙公学教育长周林的信。
经过一番艰苦的行军，翻越高峻的罗岕峰，我到达校部。看到校部门口的公告上写着校长是粟裕，副校长叶飞、骆耕漠(经济学家)。见到周林后，方知他就是宗瑛的爱人，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香烟一支支接着抽。
我被分在苏浙公学三队，学员都是京沪沿线各城市来的青年。记得起来的同学有沈默君，高高的个子，曾在晚会上扮演老人，弯腰驼背的样子很像。他就是后来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编剧。
睡地铺、吃糙米饭……生活异常艰苦，但个个精神愉快，不以为苦；听报告、学文件，讨论热烈，学习认真。
学习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时，“反顽”(即国民党顽固派)战斗开始了。这年5月，国民党第三战区以14个师十万余人，从左右两路向苏浙军区的主力部队进攻。
苏浙公学提前结束，同学们依依惜别，各自奔赴战斗岗位。队部通知我，到一师城工部去工作，部长就是周林。去城工部的同学，先集中上了几天课，教员给我们讲“帮会”(青帮与红帮)的知识，同学猜测大概要我们进入大城市去做地下工作。
城工部也跟着一师师部到前方去。那是浙江孝丰县地界，驻地的不远处就是“西北王”胡宗南的老家。我们去看了，那房子很大，连绵数进，足有百问。空无一人，胡的亲属风闻我们要来早已远走。
前方传来胜利消息，我军以6个支队的主力向国民党的左翼部队突然发起反击。血战一昼夜，全歼国民党五十二师及独立第三十三旅一部。缴获的武器和被俘的士兵不断送到后方来。我看到那些衣服残破、耷拉着脑袋，一个个蹒跚走着的被俘的三十三旅士兵，心里在想，1939年不就是这支部队曾经架云梯勇登宜兴城杀日寇吗!没想到现在在内战中却成了战俘。日本人还盘踞在我们国土上，我们不忍看到的内战却发生了……这是民族的悲剧!
战斗还在进行，我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又把顽军的右翼包围在孝丰城的草明山、白水湾狭小地区，在后方都能听到“隆隆”炮声。在取得全胜后，我军主动撤离。
不久，我离开部队仍回地方工作。
胜利的时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宜兴太华山区时已是3天后。
山村沸腾了，村民有鞭炮的放鞭炮，没有鞭炮的敲着铜锣，甚或敲着脸盆。我们的武装同志朝天鸣枪，相互拥抱着唱着、跳着……漫长的八年啊!我们付出多少血与泪的代价，终于把胜利盼来了!
这天，我刚从敌我交界的前方回到宜南办事处汇报工作。
我从一师城工部回到地方，任伯达同志让我担任财经股副股长，带着四五位配短枪的武装同志，在敌我交界区活动，向敌占乡村征收公粮。
南嶽寺是宜兴的古刹，在铜峰山坳，在这里我们遭遇了日寇(夜间我们在敌区活动，清晨刚到这里准备休息)。幸有一位同志到寺外的松林中去小便，瞥见山下一支队伍向山上走来，看清了约有百余日寇，马上回来报告。我们势单力弱，立即爬上寺后的大山。当鬼子发现我们，马上用机枪向我们射击，但我们已经登上山顶，鬼子追不上了。
宜南办事处命令驻张清镇的日寇投降，日寇数十人与伪军一起逃向宜兴城中。我们旋即进驻张清镇，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包围了宜兴城。
胜利接收工作，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接着又传来令人兴奋的喜讯：8月下旬毛主席到了重庆，中国人民所长久期待的“和平”日子就要到来了!
喜讯接踵而来，10月上旬《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内战不再发生，和平在望。传说还有国共将要组成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将迁到苏北淮阴……
中共执行《双十协定》，新四军奉命北撤。
部队北撤前夕，任伯达同志问我今后的去向。为报国仇家恨我参加新四军抗战，此刻日寇已降，家中又频频催我回去(当时已结婚)，难辞养家之责……我坦言心中所想。
高唱着《别了，江南父老兄弟》，任伯达同志和与我曾一起生活、战斗的同志们走了。没想到1949年后方得知，渡江北撤时，任伯达同志与战友800余人所乘轮船不幸在江阴长江中沉没。我则回到刚恢复的残破的宜兴老家。
抗战甫胜，内战又起，后来我改名度过了一段躲藏的生活(国民党追查参加新四军人员)，1947年到无锡进入《人报》任记者。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参加新四军抗日的这段经历，竟成为历次“运动”追查的内容，甚至是换来1955年200天的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