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值春节前后，许多高价商品在北京各大超市纷纷亮相，一种高档“野生大米”，以当时国内大米最高价每市斤110元左右进军各大商场，大张旗鼓地造势热销。
天价“野生大米”惊现超市，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农业部高层领导获悉后，立即责成有关专家深入各大商场暗访，对大米真相予以调查。（图1）
这种大米究竟是货真价实的“野生稻米”，还是商家抛掷的重磅噱头？为什么一旦被冠以“野生”的名头，其价格便与普通大米存在天壤之别，而看似平常的这一商业行为，为何在农业部高层引起轩然大波，乃至兴师动众地予以彻查呢？
图1 超市出现“野生大米”
一 东方神稻
近年来，由于食品安全问题被屡屡曝光，消费者在食品与粮食选购方面，越来越持谨慎态度。一些打着绿色或者无污染旗号的食品和粮食，日渐受到消费者青睐，而那些具有原生态特质的产品，更是备受追捧。
农业部专家调查发现，销售“野生稻米”的这家企业，正是迎合了消费者崇尚绿色环保的心理，炮制了一些冠冕堂皇，极富诱惑力的宣传口号。
这家企业声称：自己生产的野生稻米，经北京一家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检测，富含植物脂肪、蛋白、硒以及其它营养元素，尤其生命元素硒的含量超过国家优质米两倍以上。
这家企业生产的大米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稻米呢？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博士杨庆文说，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米并不是野生稻直接加工的米，而是公司利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成的含有野生稻亲缘的稻米。
原来，商家精心炮制的大米并非真正的野生稻米。是他们为迎合公众的消费心理，以假乱真，打着所谓“野生大米”稀缺性与营养性的幌子，选择春节前后将其推向市场，招徕不明真相的顾客。
真正的野生稻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
杨庆文说，野生稻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野生稻米是不能出售的，中国政府鼓励科技人员利用野生稻，但不能直接出售野生稻，野生稻加工成大米，大米上含有野生稻的胚，它可以继续发芽生长。如出售野生稻，国外可能通过购买的大米中求得野生稻资源，可能造成野生稻资源的流失。
农业部门关于野生稻的各种规定并非空穴来风。
栽培稻是人类从野生稻长期驯化而成，比野生稻具有产量高、品质好、栽培范围广的特点。然而，受一定历史阶段的技术水平限制，野生稻中的部分基因在驯化为水稻的过程中丢失了，而野生稻本身却保留了所有的基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基因可能对未来选育水稻新品种具有重大的潜在利用价值。因此，保护好野生稻就能保留野生稻所有的基因，从而为未来水稻新品种选育，提供基因资源。
近年来，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世界各国对水稻的需求量日渐增加，水稻已成为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主粮。资料显示，2000年，全世界稻米消费量为5.8亿多吨；而2012年，全球对水稻的需求激增到6.6亿多吨，而中国是稻米需求的大国。
巨大的粮食需求压力，促使世界各国展开了对野生植物资源的激烈争夺，野生稻为重中之重。各国科学家都试图从中破解越来越多的“遗传密码”——也就是各种优异基因，用以研发改良新的高产水稻品种，缓解日益加剧的粮食压力。
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野生稻共有21个种，我国作为世界
上公认的农作物八大起源中心之一，是世界上野生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拥有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疣粒野生稻3个种，广泛分布于南起海南，北至江西，东到台湾，西至云南的广大区域。（图2）
发现如此广泛的野生稻分布点，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农业专家的心血。
继1978年～1982年，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全国野生稻普查之后，2002年开始，农业部又启动了专项工作，对我国野生稻资源又一次展开调查、收集和保护。杨庆文担任整个项目负责人。
长江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乡野的田间地头，沼泽地，池塘边，随处可见水稻专家们忙碌的身影。（图3）
2002年，正在广西考察的杨庆文，听村民说山中有种像野生稻的植物后，便辗转向山上奔去。
杨庆文看见野生稻如获至宝，兴奋地边走边不停地拍照。
杨庆文说，刚下过雨，山坡比较滑，我对好焦距准备按快门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了。在整理照片时，发现其中有一张照片特别有意思，中间的药用野生稻植株非常清楚，但是周围全是模糊的。
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位于我国最南端的海南省，与广西一样，既是我国野生稻资源分布最广的省份之一，也是众多农业专家进行培育、制种等科研工作的理想基地，人们餐桌上的优质大米品种多数出自这里。
自2002年以来，海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所副所长云勇经常利用周末到野外寻找野生稻，迄今为止已经找到了151个野生稻分布点。
云勇介绍说，上山的人，身边都带一把刀，因为山里面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要砍山开路。
在寻找野生稻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对遇到的各种危险早已司空见惯，有时他们会掉进猎人捕猎的陷阱里，有时会遭遇旱蚂蝗或者毒蛇的袭扰……
他们不辞劳苦地寻觅野生稻踪迹，目的只有一个：最大可能地保存看似分布广泛、实则稀缺至极的野生稻资源。他们深知，野生稻中蕴藏着丰富的优异基因，是我国提高水稻生产能力的战略性生物资源。
土壤缺磷是世界性难题，我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缺磷。然而，调查发现，野生稻居然能够在低磷环境下健康生长；野生稻中抗污染的基因也极为明显，在南方，即使一些污染十分严重的污水沟旁，也依然见到野生稻的踪迹；另外，有些野生稻稻谷中蛋白质含量高达17%以上，比一些肉类的蛋白质含量还高；有的野生稻能够抵御各种病毒的侵袭；还有的野生稻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下还能存活；尤其是1978年在江西省东乡县发现的野生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分布最北的野生稻特异资源，被誉为“植物大熊猫”。（图4）
海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孟卫东说，由于东乡野生稻地理位置分布得最北，因此它在耐寒性方面是独树一帜的资源。从这个资源里，可以选出耐寒性比较好的有利基因应用到水稻中去，对解决抗寒性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它就像大熊猫资源一样珍贵。 在利用野生稻基因方面，最让世界赞叹不已的是，我国成功利用野生稻遗传基因资源不断改良的水稻品种，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粮食压力。
早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稻作之父”的丁颖，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图5）
丁颖，1888年出生于广东高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当时中国农村一派穷苦饥荒景象，水稻产量极低，仅广东一省，平均年进口优质洋大米就高达740余万担， 最多时竟达1700余万担。
从小就忧国忧民的丁颖，中学毕业便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他向同学们表示：“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后，他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日本。1919年丁颖毕业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远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为声援国内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遭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的丁颖毅然辍学回国。
回到国内后，丁颖曾在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由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1921年4月，丁颖再次远赴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这所学校研修稻作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图2 我国野生稻分布图
图3 水稻专家调查野生稻
图4 被誉为“植物大熊猫”的野生稻
图5 中国稻作之父丁颖
丁颖学成回国后，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也就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担任教授。他极力建议当时的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然而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计划，均石沉大海毫无音信。面对重重困难，丁颖决心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争取到政府拨付的区区260元开办费，在茂名县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
经过不懈努力，1933年，丁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水稻地方品种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在世界上第一次完成了用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工作的成功尝试。
“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此后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多世纪，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压力。植物的抗逆性是指植物具有的抵抗不利环境的某些性状，如抗寒，抗旱，抗盐，抗病虫害等特性。
在成功选育出“中山一号”新品种3年之后，丁颖又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引起东亚稻作学界的极大关注。（图6）
一生致力于稻作改良的丁颖，视良种为珍宝，甚至不顾性命安危。
1938年，侵华日军登陆大鹏湾，即将攻入广州之际，中山大学师生准备撤离。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卢永根说，抗战刚刚爆发时，丁老已收集了好几千个水稻品种，日军进攻广州要撤退时，他首先把水稻的种质资源给家在东江的一个学生带回家，在家里种，这个种子就保在那边。他也很重视番薯，当时收集有200来个番薯品种，番薯要靠种苗繁殖，最感人的是丁老临撤退前急急忙忙把200多个番薯品种，一种留几棵苗捆起来。当时大家都上船了，最后丁老拿了一大捆番薯种苗上了船。
丁颖为了把稻米良种推广到农民中去，曾想尽一切办法，他把一包包良种交学生带回自己的家乡试种。同时他采取换种制度，农民可以用普通稻谷到场里换良种，每担只象征性地多收一斤谷子。这些措施令农民增产获益，也为丁颖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他被大家亲切地尊称为“谷种佬”。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丁颖出任第一任院长。1964年，丁颖以76岁高龄抱病考察了陕西、宁夏、山东后，于当年10月14日在北京病逝。
丁颖的“中山一号”和“千粒穗”被大面积推广种植，极大缓解了中国的粮食压力；而袁隆平于1973年培育的三系杂交水稻，则将水稻亩产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掀起了水稻生产的“革命”，这些杂交稻的父本正是野生雄性败育稻。
袁隆平，一位被戏称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以“杂交水稻之父”美誉名扬天下。今天，在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中，一半以上采用了杂交水稻，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目前，袁隆平领导的超级杂交稻项目，在育种方面已实现了大面积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因此，中国超级稻被国际水稻界称为“东方魔稻”。（图7）
一茬茬葱茏的杂交水稻，凝结了袁隆平太多的心血，40多年的含辛茹苦，袁隆平演绎着多彩人生。
从1964年起，每年冬天他和助手像候鸟一样赶到海南省三亚育种，在那里度过了10个除夕。
与人类近亲结婚存在弊端一样，水稻要高产，必须“远缘杂交”。可是要想找到雄蕊不育的野生稻，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曾近乎“悠闲”地苦等了7年，终于在助手李必湖等人的帮助下，于1970年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里，得到一株上苍赐予的“野败”——也就是野生雄性败育稻，由此打开了研究杂交水稻最关键的一环……
1973年，袁隆平终于首次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亩产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
1976年～1999年，杂交水稻累计种植推广35亿多亩，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先后被引种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又有了中国引以为骄傲的“超级稻”。从第一期亩产700公斤，第二期亩产800公斤，到目前已进入分子研究水平的第三期超级稻计划，目标是亩产900公斤。（图8）
2004年，袁隆平创造了水稻亩产800公斤的奇迹；2006年超级杂交稻正式推广，这意味着每年又可以再多养活3000万人。同年4月，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国际上这样评论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而袁隆平给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从丁颖的“中山1号”，到他的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再到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无一不是从野生稻改良而来。它们恰似一粒粒魔稻，不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影响着中国的命运，改变着整个世界。 图6 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
图7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图8 我国大力推广种植杂交稻
图9 我国野生大豆分布图
杨庆文说，一个物种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基因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兴衰，生物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对于野生稻资源的寻找以及保护开发，无疑成了世界水稻育种领域竞争的焦点之一。然而，不但是中国，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这样的严峻事实——在长期人工栽培的进化过程中，普通野生稻的许多优良基因正在或者已经丢失。在我国发现的3种野生稻中，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
中国农业大学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现代栽培稻相对普通野生稻，丢失了约三分之一的等位基因和一半基因型，其中包括大量优异基因，即抗病、虫、杂草及抗逆基因，也有高效营养基因和高产优质基因。
野生稻的优良基因正在丢失的同时，来自人类生产活动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威胁，野生稻在野外分布的面积正在迅速减少。
据统计，野生稻资源最丰富的海南和广东两省，普通野生稻的1182个分布点已消失70%；1980年在云南省发现的26个普通野生稻分布点，到2002年已消失了24个，消失率高达92.3%；在广西发现的16公顷连片生长的野生稻，由于其原生境上游被开垦成鱼塘等原因，分布面积正在逐年下降。
另一方面，国外早就对我国广泛的野生稻资源觊觎已久，一些国家的农业专家为了盗取资源，不惜下大功夫学习汉语乃至方言，假扮游客进入野生稻保护点，伺机偷取资源。只要得到一粒野生稻种子，带出中国国境，便可以进行研究育种，从而以他们的成果与中国抗衡竞争。
早在2003年，我国的一些专家便预言：20年后，我国将难以在野外寻觅野生稻的踪迹，人们只能在种质库和人工园圃里欣赏“植物大熊猫”。这绝非危言耸听。
如何保护野生稻资源，已成为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国家命题。
1998年4月，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提出一项国际专利申请，试图通过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的方式，保护表面上看似他们“发明”的“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方法”。
2000年4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孟山都的这项国际申请。长达90多页的专利申请书中，竟然包含了64项权利要求，并指定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作为保护其“发明”的国家。
此举一出，世界震惊。
已经披露的有关事实表明，孟山都请求保护的“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方法”，居然直接利用了来自中国的野生大豆，这种野生大豆对于完成他们所谓的“发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孟山都请求保护的“发明”最终获得专利授权，意味着申请书中指定的101个国家的任何人，未经许可，不能生产和销售专利保护的大豆产品，包括科研人员利用这种“标记基因”的研究活动，也将受到极大限制。就中国而言，极有可能出现“种中国豆，侵美国权”的尴尬情形；中国的某些大豆产品甚至因此无法出口，否则可能会引起国际贸易制裁。
中国野生大豆究竟是如何被孟山都获取的？中国的野生植物资源，面临着怎样的严峻形势？
图10 野生大豆
二 基因魔方
大豆是我国最早种植和食用的五谷之一，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作为大豆的起源地，我国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 %，已收集保存的样本超过6000份。
作为栽培大豆的近缘植物，野生大豆一般生长在河道边、水渠旁、芦苇塘边以及排水沟附近等潮湿、向阳的环境里，比较喜欢中性土壤或轻盐碱地，甚至在我国一些沿海岛屿的海滩上，也能发现野生大豆。野生大豆的种子，耐寒能力极强，即使种植在零下30℃的低温下，也能安全越冬。
在我国，从东北黑龙江省，到西北甘肃省，西南西藏自治区的广大范围内，都有野生大豆分布。（图9）
野生大豆具有特殊的抗逆性，蛋白质含量远远高于栽培大豆，是大豆育种的重要种质资源。 （图10）
其貌不扬的野生大豆，还蕴藏着罕见的不育基因；而小黑豆具有天然的抗病基因，能抗花叶病毒病。
图11 “果中之王”猕猴桃
图12 猕猴桃为新西兰带来巨大效益
图13 北京小黑豆
我国分布着包括野生大豆在内的高等植物3万余种，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发达国家掠取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地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于1970年发表言论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
事实上，基辛格的这一言论比某些西方国家掠取我国生物资源的行动，已迟了将近一个世纪。
从19世纪末开始，某些西方国家就已开始从我国偷采、转运珍稀野生植物。
与野生大豆一样，素有“果中之王”美誉的猕猴桃，其原产地也在中国。（图11）
1905年，在新西兰北岛西海岸“汪加努女子学校”任教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利用假期到湖北宜昌看望她的姐姐凯蒂，当时凯蒂在宜昌一边教书，一边当传教士。而宜昌是我国盛产猕猴桃的地方。
第二年2月，伊莎贝尔返回新西兰时，把猕猴桃的种子偷偷地带出了中国，回到新西兰后，将其交给了所在学校一个学生的父亲，后者又把这些种子送给了当地种果树的农场主爱里生。
这些猕猴桃被爱里生栽培在农场果园后，于1910年结果。由于猕猴桃富含维生素，味道异常鲜美，因此得到不断驯化与品种改良；加之新西兰的土壤与气候十分适宜其生长，猕猴桃迅速大量繁殖。
此后，由新西兰培育出来的猕猴桃品种，被陆续引种到了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
1952年，新西兰的猕猴桃鲜果首次出口到英国，非常畅销。资料表明，今天欧洲市场每年需求几十万吨猕猴桃，仅英国人1年就吃掉6万吨。
杨庆文说，从中国带到新西兰的野生猕猴桃，使得猕猴桃成为新西兰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猕猴桃占国际市场的90%以上。中国是猕猴桃的故乡，但中国的猕猴桃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是零。 目前，猕猴桃在新西兰广为种植，并以“基维果”为商品名称畅销世界各地。猕猴桃的鲜果，连同猕猴桃果酒、护肤品等系列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旅游观光产业，每年为新西兰带来高达上千亿美元的巨大效益。（图12）
事实上，“猕猴桃事件”并非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流失的第一例，也绝非个案。
早在伊莎贝尔从中国偷采猕猴桃种子7年之前的1898年，美国就已派人来到中国，调查和采集野生大豆品种资料，由此开始引种大豆并大面积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常汝镇说，美国因为原产作物很少，要发展农业生产，需要种质资源，于是派出很多所谓的考察队到世界各地收集资源。大规模地在中国收集大豆资源，是在1925年～1927年，当时有一个美国探险家叫多塞特，他用两年半时间在中国东北收集了1500多份大豆带回美国。
1929年～1931年，多赛特与另一位美国人莫尔斯，又收集了包括中国东北、日本、朝鲜半岛上的大豆资源4千余份。
目前，美国作物基因库中保存的大豆资源已达2万多份，使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大豆资源大国，其中很多原产我国的大豆资源，堂而皇之地成了美国的专利产品。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大豆的国际地位却连续下滑，先后被巴西和阿根廷赶超，位列第四。
来自中国的大豆资源，不但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曾经挽救过美国大豆生产危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14个州发生了大豆孢囊线虫病，大豆生产岌岌可危，濒于毁灭。“救星”便是来自中国的“北京小黑豆”。（图13）
常汝镇介绍：1954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最先发现胞囊线虫，逐渐蔓延到美国的北部甚至加拿大。这种病害发生后，大豆一般减产20%～30%，严重时减产50%，甚至绝收。美国把所有的资源拿来在有线虫侵染的地上做抗性鉴定，鉴定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品种是抗大豆胞囊线虫的，就是中国的北京小黑豆，这个材料1906年被引到美国去，它抗病性很好，植株性状也很不错，美国用北京小黑豆做抗原选育抗大豆胞囊线虫病的品种。
1965年前后，美国利用“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转育到当地栽培大豆中，培育成了抗大豆孢囊线虫病的新高产品种，从而拉动美国大豆生产迅速复苏。
像大豆资源一样，今天，许多由中国流失到国外的遗传资源，成为某些国家经济支柱的同时，还被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作为商业化利用的目标。
1998年4月，美国孟山都公司就玩起了“基因魔方”，为了垄断世界大豆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就其所谓“发明”的高产大豆请求专利保护。而这种高产大豆，恰恰直接利用了从中国采集的野生大豆。
孟山都使用的这种野生大豆究竟是如何从中国流失出去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破解这个谜团，还要从上世纪中美关系的破冰说起。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标志着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互访也日渐增多。
在尼克松访华两年后的1974年9月，美国向中国派出了植物代表团，大豆专家布尔纳德随团访问。
布尔纳德是美国著名的大豆种子资源专家，负责全美国的大豆种子资源收集和保存工作，在遗传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常汝镇，曾于1984年在布尔纳德的实验室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其间查阅了美国大豆种质资源收集状况。
1974年9月，布尔纳德访华时，恰好是中国北方大豆即将成熟的季节。
常汝镇说，他9月初来华，第一个访问的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科院的水稻研究所地点在南崴子公社，他在南崴子公社的草地上采到第一份我国野生大豆。野生大豆当时还没成熟，但是鼓粒了，种子晒干后有发芽率。
第二天，布尔纳德在水稻研究所以及他下榻的南湖宾馆附近，又采集了两份大豆资料；随后他们在沈阳机场附近采集了第四份野生大豆标本；第五份资料，没有详细记载。第六份野生大豆资料采集于南京中山陵附近。
9月17日，美国植物代表团到上海闵行区电机厂参观。常汝镇说，当时院里杂草比较多，他在院里采到了一份野生大豆。最后，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在上海虹桥机场灌木丛中采了最后一份，一共采了8份，这8份里面有7份种出了苗，分离以后一共有20份材料。孟山都的野生大豆标记，就是利用了从上海闵行电机厂采集材料中的一个。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野生资源的保护意识淡薄，没有及时制止布尔纳德的行为，以致留下了无穷后患。
在后来披露的孟山都专利说明书中，曾经提及使用的这种野生大豆资源是从中国上海附近获取的，它在美国大豆种质的编号为PI407305B。
庆幸的是，孟山都最终没有在中国提出关于野生大豆所谓的专利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中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依据公约，一国生物资源被视为国家主权范围，遗传资源的取得，必须经提供这种资源的缔约国事先知情同意，而且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有权“公平分享研究和开发此资源成果，以及商业和其它方面利用此种资源所获得的利益”。然而，这种约定实际上极为脆弱无力，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资源的外流，而且仅仅与别人分享专利成果，更是远远不够。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外品种交换机构有关专家介绍，某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至今的两次大规模掠夺，致使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流失严重。尤其1993年以后，随着出访考察、接待来访和合作项目的逐渐增多，遗传资源的引进和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
据专家保守估计，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引进和输出的比例大概为1∶10 ，最近10年输出的生物和遗传资源，不仅在数量上远远高于前20年数量总和，而且在质量上也多为含有“目的基因”的优良遗传材料。
事实上，我国在控制遗传资源的流失方面形势极为严峻，既有外患，也有内忧。
在云南、广西等野生稻分布相对集中的省份，目前的状况已经不容乐观。 西双版纳州农业局局长李军介绍：西双版纳州因为地处低纬度地区和高温高湿的条件，是我国分布着三种类型野生稻的极少地区之一。20世纪50 、60年代，野生稻分布比较广泛，点特别多，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人为活动的增加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野生稻的原位保护已经消失，野生稻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发现几十个百亩以上大面积野生稻点，现在有些保护点居然连一株野生稻都找不到了。山东垦利县黄河入海口附近，原来的数万亩野生大豆，由于开发油田，只剩“零星”分布。
杨庆文介绍：根据调查，我国三种野生稻的分布面积都有下降趋势，普通野生稻比20世纪80年代初，丧失了70%；药用野生稻丧失了50%；疣粒野生稻稍微好一些，但也有30%丧失了。
人们保护意识的淡薄，导致野生稻、野生大豆等野生植物资源锐减，已经令人扼腕叹息，而我国某些植物研究机构的有关人员受私利驱使，主动将部分野生资源拱手送与国外，更让专家们痛心疾首。
常汝镇说，中国人好客，出去总把我们的好东西给人家，就怕人家说不好，以前我们一些考察团私自带出去一些很珍贵的资源。现在有了管理办法，规定对外交换资源时，有申报制度，要考察一下，这个材料能不能交换，交换的条件是什么，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制度。
在我国，民间流传着“宁肯饿死娘，不动种子粮”的说法。种子不但是植物，也是一切生物繁殖、进化的根本。
如何将我国有限的野生资源进行“种”的延续呢？
目前，国际上保存作物种质资源比较流行的做法，主要依靠不断更新种子的发芽力，建立种质库。种质库是主要用来保存植物种质资源的低温保存设施。
为了保护我国的种质资源，农业科技人员经历了艰难的漫漫求索的历程。
董玉琛，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著名作物种质资源专家。（图14）
早在1954年，董玉琛就被选派到前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攻读作物遗传选种硕士学位。1959年，当她即将毕业、准备回国时，收到了国内一封重要来信。
董玉琛介绍，苏联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种质资源研究机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后来改名叫瓦维洛夫研究所，当时中国农科院考虑我在苏联将要毕业，叫我毕业后到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学习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国没有像样的种质库，但农业科研人员十分珍惜我国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收集工作。
董玉琛介绍：1958年，我国召开了一个大田作物品种会议，会上收集到50种作物，将近20万份材料，这么丰富的种质资源，怎么保存呢？
为了保存收集的这些地方品种，不断更新优良种子的发芽力，科研人员千方百计地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
在北方，一般每隔4～5年就将这些种子轮种一次；而在气温较高、种子容易发芽的南方，为了减少种植次数，科研人员因陋就简，创造了一些简易保存法。
董玉琛说，南京想了一个土办法，用酒坛子保存，底下铺上石灰，把种子晾干，一包一包地码在酒坛子里，上面用几层塑料布封住口，不让它透气，把它放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广州则放在干燥器里，小粒的种子里面放硅胶，然后密封起来，干燥器放在商业性的冷库里，使它的温度保持在零度左右，这样种子能够保存10来年。（图15）
然而，从长远考虑，这些简易做法已难以满足保存种质资源的需求，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国家级 “种质库”。
1986年10月，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部分资助下，国家种质库在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落成。此后，位于青海西宁的国家作物种质复份库，以及主要为小麦、棉花等设立的30多个专业库，也陆续建成。（图16）
国家种质库由试验区、种子入库前处理操作区、保存区三部分组成。保存区建有两个长期贮藏冷库，其容量可保存种质40余万份。种质贮藏相对湿度小于50%，温度为零下18℃±1℃。
据科学家估算，在上述贮藏条件下，一般作物种子寿命可以保存50年以上，换句话说，至少50年之内，保存在这里的种子仍然具有发芽的能力。
至2009年底，国家种质库贮存的种质数量，已达到39万余份，长期保存的种质数量处于世界第一。
董玉琛说，长期库、中期库、短期库，都是保存种子的。那么无性繁殖作物怎么办？像果树、薯类、甘薯、马铃薯，不是用种子繁殖，而是用接穗或用块根、块茎繁殖，就要建立种质资源圃，这也是种质资源保存的设施之一，现在我们国家种质资源圃已有34个，分布在全国各地。
对于那些无性繁殖的作物，科技人员还进行了试管保存。
他们将这些块茎或者枝条放在试管里，每个品种保存10～20管不等。根据作物本身的需要，确定试管内温度。在试管里，这些茎尖生长得非常缓慢，一年生长10厘米以下。每年更换试管时，再将这些茎尖切碎，重新放回，这样就可以将这些资源长期保存下来。（图17）
对于野生稻等野生植物，除了种质库和种质圃保存外，为了使其不致在野外灭绝，还需要进行原生境保护，使这些野生植物在野外正常生长而不被破坏。为此，2007年12月，为期6年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中国农业部负责实施。
项目选定了云南、广西、海南、宁夏、河南、新疆、吉林、黑龙江8个省区的野生稻、野生大豆以及小麦近缘植物等示范点，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通过示范点的建设，消除示范点内对野生稻、野生大豆等植物构成威胁的因素与根源，建立一种促进野生近缘物种保护适用的可持续机制，保障中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千金易得，一种难求。
野生稻、野生大豆等资源，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经过上千年的自然演变形成的，蕴藏着各种潜在的可利用基因，不仅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繁衍生存的重要基础。保护种质，关乎国计民生；延续“血脉”，任重而道远。 2007年4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离奇血案，被告人卢云燕、赵征川均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可思议的是，血案的导火索居然是几株毫不起眼的兰花。
区区几株兰花，到底名贵到何种程度，竟然令案犯不惜铤而走险，杀死5人，酿成血腥惨案？名花异草原本用以愉悦身心，却有人为之疯狂，有人为之招来杀身之祸。在它们美丽的背后，究竟潜伏着怎样的危机？
图14 工程院院士作物种质资源专家董玉琛
图15 用酒坛子储存种子
图16 国家种质库落成
图17 试管保存无性繁殖作物
三 为花疯狂
四川成都平原虽然并不盛产兰花，然而这里及其近郊县市却历来有养兰的传统。据了解，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当地品相稍好的兰花，便被从一株几十元到数百元乃至上千元地炒作。兰花身价一路飙升，至今天，一株兰花的市场价达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已经司空见惯。
2007年4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血案，诱因便是兰花。（图18-1、2、3）
案犯卢云燕曾在部队服役，赵征川则曾因盗窃罪被判处过缓刑，他俩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平时交往密切，后来因为表现不良，双双被单位辞退。
2006年初，无所事事的卢云燕与赵征川，通过非法手段购买了一把仿“五四”式手枪，伺机抢夺兰花。
很快，他们将目光瞄准了成都崇州市河西乡的兰花协会会长李应军。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汪明介绍：当时四川有些地方的兰草价格相当好，种兰草的人也比较多，这两个被告人商量怎么样能够一夜暴富，认为搞兰草是个好路子。
10月28日中午，卢云燕与赵征川借了一辆汽车，携带手枪等作案工具，以购买兰花为由骗开了李应军家门的。
汪明介绍：当时他俩看到被害人家里人比较多，还有其它买家在这儿看兰草，没法下手，看了一下就走了。
其间，李应军曾给朋友李建打电话，说家里来了两个好象要购买兰花的陌生男子，看上去来者不善，请李建到他家来一趟，以防不测。几分钟后，李应军又电话通知李建不必来了，那两个男子已离开他家。
中午2点30分，心有不甘的卢云燕与赵征川再次返回李应军家。这次李应军没有电话通知朋友，而是顺手打开了照相机的录像按钮。
两个歹徒进门后，坐在沙发上简单交谈几句以后，卢云燕就拿出了枪和绳子，叫家里的几个人相互捆绑起来，就在准备抢东西时，被害人的一个亲属敲门，两个歹徒打开门，把这个人拉进屋子里。
没有被完全捆绑的李应军等人趁机反抗。见此情形，卢云燕开枪击中李应军，赵征川挥起手中的铁锤，重击其他5人头部，将他们全部打翻在地。
图18-1,18-2,18-3 兰花
图18-1
图18-2
图18-3
两名案犯将一堆兰花装入编织袋中，并顺手抢走房内的手机、照相机等物品，仓皇逃离现场。
汪明说，这期间，李应军的朋友李健曾给李应军打电话，一直没人接，产生疑虑，两个被告人仓皇逃窜到楼下时，与赶来的李健碰面，赵征川拿刀砍伤了李健，准备逃跑，被闻讯赶来的群众抓住，卢云燕趁乱逃跑了。
两天后的10月30日，四川省公安厅发出B级通缉令，追捕在逃的卢云燕。11月3日，潜逃一个多月的卢云燕，在云南元谋县落网。
被害人家中相机里的录像，将两名案犯行凶过程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法庭上，案犯面对铁证无言以对，他们被依法判处死刑。
汪明说，这个案子被告人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被害人家里蒙受了巨大损失，6个被害人中5个死了。案发后，崇州很多养兰草的商家，怕招杀身之祸，纷纷把手里的兰草出手，一时间，兰花的价格大幅度下跌。
然而，案犯伏法的同时，也给办案机关留下了一个难题——按照司法程序，被抢的兰花价格无法评估。
案发后，知情人曾宣称：案犯所抢兰花价值400多万元，然而公安机关在请多家评估机构对所抢兰花进行价格评估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兰花属于民间交易的特殊商品，没有特定机构为其作出所谓的官方价格，因此无法评估。
由于兰花，被害人招致杀身之祸；由于抢劫兰花，案犯卢云燕、赵征川被判处死刑。兰花，原本美丽的尤物，却因其美丽酿成血腥命案；也因其美丽，一度遭到不法分子的践踏。
在我国，兰花分布十分广泛，自古以来人们便有玩兰赏兰的传统。
兰花大体上分为地生兰与附着在树上的附生兰两大类，以其沁人心脾的馨香，荡涤着尘世的浮华，被誉为“幽谷佳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葛红介绍：兰花文化有两派，一派认为兰花的栽培从唐宋时期开始的；另一派认为还要早，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歌颂兰草的记载，孔子时期，就有“芷兰生于幽谷”的记载。我们国家兰花的文化，应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历代文人雅士的追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兰草文化，收藏“名兰”进而演变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然而，昔日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兰花，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却由于某些人追逐暴利而被一度扭曲了形象。
地处热带北部与亚热带南部的云南，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属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境内遍布高山深谷，垂直的立体型气候复杂多样，为兰科植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优良环境。云南的兰花种属，占全国兰科植物种属的90%以上，算得上是“兰花王国”。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人为的炒作下，兰花价格几近疯狂，令人匪夷所思。在一些盛产兰花的省份，一盆兰花换一幢别墅，一株兰花换一辆汽车，屡见不鲜。兰花被炒作者称为“绿色股票”，演绎着许多人的发财梦。
一些不法“兰商”尤其看准了云南这块宝地，利用当地群众保护意识的淡薄，从兰花交易中牟取暴利，诱使农民在大小山头上疯狂采挖，使“兰花王国”变得满目疮痍。
暴炒兰花引发出诸多社会问题，由兰花导致的诈骗、盗窃案时有发生。
“丘北冬蕙兰”原产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丘北等县，姿态特异，香气袭人，中外兰商纷至沓来，高价求购。（图19） 一些利欲熏心的外国不法“兰商”甚至出巨资私下收购丘北县所有山头的兰花。附近的农民受利益驱使，夜以继日地上山采挖，车拉马驮地将兰花运下山来，像卖蔬菜一样按斤论价。
兰花贩子从中挑出所谓的“极品”，转手以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大量所谓的兰花“次品”，则被像倒垃圾一样随意丢弃在荒郊野外。
而原产于云南福贡县的“杏黄兜兰”，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图20）
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我国港、澳等地区的“兰商”知道这个品种后，便高价利诱农民上山四处寻找，千方百计获取这种兰花种源。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虹介绍：杏黄兜兰从发现到被挖完，可以说它代表云南野生资源被破坏的一个旗舰。外商发现了它的极大商业价值和育种价值，以极高的价格在境外收购，我们的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大小之分地滥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挖得差不多了，现在只有零星的，野外要成片见着已不可能。
图19 姿态特异的丘北冬蕙兰
无独有偶，地处河南和湖北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区，盛产“国兰”7大品种之一的蕙兰，号称中国“蕙兰之乡”，也成为中外兰商趋之若骛的重要场所，蕙兰遭遇的命运和云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几年前，韩国和日本的不法商人，找到大山深处尚未开发的这个兰花宝地，掀起了当地第一个采挖狂潮。
位于桐柏山区的河南省桐柏县与湖北省随州市，兰农们通过采挖兰草购置的名车毫宅，至今仍随处可见。
据介绍，前几年，每当兰草盛开的四、五月份，总人口不过6万人的随州市万和镇，大概有两万人蜂拥进桐柏山采挖兰花。
郑州大学生物工程系副教授朱世新说，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一户农民，跟其他人合伙采了一株兰花，当时卖了20万元，山里人能得到20万，是个天文数字，他家盖起了小洋楼，村里人见他采挖兰草发了财，也都随之到山里采挖。
采兰人从山上挖出野生兰花，以平均每株几元钱的价格卖给兰花贩子；兰花贩子对收购来的兰花进行筛选、组培、一苗变成多苗，经过层层转手后，兰花价格水涨船高，从原产地到达较大的兰花交易市场时，一般从最初收购来的千元左右，上升到数万直到十几万元不等；当它发出新苗、结出花朵，出现在首尔、东京等城市，进入一掷千金的收藏人手中时，其身价往往会达到天文数字。
海南省兰花协会副秘书长李海文说，20世纪80年代末期，广东出现了一株墨兰叫达摩兰，为什么叫达摩兰，因为这株兰花是在广东北部山区一座庙旁边发现的。拿到香港市场，成交价1400多万港币。
一夜暴富的神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一行业。当时，仅湖北随州市就有4000人从事兰花产业，年交易额高达4000万美元。
由于兰花市场价值极高，生产兰花的地区，盗兰之风盛行。兰花大户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为自己的兰花园设置了严密的防护措施。
除了国内兰花商人的炒作，我国的珍稀兰花品种，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海外兰商就地收购，辗转进入国际市场。
在桐柏山区，韩国兰商是最大买家。
图20 杏黄兜兰
图21 牡丹
据业内人士透露，十几年来，从随州运到韩国的兰花，数量大得惊人。
有关部门提供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年间，我国秦岭、大别山、桐柏山区以及云南、贵州等地特有的野生兰花资源，接连遭遇了4次大规模破坏。截止今天，第4次兰花采挖狂潮仍在持续，极有可能将我国野生兰花体系彻底毁灭。
面对野生兰花惨遭破坏的严峻事实，植物学家们奔走呼吁，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给予严厉打击。
尽管如此，破坏兰花资源的不法行为还是屡禁不止。人们痛心地看到，许多兰农仍在“竭泽而渔”，市场销售的兰花，绝大多数是现挖现卖，导致产兰山区满目疮痍，名贵的野生兰花几近绝迹。而一些不法之徒，名曰“爱兰”，实则以兰花为生财之道，伙同投机商、外商代理人，贩卖珍稀品种以牟取暴利，使“幽谷佳人”沾满了铜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乱采滥挖，兰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面临毁灭性的破坏。
“幽谷佳人”兰花已经岌岌可危，而“国色天香”的牡丹，也“黯然失色”。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里，芍药、荷花显然比不上“真国色”的牡丹。
从唐代起，牡丹便被推崇为“国色天香”。自此以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象征富贵的牡丹始终备受青睐，虽无“国花”之名，却一直享有“国花”之实。（图21）
中国作为牡丹的起源国，北到黑龙江大庆，南至广东韶关，西至西藏林芝都有牡丹分布。（图22）
早在唐朝开元年间，牡丹便东传日本，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一百多个牡丹园艺品种和优良野生种外流他国，成为国外培育新品种的材料，大大降低了中国作为牡丹起源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力。目前国际市场上牡丹的销售总量在200万株以上。2004年，我国牡丹出口量突破100万株，数量基本与日本销售量持平，却由于品种、质量问题，销售额不及日本的四分之一。
牡丹野生种共有大花黄牡丹、凤丹、矮牡丹、紫斑牡丹等8个。世界现有的栽培品种主要起源于其中的4种，其它野生牡丹尚未加以利用。1987年颁布的中国第一批珍稀濒危植物名录中，仅仅将矮牡丹、紫斑牡丹、黄牡丹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如果我国不加以保护利用，反被其它国家重视，后果将很难预料。
源于我国西藏的大花黄牡丹，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和欧美许多植物园生长良好，而我国只有在西藏的原生地才能看到，并且分布范围日渐缩小。
牡丹起源国的尴尬远远不止于此，我国目前一直以传统品种进军国际市场，用“花海”战术、靠规模冲击市场，花农们拼命扩大规模生产质量较差的牡丹，并相互压低出口价格。
葛红介绍：由于利益的驱使，我们很多野生资源和珍贵品种被廉价地卖出去了，人家有些地方气候条件跟我们的原生地非常像，适于培育新品种，他们用我们的亲本培育出新品种，再返卖给我们，价格是我们这些品种的10～30倍。 日本的牡丹产业化、商品化生产技术最高，规范化生产做得最好；欧美国家则在育种方面有优势。在国外，牡丹最便宜时被卖到七、八十美元一株，而在我国，居然一两元人民币便能买到，整个牡丹产业一直处于恶性竞争状态。
在我国，很久以来就将许多植物用于防病、治病。像牡丹、兰花这样一些花卉，同样被列为防治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常用药物。仅《本草纲目》里便记述了近千种花卉的性味、功能和主治病症。
在传统中医学上，牡丹除了作为观赏花卉以外，它的根皮又是我国34种大宗常用药材之一。
而兰花的根、叶、花、果均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兰花根可以治疗肺结核、肺脓伤、外伤接骨等；兰花叶可以治疗百日咳……
作为“兰花王国”的云南，中药材种类之多高居全国首位，所产药材久负盛名，自古就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的说法，区内分布着药用动物、植物、矿物6559种。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深入了解和重视，一些国家开始觊觎中国的药用植物资源。
产于西双版纳的土沉香，又称白木香，是我国特有的珍贵药用植物，国家二级珍稀、濒危植物。土沉香的用途十分广泛，是多种中药配方的主要用药，被誉为“中药魂宝”。已经结香的沉香木还是工艺、雕刻和宗教的上等用料。土沉香的价值很高，现在市场价一般为每公斤3千元～1万元不等。由于土沉香主根发达，前期生长较慢，产量很低，即使寿命在15～20年之间的土沉香，每株也仅出产1～3公斤沉香。
与兰花一样，土沉香也以其珍贵稀有，成了境内外不法之徒眼中的摇钱树，屡遭盗伐。
2009年6月21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勐腊保护区派出所，接到情报，有几名外籍盗贼正在盗伐土沉香。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宣传信息中心主任常宗波介绍：根据情报得知，这些外国人曾经当过兵并且是猎户出身，东南亚的山形跟勐腊的山形差不多，这些猎户，对山形非常熟悉。
勐腊保护区派出所立即成立了由6名民警，7名民兵组成的抓捕小组，冒雨赶往位于森林腹地的案发地点。
晚上7点左右，抓捕小组搜索到一个山坳时，发现几名可疑人员正在密林的窝棚中烧火做饭。由于怕打草惊蛇，抓捕小组在雨中耐心地等待时机。
6月22日凌晨1点多，可疑人员终于全部钻进了窝棚休息。
埋伏在丛林中的民警兵分四路，迅速扑向窝棚。
常宗波介绍：当时没用枪，我们带了刚刚配备的催泪瓦斯。
案犯最终束手就擒。
然而，像西双版纳警方成功破获“土沉香”盗窃案，毕竟少而又少。
由于毫无节制地滥采滥伐，疯狂地盗窃贩卖，导致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严重流失。
据统计，我国濒危植物已经接近3000种，其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高达60%—70%，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也多达168种。
无论是被誉为“幽谷佳人”的兰花、“国色天香”的牡丹、“中药魂宝”的土沉香，还是野生稻、野生大豆和小麦近缘野生植物，以及处于濒危状态的3000种植物，都是我国特有而无法替代的珍贵资源。它们不但迫切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遏止“竭泽而渔”的采挖盗伐，同样急待人们的开发利用，早日告别“疯狂”，回归理性。
图22 我国牡丹分布图
天价“野生大米”惊现超市，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农业部高层领导获悉后，立即责成有关专家深入各大商场暗访，对大米真相予以调查。（图1）
这种大米究竟是货真价实的“野生稻米”，还是商家抛掷的重磅噱头？为什么一旦被冠以“野生”的名头，其价格便与普通大米存在天壤之别，而看似平常的这一商业行为，为何在农业部高层引起轩然大波，乃至兴师动众地予以彻查呢？
图1 超市出现“野生大米”
一 东方神稻
近年来，由于食品安全问题被屡屡曝光，消费者在食品与粮食选购方面，越来越持谨慎态度。一些打着绿色或者无污染旗号的食品和粮食，日渐受到消费者青睐，而那些具有原生态特质的产品，更是备受追捧。
农业部专家调查发现，销售“野生稻米”的这家企业，正是迎合了消费者崇尚绿色环保的心理，炮制了一些冠冕堂皇，极富诱惑力的宣传口号。
这家企业声称：自己生产的野生稻米，经北京一家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检测，富含植物脂肪、蛋白、硒以及其它营养元素，尤其生命元素硒的含量超过国家优质米两倍以上。
这家企业生产的大米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稻米呢？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博士杨庆文说，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米并不是野生稻直接加工的米，而是公司利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成的含有野生稻亲缘的稻米。
原来，商家精心炮制的大米并非真正的野生稻米。是他们为迎合公众的消费心理，以假乱真，打着所谓“野生大米”稀缺性与营养性的幌子，选择春节前后将其推向市场，招徕不明真相的顾客。
真正的野生稻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
杨庆文说，野生稻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野生稻米是不能出售的，中国政府鼓励科技人员利用野生稻，但不能直接出售野生稻，野生稻加工成大米，大米上含有野生稻的胚，它可以继续发芽生长。如出售野生稻，国外可能通过购买的大米中求得野生稻资源，可能造成野生稻资源的流失。
农业部门关于野生稻的各种规定并非空穴来风。
栽培稻是人类从野生稻长期驯化而成，比野生稻具有产量高、品质好、栽培范围广的特点。然而，受一定历史阶段的技术水平限制，野生稻中的部分基因在驯化为水稻的过程中丢失了，而野生稻本身却保留了所有的基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基因可能对未来选育水稻新品种具有重大的潜在利用价值。因此，保护好野生稻就能保留野生稻所有的基因，从而为未来水稻新品种选育，提供基因资源。
近年来，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世界各国对水稻的需求量日渐增加，水稻已成为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主粮。资料显示，2000年，全世界稻米消费量为5.8亿多吨；而2012年，全球对水稻的需求激增到6.6亿多吨，而中国是稻米需求的大国。
巨大的粮食需求压力，促使世界各国展开了对野生植物资源的激烈争夺，野生稻为重中之重。各国科学家都试图从中破解越来越多的“遗传密码”——也就是各种优异基因，用以研发改良新的高产水稻品种，缓解日益加剧的粮食压力。
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野生稻共有21个种，我国作为世界
上公认的农作物八大起源中心之一，是世界上野生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拥有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疣粒野生稻3个种，广泛分布于南起海南，北至江西，东到台湾，西至云南的广大区域。（图2）
发现如此广泛的野生稻分布点，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农业专家的心血。
继1978年～1982年，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全国野生稻普查之后，2002年开始，农业部又启动了专项工作，对我国野生稻资源又一次展开调查、收集和保护。杨庆文担任整个项目负责人。
长江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乡野的田间地头，沼泽地，池塘边，随处可见水稻专家们忙碌的身影。（图3）
2002年，正在广西考察的杨庆文，听村民说山中有种像野生稻的植物后，便辗转向山上奔去。
杨庆文看见野生稻如获至宝，兴奋地边走边不停地拍照。
杨庆文说，刚下过雨，山坡比较滑，我对好焦距准备按快门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了。在整理照片时，发现其中有一张照片特别有意思，中间的药用野生稻植株非常清楚，但是周围全是模糊的。
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位于我国最南端的海南省，与广西一样，既是我国野生稻资源分布最广的省份之一，也是众多农业专家进行培育、制种等科研工作的理想基地，人们餐桌上的优质大米品种多数出自这里。
自2002年以来，海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所副所长云勇经常利用周末到野外寻找野生稻，迄今为止已经找到了151个野生稻分布点。
云勇介绍说，上山的人，身边都带一把刀，因为山里面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要砍山开路。
在寻找野生稻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对遇到的各种危险早已司空见惯，有时他们会掉进猎人捕猎的陷阱里，有时会遭遇旱蚂蝗或者毒蛇的袭扰……
他们不辞劳苦地寻觅野生稻踪迹，目的只有一个：最大可能地保存看似分布广泛、实则稀缺至极的野生稻资源。他们深知，野生稻中蕴藏着丰富的优异基因，是我国提高水稻生产能力的战略性生物资源。
土壤缺磷是世界性难题，我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缺磷。然而，调查发现，野生稻居然能够在低磷环境下健康生长；野生稻中抗污染的基因也极为明显，在南方，即使一些污染十分严重的污水沟旁，也依然见到野生稻的踪迹；另外，有些野生稻稻谷中蛋白质含量高达17%以上，比一些肉类的蛋白质含量还高；有的野生稻能够抵御各种病毒的侵袭；还有的野生稻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下还能存活；尤其是1978年在江西省东乡县发现的野生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分布最北的野生稻特异资源，被誉为“植物大熊猫”。（图4）
海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孟卫东说，由于东乡野生稻地理位置分布得最北，因此它在耐寒性方面是独树一帜的资源。从这个资源里，可以选出耐寒性比较好的有利基因应用到水稻中去，对解决抗寒性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它就像大熊猫资源一样珍贵。 在利用野生稻基因方面，最让世界赞叹不已的是，我国成功利用野生稻遗传基因资源不断改良的水稻品种，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粮食压力。
早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稻作之父”的丁颖，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图5）
丁颖，1888年出生于广东高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当时中国农村一派穷苦饥荒景象，水稻产量极低，仅广东一省，平均年进口优质洋大米就高达740余万担， 最多时竟达1700余万担。
从小就忧国忧民的丁颖，中学毕业便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他向同学们表示：“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后，他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日本。1919年丁颖毕业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远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为声援国内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遭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的丁颖毅然辍学回国。
回到国内后，丁颖曾在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由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1921年4月，丁颖再次远赴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这所学校研修稻作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图2 我国野生稻分布图
图3 水稻专家调查野生稻
图4 被誉为“植物大熊猫”的野生稻
图5 中国稻作之父丁颖
丁颖学成回国后，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也就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担任教授。他极力建议当时的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然而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计划，均石沉大海毫无音信。面对重重困难，丁颖决心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争取到政府拨付的区区260元开办费，在茂名县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
经过不懈努力，1933年，丁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水稻地方品种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在世界上第一次完成了用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工作的成功尝试。
“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此后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多世纪，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压力。植物的抗逆性是指植物具有的抵抗不利环境的某些性状，如抗寒，抗旱，抗盐，抗病虫害等特性。
在成功选育出“中山一号”新品种3年之后，丁颖又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引起东亚稻作学界的极大关注。（图6）
一生致力于稻作改良的丁颖，视良种为珍宝，甚至不顾性命安危。
1938年，侵华日军登陆大鹏湾，即将攻入广州之际，中山大学师生准备撤离。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卢永根说，抗战刚刚爆发时，丁老已收集了好几千个水稻品种，日军进攻广州要撤退时，他首先把水稻的种质资源给家在东江的一个学生带回家，在家里种，这个种子就保在那边。他也很重视番薯，当时收集有200来个番薯品种，番薯要靠种苗繁殖，最感人的是丁老临撤退前急急忙忙把200多个番薯品种，一种留几棵苗捆起来。当时大家都上船了，最后丁老拿了一大捆番薯种苗上了船。
丁颖为了把稻米良种推广到农民中去，曾想尽一切办法，他把一包包良种交学生带回自己的家乡试种。同时他采取换种制度，农民可以用普通稻谷到场里换良种，每担只象征性地多收一斤谷子。这些措施令农民增产获益，也为丁颖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他被大家亲切地尊称为“谷种佬”。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丁颖出任第一任院长。1964年，丁颖以76岁高龄抱病考察了陕西、宁夏、山东后，于当年10月14日在北京病逝。
丁颖的“中山一号”和“千粒穗”被大面积推广种植，极大缓解了中国的粮食压力；而袁隆平于1973年培育的三系杂交水稻，则将水稻亩产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掀起了水稻生产的“革命”，这些杂交稻的父本正是野生雄性败育稻。
袁隆平，一位被戏称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以“杂交水稻之父”美誉名扬天下。今天，在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中，一半以上采用了杂交水稻，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目前，袁隆平领导的超级杂交稻项目，在育种方面已实现了大面积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因此，中国超级稻被国际水稻界称为“东方魔稻”。（图7）
一茬茬葱茏的杂交水稻，凝结了袁隆平太多的心血，40多年的含辛茹苦，袁隆平演绎着多彩人生。
从1964年起，每年冬天他和助手像候鸟一样赶到海南省三亚育种，在那里度过了10个除夕。
与人类近亲结婚存在弊端一样，水稻要高产，必须“远缘杂交”。可是要想找到雄蕊不育的野生稻，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曾近乎“悠闲”地苦等了7年，终于在助手李必湖等人的帮助下，于1970年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里，得到一株上苍赐予的“野败”——也就是野生雄性败育稻，由此打开了研究杂交水稻最关键的一环……
1973年，袁隆平终于首次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亩产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
1976年～1999年，杂交水稻累计种植推广35亿多亩，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先后被引种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又有了中国引以为骄傲的“超级稻”。从第一期亩产700公斤，第二期亩产800公斤，到目前已进入分子研究水平的第三期超级稻计划，目标是亩产900公斤。（图8）
2004年，袁隆平创造了水稻亩产800公斤的奇迹；2006年超级杂交稻正式推广，这意味着每年又可以再多养活3000万人。同年4月，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国际上这样评论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而袁隆平给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从丁颖的“中山1号”，到他的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再到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无一不是从野生稻改良而来。它们恰似一粒粒魔稻，不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影响着中国的命运，改变着整个世界。 图6 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
图7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图8 我国大力推广种植杂交稻
图9 我国野生大豆分布图
杨庆文说，一个物种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基因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兴衰，生物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对于野生稻资源的寻找以及保护开发，无疑成了世界水稻育种领域竞争的焦点之一。然而，不但是中国，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这样的严峻事实——在长期人工栽培的进化过程中，普通野生稻的许多优良基因正在或者已经丢失。在我国发现的3种野生稻中，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
中国农业大学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现代栽培稻相对普通野生稻，丢失了约三分之一的等位基因和一半基因型，其中包括大量优异基因，即抗病、虫、杂草及抗逆基因，也有高效营养基因和高产优质基因。
野生稻的优良基因正在丢失的同时，来自人类生产活动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威胁，野生稻在野外分布的面积正在迅速减少。
据统计，野生稻资源最丰富的海南和广东两省，普通野生稻的1182个分布点已消失70%；1980年在云南省发现的26个普通野生稻分布点，到2002年已消失了24个，消失率高达92.3%；在广西发现的16公顷连片生长的野生稻，由于其原生境上游被开垦成鱼塘等原因，分布面积正在逐年下降。
另一方面，国外早就对我国广泛的野生稻资源觊觎已久，一些国家的农业专家为了盗取资源，不惜下大功夫学习汉语乃至方言，假扮游客进入野生稻保护点，伺机偷取资源。只要得到一粒野生稻种子，带出中国国境，便可以进行研究育种，从而以他们的成果与中国抗衡竞争。
早在2003年，我国的一些专家便预言：20年后，我国将难以在野外寻觅野生稻的踪迹，人们只能在种质库和人工园圃里欣赏“植物大熊猫”。这绝非危言耸听。
如何保护野生稻资源，已成为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国家命题。
1998年4月，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提出一项国际专利申请，试图通过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的方式，保护表面上看似他们“发明”的“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方法”。
2000年4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孟山都的这项国际申请。长达90多页的专利申请书中，竟然包含了64项权利要求，并指定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作为保护其“发明”的国家。
此举一出，世界震惊。
已经披露的有关事实表明，孟山都请求保护的“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方法”，居然直接利用了来自中国的野生大豆，这种野生大豆对于完成他们所谓的“发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孟山都请求保护的“发明”最终获得专利授权，意味着申请书中指定的101个国家的任何人，未经许可，不能生产和销售专利保护的大豆产品，包括科研人员利用这种“标记基因”的研究活动，也将受到极大限制。就中国而言，极有可能出现“种中国豆，侵美国权”的尴尬情形；中国的某些大豆产品甚至因此无法出口，否则可能会引起国际贸易制裁。
中国野生大豆究竟是如何被孟山都获取的？中国的野生植物资源，面临着怎样的严峻形势？
图10 野生大豆
二 基因魔方
大豆是我国最早种植和食用的五谷之一，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作为大豆的起源地，我国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 %，已收集保存的样本超过6000份。
作为栽培大豆的近缘植物，野生大豆一般生长在河道边、水渠旁、芦苇塘边以及排水沟附近等潮湿、向阳的环境里，比较喜欢中性土壤或轻盐碱地，甚至在我国一些沿海岛屿的海滩上，也能发现野生大豆。野生大豆的种子，耐寒能力极强，即使种植在零下30℃的低温下，也能安全越冬。
在我国，从东北黑龙江省，到西北甘肃省，西南西藏自治区的广大范围内，都有野生大豆分布。（图9）
野生大豆具有特殊的抗逆性，蛋白质含量远远高于栽培大豆，是大豆育种的重要种质资源。 （图10）
其貌不扬的野生大豆，还蕴藏着罕见的不育基因；而小黑豆具有天然的抗病基因，能抗花叶病毒病。
图11 “果中之王”猕猴桃
图12 猕猴桃为新西兰带来巨大效益
图13 北京小黑豆
我国分布着包括野生大豆在内的高等植物3万余种，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发达国家掠取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地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于1970年发表言论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类。”
事实上，基辛格的这一言论比某些西方国家掠取我国生物资源的行动，已迟了将近一个世纪。
从19世纪末开始，某些西方国家就已开始从我国偷采、转运珍稀野生植物。
与野生大豆一样，素有“果中之王”美誉的猕猴桃，其原产地也在中国。（图11）
1905年，在新西兰北岛西海岸“汪加努女子学校”任教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利用假期到湖北宜昌看望她的姐姐凯蒂，当时凯蒂在宜昌一边教书，一边当传教士。而宜昌是我国盛产猕猴桃的地方。
第二年2月，伊莎贝尔返回新西兰时，把猕猴桃的种子偷偷地带出了中国，回到新西兰后，将其交给了所在学校一个学生的父亲，后者又把这些种子送给了当地种果树的农场主爱里生。
这些猕猴桃被爱里生栽培在农场果园后，于1910年结果。由于猕猴桃富含维生素，味道异常鲜美，因此得到不断驯化与品种改良；加之新西兰的土壤与气候十分适宜其生长，猕猴桃迅速大量繁殖。
此后，由新西兰培育出来的猕猴桃品种，被陆续引种到了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
1952年，新西兰的猕猴桃鲜果首次出口到英国，非常畅销。资料表明，今天欧洲市场每年需求几十万吨猕猴桃，仅英国人1年就吃掉6万吨。
杨庆文说，从中国带到新西兰的野生猕猴桃，使得猕猴桃成为新西兰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猕猴桃占国际市场的90%以上。中国是猕猴桃的故乡，但中国的猕猴桃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是零。 目前，猕猴桃在新西兰广为种植，并以“基维果”为商品名称畅销世界各地。猕猴桃的鲜果，连同猕猴桃果酒、护肤品等系列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旅游观光产业，每年为新西兰带来高达上千亿美元的巨大效益。（图12）
事实上，“猕猴桃事件”并非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流失的第一例，也绝非个案。
早在伊莎贝尔从中国偷采猕猴桃种子7年之前的1898年，美国就已派人来到中国，调查和采集野生大豆品种资料，由此开始引种大豆并大面积种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常汝镇说，美国因为原产作物很少，要发展农业生产，需要种质资源，于是派出很多所谓的考察队到世界各地收集资源。大规模地在中国收集大豆资源，是在1925年～1927年，当时有一个美国探险家叫多塞特，他用两年半时间在中国东北收集了1500多份大豆带回美国。
1929年～1931年，多赛特与另一位美国人莫尔斯，又收集了包括中国东北、日本、朝鲜半岛上的大豆资源4千余份。
目前，美国作物基因库中保存的大豆资源已达2万多份，使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大豆资源大国，其中很多原产我国的大豆资源，堂而皇之地成了美国的专利产品。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大豆的国际地位却连续下滑，先后被巴西和阿根廷赶超，位列第四。
来自中国的大豆资源，不但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曾经挽救过美国大豆生产危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14个州发生了大豆孢囊线虫病，大豆生产岌岌可危，濒于毁灭。“救星”便是来自中国的“北京小黑豆”。（图13）
常汝镇介绍：1954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最先发现胞囊线虫，逐渐蔓延到美国的北部甚至加拿大。这种病害发生后，大豆一般减产20%～30%，严重时减产50%，甚至绝收。美国把所有的资源拿来在有线虫侵染的地上做抗性鉴定，鉴定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品种是抗大豆胞囊线虫的，就是中国的北京小黑豆，这个材料1906年被引到美国去，它抗病性很好，植株性状也很不错，美国用北京小黑豆做抗原选育抗大豆胞囊线虫病的品种。
1965年前后，美国利用“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转育到当地栽培大豆中，培育成了抗大豆孢囊线虫病的新高产品种，从而拉动美国大豆生产迅速复苏。
像大豆资源一样，今天，许多由中国流失到国外的遗传资源，成为某些国家经济支柱的同时，还被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作为商业化利用的目标。
1998年4月，美国孟山都公司就玩起了“基因魔方”，为了垄断世界大豆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就其所谓“发明”的高产大豆请求专利保护。而这种高产大豆，恰恰直接利用了从中国采集的野生大豆。
孟山都使用的这种野生大豆究竟是如何从中国流失出去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破解这个谜团，还要从上世纪中美关系的破冰说起。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标志着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互访也日渐增多。
在尼克松访华两年后的1974年9月，美国向中国派出了植物代表团，大豆专家布尔纳德随团访问。
布尔纳德是美国著名的大豆种子资源专家，负责全美国的大豆种子资源收集和保存工作，在遗传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常汝镇，曾于1984年在布尔纳德的实验室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其间查阅了美国大豆种质资源收集状况。
1974年9月，布尔纳德访华时，恰好是中国北方大豆即将成熟的季节。
常汝镇说，他9月初来华，第一个访问的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科院的水稻研究所地点在南崴子公社，他在南崴子公社的草地上采到第一份我国野生大豆。野生大豆当时还没成熟，但是鼓粒了，种子晒干后有发芽率。
第二天，布尔纳德在水稻研究所以及他下榻的南湖宾馆附近，又采集了两份大豆资料；随后他们在沈阳机场附近采集了第四份野生大豆标本；第五份资料，没有详细记载。第六份野生大豆资料采集于南京中山陵附近。
9月17日，美国植物代表团到上海闵行区电机厂参观。常汝镇说，当时院里杂草比较多，他在院里采到了一份野生大豆。最后，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在上海虹桥机场灌木丛中采了最后一份，一共采了8份，这8份里面有7份种出了苗，分离以后一共有20份材料。孟山都的野生大豆标记，就是利用了从上海闵行电机厂采集材料中的一个。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野生资源的保护意识淡薄，没有及时制止布尔纳德的行为，以致留下了无穷后患。
在后来披露的孟山都专利说明书中，曾经提及使用的这种野生大豆资源是从中国上海附近获取的，它在美国大豆种质的编号为PI407305B。
庆幸的是，孟山都最终没有在中国提出关于野生大豆所谓的专利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中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依据公约，一国生物资源被视为国家主权范围，遗传资源的取得，必须经提供这种资源的缔约国事先知情同意，而且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有权“公平分享研究和开发此资源成果，以及商业和其它方面利用此种资源所获得的利益”。然而，这种约定实际上极为脆弱无力，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资源的外流，而且仅仅与别人分享专利成果，更是远远不够。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外品种交换机构有关专家介绍，某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至今的两次大规模掠夺，致使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流失严重。尤其1993年以后，随着出访考察、接待来访和合作项目的逐渐增多，遗传资源的引进和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
据专家保守估计，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引进和输出的比例大概为1∶10 ，最近10年输出的生物和遗传资源，不仅在数量上远远高于前20年数量总和，而且在质量上也多为含有“目的基因”的优良遗传材料。
事实上，我国在控制遗传资源的流失方面形势极为严峻，既有外患，也有内忧。
在云南、广西等野生稻分布相对集中的省份，目前的状况已经不容乐观。 西双版纳州农业局局长李军介绍：西双版纳州因为地处低纬度地区和高温高湿的条件，是我国分布着三种类型野生稻的极少地区之一。20世纪50 、60年代，野生稻分布比较广泛，点特别多，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人为活动的增加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野生稻的原位保护已经消失，野生稻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发现几十个百亩以上大面积野生稻点，现在有些保护点居然连一株野生稻都找不到了。山东垦利县黄河入海口附近，原来的数万亩野生大豆，由于开发油田，只剩“零星”分布。
杨庆文介绍：根据调查，我国三种野生稻的分布面积都有下降趋势，普通野生稻比20世纪80年代初，丧失了70%；药用野生稻丧失了50%；疣粒野生稻稍微好一些，但也有30%丧失了。
人们保护意识的淡薄，导致野生稻、野生大豆等野生植物资源锐减，已经令人扼腕叹息，而我国某些植物研究机构的有关人员受私利驱使，主动将部分野生资源拱手送与国外，更让专家们痛心疾首。
常汝镇说，中国人好客，出去总把我们的好东西给人家，就怕人家说不好，以前我们一些考察团私自带出去一些很珍贵的资源。现在有了管理办法，规定对外交换资源时，有申报制度，要考察一下，这个材料能不能交换，交换的条件是什么，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制度。
在我国，民间流传着“宁肯饿死娘，不动种子粮”的说法。种子不但是植物，也是一切生物繁殖、进化的根本。
如何将我国有限的野生资源进行“种”的延续呢？
目前，国际上保存作物种质资源比较流行的做法，主要依靠不断更新种子的发芽力，建立种质库。种质库是主要用来保存植物种质资源的低温保存设施。
为了保护我国的种质资源，农业科技人员经历了艰难的漫漫求索的历程。
董玉琛，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著名作物种质资源专家。（图14）
早在1954年，董玉琛就被选派到前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攻读作物遗传选种硕士学位。1959年，当她即将毕业、准备回国时，收到了国内一封重要来信。
董玉琛介绍，苏联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种质资源研究机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后来改名叫瓦维洛夫研究所，当时中国农科院考虑我在苏联将要毕业，叫我毕业后到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学习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国没有像样的种质库，但农业科研人员十分珍惜我国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收集工作。
董玉琛介绍：1958年，我国召开了一个大田作物品种会议，会上收集到50种作物，将近20万份材料，这么丰富的种质资源，怎么保存呢？
为了保存收集的这些地方品种，不断更新优良种子的发芽力，科研人员千方百计地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
在北方，一般每隔4～5年就将这些种子轮种一次；而在气温较高、种子容易发芽的南方，为了减少种植次数，科研人员因陋就简，创造了一些简易保存法。
董玉琛说，南京想了一个土办法，用酒坛子保存，底下铺上石灰，把种子晾干，一包一包地码在酒坛子里，上面用几层塑料布封住口，不让它透气，把它放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广州则放在干燥器里，小粒的种子里面放硅胶，然后密封起来，干燥器放在商业性的冷库里，使它的温度保持在零度左右，这样种子能够保存10来年。（图15）
然而，从长远考虑，这些简易做法已难以满足保存种质资源的需求，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国家级 “种质库”。
1986年10月，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部分资助下，国家种质库在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落成。此后，位于青海西宁的国家作物种质复份库，以及主要为小麦、棉花等设立的30多个专业库，也陆续建成。（图16）
国家种质库由试验区、种子入库前处理操作区、保存区三部分组成。保存区建有两个长期贮藏冷库，其容量可保存种质40余万份。种质贮藏相对湿度小于50%，温度为零下18℃±1℃。
据科学家估算，在上述贮藏条件下，一般作物种子寿命可以保存50年以上，换句话说，至少50年之内，保存在这里的种子仍然具有发芽的能力。
至2009年底，国家种质库贮存的种质数量，已达到39万余份，长期保存的种质数量处于世界第一。
董玉琛说，长期库、中期库、短期库，都是保存种子的。那么无性繁殖作物怎么办？像果树、薯类、甘薯、马铃薯，不是用种子繁殖，而是用接穗或用块根、块茎繁殖，就要建立种质资源圃，这也是种质资源保存的设施之一，现在我们国家种质资源圃已有34个，分布在全国各地。
对于那些无性繁殖的作物，科技人员还进行了试管保存。
他们将这些块茎或者枝条放在试管里，每个品种保存10～20管不等。根据作物本身的需要，确定试管内温度。在试管里，这些茎尖生长得非常缓慢，一年生长10厘米以下。每年更换试管时，再将这些茎尖切碎，重新放回，这样就可以将这些资源长期保存下来。（图17）
对于野生稻等野生植物，除了种质库和种质圃保存外，为了使其不致在野外灭绝，还需要进行原生境保护，使这些野生植物在野外正常生长而不被破坏。为此，2007年12月，为期6年的“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中国农业部负责实施。
项目选定了云南、广西、海南、宁夏、河南、新疆、吉林、黑龙江8个省区的野生稻、野生大豆以及小麦近缘植物等示范点，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通过示范点的建设，消除示范点内对野生稻、野生大豆等植物构成威胁的因素与根源，建立一种促进野生近缘物种保护适用的可持续机制，保障中国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千金易得，一种难求。
野生稻、野生大豆等资源，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经过上千年的自然演变形成的，蕴藏着各种潜在的可利用基因，不仅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繁衍生存的重要基础。保护种质，关乎国计民生；延续“血脉”，任重而道远。 2007年4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离奇血案，被告人卢云燕、赵征川均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可思议的是，血案的导火索居然是几株毫不起眼的兰花。
区区几株兰花，到底名贵到何种程度，竟然令案犯不惜铤而走险，杀死5人，酿成血腥惨案？名花异草原本用以愉悦身心，却有人为之疯狂，有人为之招来杀身之祸。在它们美丽的背后，究竟潜伏着怎样的危机？
图14 工程院院士作物种质资源专家董玉琛
图15 用酒坛子储存种子
图16 国家种质库落成
图17 试管保存无性繁殖作物
三 为花疯狂
四川成都平原虽然并不盛产兰花，然而这里及其近郊县市却历来有养兰的传统。据了解，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当地品相稍好的兰花，便被从一株几十元到数百元乃至上千元地炒作。兰花身价一路飙升，至今天，一株兰花的市场价达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已经司空见惯。
2007年4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血案，诱因便是兰花。（图18-1、2、3）
案犯卢云燕曾在部队服役，赵征川则曾因盗窃罪被判处过缓刑，他俩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平时交往密切，后来因为表现不良，双双被单位辞退。
2006年初，无所事事的卢云燕与赵征川，通过非法手段购买了一把仿“五四”式手枪，伺机抢夺兰花。
很快，他们将目光瞄准了成都崇州市河西乡的兰花协会会长李应军。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汪明介绍：当时四川有些地方的兰草价格相当好，种兰草的人也比较多，这两个被告人商量怎么样能够一夜暴富，认为搞兰草是个好路子。
10月28日中午，卢云燕与赵征川借了一辆汽车，携带手枪等作案工具，以购买兰花为由骗开了李应军家门的。
汪明介绍：当时他俩看到被害人家里人比较多，还有其它买家在这儿看兰草，没法下手，看了一下就走了。
其间，李应军曾给朋友李建打电话，说家里来了两个好象要购买兰花的陌生男子，看上去来者不善，请李建到他家来一趟，以防不测。几分钟后，李应军又电话通知李建不必来了，那两个男子已离开他家。
中午2点30分，心有不甘的卢云燕与赵征川再次返回李应军家。这次李应军没有电话通知朋友，而是顺手打开了照相机的录像按钮。
两个歹徒进门后，坐在沙发上简单交谈几句以后，卢云燕就拿出了枪和绳子，叫家里的几个人相互捆绑起来，就在准备抢东西时，被害人的一个亲属敲门，两个歹徒打开门，把这个人拉进屋子里。
没有被完全捆绑的李应军等人趁机反抗。见此情形，卢云燕开枪击中李应军，赵征川挥起手中的铁锤，重击其他5人头部，将他们全部打翻在地。
图18-1,18-2,18-3 兰花
图18-1
图18-2
图18-3
两名案犯将一堆兰花装入编织袋中，并顺手抢走房内的手机、照相机等物品，仓皇逃离现场。
汪明说，这期间，李应军的朋友李健曾给李应军打电话，一直没人接，产生疑虑，两个被告人仓皇逃窜到楼下时，与赶来的李健碰面，赵征川拿刀砍伤了李健，准备逃跑，被闻讯赶来的群众抓住，卢云燕趁乱逃跑了。
两天后的10月30日，四川省公安厅发出B级通缉令，追捕在逃的卢云燕。11月3日，潜逃一个多月的卢云燕，在云南元谋县落网。
被害人家中相机里的录像，将两名案犯行凶过程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法庭上，案犯面对铁证无言以对，他们被依法判处死刑。
汪明说，这个案子被告人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被害人家里蒙受了巨大损失，6个被害人中5个死了。案发后，崇州很多养兰草的商家，怕招杀身之祸，纷纷把手里的兰草出手，一时间，兰花的价格大幅度下跌。
然而，案犯伏法的同时，也给办案机关留下了一个难题——按照司法程序，被抢的兰花价格无法评估。
案发后，知情人曾宣称：案犯所抢兰花价值400多万元，然而公安机关在请多家评估机构对所抢兰花进行价格评估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兰花属于民间交易的特殊商品，没有特定机构为其作出所谓的官方价格，因此无法评估。
由于兰花，被害人招致杀身之祸；由于抢劫兰花，案犯卢云燕、赵征川被判处死刑。兰花，原本美丽的尤物，却因其美丽酿成血腥命案；也因其美丽，一度遭到不法分子的践踏。
在我国，兰花分布十分广泛，自古以来人们便有玩兰赏兰的传统。
兰花大体上分为地生兰与附着在树上的附生兰两大类，以其沁人心脾的馨香，荡涤着尘世的浮华，被誉为“幽谷佳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葛红介绍：兰花文化有两派，一派认为兰花的栽培从唐宋时期开始的；另一派认为还要早，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歌颂兰草的记载，孔子时期，就有“芷兰生于幽谷”的记载。我们国家兰花的文化，应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历代文人雅士的追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兰草文化，收藏“名兰”进而演变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然而，昔日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兰花，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却由于某些人追逐暴利而被一度扭曲了形象。
地处热带北部与亚热带南部的云南，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属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境内遍布高山深谷，垂直的立体型气候复杂多样，为兰科植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优良环境。云南的兰花种属，占全国兰科植物种属的90%以上，算得上是“兰花王国”。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人为的炒作下，兰花价格几近疯狂，令人匪夷所思。在一些盛产兰花的省份，一盆兰花换一幢别墅，一株兰花换一辆汽车，屡见不鲜。兰花被炒作者称为“绿色股票”，演绎着许多人的发财梦。
一些不法“兰商”尤其看准了云南这块宝地，利用当地群众保护意识的淡薄，从兰花交易中牟取暴利，诱使农民在大小山头上疯狂采挖，使“兰花王国”变得满目疮痍。
暴炒兰花引发出诸多社会问题，由兰花导致的诈骗、盗窃案时有发生。
“丘北冬蕙兰”原产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丘北等县，姿态特异，香气袭人，中外兰商纷至沓来，高价求购。（图19） 一些利欲熏心的外国不法“兰商”甚至出巨资私下收购丘北县所有山头的兰花。附近的农民受利益驱使，夜以继日地上山采挖，车拉马驮地将兰花运下山来，像卖蔬菜一样按斤论价。
兰花贩子从中挑出所谓的“极品”，转手以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大量所谓的兰花“次品”，则被像倒垃圾一样随意丢弃在荒郊野外。
而原产于云南福贡县的“杏黄兜兰”，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图20）
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我国港、澳等地区的“兰商”知道这个品种后，便高价利诱农民上山四处寻找，千方百计获取这种兰花种源。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虹介绍：杏黄兜兰从发现到被挖完，可以说它代表云南野生资源被破坏的一个旗舰。外商发现了它的极大商业价值和育种价值，以极高的价格在境外收购，我们的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大小之分地滥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挖得差不多了，现在只有零星的，野外要成片见着已不可能。
图19 姿态特异的丘北冬蕙兰
无独有偶，地处河南和湖北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区，盛产“国兰”7大品种之一的蕙兰，号称中国“蕙兰之乡”，也成为中外兰商趋之若骛的重要场所，蕙兰遭遇的命运和云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几年前，韩国和日本的不法商人，找到大山深处尚未开发的这个兰花宝地，掀起了当地第一个采挖狂潮。
位于桐柏山区的河南省桐柏县与湖北省随州市，兰农们通过采挖兰草购置的名车毫宅，至今仍随处可见。
据介绍，前几年，每当兰草盛开的四、五月份，总人口不过6万人的随州市万和镇，大概有两万人蜂拥进桐柏山采挖兰花。
郑州大学生物工程系副教授朱世新说，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一户农民，跟其他人合伙采了一株兰花，当时卖了20万元，山里人能得到20万，是个天文数字，他家盖起了小洋楼，村里人见他采挖兰草发了财，也都随之到山里采挖。
采兰人从山上挖出野生兰花，以平均每株几元钱的价格卖给兰花贩子；兰花贩子对收购来的兰花进行筛选、组培、一苗变成多苗，经过层层转手后，兰花价格水涨船高，从原产地到达较大的兰花交易市场时，一般从最初收购来的千元左右，上升到数万直到十几万元不等；当它发出新苗、结出花朵，出现在首尔、东京等城市，进入一掷千金的收藏人手中时，其身价往往会达到天文数字。
海南省兰花协会副秘书长李海文说，20世纪80年代末期，广东出现了一株墨兰叫达摩兰，为什么叫达摩兰，因为这株兰花是在广东北部山区一座庙旁边发现的。拿到香港市场，成交价1400多万港币。
一夜暴富的神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这一行业。当时，仅湖北随州市就有4000人从事兰花产业，年交易额高达4000万美元。
由于兰花市场价值极高，生产兰花的地区，盗兰之风盛行。兰花大户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为自己的兰花园设置了严密的防护措施。
除了国内兰花商人的炒作，我国的珍稀兰花品种，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海外兰商就地收购，辗转进入国际市场。
在桐柏山区，韩国兰商是最大买家。
图20 杏黄兜兰
图21 牡丹
据业内人士透露，十几年来，从随州运到韩国的兰花，数量大得惊人。
有关部门提供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年间，我国秦岭、大别山、桐柏山区以及云南、贵州等地特有的野生兰花资源，接连遭遇了4次大规模破坏。截止今天，第4次兰花采挖狂潮仍在持续，极有可能将我国野生兰花体系彻底毁灭。
面对野生兰花惨遭破坏的严峻事实，植物学家们奔走呼吁，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给予严厉打击。
尽管如此，破坏兰花资源的不法行为还是屡禁不止。人们痛心地看到，许多兰农仍在“竭泽而渔”，市场销售的兰花，绝大多数是现挖现卖，导致产兰山区满目疮痍，名贵的野生兰花几近绝迹。而一些不法之徒，名曰“爱兰”，实则以兰花为生财之道，伙同投机商、外商代理人，贩卖珍稀品种以牟取暴利，使“幽谷佳人”沾满了铜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乱采滥挖，兰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面临毁灭性的破坏。
“幽谷佳人”兰花已经岌岌可危，而“国色天香”的牡丹，也“黯然失色”。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里，芍药、荷花显然比不上“真国色”的牡丹。
从唐代起，牡丹便被推崇为“国色天香”。自此以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象征富贵的牡丹始终备受青睐，虽无“国花”之名，却一直享有“国花”之实。（图21）
中国作为牡丹的起源国，北到黑龙江大庆，南至广东韶关，西至西藏林芝都有牡丹分布。（图22）
早在唐朝开元年间，牡丹便东传日本，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一百多个牡丹园艺品种和优良野生种外流他国，成为国外培育新品种的材料，大大降低了中国作为牡丹起源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力。目前国际市场上牡丹的销售总量在200万株以上。2004年，我国牡丹出口量突破100万株，数量基本与日本销售量持平，却由于品种、质量问题，销售额不及日本的四分之一。
牡丹野生种共有大花黄牡丹、凤丹、矮牡丹、紫斑牡丹等8个。世界现有的栽培品种主要起源于其中的4种，其它野生牡丹尚未加以利用。1987年颁布的中国第一批珍稀濒危植物名录中，仅仅将矮牡丹、紫斑牡丹、黄牡丹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如果我国不加以保护利用，反被其它国家重视，后果将很难预料。
源于我国西藏的大花黄牡丹，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和欧美许多植物园生长良好，而我国只有在西藏的原生地才能看到，并且分布范围日渐缩小。
牡丹起源国的尴尬远远不止于此，我国目前一直以传统品种进军国际市场，用“花海”战术、靠规模冲击市场，花农们拼命扩大规模生产质量较差的牡丹，并相互压低出口价格。
葛红介绍：由于利益的驱使，我们很多野生资源和珍贵品种被廉价地卖出去了，人家有些地方气候条件跟我们的原生地非常像，适于培育新品种，他们用我们的亲本培育出新品种，再返卖给我们，价格是我们这些品种的10～30倍。 日本的牡丹产业化、商品化生产技术最高，规范化生产做得最好；欧美国家则在育种方面有优势。在国外，牡丹最便宜时被卖到七、八十美元一株，而在我国，居然一两元人民币便能买到，整个牡丹产业一直处于恶性竞争状态。
在我国，很久以来就将许多植物用于防病、治病。像牡丹、兰花这样一些花卉，同样被列为防治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常用药物。仅《本草纲目》里便记述了近千种花卉的性味、功能和主治病症。
在传统中医学上，牡丹除了作为观赏花卉以外，它的根皮又是我国34种大宗常用药材之一。
而兰花的根、叶、花、果均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兰花根可以治疗肺结核、肺脓伤、外伤接骨等；兰花叶可以治疗百日咳……
作为“兰花王国”的云南，中药材种类之多高居全国首位，所产药材久负盛名，自古就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的说法，区内分布着药用动物、植物、矿物6559种。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深入了解和重视，一些国家开始觊觎中国的药用植物资源。
产于西双版纳的土沉香，又称白木香，是我国特有的珍贵药用植物，国家二级珍稀、濒危植物。土沉香的用途十分广泛，是多种中药配方的主要用药，被誉为“中药魂宝”。已经结香的沉香木还是工艺、雕刻和宗教的上等用料。土沉香的价值很高，现在市场价一般为每公斤3千元～1万元不等。由于土沉香主根发达，前期生长较慢，产量很低，即使寿命在15～20年之间的土沉香，每株也仅出产1～3公斤沉香。
与兰花一样，土沉香也以其珍贵稀有，成了境内外不法之徒眼中的摇钱树，屡遭盗伐。
2009年6月21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勐腊保护区派出所，接到情报，有几名外籍盗贼正在盗伐土沉香。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宣传信息中心主任常宗波介绍：根据情报得知，这些外国人曾经当过兵并且是猎户出身，东南亚的山形跟勐腊的山形差不多，这些猎户，对山形非常熟悉。
勐腊保护区派出所立即成立了由6名民警，7名民兵组成的抓捕小组，冒雨赶往位于森林腹地的案发地点。
晚上7点左右，抓捕小组搜索到一个山坳时，发现几名可疑人员正在密林的窝棚中烧火做饭。由于怕打草惊蛇，抓捕小组在雨中耐心地等待时机。
6月22日凌晨1点多，可疑人员终于全部钻进了窝棚休息。
埋伏在丛林中的民警兵分四路，迅速扑向窝棚。
常宗波介绍：当时没用枪，我们带了刚刚配备的催泪瓦斯。
案犯最终束手就擒。
然而，像西双版纳警方成功破获“土沉香”盗窃案，毕竟少而又少。
由于毫无节制地滥采滥伐，疯狂地盗窃贩卖，导致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严重流失。
据统计，我国濒危植物已经接近3000种，其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高达60%—70%，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也多达168种。
无论是被誉为“幽谷佳人”的兰花、“国色天香”的牡丹、“中药魂宝”的土沉香，还是野生稻、野生大豆和小麦近缘野生植物，以及处于濒危状态的3000种植物，都是我国特有而无法替代的珍贵资源。它们不但迫切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遏止“竭泽而渔”的采挖盗伐，同样急待人们的开发利用，早日告别“疯狂”，回归理性。
图22 我国牡丹分布图