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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传统“和”文化无疑是这一和平外交政策产生的文化渊源。本文从“和合”以及“协和万邦”文化思想产生、发展的语境切入，多视角、宽领域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关系，则主要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着手，详细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其生命力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关键词：和合；协和万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生生不息，在东方这片土地上生产、生活着。他们生产出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他们以东方人独有的智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经过世世代代的演化、发展，中国文化自成体系并且不断丰富完善。在世界各种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文化一经形成，其必然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民众，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处世态度等方面体现出来；同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也深受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民众，是中华儿女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至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方东美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评论说：“中国哲学的智慧……，总括此中根本精神，千字万语一句话，便是‘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①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爆发过内部的战乱纷争，与外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但应该看到，和平是主要的，是主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追求“和”的文化，这包括“和合”文化思想和“协和万邦”文化思想。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和”的观念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新中国建立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外交政策的抉择也与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和合”文化思想
中国的和合文化思想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字在我国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意指厨师烹调美食，将不同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和谐状态。“和合”共用出现在《国语》中：“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契能够将五教加以融合，使百姓安身立命。自此以后，和合意指不同要素之间的共存、融合状态，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可协调性以及和谐的结构。经过不同时期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这一思想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被中华民族所接受，用来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外交关系中，和合思想也得到了体认和贯彻。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就是通过讲求礼仪、礼节，用和平、和睦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也应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和合思想的首要内涵是和谐。这一状态既是和平、和善的，又是结合、融合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谐的状态是天下事物发生、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将自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整个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和谐的。其次，和合思想的前提是“和而不同”，它强调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睦相处，肯定事物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不同事物之间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以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第三，和合目标的实现靠的是道德的约束力，或者说是文化的力量。“以力假人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通过道德的感召、文化的交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行潜移默化地教化，才能实现“世界大同”。最后，和合思想的原则是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中庸原则强调的是待人接物要讲求准确性和原则性，并不是一味地调和折中，要掌握好分寸，要适度。“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方法和道理，“过”和“不及”两种方法都不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二、“协和万邦”文化思想
协和万邦思想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原则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上的运用。“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尚书》）这里论述了从个人才德的修养再到家族、自己的国家的治理，最后达到各国和睦相处的渐进过程。“亲九族”依靠的是个体“克明俊德”，即自己的德行。同样，协和万邦，即各个国家的和睦相处，所依靠的也是“王道”，也就是“以德化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霸道”。
首先，协和万邦走的是和平路线，它向往和平，反对战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通过对道的弘扬，对正义、真理的追求，来使对方接受和认可。因为正义、真理具有普适性，是公正无私的，符合各方的利益。
其次，协和万邦的前提和条件是承认各国国情是有区别和差异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自然界各种事物是相互有利而不是有害的，所以它们才能共同存在和生长，自然界才是丰富多彩的；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使世界也更加多姿多彩，这也不应该成为他们和睦相处的阻碍。
第三，协和万邦主张平等的交流和沟通。“礼之用，和为贵。”“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才能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通过以礼相待，显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对对方的利益诉求不构成威胁，使其敢于并且愿意与自己接触，从而迈出双方交往的第一步；通过以礼相待，表明自己的诚意，使对方明白通过交流和沟通进行交往有利于双方，因而乐意与自己交往。在彼此的交往中，加深了解、增信释疑，从而达到共存、共荣，和谐相处。
最后，协和万邦反对霸权，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诈者不欺愚。”（《墨子》）“以力服人”的“霸道”，崇尚武力，喜好战争，凭借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肆意干涉、欺凌、侵略其他弱小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其进行兼并、改造，营造“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所谓的“和谐”状态损害其组成部分的利益，最终只会造成天下大乱的后果。
三、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与中国传统“和”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声明中国外交的目的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②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因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仇视和遏制。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共同对抗腐朽没落的国际霸权。这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的品性。在面对强敌的欺凌时，只有采取适宜的外交战略，才能掌握主动，争取有利条件，达到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正义的目的。而一贯的妥协退让，只会丧失原则，纵容对方，使其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1953年，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人类也逐步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同时，中国要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世易时移，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都要求中国外交要因之而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了。1953年底，在中、印两国举行的关于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谈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外”。③这一原则随后被写进《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之中。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逐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④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不以各国社会制度相区别，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是对旧的国际关系原则的超越和发展，“具有强烈的中国人的特点”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崇尚世界和平，反对武力和战争；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欺凌和压迫；追求合作共荣，反对剥削和压榨。它所要维护的是世界秩序的公正、合理，是对中国传统“仁”、“义”的继承和发扬。“仁”是人的内在本质，也就是人的博爱之心；“义”是指人的行为恰当，即人依据其内在本质的行为过程。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终诉求是世界的和谐，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和睦相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涵及其丰富。它无时不左右着国人的思维，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深受中国“和”文化思想的影响。
首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谋求各国的和平共处，争取各个主权国家的和谐共存状态，体现了“和”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和”首先意味着多样性的存在，是不同事物的聚集而达到的平衡状态。“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是对个体的尊重，要尊重对方的存在及其存在形式，而不可蔑视或漠视对方的存在，因为各个组成部分都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体的和谐也离不开个体的完整性。个体事物的构成要素是相互依赖、密切相关的，构成要素的不完整也意味着整体的不完美，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和谐。
其次，“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的保障。两个“互不”体现出中国外交一贯倡导的防御性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原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和平共处的目的是相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我们所希望的世界各国的和谐共存，是在尊重个体独立性基础上的统一，充分尊重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而不是用一种模式整齐划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和”并不是要否认和抹杀事物组成要素的独立性，而是承认其差异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而如果一味地讲求同一，则不但不会达到“和”的状态，还会损害其组成要素的存在，阻碍其发展。
第三，“平等互利”，意思是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这既是实现和平共处的途径和步骤，也是和平共处的目的之一。这反映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务实性，也是中国传统“义利双行”外交思想的体现。战国时期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要人们不管亲疏贵贱，去爱所有的人；人们应该相互帮助，共谋福利，反对恃强凌弱。平等互利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或者说是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能实现世界的繁荣和发展。恃强凌弱、相互争夺只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人类赖以生 存的物质基础，不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最后，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目标是和平共处，即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和平、和睦的共同生存、发展状态。这与“和”的思想所追求的和谐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传》）只有创造了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人类各种利益的获得才是正当、有效、合理的。各国都繁荣昌盛，天下就得到了安宁、太平。由此可见，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实现，也就是致“太和”，既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最早是为了解决与邻国的争端。它提倡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与近邻的矛盾，而不是依靠强权和霸权，本身就是中国“亲仁善邻”思想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睦邻友好，对外政策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只具有防御性，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中国人思想的主要源流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⑦中庸之道讲究事物发展的平稳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平衡性。与此相适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实行的保障或者外在约束力当然不是靠武力和暴力等硬约束，而是根据“信”这一软约束。“言必信，行必果。”《论语》中国人重承诺，讲信用，为人处世靠的是道德自律，是出于内心对正义的维护和追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和实行后，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贯彻，使中国与印度、缅甸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得到成功解决，为中国赢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的地区环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在民族国家间运用，在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得到提倡和运用，以致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和接受，这跟它与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渊源是分不开的。
“和”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不断得到发展，并且日臻完善，说明“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太和”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和平与融合的和谐境界是可以实现的梦想。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和合文化体系是开放、包容的，它不但从中华民族的不同文化流派中吸收营养，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汲取智慧。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密切，不同文明开始相互接触、碰撞和融合。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必将适应这一潮流和趋势，并以自己的独特魅力引领这一潮流，在这一过程中它会进一步发展繁荣，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陈书录主编：《中国文化通论》，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5]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8]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0]方东美：《方东美集》，黄克剑、钟小霖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11]徐克谦主编：《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郑涵：《中国的和文化意识》，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注 释：
①方东美：《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③《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④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⑤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⑥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⑦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关键词：和合；协和万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生生不息，在东方这片土地上生产、生活着。他们生产出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他们以东方人独有的智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经过世世代代的演化、发展，中国文化自成体系并且不断丰富完善。在世界各种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文化一经形成，其必然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民众，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处世态度等方面体现出来；同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也深受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民众，是中华儿女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至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方东美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评论说：“中国哲学的智慧……，总括此中根本精神，千字万语一句话，便是‘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①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爆发过内部的战乱纷争，与外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但应该看到，和平是主要的，是主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追求“和”的文化，这包括“和合”文化思想和“协和万邦”文化思想。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和”的观念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新中国建立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外交政策的抉择也与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和合”文化思想
中国的和合文化思想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字在我国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意指厨师烹调美食，将不同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和谐状态。“和合”共用出现在《国语》中：“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契能够将五教加以融合，使百姓安身立命。自此以后，和合意指不同要素之间的共存、融合状态，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可协调性以及和谐的结构。经过不同时期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这一思想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被中华民族所接受，用来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外交关系中，和合思想也得到了体认和贯彻。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就是通过讲求礼仪、礼节，用和平、和睦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也应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和合思想的首要内涵是和谐。这一状态既是和平、和善的，又是结合、融合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谐的状态是天下事物发生、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将自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整个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和谐的。其次，和合思想的前提是“和而不同”，它强调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睦相处，肯定事物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不同事物之间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以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第三，和合目标的实现靠的是道德的约束力，或者说是文化的力量。“以力假人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通过道德的感召、文化的交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行潜移默化地教化，才能实现“世界大同”。最后，和合思想的原则是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中庸原则强调的是待人接物要讲求准确性和原则性，并不是一味地调和折中，要掌握好分寸，要适度。“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方法和道理，“过”和“不及”两种方法都不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二、“协和万邦”文化思想
协和万邦思想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原则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上的运用。“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尚书》）这里论述了从个人才德的修养再到家族、自己的国家的治理，最后达到各国和睦相处的渐进过程。“亲九族”依靠的是个体“克明俊德”，即自己的德行。同样，协和万邦，即各个国家的和睦相处，所依靠的也是“王道”，也就是“以德化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霸道”。
首先，协和万邦走的是和平路线，它向往和平，反对战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通过对道的弘扬，对正义、真理的追求，来使对方接受和认可。因为正义、真理具有普适性，是公正无私的，符合各方的利益。
其次，协和万邦的前提和条件是承认各国国情是有区别和差异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自然界各种事物是相互有利而不是有害的，所以它们才能共同存在和生长，自然界才是丰富多彩的；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使世界也更加多姿多彩，这也不应该成为他们和睦相处的阻碍。
第三，协和万邦主张平等的交流和沟通。“礼之用，和为贵。”“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平等的对话和协商，才能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通过以礼相待，显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对对方的利益诉求不构成威胁，使其敢于并且愿意与自己接触，从而迈出双方交往的第一步；通过以礼相待，表明自己的诚意，使对方明白通过交流和沟通进行交往有利于双方，因而乐意与自己交往。在彼此的交往中，加深了解、增信释疑，从而达到共存、共荣，和谐相处。
最后，协和万邦反对霸权，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诈者不欺愚。”（《墨子》）“以力服人”的“霸道”，崇尚武力，喜好战争，凭借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肆意干涉、欺凌、侵略其他弱小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其进行兼并、改造，营造“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所谓的“和谐”状态损害其组成部分的利益，最终只会造成天下大乱的后果。
三、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与中国传统“和”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声明中国外交的目的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②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因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仇视和遏制。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共同对抗腐朽没落的国际霸权。这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的品性。在面对强敌的欺凌时，只有采取适宜的外交战略，才能掌握主动，争取有利条件，达到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正义的目的。而一贯的妥协退让，只会丧失原则，纵容对方，使其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1953年，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人类也逐步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同时，中国要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世易时移，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都要求中国外交要因之而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了。1953年底，在中、印两国举行的关于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谈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外”。③这一原则随后被写进《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之中。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逐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④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不以各国社会制度相区别，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是对旧的国际关系原则的超越和发展，“具有强烈的中国人的特点”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崇尚世界和平，反对武力和战争；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欺凌和压迫；追求合作共荣，反对剥削和压榨。它所要维护的是世界秩序的公正、合理，是对中国传统“仁”、“义”的继承和发扬。“仁”是人的内在本质，也就是人的博爱之心；“义”是指人的行为恰当，即人依据其内在本质的行为过程。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终诉求是世界的和谐，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和睦相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涵及其丰富。它无时不左右着国人的思维，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深受中国“和”文化思想的影响。
首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谋求各国的和平共处，争取各个主权国家的和谐共存状态，体现了“和”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和”首先意味着多样性的存在，是不同事物的聚集而达到的平衡状态。“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是对个体的尊重，要尊重对方的存在及其存在形式，而不可蔑视或漠视对方的存在，因为各个组成部分都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体的和谐也离不开个体的完整性。个体事物的构成要素是相互依赖、密切相关的，构成要素的不完整也意味着整体的不完美，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和谐。
其次，“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和平共处的保障。两个“互不”体现出中国外交一贯倡导的防御性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原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和平共处的目的是相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我们所希望的世界各国的和谐共存，是在尊重个体独立性基础上的统一，充分尊重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而不是用一种模式整齐划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和”并不是要否认和抹杀事物组成要素的独立性，而是承认其差异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而如果一味地讲求同一，则不但不会达到“和”的状态，还会损害其组成要素的存在，阻碍其发展。
第三，“平等互利”，意思是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这既是实现和平共处的途径和步骤，也是和平共处的目的之一。这反映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务实性，也是中国传统“义利双行”外交思想的体现。战国时期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要人们不管亲疏贵贱，去爱所有的人；人们应该相互帮助，共谋福利，反对恃强凌弱。平等互利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或者说是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能实现世界的繁荣和发展。恃强凌弱、相互争夺只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人类赖以生 存的物质基础，不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最后，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目标是和平共处，即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和平、和睦的共同生存、发展状态。这与“和”的思想所追求的和谐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传》）只有创造了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人类各种利益的获得才是正当、有效、合理的。各国都繁荣昌盛，天下就得到了安宁、太平。由此可见，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实现，也就是致“太和”，既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最早是为了解决与邻国的争端。它提倡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与近邻的矛盾，而不是依靠强权和霸权，本身就是中国“亲仁善邻”思想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睦邻友好，对外政策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只具有防御性，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中国人思想的主要源流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⑦中庸之道讲究事物发展的平稳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平衡性。与此相适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实行的保障或者外在约束力当然不是靠武力和暴力等硬约束，而是根据“信”这一软约束。“言必信，行必果。”《论语》中国人重承诺，讲信用，为人处世靠的是道德自律，是出于内心对正义的维护和追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和实行后，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贯彻，使中国与印度、缅甸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得到成功解决，为中国赢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的地区环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在民族国家间运用，在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得到提倡和运用，以致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和接受，这跟它与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渊源是分不开的。
“和”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不断得到发展，并且日臻完善，说明“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太和”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和平与融合的和谐境界是可以实现的梦想。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和合文化体系是开放、包容的，它不但从中华民族的不同文化流派中吸收营养，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汲取智慧。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密切，不同文明开始相互接触、碰撞和融合。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必将适应这一潮流和趋势，并以自己的独特魅力引领这一潮流，在这一过程中它会进一步发展繁荣，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陈书录主编：《中国文化通论》，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共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5]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8]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0]方东美：《方东美集》，黄克剑、钟小霖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11]徐克谦主编：《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郑涵：《中国的和文化意识》，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注 释：
①方东美：《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③《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④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⑤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⑥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⑦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