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发生强降雨，多个城市出现积水，不少人戏称城区可“看海”。“海景”年复一年，遭遇暴雨就“看海”，也让人们开始反思城市设计的短视和弊端。
合理的城市设计，可以让城市发展更科学，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可是，在多年来我国城市化遇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中，城市规划设计应用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一个个诸如“看海”的城市病例直接或间接困扰着所有城市人——包括城市生活者和服务管理者。
那么，城市设计弊病该如何克服？
令人担忧的城市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总数已经由1978年的193个（其中地级城市98个）上升到2011年的657个（其中287个设区城市，370个县级市）。但城市设计理念模糊、体系缺乏。
2008年2月23日，被上海市民称为“第一弯”的上海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开始拆除。“第一弯”被拆，是上海外滩地区交通综合改造工程的实际需要，但这段预期寿命为100年的高架桥，仅用了10年就被拆除“下岗”，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当初的规划设计。
我国某中部城市开发的新城区大气磅礴、风格独特，但由于环形路太多，参照物太少，不少新老居民都有过迷路经历。在一些地段，旁边的建筑物几乎一个模样，没有了参照物作比较，稍不留心，就会迷路。
还有些城市，有的不少地方名胜故居被拆，有的现代工业生产发展迅速造成与历史传统继承之间的矛盾，有的建筑与城市文化极不相容，如“军刀楼”造型、“日之丸”印象等，还有的城市软硬环境设计脱节，成为文化沙漠城、睡城与鬼城……
由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主持完成的《2011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指出，城市规划“过度化”在当下正日益演化为影响和制约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三大问题之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却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个极端。”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认为，受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表面上的繁荣和众多的规划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
城市病为何层出不穷
“这一个个设计失败案例或病例之所以层出不穷，关键是缺乏城市设计艺术的正确观念引导，缺失城市设计艺术基本理论支撑，缺少有力的体制机制与法制保障。”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于炜在对我国相关城市规划设计案例的解析中，对城市规划设计病例的病因作了归纳：
规划不足或过度，没有全局、宏观统筹。如对城市交通、防汛应急预计不够，或对某些功能过度强调开发。
政策空缺或失误。如相关城市设计体制机制与法制的不健全，导致文化文物保护政策等的缺失、各类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政策滞后。
技术落后或失误。如玻璃幕墙技术前期美观，后期却存在隐患。
还有草率速建鲁莽快拆的献礼工程或质粗的豆腐渣工程等，以及形态丑陋的城市造型、结构、色彩、肌理等，都缺乏美感与协调。
“规划本应是‘因地制宜’和‘适度超前’的统一，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发展的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依据世界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制定相关目标。然而，在媒介社会背景下，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直观政绩形态’取代了原本用来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的规划。”刘士林教授指出，不少城市的规划多半属于“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表现在具体规划中就是内容雷同、相互因袭。
于炜认为，即使找到“病因”，也决不能仅仅就具体个案病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必须在宏观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与历史责任。
城市设计要“软硬兼施”
面对种种城市病例，如何变废为宝，如何转危为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以后的设计中避免出现类似问题，这成为城市设计领域专家们关心关注的焦点。
“构建科学的城市设计艺术基本理论框架，是健康城市的灵魂与支撑。”不少专家提出，要构建超越传统城市规划局限、并从根本上避免病例再次发生的广义城市设计艺术全新理论框架。
“城市人的幸福感来源于城市所营造和给予的审美愉悦感。而城市设计艺术的根本宗旨应是为人们设计一个科学、合理、适切、便捷、友善、健康、富有美感体验的客观空间环境和主观精神家园。”于炜指出，城市设计要“软硬兼施”，以视觉秩序为媒介，容纳历史积淀、铺垫地区文化、表现时代精神，真正以人为本，尤其以市民大众为本，并结合人的感知经验建立起具有整体结构性特征、易于识别的城市意象和氛围，把艺术之美和人文之善贯彻于构成城市科学之真的方方面面。
“在城市病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的背景下，以培育和建设‘城市科学’新学科为基础，以关注城市发展要点为重心展开高端咨询服务，以建构和培育主流话语为目标引导与疏解城市舆情，以及通过强化理论研究和信息交流为区域和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已成为当务之急。”刘士林指出，在城市发展热浪滚滚，“城市化”迅速成为高频词的今天，实际上，人们是否真正了解了什么是城市、城市化以及什么是中国的城市化，仍是一个很大、很严肃的问题。
针对相关城市规划设计领域缺乏有力的体制机制与法制保障的情况，于炜认为，加强立法执法是完善和落实城市规划设计的根本保证。在他看来，建立针对城市设计的专业设计体制、建立针对城市设计工程的运行管理机制、建立针对城市设计项目的督察奖惩机制，是破解当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病例顽症的关键所在。
在前不久举办的“2012上海交大城市科学春季论坛”上，与会的学者取得了如下共识：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对城市的蒙昧和错误认识，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学术转型，开展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为中国城市提供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系统已势在必行。
合理的城市设计，可以让城市发展更科学，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可是，在多年来我国城市化遇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中，城市规划设计应用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一个个诸如“看海”的城市病例直接或间接困扰着所有城市人——包括城市生活者和服务管理者。
那么，城市设计弊病该如何克服？
令人担忧的城市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总数已经由1978年的193个（其中地级城市98个）上升到2011年的657个（其中287个设区城市，370个县级市）。但城市设计理念模糊、体系缺乏。
2008年2月23日，被上海市民称为“第一弯”的上海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开始拆除。“第一弯”被拆，是上海外滩地区交通综合改造工程的实际需要，但这段预期寿命为100年的高架桥，仅用了10年就被拆除“下岗”，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当初的规划设计。
我国某中部城市开发的新城区大气磅礴、风格独特，但由于环形路太多，参照物太少，不少新老居民都有过迷路经历。在一些地段，旁边的建筑物几乎一个模样，没有了参照物作比较，稍不留心，就会迷路。
还有些城市，有的不少地方名胜故居被拆，有的现代工业生产发展迅速造成与历史传统继承之间的矛盾，有的建筑与城市文化极不相容，如“军刀楼”造型、“日之丸”印象等，还有的城市软硬环境设计脱节，成为文化沙漠城、睡城与鬼城……
由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主持完成的《2011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指出，城市规划“过度化”在当下正日益演化为影响和制约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三大问题之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却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个极端。”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认为，受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表面上的繁荣和众多的规划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
城市病为何层出不穷
“这一个个设计失败案例或病例之所以层出不穷，关键是缺乏城市设计艺术的正确观念引导，缺失城市设计艺术基本理论支撑，缺少有力的体制机制与法制保障。”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于炜在对我国相关城市规划设计案例的解析中，对城市规划设计病例的病因作了归纳：
规划不足或过度，没有全局、宏观统筹。如对城市交通、防汛应急预计不够，或对某些功能过度强调开发。
政策空缺或失误。如相关城市设计体制机制与法制的不健全，导致文化文物保护政策等的缺失、各类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政策滞后。
技术落后或失误。如玻璃幕墙技术前期美观，后期却存在隐患。
还有草率速建鲁莽快拆的献礼工程或质粗的豆腐渣工程等，以及形态丑陋的城市造型、结构、色彩、肌理等，都缺乏美感与协调。
“规划本应是‘因地制宜’和‘适度超前’的统一，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发展的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依据世界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制定相关目标。然而，在媒介社会背景下，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直观政绩形态’取代了原本用来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的规划。”刘士林教授指出，不少城市的规划多半属于“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表现在具体规划中就是内容雷同、相互因袭。
于炜认为，即使找到“病因”，也决不能仅仅就具体个案病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必须在宏观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与历史责任。
城市设计要“软硬兼施”
面对种种城市病例，如何变废为宝，如何转危为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以后的设计中避免出现类似问题，这成为城市设计领域专家们关心关注的焦点。
“构建科学的城市设计艺术基本理论框架，是健康城市的灵魂与支撑。”不少专家提出，要构建超越传统城市规划局限、并从根本上避免病例再次发生的广义城市设计艺术全新理论框架。
“城市人的幸福感来源于城市所营造和给予的审美愉悦感。而城市设计艺术的根本宗旨应是为人们设计一个科学、合理、适切、便捷、友善、健康、富有美感体验的客观空间环境和主观精神家园。”于炜指出，城市设计要“软硬兼施”，以视觉秩序为媒介，容纳历史积淀、铺垫地区文化、表现时代精神，真正以人为本，尤其以市民大众为本，并结合人的感知经验建立起具有整体结构性特征、易于识别的城市意象和氛围，把艺术之美和人文之善贯彻于构成城市科学之真的方方面面。
“在城市病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的背景下，以培育和建设‘城市科学’新学科为基础，以关注城市发展要点为重心展开高端咨询服务，以建构和培育主流话语为目标引导与疏解城市舆情，以及通过强化理论研究和信息交流为区域和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已成为当务之急。”刘士林指出，在城市发展热浪滚滚，“城市化”迅速成为高频词的今天，实际上，人们是否真正了解了什么是城市、城市化以及什么是中国的城市化，仍是一个很大、很严肃的问题。
针对相关城市规划设计领域缺乏有力的体制机制与法制保障的情况，于炜认为，加强立法执法是完善和落实城市规划设计的根本保证。在他看来，建立针对城市设计的专业设计体制、建立针对城市设计工程的运行管理机制、建立针对城市设计项目的督察奖惩机制，是破解当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病例顽症的关键所在。
在前不久举办的“2012上海交大城市科学春季论坛”上，与会的学者取得了如下共识：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对城市的蒙昧和错误认识，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学术转型，开展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为中国城市提供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系统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